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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的分类及文化内涵研究

作者：齐德舜来源：2025年《西藏大学学报》3期时间：2026-02-05 08:40:49 点击数：

摘要：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的命名方式各异，有动植物类、地缘形貌类、部族和部族首领类、宗教文化类、吉祥祈愿类等等。宋代西北吐蕃地名具有民族性、多元性、复杂性的特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了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是解读宋代西北河湟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一把金钥匙。
关键词：吐蕃地名；分类；特点；文化内涵

　　地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词语，是一个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信息，包含着自然、经济、物产、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多种文化信息。从唐朝末年吐蕃占领河湟地区之后，宋代汉文文献在记录西北吐蕃与中原王朝往来及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与吐蕃相关的地名，这些地名有极高的史地价值，蕴含着吐蕃人语言风格、语源、语音、涵义及其演变以及宋代西北吐蕃部族的分布、迁徙、心理、习俗、信仰等诸多层面的文化信息，是研究宋代西北吐蕃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源。学术界目前对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大多为考证吐蕃地名之地理方位，仅有数量极少的学术成果将焦点聚焦于吐蕃地名的文化特点与内涵①。由于涉及藏汉语古今异读及西北方言的发展嬗变，准确阐释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的文化内涵是非常困难的一项工作。本文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西北吐蕃地名进行解读与阐释，力求完整准确地探析地名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的分类
　　各个民族对所居住地域的命名都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遵循，有学者将其分为四种类别：“地缘形貌类的山岳体系地名、江河湖海类的水域体系地名、方位里程系列的地名和反映动植物区系特征的地名。”[1]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的命名既有上述民族地名命名的特点，又具有吐蕃人所独有的特色。
　　(一)动植物类地名
　　在吐蕃时期，吐蕃部族就有以动植物命名居住地区的习惯与传统，宋代西北吐蕃继承了这一地名命名的传统，如氂牛城，又名宣威城。唐朝后期陷于吐蕃后被更名为氂牛城，“宣威城，镇北五十里。唐天宝十三载置宣威军，后没于吐蕃，谓之氂牛城，又误为猫牛城” [2]。氂牛城又被称为牦牛城，在青唐城 (今青海省西宁市)北五十余里，“又牦牛城在青唐北五十余里，其野产牛；城之北行数日，绕大山，其外即接契丹”[3]。
　　除此之外，与动物相关的地名还有省章峡(སེང་འབྲོང་འགག)，现名老鸦峡，汉语意为“雄狮野牛峡”；庄浪(འབྲོང་ལུང་།)，汉语意为“野牛沟”，因有野牛出没而得名；达隆堡(སྟག་ལུང་།)，汉语意为“老虎沟”，因经常有老虎出没于谷口而得名。
　　(二)地缘形貌类地名
　　地缘形貌类地名是最普遍使用的地名，显示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中地形地貌要素的关注和依赖，“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对周围自然地理环境的感觉和感知中，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以自然地理实体中的地缘形貌所呈现出来的外表特征，加以恰当的联想、想象而赋予一定的地名”[4]。吐蕃人长期生活于青藏高原及其缘边地区，其中的一些地名自然也透视着吐蕃人对地缘形貌的理解与想象。
