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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文发愿文P.T.16-2+IOL Tib J 751文本分析

作者：索南才旦来源：青海湖网时间：2025-08-13 14:42:39 点击数：

内容摘要：敦煌藏文写本P.T.16-2和IOL Tib J 751是吐蕃在河州境内修建德噶玉采会盟寺后各地大行军衙及高级官吏为庆祝大和盟、会盟寺开光仪式而所献呈的《发愿文汇编》。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河州大行军衙境内的德噶或大夏是吐蕃先后同唐、回鹘以及南诏等三国举行会盟后，告知所议盟文内容的重要地点，因而其他被世人称之为德噶玉采会盟川。在德噶玉采会盟川修建会盟寺，标志着吐蕃长期对外征战的终结和大规模推行兴佛运动的开始。P.T.16-2+IOL Tib J 751资料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唐蕃会盟期间的藏汉文盟文，第二种是以《圣三聚大乘经》为主的佛教经典。
关键词：敦煌藏文；发愿文；P.T.16-2+IOL Tib J 751；分析

　　敦煌藏文文献P.T.16-2+IOL Tib J 751，梵夹装，现存20叶，分别藏于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两件写本由8件庆祝德噶玉采会盟寺开光仪式的发愿文组成，可统称为《德噶玉采会盟寺发愿文汇编》（以下称《发愿文汇编》）。现存Pel.tib.16-2第1页在原件上标为第22叶。首先不管与《发愿文汇编》内容有无关系，其前面应该还有21叶，现已不知去向。其次，《发愿文汇编》每一发愿文的首题为“一军政机构或群体所敬奉之发愿及供物”，然《发愿文汇编》第一部分Pel.tib.16-2第22叶正面第1行第1句为“敬奉发愿”，该发愿文至第32叶反面第4行完毕（P.T.16-2：22a1-32b4），与后面续接的诸如来自野毛川或河州大行军衙（P.T.33a1-2 ：22a1-34a3）、朵甘思旺布及其属民（P.T.16-2：34a3-IOL Tib J 751：35a3）、德伦（IOLTib J 751：35a3-38b2）、姑臧或凉州大行军衙（IOL Tib J 751：38b2-39a1）、瓜州大行军衙（IOL Tib J 751： 39a1-40a2）、擘三部落使主仆（IOL Tib J 751：40a2-41a1）、仲木孔人（IOL Tib J 751：41a2-41b4）等7件发愿文之总体格式相比，上述“敬奉发愿”的前1叶，即21叶反面第4行，应该有其发愿者名称等。
一、德噶玉采会盟寺的建寺及年代
　　据《发愿文汇编》记载，德噶玉采（de ga g.yu tshal）是吐蕃同唐、回鹘以及南诏等三国举行会盟后，于吉祥野磨塘（bkra shi dbyar mo thang）德噶玉采会盟川（mjal ‘dum thang）创建庙宇以示庆祝，故称会盟寺（gtsigs kyi gtsug lag khang）。对于德噶玉采会盟寺的地望，学界已有赤岭说[1]、梅茹说[2]、榆林窟说[3]、河州经院说[4]等。通过德噶与大夏[5]、野毛川与大夏川[6]的藏汉对应词汇的研究可知，德噶应当是汉语“大夏”之音译①。《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汉县，属陇西郡。张骏于县置大夏郡及县，取西大夏水为名。贞观元年，废入枹罕。五年又置。”[7]大夏为唐时陇右道河州三县之一。
