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所载“北方象雄”考
作者：诺日才让、尕本加
来源：青海湖网
时间：2025-10-24 08:23:08
点击数：
摘要：文章讨论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中的“北方象雄”(byang gi zhang zhung)一词。其一，通过比对传世藏文文献里的“象雄”与IOL Tib J 1375中的“北方象雄”及其关联信息，判定二者分属不同政权。其二，比较“北方象雄”核心地带朵有(to yo)与吐蕃叶茹中的咄尧(lto yo)，分析“北方象雄” “叶茹” “小羊同”在地理位置、文化区域特征以及氏族部落势力分布等层面的关系，发现三者存在高度重合。据此推断，IOL Tib J 1375中的“北方象雄”应是汉文史料记载的“小羊同”，其地理位置并非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今西藏江孜县一带，而是在昂仁县境内。
关键词：北方象雄；小羊同；叶茹；朵有
绪论 I0L Tib J 1375系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先后有三个编号，分别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敦煌藏文写卷第716号[1]、Ch.xvii.2=vol. 70, fol. 15[2]、IOL Tib J 1375。该文献“共一页，长26.8厘米，宽7.5厘米，前后残，正反面各6行总计12行”[3]，系松赞干布执政期间第三位大臣琼保·邦色苏孜的传记。除了有关“北方象雄”的内容之外，其他内容都与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7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其中琼保·邦色苏孜统一“北方象雄”的历史未见于其他文献。值得注意的是，IOLTibJ1375中出现的“北方象雄”(byang gi zhang zhung)一词与其他藏文文献所载的“象雄”(zhang zhung)有明显的区别，“北方象雄”在“象雄”之前有意加了方位名词北方”。汉文史料记载中“羊同”有大小之分并且显庆三年(658年)所刻建的《大唐天竺使出铭》中明确出现“小杨童”一词，即“小羊同”。大致于650年成书的[4]《释迦方志·遗迹篇》中记载吐蕃-尼婆罗道时称，“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5]。沈琛认为，“《释迦方志·遗迹篇》中关于蕃尼古道的记载是来自两次出使印度归来的王玄策的口述”[6]。基于这些信息，我们初步推断确实存在大小象雄(大小羊同)。那么，“北方象雄”与“象雄”之间到底有何关系？IOL Tib J 1375中关于“北方象雄”的记载是否与小羊同有关？本文以I0L Tib J 1375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史料，试图解答这些问题还原青藏高原西部一带古代历史风貌。
学界关于I0L Tib J 1375的研究，始于英国藏学家托马斯，其在《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第二卷中“首次刊布了这一文献的藏文转写、英译文和注释”[7]。之后，1971年法国藏学家麦克唐纳夫人在其代表作《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中重新作了翻译和解读。托马斯翻译时并未保持原文形式和结构，对内容进行了大幅度改动，主观叙述性较强，且颠倒了正反面，因此与文本原意存在一些出入。后来，麦克唐纳夫人纠正了托马斯对该文献正反面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原文文本结构特征，并进行了重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麦克唐纳夫人其实是把这一文献作为解读P.T.1287的辅助性材料来引用，因此在每行译文中穿插了许多论述，并非专门性的研究。国内方面，黄维忠教授以《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译释》为题发表专题性论文，首次将该文献汉译但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于“北方象雄”的关注较少，甚至在象雄研究中也几乎无人问津。原因如下：首先，IOL Tib J 1375篇幅较小，主要记述了苏孜的历史，关于“北方象雄”的内容更为简短，仅出现一次，容易被忽略。其次人们常常误认为“北方象雄”与“象雄”是同一个政权，从而忽略了这一部分内容。最后尽管汉文史料中提到了“羊同”有大小之分但相关记载较为混乱，而藏文文献中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也相对匮乏，这也导致了“北方象雄”被经常忽略。
IOL Tib J 1375中除了有关“北方象雄”的内容之外，其他内容均源自P.T.1287等文献，并日与史实相符。因此，我们可以确认IOL Tib J 1375中关于“北方象雄”的内容具有可靠的文献来源，其可信度毋庸置疑。