　　以山谷命名：宋代西北吐蕃地名中含有“隆”或“龙”的地名大多是以山谷命名，“隆”的藏文书写为ལུང་།，汉语意为“山谷”，如达隆堡，汉语意为“老虎沟”；邪没龙川(ནག་ཆུ་ལུང་ཁྲོམ།)，汉语意为“黑水河谷”；聚卜结龙川(བཅོ་བརྒྱད་ལུང་ཁྲོམ།)，汉语意为“十八谷”；古骨龙城(ཀུག་ཀུག་ལུང་།)，汉语意为“弯弯曲曲的山沟”等等。
　　以水命名：宋代西北吐蕃逐水草而居，水源对于吐蕃人及其畜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宋代西北吐蕃地名中有很多与水相关，如秦州的“七麻堡”和渭州的“吹莽城”，藏文书写为ཆུ་མིག，汉语意为“泉水”；甘谷所属的吹藏堡，藏文书写为ཆུ་ཚན།，汉语意为“温泉”。
　　以形貌或位置命名：宋代西北吐蕃地名还有一些与形貌相关，如当标城(རྡོ་སྦིས་མཁར།)，因其地有大石头酷似帐篷而得名；癿当川(འཇུག་ཁྲོམ།)则因地处黄河渡口而得名等等。
　　(三)部族首领或部族名类地名
　　吐蕃部族的传统观念非常重视种姓的尊卑，部族首领在部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西蕃种类皆尊大族，重故主”②。正因如此，以部族首领之名命名地名成为吐蕃人的重要传统，如会川城，吐蕃地名为青南讷心(ཆོས་ནོར་སྣ་ཆེན།)，即以部族首领而命名。
　　以部族之名命名地名也是吐蕃人的一个传统，有学者曾对现在涉藏地区以部落命名的地名进行过初步统计，“根据西藏测绘局和西藏军区编的《西藏地名资料简编》(1979年)的粗略统计，与藏族部落名相同的地名约110条。其中那曲地区68条，昌都地区13条，阿里地区5条，日喀则地区15条，山南地区6条，拉萨市3条。藏北地区约占86条，藏南约占24条。这说明藏族部落主要集中在藏北地区。从分布地区来看，这些以部落名命名的地区，大多分布在边远的山区”[5]。宋代汉文文献中的青唐峗、青唐峡、青唐谷，青唐岭，均以青唐族命名，“其他则还有‘青唐岭’ ‘青唐峗’ ‘青唐谷’ ‘青唐峡’等，文献中的‘青唐族’并非指居‘青唐城(西宁)之吐蕃族。而是古渭寨境内的青唐族”[6]。还有森摩寨，“熙河路修筑东北森摩寨毕工，赐银合、茶药”③。此处的森摩寨应为心牟寨，因心牟族居于此而命名，心牟族又被译为斯纳族，为吐蕃最为古老的大族之一，“斯纳姓氏，源于西藏四大姓氏之一的董氏。它又分白色天董为萨迦，黄色日董为斯纳，淡红色地董为郭冷。曾有这样的说法，‘人们的一半属于董氏，董氏的一半属于斯纳。’ ”[7]
　　(四)宗教文化类地名
　　宋代西北吐蕃信奉佛教，“尊释氏”④，因此很多地名与藏传佛教有关，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许多寺院之取名即取自藏传佛教，如炳灵寺(བྱམས་པ་འབུམ་གླིང་།)或(འབུམ་གླིང་དགོན་པ།)，汉语意为“十万佛寺”，“(1963年)8月15日，炳灵寺下寺杨法台(胡图克图)来访。据云：‘炳’为藏语之‘本’。‘本’为堆积，或为‘万佛’。‘灵’
　　为‘洲’，或为‘庙’。合起来即积石之庙宇。又可能是藏语‘贤巴’，原意为‘弥勒’。‘贤巴’即弥勒十万佛之庙宇”[8]。
　　还有一公城，又名雍仲卡尔，即雍仲城，“佐海寺创建于藏历第一饶迥之土龙年，即公元1028年。与此同时，在本寺对岸筑有宗喀王(即唃厮啰)及木雅噶氏的雍仲城”⑤。按照洲塔老师的论证，一公城即雍仲城，二者发音近似，藏文书写即གཡུང་དྲུང་མཁར།，汉语意思为“坚固、永恒不变之城”。这一地名与吐蕃苯教有关，“苯教文化中的‘卍’符号象征‘永恒、坚固’，雍仲卡尔采用此建筑形态寓意唃厮啰政权将如日月一样永恒、如磐石一般坚固，同时也体现了唃厮啰时期甘加地区苯教的兴盛”[9]。
　　(五)吉祥祈愿类地名
　　地名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民族感情、思维方法、心理倾向和审美理念，很多地名是以民族的心理感受赋予很多美好的愿望，表现出人们追求吉祥幸福，祈祷富裕安泰的美好愿望。宋代西北吐蕃地名也存在着很多吉祥类的地名，如积石山重要的寺院桑逋寺，“秋七月壬寅朔，夏人犯积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没，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厮没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从”⑥。桑逋的藏文写为བཟང་པོ།，汉语意为“佳、美、善、妙、贤、良、好”，“臧博。唐古特语，好也，卷十六作桑逋，地名”⑦。