　　《发愿文汇编》明确记载，德噶玉采会盟寺是吐蕃先后同唐、回鹘以及南诏等三国举行会盟后修建的，藏文传统史籍也记载此会盟期间，吐蕃曾在唐蕃边界修建过一座庙宇，名曰孔古梅茹（gong gu rme ru）[8]。此庙宇至少在三部教法史中记作gong bu②，这一名称的前半部分与敦煌文献的记载如出一辙，敦煌藏文文献 IOL Tib J 689-3《吐蕃善知识法脉传承》称河州经院明·强曲仁青（myang byang chub rin chen）等五位阿阇黎传自gong bu[1]86。因此，藏文传统史籍中的庙宇名称gong gu当为gong bu的误写，孔布、孔古、梅茹等均为吐蕃河州大行军衙境内的德噶玉采之异名。然而，教法史所记载的孔古梅茹建寺纪年有误，这一问题还得从“野磨塘会盟”（821年至823年）说起。
　　“野磨塘会盟”，因823年吐蕃与回鹘的和盟而告终。公元9世纪20年代，吐蕃与李唐王朝之间的和盟一事见于诸多藏文史籍，唯有《弟吾宗教源流》和《贤者喜宴》记之为“野磨塘会盟”，与敦煌藏文文献P.T.16-2、IOL Tib J 751的叙述相同。如前者记载：“（墀祖德赞）早年无法降服唐与回鹘，后三方交战未能占领土地，杀之又未减少。因此，从冬季三个月至夏季丰草，于野磨塘举行会盟，勒日月之照于石，以言相约。” “冬季三个月至夏季丰草”应是“两年”，《发愿文汇编》之第37叶反面第2—3行记载：“于德噶玉采会盟川修建会盟寺，此地亦为两年内同三国举行会盟及誓约之地。” “勒日月之照于石”当指立碑，《发愿文汇编》之Pel. tib.16第26叶反面第1—3行记载：“于大吉祥之地德噶玉采会盟川，与唐、回鹘商议社稷如一，为了永无沦替、河清海宴，令世世代代众人不容置疑之标志，乃刻于石碑。”IOL Tib J 751第40页正面第1—3行同样记载：“彼时，唐、回鹘、南诏等未听命者亦如同故有属民般安抚，愿归顺坚固之兜鍪、强大之社稷而设誓盟约并刻于石碑。”不管是《弟吾宗教源流》还是敦煌藏文文献《发愿文汇编》，笔者以为两者对会盟时间、地点以及立碑等叙述方式均有一定的误导性。
　　关于唐蕃会盟的时间，《长庆会盟碑》云：“于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821）冬十月十日，在唐之京师西遇sheg sang寺登坛，主盟者为唐；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长庆二年，即阳水虎年（822）夏五月六日，在吐蕃之逻些宫东哲堆登坛，主盟者为吐蕃。”[9]吐蕃与回鹘的会盟时间，《入法门》记载：“阴水兔年（823）与回鹘会盟。”[10]对于吐蕃与南诏的会盟时间暂未找到史料记载③，当然也应该在《发愿文汇编》所记的两年之内的某个时间段。《弟吾宗教源流》“冬季三个月至夏季丰草”虽然极其符合《长庆会盟碑》所云“阴铁牛年（821）冬十月十日”至“阳水虎年（822）夏五月六日”的时间段，可与“阴水兔年（823）同回鹘会盟”相比，所记时间并不准确，“阴铁牛年（821）冬十月十日”至“阴水兔年（823）”是三年。另外，我们在碑文中看不到唐蕃在野磨塘会盟的任何记载，该地立碑的事件亦是如此，《长庆会盟碑》只记载：“于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长庆三年，即阴水兔年（823）春二月十四日，刻文于碑……同一盟文之碑亦树立于唐之京师。”[9]37那么，怎么理解《发愿文汇编》载“德噶玉采会……此地亦为两年内同三国举行会盟及誓约之地”的叙述更为准确呢？