一、“象雄”与“北方象雄”的比较
要准确认识“北方象雄”一词及相关记载首先要弄清楚“北方象雄”和“象雄”的关系核心问题是“北方象雄”和“象雄”是否为同一个政权。为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分别讨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象雄”与“北方象雄”提取两者关键信息，然后进行比较。
象雄”这一词汇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频繁出现，存在于P.T.1060、1136、1286、128751288、1290，IOL Tib J 0750等7篇文献中。其中，P.T.1288和IOL Tib J 0750实则为《吐蕃大事纪年》的上下篇，因此实际上共6篇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了“象雄”。而“北方象雄”，在目前已知文献中，仅IOL Tib J 1375有所提及。
我们对比记载“象雄”的6篇文献发现，它们所记的是同一个“象雄”。P.T.1287：“此王之时，发兵攻象雄，毁李迷夏之国政，一切象雄受于统治之下”，这一内容与P.T.1288中的相关记载完全吻合：“此后三年(公元644年)，墀松赞赞普之世，灭‘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另外，P.T.1287中总共有3处记载“象雄”[8]，P.T.1288中总共有8处记载“象雄”[9]，实际上都为同一个主体，即644年被吐蕃统一的“象雄”。P.T.1286为著名的《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P.T.1060、P.T.1290中有关“象雄”的内容，与P.T.1286所载的内容基本一致。P.T.1286：“象雄达尔巴之王为李聂秀，家臣为‘琼保·若桑杰’与‘东弄木玛孜’二氏”[10]。P.T.1290：“象雄达迷之王为李聂秀，家臣为琼保·若桑杰与东李木玛孜”[11]。P.T.1060：“河源之地，琼隆银城之王为李聂秀，家臣为琼保和若桑杰，奴为古格和格交………象雄之神木炅和达炅……”[12]P.T.12861290、1060中出现象雄之王“李聂秀”与P.T.1287、1288中出现的“李聂秀”均为同一个人此外，P.T.1060中出现“琼隆银城” “河源之地“古格”等关键信息都与644年被吐蕃统一的“象雄”相符，“琼隆银城”位于今西藏札达县境内，为“象雄”之都城。“河源之地”位于今西藏普兰县境内，其中“河”指雅鲁藏布江。“古格”则系札达县一带的古代地名，也是“象雄”都城“琼隆银城”所在地，至今仍保留其地名。后来，该地区所建立的政权称为“古格王朝”。P.T.1136系第六篇记载“象雄”的文献，内容为洛杰强摩增的故事：“洛杰强摩增道，卡拉让堆之地为路途遥远，象雄古格人越熟越怨恨……”这里所谓的“古格人”应为赛玛尕所称的“古格人”[13]，与上述的“古格”为同一个地方，因此也与上述文献中的“象雄”一致。由此可见，以上6种文献中记载的“象雄”为同一个“象雄”，其王为“李聂秀”，中心地为“琼隆银城”。换言之，“象雄”是一个以今西藏阿里地区札达、普兰两县为中心的政权，大体上位于西藏西部。
令人惊奇的是，IOL Tib J 1375所载“北方象雄”与“象雄”，两者不仅在名称上有区别，地名、方位、王名等关键信息也无法比对。
关键词：北方象雄；小羊同；叶茹；朵有
绪论
学界关于I0L Tib J 1375的研究，始于英国藏学家托马斯，其在《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第二卷中“首次刊布了这一文献的藏文转写、英译文和注释”[7]。之后，1971年法国藏学家麦克唐纳夫人在其代表作《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中重新作了翻译和解读。托马斯翻译时并未保持原文形式和结构，对内容进行了大幅度改动，主观叙述性较强，且颠倒了正反面，因此与文本原意存在一些出入。后来，麦克唐纳夫人纠正了托马斯对该文献正反面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原文文本结构特征，并进行了重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麦克唐纳夫人其实是把这一文献作为解读P.T.1287的辅助性材料来引用，因此在每行译文中穿插了许多论述，并非专门性的研究。国内方面，黄维忠教授以《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译释》为题发表专题性论文，首次将该文献汉译但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于“北方象雄”的关注较少，甚至在象雄研究中也几乎无人问津。原因如下：首先，IOL Tib J 1375篇幅较小，主要记述了苏孜的历史，关于“北方象雄”的内容更为简短，仅出现一次，容易被忽略。其次人们常常误认为“北方象雄”与“象雄”是同一个政权，从而忽略了这一部分内容。最后尽管汉文史料中提到了“羊同”有大小之分但相关记载较为混乱，而藏文文献中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也相对匮乏，这也导致了“北方象雄”被经常忽略。