　　吉祥祈愿类地名还有溪哥城(ཁྲི་ཀ་མཁར།)，汉语意为“宝座之城”；结啰城(རྒྱལ་མཁར།)，汉语意为“胜利之城”；南宗堡(གནམ་རྫོང་།)，汉语意为“天(险)堡”；摩宗城(དམུ་རྫོང་།)，汉语意为“天(神)堡”等等。
二、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的特点
　　宋代西北吐蕃地名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历史地名，既具有一般地名所共有的特指性、符号性及变异性的共性特点，同时它还有独具特色的一些特点。
　　(一)民族性
　　吐蕃人自古生活居住于青藏高原及其缘边地区，数千年来虽有较大规模的迁徙，但是主要生活区域和生活环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居住区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种稳定使吐蕃人基本保持了发展演变的连续性，即使是迁徙至河湟地区之后，吐蕃人也基本保持着固有的生活习俗和习惯，以自己的文化特性认知周围的地理环境并加以命名，这就使得宋代西北吐蕃地名深深地打上了吐蕃人的烙印，体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尤其是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地方，这种纯正的吐蕃人地名特色更为明显。如宋代西北吐蕃地名中体现地缘形貌类的山岳体系地名，就是吐蕃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固定的模式为新的地理实体的新的命名，体现了很强的民族性，如七麻堡、吹莽城(ཆུ་མིག 泉水)，体现了吐蕃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大量包含“隆”(ལུང་། 山谷)的地名，体现了藏族对于山川峡谷的特殊理解与居住习惯；当标城(རྡོ་སྦིས་མཁར། 石头帐篷)，反映了游牧民族对于帐篷的独特情感。
　　以吐蕃部族首领名命名地名也是吐蕃地名民族性的重要体现，早在吐蕃时期就有以吐蕃部族首领名命名地名的习惯，宋代西北吐蕃延续了这一传统，如前文提及的青南讷心城就是以吐蕃首领青南讷心而命名。还有一些地名与族名合二为一，已难以考证是地名命名族名还是族名命名地名，如常家族与常家山(今甘肃省临洮县)、赵家族与赵家山、齐暖族与齐暖城等等。
　　(二)多元性
　　宋代西北吐蕃是多民族居住区域，民族成份比较复杂，有吐蕃、回鹘、党项、汉族等十几种民族，多民族杂居一地，同一地区既有不断迁出之民族亦有不断新迁入之民族。民族的复杂性导致地名的多元性，常住民族的频繁变换，住地易主，新迁入的民族对待旧地名往往会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沿用原地名；二是弃用原地名而代之以新地名；三是在原地名后赋予新的内容，成为复合性地名。这就导致宋代西北吐蕃地名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诸多民族语言的成分，来源比较复杂，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
　　1.沿用原地名。
　　宋代西北吐蕃占领河湟地区之后，有相当多的地名并未更改，而是继续沿用原地名，如唃厮啰三妻乔氏所在的历精城，尽管乔家族多达六七万人，但占领历精城之后并未给此地赋予新的地名，而仍沿用了固有地名，“乔氏有色，居历精城。所部可六七万人，号令明，人惮服之”[10]。
　　2.弃用原地名而代之以新地名。
　　宋代西北吐蕃占据河湟地区之后，弃用了一些旧地名而代之以新地名，如唃厮啰政权的首府青唐城，唐朝时期称为鄯州，安史之乱中被吐蕃占领后更名青唐城，“天宝初亦曰西平郡，乾元初复为鄯州，上元二年没于吐蕃；大中间收复，寻又为蕃人所据，号青唐城”⑧。还有邈川城，此前曾被称为西都县、湟水等，吐蕃占领之后改名为邈川城，“东晋末，孝昌中改置西都县，为鄯州治。隋开皇十八年改曰湟水，为西平郡治。唐为鄯州治，上元后隋州没吐蕃。宋初号邈川城，元符二年收复置湟州，建中靖国元年弃之”⑨。
　　3.在原地名后赋予新内容，成为复合性地名。
　　宋代西北吐蕃地名中有些地名并不单纯属于一个民族，而是由多个民族共同命名构成。大量含有“宗堡” “川堡” “隆堡”的地名均为藏汉合璧的复合性地名，其中含有“宗堡”的地名有南宗堡、摩宗堡、癿洛宗堡、溪兰宗堡、公宗堡、伦布宗堡、古塔鼐宗堡等等；含有“川堡”的有渭川堡、南川堡、当川堡、乾川堡、安川堡等等；含有“隆堡”的地名有达隆堡、牧龙堡、扑麻龙堡等等。