　　就唐蕃会盟地点来说，碑文明确记载唐之京师西遇sheg sang寺和吐蕃之逻些宫东哲堆谷，纪年分别为821年和822年，那么，唐蕃何时在野磨塘之德噶玉采举行会盟呢？笔者以为，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的相关叙述对解决这一问题可能有所启发。该文记载：“元鼎还，夷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册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爆犯，策署彝泰七年。”[11]《新唐书·吐蕃传》载其年为长庆二年（822）[12]。如前所述，大夏川即野磨塘，为吐蕃河州大行军衙（gwa cu khrom chen po）治地，《发愿文汇编》云唐蕃会盟地为此地则不难理解。唐使刘元鼎与吐蕃元帅尚塔藏在此地曾召集吐蕃“东方节度诸将百余”并设台告盟，其形式同两者于821年和822年先后在长安、逻些所举行的会盟无异，因而吐蕃发愿者和后期西藏史家认为该地是会盟地之一没有什么不对。再者，从822唐蕃在野磨塘设台告盟到823年与回鹘会盟刚好两年。因此，《发愿文汇编》所述吐蕃在野磨塘德噶玉采先后同唐、回鹘以及南诏会盟一事，其实与唐蕃会盟地点的案例相同，吐蕃只是在野磨塘或河州召集其各“节度众将”告知所议盟文内容，而并不是指在此地同三国使者商议划定疆界、分界立碑或签署盟书。
二、日月碑及发愿文书写年代
　　传统史籍中的“日月碑”（rdo ring nyi zla can）或《发愿文汇编》所述“设誓盟约并刻于石碑”一事，是指唐蕃之间的分界碑还是指吐蕃与各国设誓盟约而树立的石碑呢？该碑虽被敦煌藏文文献和藏文传统史籍都称为“盟约碑”，但同唐蕃会盟时期于逻些、长安所立石碑相比则有很大的区别。
　　《发愿文汇编》之《野磨塘大行军衙发愿文》Pel. tib. 16第33叶反面第1—3行记载：“天子御前，因神做人主，使心具圣明；因弘扬礼法妙善，使慈悲遍满天下；因兜鍪坚硬、社稷辽阔之威力，使主圣良臣征服难以调伏的唐、回鹘等天下大王及先前未臣服之众，遂唐、回鹘、南诏等大王一同归附、会盟并宣誓词。于大诏盟之地修建闻名遐迩的吉祥庙宇，并立永无沦替的盟文之石碑。”此处《发愿文汇编》所载最为重要且言语明了，所谓“盟约碑”是指吐蕃从822年至823年先后同唐、回鹘以及南诏等三国举行会盟，于大夏川或野磨塘德噶玉采召集告知各地“节度众将”盟文之内容后，为庆祝此次会盟之顺利，末卢尚绮心儿悉若悉囊（’bro zhang khri sum rje stag snang）和蔡邦尚腊藏嘘律钵（tshes pong zhang lha bzang klu dpal）出资修建“德噶玉采会盟寺”，并刻三国会盟之事于石碑上。因此，藏文传统史籍与敦煌藏文《发愿文汇编》所记“日月碑”或德噶玉采会盟寺石碑，只是吐蕃单方面为此会盟顺利完成而所树立的“庆祝碑”，与822年及823年唐蕃会盟并于逻些、长安的立碑有所区别。
　　那么，吐蕃何时在德噶玉采会盟川修建会盟寺并勒石立碑呢？《底吾史记》记载：“国王墀热巴巾为手持金刚之化身，早年征战在外，与疆界外三部交战未能占领（土地），杀其众又未减少。因此，于康之野磨塘化冬季三个月为夏季三个月，举行会盟。于马年刻日月之图，以言相约。”[13]此史料内容虽与上述弟吴贤者之言相差不大，但作者记“刻日月之图，以言相约”为马年。学界现已基本确定“野磨塘会盟”以823年吐蕃同回鹘的会盟而告终，823年至墀祖德赞去世之间，只有826年和838年分别为火马年和土马年，后者与823年相差16年之久，而前者则4年。