IOL Tib J 1375中除了有关“北方象雄”的内容之外，其他内容均源自P.T.1287等文献，并日与史实相符。因此，我们可以确认IOL Tib J 1375中关于“北方象雄”的内容具有可靠的文献来源，其可信度毋庸置疑。
一、“象雄”与“北方象雄”的比较
要准确认识“北方象雄”一词及相关记载首先要弄清楚“北方象雄”和“象雄”的关系核心问题是“北方象雄”和“象雄”是否为同一个政权。为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分别讨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象雄”与“北方象雄”提取两者关键信息，然后进行比较。
象雄”这一词汇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频繁出现，存在于P.T.1060、1136、1286、128751288、1290，IOL Tib J 0750等7篇文献中。其中，P.T.1288和IOL Tib J 0750实则为《吐蕃大事纪年》的上下篇，因此实际上共6篇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了“象雄”。而“北方象雄”，在目前已知文献中，仅IOL Tib J 1375有所提及。
我们对比记载“象雄”的6篇文献发现，它们所记的是同一个“象雄”。P.T.1287：“此王之时，发兵攻象雄，毁李迷夏之国政，一切象雄受于统治之下”，这一内容与P.T.1288中的相关记载完全吻合：“此后三年(公元644年)，墀松赞赞普之世，灭‘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另外，P.T.1287中总共有3处记载“象雄”[8]，P.T.1288中总共有8处记载“象雄”[9]，实际上都为同一个主体，即644年被吐蕃统一的“象雄”。P.T.1286为著名的《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P.T.1060、P.T.1290中有关“象雄”的内容，与P.T.1286所载的内容基本一致。P.T.1286：“象雄达尔巴之王为李聂秀，家臣为‘琼保·若桑杰’与‘东弄木玛孜’二氏”[10]。P.T.1290：“象雄达迷之王为李聂秀，家臣为琼保·若桑杰与东李木玛孜”[11]。P.T.1060：“河源之地，琼隆银城之王为李聂秀，家臣为琼保和若桑杰，奴为古格和格交………象雄之神木炅和达炅……”[12]P.T.12861290、1060中出现象雄之王“李聂秀”与P.T.1287、1288中出现的“李聂秀”均为同一个人此外，P.T.1060中出现“琼隆银城” “河源之地“古格”等关键信息都与644年被吐蕃统一的“象雄”相符，“琼隆银城”位于今西藏札达县境内，为“象雄”之都城。“河源之地”位于今西藏普兰县境内，其中“河”指雅鲁藏布江。“古格”则系札达县一带的古代地名，也是“象雄”都城“琼隆银城”所在地，至今仍保留其地名。后来，该地区所建立的政权称为“古格王朝”。P.T.1136系第六篇记载“象雄”的文献，内容为洛杰强摩增的故事：“洛杰强摩增道，卡拉让堆之地为路途遥远，象雄古格人越熟越怨恨……”这里所谓的“古格人”应为赛玛尕所称的“古格人”[13]，与上述的“古格”为同一个地方，因此也与上述文献中的“象雄”一致。由此可见，以上6种文献中记载的“象雄”为同一个“象雄”，其王为“李聂秀”，中心地为“琼隆银城”。换言之，“象雄”是一个以今西藏阿里地区札达、普兰两县为中心的政权，大体上位于西藏西部。
令人惊奇的是，IOL Tib J 1375所载“北方象雄”与“象雄”，两者不仅在名称上有区别，地名、方位、王名等关键信息也无法比对。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有一种“惯性”的记载方式，比如所有有关“象雄”的敦煌古藏文文献，若是出现“象雄”，就会伴随出现“琼隆银城” “古格“格交” “河源之地” “冈底斯”等信息。但关于“北方象雄”的记载中并未出现这些信息，而且很明确“北方象雄”中心地为“朵有齐拉”，而非“琼隆银城”或“古格”。同样，记载“象雄”文献显示，其王为“李聂夏”，而“北方象雄”首领为“沃尔云泽”。
通过表1可以发现，“北方象雄”与“象雄”包括政权名称、地名、方位、王名、臣名等均不同，显然两者为不同的政权或邦国。此外，还有一个关键信息可以证明。“象雄”于644年被吐蕃统一，并且据P.T.1287所载，“象雄”是由噶东赞域宋统一的：“此王之时，发兵攻象雄，毁李迷夏之国政，一切象雄受于统治之下。后，赞普聚众大论君臣欢庆宴乐，赞普墀松赞乃作歌，歌云:若问赞普是何名？乃我墀松赞是也”[14]。若问大臣是何名？乃东赞域宋是也”。显然，统一“象雄”的最大功臣是噶东赞域宋，而“北方象雄”则是由苏孜统一的。这更能说明两者为不同的政权并且早在“象雄”统一之前“北方象雄”应该已经被统一了。汉文史料也可提供佐证。《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征战吐谷浑的吐蕃军队中有象雄的军队[15]，这一时间早于644年吐蕃统一“象雄”。因此该“象雄军队”应为“北方象雄的军队”，只是随着吐蕃的统一，“北方象雄”政权的名称和历史逐渐被遗忘。
二、“北方象雄”与“大小羊同”的关系