　　“宗堡”中的“宗”的藏文书写为རྫོང་།，在《藏汉大辞典》中，宗(རྫོང་།)被解释为“堡垒、山寨、要塞”[11]。堡则为汉文，“汉语在翻译时，又加了一个‘堡’字，实际上与藏文རྫོང་།在意思上重复”[12]。“川堡”地名中“川”的藏文书写为ཁྲོམ།，汉语意为“集市、城镇”，“隆堡”地名中“隆”的藏文书写为ལུང་།，汉语意为“山谷”。“宗” “川” “隆”加“堡”组合成为藏汉合璧的复合性地名，凸显了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的多元性。
　　(三)复杂性
　　由于多民族杂居相处，文化交融，语言汇合，各个民族对自己所处的地理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对生存与生活的地理环境也有自己民族语言的称呼和概念，民族的不断迁徙导致地名的不断变换，再加上古今异读及各地方言音译的不同，宋代汉文文献中的西北吐蕃地名就变得异常复杂，一地多名、一名多地、同名异译的现象非常普遍。
　　1.一地多名。
　　唐朝末年，吐蕃占领河湟地区之后将部分占领区予以重新命名，“熙河之役”和两次“河湟之役”后，宋朝又将河湟地区地名予以大规模更改，这就导致一地多名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宗哥城，唐朝时被称为龙支城，吐蕃占领后被更名为宗哥城，元符二年(1099年)又被更改为龙支城，“龙支城，旧宗哥城，元符二年改今名，寻弃之。崇宁三年收复”⑩。再如溪哥城，唐时称为积石城，后改为溪哥城，宋收复后再次更名为积石军，“积石军。本溪哥城。元符间，为吐蕃溪巴温所据。大观二年，臧征仆哥以城降，即其地建军”⑪。
　　2.一名多地。
　　吐蕃自古就有以部族命名地的风俗，随着民族的不断迁徙，新迁入之民族以部族名重新命名新居地，这就造成宋代西北吐蕃一名多地的情况，如鸡川堡，最初为秦州地名，以鸡川部族之名命名，“秦州青鸡川蕃官药厮哥愿献青鸡川地土，乞修展城寨，招置弓箭手”⑫。鸡川部一支后来迁居原州，因此原州也出现鸡川堡地名，“靖安。领中普、吃啰岔、中岭、张喦、常理、新勒、鸡川、立马城、杀獐川九堡”⑬。另外还有以青唐命名的地名诸如青唐峗、青唐峡、青唐谷，青唐岭等等，均为一名多地的情况。
　　3.同名异译。
　　由于古今读音的变化及西北方言的差异，宋代汉文文献吐蕃词汇存在着大量同名异译的现象，如一公城(གཡུང་དྲུང་མཁར།)，在不同的汉文文献中有时被译为移公城，“大姓耸昌厮均又以厮啰居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⑭。清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将一公城更改为叶公城。再如古骨龙城，有的文献译为古郭隆城，“(政和六年)上尝以御贼形胜语诸将曰：‘古郭隆地下瞰西凉，清水河逼乌尔戡渡，压贼右厢，城此，则贼在吾股掌中。’于是，法出乐州，据古郭隆，筑震武军”[13]。还有青南讷心城，有的文献将其改译为青南纳心，“枢密院言：‘既城天都，如可分兵，遂城青南纳心诸垒，即传檄以报师闵”⑮。清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还将其改译为齐讷纳森、齐讷纳森心、青讷纳森等等。
三、宋代西北吐蕃地名的文化内涵
　　宋代西北吐蕃地名是宋代西北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宋代西北吐蕃的历史、文化、语言等多种文化现象，也映射出宋代西北吐蕃的历史发展轨迹。吐蕃地名与民族关系、民族迁徙、军事活动、语言文化等息息相关，蕴含着宋代西北吐蕃部族的分布、迁徙、心理、习俗、信仰等诸多层面的文化信息，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探讨宋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内容。
　　(一)宋代西北吐蕃地名蕴含着宋代西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化要素