据赞普墀松德赞所颁布的《令永久不弃不毁三宝之敕文》可知，桑耶寺从兔年商议并决定举行奠定仪式到羊年孟春十七日举行开光仪式也就4年之多[8]195，故而《底吾史记》所载吐蕃在野磨塘“刻日月之图”之马年应为826年。吐蕃于823年与回鹘举行会盟完毕后，为了庆祝与三国会盟之顺利而开始了德噶玉采会盟寺的修建，到826年历时4年之久的建寺工程终于落幕，并举行开光仪式和勒石立碑。敦煌藏文文献《德噶玉采会盟寺发愿文汇编》所载“于大诏盟之地修建闻名遐迩的吉祥庙宇，并立永无沦替的盟文之石碑”的具体年代同为826年。
　　《发愿文汇编》写作年代，IOL Tib J 751第35叶反面第3—4行记载“德噶会盟寺开光时德伦所敬奉的发愿文”，现已知德噶玉采会盟寺的开光仪式举行的年代为826年。故，上述来自河州大行军衙等军政机构和群体的共8件发愿文的写作年代也应该是826年。吐蕃虽然于822年就已编藏汉双语《大乘经纂要义》（de bzhin gshegs pa’i gsung rab mdo sde las mdo btus pa），并“传流诸州，流行赞诵”[14]，但“野磨塘会盟”之后的第4年即826年，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一带，才真正掀起了为回向赞普功德或除净前行罪孽而缮写佛经，造忏悔文、发愿文的热潮。学界曾以IOL Tib J 1359（A）、IOL Tib J 1254、IOL Tib J 1254、Pel. tib. 1111（Or.8210/S.10647）等功德经[15]的记载为依据，认为826年为吐蕃大规模缮写佛经的纪年[16]，至于吐蕃于826年大规模推行缮写佛经的动机方面没有相关的论述。
　　笔者以为此动机与德噶玉采会盟寺的修建有一定的关系。自9世纪20年代初，吐蕃先后与唐、回鹘以及南诏等强邻举行会盟后，除其西部疆界以外，同上述三国接壤的边界基本上处于再无兵革的状态，《发愿文汇编》亦多处记载野磨塘会盟至德噶玉采会盟寺开光仪式期间，“瞻部洲四大王”之属民于各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尤其从此吐蕃之境“罔闻与敌交战之名”。边界再无发生战乱，吐蕃在德噶玉采会盟寺修建完成后，大规模地推行翻译、缮写、赞诵佛经等兴佛运动；河西走廊一带的吐蕃将领、士兵为抢占、杀戮等自己所犯罪行而发愿、回向的忏悔文不计其数。如敦煌藏文文献《发愿文汇编》名义上虽为庆祝德噶玉采会盟寺之开光仪式的贺文，却处处可见发愿者以德噶玉采会盟寺的修建和为三宝所供之物品为回向，忏悔曾与唐、回鹘以及南诏的交战过程中所行“射杀”（mda’phog pa）、“攻城”（mkhar phab pa）、“退敌 ”（g.yul bzlogs pa）、 “缴获战利品”（mnangs bcad pa）以及“抢夺敌之人畜”（dgra’i myi phyugs blangs pa）等五种罪行。因此，吐蕃缮写佛经的运动应该始于举行德噶玉采会盟寺开光仪式之后，也可证明“马年”写经的动机完全源自野磨塘会盟的顺利完成。
三、《发愿文汇编》盟文来源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已知敦煌藏文《德噶玉采会盟寺发愿文汇编》实为吐蕃先后同唐、回鹘以及南诏等三国举行野磨塘会盟的认识和总结，而为庆祝此次大会盟所修庙宇不知为何地，敦煌文献及传统藏文史籍中的“日月碑”和“庆祝碑”之内容现亦无从寻找。但按西藏传统史家的叙述和德噶玉采会盟川的新认识来看，“唐蕃会盟”可认为是“野磨塘会盟”的一部分，故《发愿文汇编》所述立碑之内容也应该与“唐蕃会盟”期间所写的盟文有一定的关联。