　　吐蕃占领河湟地区之后，大量吐蕃部族迁入河湟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发展到宋代唃厮啰政权统治时期，唃厮啰政权所控制的人口数量至少在150万人以上，其中有吐蕃、汉族、党项、吐谷浑、回鹘等等[14]。如此众多的民族与人口聚居于一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反映到地名方面则是复合型地名的大量涌现，即地名并不仅仅由某个单一民族命名，而成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前文提及的宋代西北吐蕃地名中大量包含有“宗堡” “川堡” “隆堡”的地名就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吐蕃文化的“宗” “川” “隆”加以汉族文化的堡组合成为藏汉合璧地名，蕴含的正是吐蕃人和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友好交往、共同构建多元文化的历史史实。
　　还有曹玮大败李立遵的三都谷，其中的“都”也是藏语，书写为མདོ།，汉语意为“河流交汇处”，“三”则是汉语，表示三条河流，三都谷的汉语意为“三条河流的交汇处”，“据前文关于gsum mdo的对音判断，三都谷亦可能指三水合流的谷地”[15]。
　　除了民族合璧地名外，宋代吐蕃地名还被西夏政权所沿用，反映出吐蕃与西夏之间文化的共生与交融，如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的卓罗监军司的驻地卓罗城(今甘肃兰州永登县城中部永登城址)，其实是吐蕃地名，藏文书写为འབྲོང་ལུང་།，汉语意为“野牛沟”，“标点本《长编》中，‘卓罗’ ‘斫龙’ ‘喀罗’并存，看起来比较混乱，实则为同一个地名……皆语出吐蕃，为འབྲོང་ལུང་།的音译，意思是‘野牛沟’。”[16]西夏占领卓罗城后，并未赋予新的名字而是继续沿用吐蕃地名，只不过在汉文文献中使用了不同的汉译。西夏的另一监军司啰庞岭监军司的啰庞岭也是吐蕃语地名，“罗彭，唐古特语，罗，智也；彭，积聚也。卷一百三十四作啰厐岭名”⑯。按照国语解之诠释，啰庞岭的藏文书写为བློ་ཕུང་།，汉语意为“积聚智慧”。
　　辽统治区也存在使用吐蕃地名的情况，这也是契丹与吐蕃友好往来的重要见证，如“查沙”，“(大安)二年，射鹿于查沙。……寿隆元年，射鹿查沙”⑰。此年的查沙即为吐蕃语地名，藏文书写为བཀྲ་ཤིས།，汉语意为“吉祥”，“扎实，唐古特语，吉祥也，卷六十八作查沙，地名”⑱。
　　金占领西北之后，在金统治之下的河湟地区也保留了一些吐蕃地名，因此金史》中也频繁地出现了一些吐蕃地名，如铎瓦，“丙子，次于铎瓦”⑲。此处的铎瓦即吐蕃地名，藏文书写为ཟླ་བ།，汉语意为“月亮”，“达斡，唐古特语，月也，卷五作铎瓦。卷一百二十一作迪斡，并改地名”⑳。
　　(二)宋代西北吐蕃地名蕴含着宋代西北吐蕃人分布格局与迁徙的文化要素
　　宋代西北吐蕃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 是最明显的特点，水源对于吐蕃人是至关重要的，临水而居成为最为显著的居住特点，因此宋代西北吐蕃地名中有许多与水有关，如前文提到的七麻堡、吹麻城、吹藏堡等等。还有讲朱城(རྒྱ་མཚོ།)，汉语意为“海、大海”，因位于黄河岸边紧邻黄河而得名；宗哥城，因位于宗哥河畔而得名等等。
　　除此之外，由于战争、气候突变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会导致民族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世代居住之地向外寻找新的家园。民族空间的频繁移动往往会留下诸多历史遗迹，民族语地名便是很重要的遗迹之一，这也成为全面解读宋代西北吐蕃人分布格局与迁徙的金钥匙。如青唐峗、青唐峡、青唐谷，青唐岭、青唐城构建起了青唐族迁徙的大致路径；还有秦州的鸡川堡和原州的鸡川堡则体现了鸡川部的迁徙路线。
　　再如乔家族，即唃厮啰三妻乔氏所在的部族，从宋朝中期便不断迁徙，迁徙到一地之后即赋予居地以新的地名，乔家族一支后来被称为关恶族(官鹅族)，迁居于陇南宕昌，遂将居地命名为官鹅沟，“乔家族，即关恶族”㉑。还有河州的乔家关，乔家族迁居此地后更名为乔家关，“州西南有乔家关，当以乔氏得名”[17]。康乐县乔家寺也是因乔家族迁居此地后所建寺院而命名，“那时在康乐地界修建了不少寺院，如景古城‘崇兴寺’，秦家河‘乔家寺’(此寺为吐蕃族大族乔家族所建)、五永滩‘嘛呢寺’、常家沟‘萨巴寺’临洮三甲乡曲子寺等等”[18]。从这些地名的来源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划出乔家族迁徙的路线图。
　　还有“木波国”，因木波族而得名，木波国的建立与国界的变迁也反映出木波族的迁徙路线是一路向南。木波族最早居于溪哥城之南，唃厮啰政权崩溃之后曾经拥立唃厮啰四世孙结什角于陇南地区建立政权，“乔家族首领播逋与邻族木波、陇逋、厖拜、丙离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结什角为木波四族长，号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积石军”㉒。南宋以来，木波族一路南迁并与四川的黎州和雅州相邻，“都元帅重整三军，谈笑而定，直抵雕门、黎、雅、木波国界”㉓。