　　下面将以《长庆会盟碑》西面藏汉文碑文、东面碑文[9]32-35[17]及与此会盟有关的汉文传世盟文为[18]为比较对象，探究吐蕃各军政机构及群体为庆祝德噶玉采会盟寺所呈献的发愿文盟文来源（表1）。

　　通过比较可知，《德噶玉采会盟寺发愿文汇编》实际上与《长庆会盟碑》西面藏汉碑文、东面碑文以及刘元鼎所撰《与吐蕃使盟文》等有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发愿文汇编》之《德噶玉采会盟寺开光仪式时德伦所献之发愿文》（IOL Tib J 751：35a3-38a2）的大部分内容直接抄自《长庆会盟碑》东面的碑文。此比较可说明德伦议会、大军政、千户等书写“发愿文”时，不只是以佛教发愿文为主题，而更多的是比照了吐蕃同三国会盟之盟文或“日月碑”。

　　笔者以为，当时《发愿文汇编》编纂者获取上述史料有很多种途径。第一，822年五月，唐使刘元鼎同吐蕃君臣会盟后不久，大元帅尚塔藏于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册台上，遍晓之”，隶属于野磨塘或河州大行军衙的诸将不仅知道了唐蕃会盟的盟文内容，而且依据此盟文执行“戒各保境，毋相爆犯”的赞普命令；第二，既然修建德噶玉采会盟寺的直接动机来源于822年至823年之间的三国会盟，诸节度、将领自然就清楚所呈献之发愿文也应依据会盟内容而书写。总之，《发愿文汇编》等史料说明，德噶玉采会盟寺碑文内容虽与《长庆会盟碑》或其他盟文有所关联，其内容应该包括“野磨塘会盟”和“德噶玉采会盟寺”两大历史事件，而不能单纯地视作吐蕃从821年至823年同三国大会盟之盟文。
四、《发愿文汇编》经文来源
　　修缮佛殿与抄写佛经是826年（即马年）悔罪的两大主要内容，也是吐蕃君臣忏悔所行罪业的实践。马年悔罪、忏悔与祈愿完全源自佛教的直接影响。敦煌藏文《发愿文汇编》基本上也是以佛教积资七支或忏悔七支来书写的。如第一发愿文有顶礼（P.T.16-2：22a-23b）、随喜（P.T.16-2：23b-24a）、供养（P.T.16-2：24a-24b）、忏悔（P.T.16-2：24b-25b）、皈依（P.T.16-2：25b）、请住世不入涅槃（P.T.16-2：25b）等，《野磨塘大行军衙所呈献之发愿文》有顶礼（P.T.16-2：33a）、皈依（P.T.16-2：33a）、请住世不入涅槃供养（P.T.16-2：34a）等，《擘三部落使主仆所呈献之发愿文》有顶礼（IOL Tib J 751：40a）、供养（IOL Tib J 751：40a）、忏悔（IOL Tib J 751：40a）、随喜（IOL Tib J 751：40a）以及皈依（IOL Tib J 751：40a）等。

　　敦煌藏文《发愿文汇编》不仅以佛教积资七支或忏悔七支来书写，而且其内容在很大程上直接抄自其他发愿文或佛经。如P.T.16顶礼、随喜、供养、回向等就在P.T.187-2、P.T.17-1、P.T.18、P.T.19V等敦煌藏文写本中（表2）④。

　　通过对比可知，《德噶玉采会盟寺发愿文汇编》不仅受到了《长庆会盟碑》等唐蕃会盟期间的盟文影响，而且与宗教有关的很多内容是直接同其他佛经和发愿文关系密切。如《发愿文汇编》第一部分顶礼、随喜内容见于P.T.17-1、P.T.18、P.T.187-2等敦煌写本。敦煌文献P.T.17-1首题作“为亡者寿终而敬奉之忏悔及发愿文”（gsh-in tshe ‘das pa’I slad du ‘gyod tshangs dang smon lam du sgol ba）]，尾题“忏悔及发愿文完毕”[19]。黄维忠认为P.T.17-1是现存藏文发愿文范本之一，并与P.T.16-2对比后发现后者有其自身的范本[20]。P.T.18首题“为亡者寿终而敬奉之忏悔及发愿文”（gshin tshe ‘das pa’I slad du ‘gyod tshangs dang smon lam du sgol ba），后缺[19]98。但是笔者在对比其他敦煌发愿文写本时发现，P.t.160其实是P.T.18的下半部分，两者内容完全能够缀合。187-2首题缺，尾题亦残缺，但可见“-]忏[悔完毕]”等字迹[21]。
　　此顶礼内容敦煌写本中多见，还见于纳唐版《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之《圣般若波罗蜜多经所在之发愿文》（’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i smon lam）中[22]，令人不解的是，此发愿文不见于西藏古代佛经目录和《丹珠尔》中，更未留下作者或译者等任何信息。但是从其首题《圣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等诵经时所呈献之发愿文》及文中“吐蕃之境”等来看，可以确定此发愿文是吐蕃本地善知识所创作的文本。
　　《发愿文汇编》第一部分回向内容见于敦煌写本P.T.234中[23]。该写本无首题和尾题，目录学者、文本整理者题作《佛经》或《发愿文》，实为《三聚经》的回向部分[24]。另外，供养部分（P.t.16，17-1，18，19V，187-2）也是抄自此经[24]84a1-84a4。《三聚经》，吐蕃《旁塘宫目录》作“《圣三聚》（’phags pa phung po gsum pa），五百三十松”[25]；《甘珠尔》诸版本记其题为《圣三聚大乘经》（’phags pa phung po gsum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而不见其译者。司徒·曲吉穷乃在其《德格甘珠尔目录》中写道：“从《宝积经》之《优波离所问品》所摘《圣三聚经》，五百三十松，由译师智军翻译并以新厘定校订。”[26]《优波离所问品》，即《圣决定戒律优波离所问大乘经》（’phags pa ‘dul ba rnam par gtan la dbab pa nye bar ‘khor gyis zhus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为《宝积经》（dkon brtsegs）第24品。《德噶玉采会盟寺发愿文汇编》跟其他敦煌藏文忏悔文、发愿文则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供养、回向等宗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抄自《圣三聚大乘经》。所谓三聚即指顶礼（phyag ‘tshal ba）、忏罪（sdig pa bshags pa）和随喜（rjes su yi rangs pa）。忏罪聚正是与《发愿文汇编》中所忏悔的“射杀” “攻城” “退敌” “缴获战利品”以及“抢夺敌之人畜”等罪行直接相关，这也是其编纂者大量引用《圣三聚大乘经》的主要目的。