　　综上所述，宋代西北吐蕃地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历史地理面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充分体现了宋代西北吐蕃高原民族的生活居住方式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文化特色，蕴含着民族迁徙与居住分布格局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宋代西北吐蕃地名又呈现出多元文化特性，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结晶，蕴含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元素，是宋代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见证。

注释
① 彭向前在《党项西夏名物汇考》中对“溪兰宗堡”进行了解读，吴均在《论邈川、宗哥、安儿三城及省章、安儿、青唐三峡的位置》一文中对“邈川”进行了考证；宋秀芳在《宋代河湟吐蕃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探讨》一文考证了南宗堡、癿当川、古骨龙城等地名；李治涛和彭向前的《西夏及其周边吐蕃语地名考释举隅》中考证了“庄浪” “聚卜结隆”等地名；宗喀·漾正冈布、马如彪、陈云龙在《甘肃东乡地区东乡语汉语藏语地名新探》一文中考证了“鼐宗堡” “木宗城” “溪兰宗堡” “癿洛宗堡”等地名。
②〔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一《边防门》。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巳，第12247页。
④《宋史》卷492《吐蕃传附董毡传》。
⑤ 喜饶达哇：《雍仲佐海寺志》(མདོ་སྨད་རྩི་ཞིག་གཡུང་དྲུང་བསྟན་འཕེལ་རྒྱས་གླིང་གི་གདན་རབས།) (手抄孤本)，未刻木刻版，记述了从建寺至清代该寺院的发展状况。转引自洲塔，樊秋丽.唃厮啰遗城“雍仲卡尔”考释[J].中国藏学，2010(1).
⑥《金史》卷16《宣宗下》。
⑦《钦定金史语解》卷3。
⑧《方舆纪要》卷64《陕西十三》。
⑨《大清一统志》卷207《碾伯县》。
⑩《宋史》卷87《地理三·陕西》。
⑪《宋史》卷87《地理三·陕西》。
⑫(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之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7821.
⑬《宋史》卷87《地理三》，第2158页。
⑭《宋史》卷492《吐蕃传附唃厮啰传》。
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4，元符元年正月丁卯，第11727页。
⑯《钦定辽史金语解》卷5。啰庞岭又被称为啰庞背、啰庞山、啰庞界等等，党项词汇与解释，“由此观之，‘啰庞’二字应为某党项语音译。‘背’则似乎应该是汉语，有的学者认为啰庞背为党项语，意同‘岭’或‘山’背。”参见邓文韬.西夏啰庞岭监军司再考-从四库底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出发的考察[J].西夏学，2021(1).
⑰《辽史》卷68《表第六》。
⑱《钦定辽史国语解》卷4。
⑲《金史》卷5《海陵本纪》。
⑳《钦定金史语解》卷3。此处认为迪斡为藏文达瓦的不同汉译存在一定的疑问，迪斡中的“迪”应为“乣”於‘主’ ‘杳’二音外，又有‘敵’ ‘迪’之音。”参见房鑫亮.王国维书信日记[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 728.
㉑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岷州志校注》，第85页。
㉒《金史》卷91《结什角传》。
㉓《山右丛刻》卷24《梁秉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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