结语

　　从822年至823年，吐蕃先后同唐、回鹘以及南诏等三国举行会盟后，在河州境内修建德噶玉采会盟寺，并于826年举行开光仪式以示庆祝大会盟。会盟寺开光仪式的年代考证，对于吐蕃在河陇西域一带大规模推行修建庙宇、造写佛经等兴佛运动的动机方面有启发。所谓会盟川，其实指吐蕃在河州召集各路“节度众将”告知所议盟文内容的地方，而并不是藏文传统史籍和《发愿文汇编》部分内容所述那样在此地同三国使者商议划定疆界、分界立碑或签署盟书。在德噶玉采会盟寺开光仪式之际，野磨塘或河州、姑臧或凉州、瓜州等大行军衙，德伦、朵甘思旺布及其属民、擘三部落使主仆、仲木孔人等官吏和群体各自献呈发愿文及供品。通过分析《德噶玉采会盟寺发愿文汇编》文本及其来源后发现，诸发愿者以积资七支或忏悔七支的格式来书写各自的发愿文，而其主要格式及资料实际上是当时河西走廊极为兴盛的发愿文范本，《圣三聚大乘经》等阐述忏罪的佛经为其主要资料来源。除了宗教内容以外，《发愿文汇编》还参考了《唐蕃会盟碑》《盟吐蕃题柱文》《与吐蕃使盟文》等唐蕃会盟时期的盟文文本，这一举动更进一步证明了所谓“野磨塘会盟”只是吐蕃先后同三国会盟的归纳和总结。

注释
① 才让认为《第吴宗教源流》所记吐蕃“十二修行寺院”中的大卫拉蔡（de ba’i bla tshal）与此德噶可能为同一地名，并质疑前者为后者之误写（才让《“炳灵寺”寺名来源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4页）。对于大夏的地望，《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汉县，属陇西郡。张骏于县置大夏郡及县，取西大夏水为名。贞观元年，废入枹罕。五年又置。 ”（《旧唐书·地理志三》第1635页）大夏为陇右道河州三县之一。
② gong gu，《古谭花鬘》和《卫巴教法史》记作孔布梅茹gong bu rme ru（恰白·次旦平措《西藏史籍五部》，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页；平措主编《韦协》，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1页），龙钦热坚巴赤美卫色则记作gong bu mda’或 gong bud mar po（龙钦热坚巴赤美卫色《龙钦教史》，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3页）。
③ 吐蕃与南诏会盟，敦煌藏文文献和传统藏文史籍同样归其为“野磨塘会盟”或“德噶玉采会盟”的一部分。然而，敦煌写本Дx.1462+P.3829《吐蕃监军论董勃藏重修伽蓝功德记》载：“皇考君论乞利陀欻临波，任宰相幕府兼度支使，传知蕃汉回纥三[国]盟誓，得使三国和好，委任机密，勋绩有殊，授大银告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所谓三国指吐蕃、唐和回鹘，而文中并未提及南诏，这也许说明论乞利陀欻临波没有参加吐蕃和南诏的会盟。总之，在“野磨塘会盟”中南诏的参与及其时间等问题还需要挖掘更多的史料来旁证。
④ P.T.16号汉译参考了黄维忠先生的译文《关于P.T.16、IOL TIB J751的初步研究》，《贤者新宴》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3—8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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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索南才旦，1995年生，青海贵南人，民族史博士，现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唐代西北边疆史地与吐蕃史、敦煌西域出土藏文文献、吐蕃木简、8-11世纪古藏文碑刻、古代西藏与邻近民族关系史等。

原文载于：《敦煌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