“北方象雄”究竟是不是汉文史料中的“大小羊同”，早在20世纪就有国外学者关注。麦克唐纳夫人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中提出“北部的象雄只能是指大小羊同的部分领土”[16]，接着又提出“苏孜征服了北方象雄，即小羊同或羊同的一部分”[17]。麦克唐纳夫人把“北方象雄比定为小羊同或羊同，伯戴克也有类似的观点[18]。那么，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北方象雄”与汉文史料中的“大小羊同”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可以从地望这一角度切入，以期获得新的见解。
在分析“北方象雄”这一语词时，我们需要注意其可能包含的两种含义。一是“北方象雄可指代象雄北部的一个政权。象雄，作为西藏高原古代一个强大的政权，其北部地区在历史上也可能存在相应的政权组织。二是“北方象雄”可指代吐蕃北部的一个政权。在吐蕃王朝时期，其北部地区同样存在过一些政权实体。
在考虑“北方象雄”的定位时，若将其理解为象雄的北部政权，则与汉文史料中的“大羊同”存在一定的关联。据多部史书记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北至于阗。若“北方象雄”的本义是指象雄北部的一个政权，则其地理位置与汉文史料中记载的“大羊同”存在吻合之处。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探究吐蕃的军事扩张。
历史时，就会发现一些矛盾之处。吐蕃的军事力量真正进入西域是在7世纪60年代初，而吐蕃早在638年之前已经吞并“北方象雄”。如果吐蕃在7世纪30年代已经吞并象雄北部的一个政权，其间不太可能对西域视若无睹，无所作为。并且吐蕃未统一强大的象雄之前，其军队很难进入象雄的北部地区。因此，将“北方象雄”定为“大羊同”似乎不太合理。
相反，若把“北方象雄”比定为“小羊同’则更为妥当。
讨论此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探讨两个关键问题：托马斯对“朵有齐拉”的定位和“小羊同”的地望。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能提供关于“北方象雄”与“小羊同”关系更准确的线索。
托马斯认为“朵有齐拉”应该位于今西藏普兰县境内，因为“今天在毗邻古格的Pu-vrangs(普兰古字？)[19]地方，有个地名确实称为Do-yc或To-yo(富兰克。《印度所存西藏古物》，第二卷，索引)，很可能那个地方就在这里。”由于托马斯未能明确区分“象雄”和“北方象雄”为两个不同的政权，他错误地认为“北方象雄”的中心位于普兰县境内。如果“北方象雄”的中心地“朵有齐拉”真的位于普兰县境内，那么吐蕃在644年再次统一以普兰、札达县两为中心的“多雄”就显得不必要了，因为吐蕃在638年之前已经统一了“北方象雄”。这进一步说明，“朵有齐拉”并不位于普兰县境内。
关于大小羊同地望问题，学界各执其见，说法不一，根据杨铭教授2001年发表的《羊同国地望辑考》一文[20]。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汉文史料的记载混乱和藏文史料的匮乏以及未充分利用，IOL Tib J 1375中有关“北方象雄”的记载有助于破解上述问题。在大小羊同地望的学术辩中，最为关键的文章是霍巍教授1996年发表的《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作者根据1990年在西藏吉隆县北部新发现的唐代摩崖石刻碑铭中出现的有关“小杨童(即小羊同)”地望的关键信息提出强有力的观点霍巍教授认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由于有明确的发现地点-吉隆，这就无疑是提出了一个确定方位的坐标点。碑铭称王玄策使团刻石记功之地‘……届于小杨同之西’，也就意味着以吉隆为中心的宗喀是位于‘小杨同’之西，换言之，‘小杨同’的大体位置，应当是位于吉隆以东”[21]。依霍巍教授的观点，“小羊同”大体上位于今西藏吉隆县以东是无可争论的。但笔者并不赞成霍巍教授以及其后学界最终将“小羊同”定位于今西藏江孜县一带[22]。其一，笔者对IOL Tib J 1375以及后期藏文文献的比对考查认为I0L Tib J 1375中记载的“北方象雄”其主体部分或中心地带极有可能在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23]，也就是吐蕃时期的叶茹(g·ys ru)境内，恰好在今吉隆县以东，这可能就是汉文史料中的“小羊同”，IOLTib J 1375中记载的事件是松赞干布时期(617-650年)的历史，而《大唐天竺使出铭》刊刻年代在唐显庆年间(656-661年)，“北方象雄”(byang gi zhang zhung)与“小羊同”出现于相近历史时期。其二，若将“小羊同”定位于江孜一带，有悖于敦煌藏文文献的记载，在南日伦赞时期“藏”(gtsang)是区别于象雄的另外一个政权实体，而其核心地区就在江孜一带，也就是说不可能吐蕃统一“藏”后，在其核心地区再次形成一个政权(小羊同)。根据P.T.1288、P.T.1287等文献，吐蕃统一“藏”(gtsang)地区后，再也没有脱离吐蕃统治。
笔者认为“北方象雄”的中心地“朵有，(to yo)，极有可能是叶茹中的“咄尧”(lto yo)，理由如下。
首先，据《弟吴宗教源流》，叶茹(g·yas ru)中存在一个叫“咄尧”(lto yo)[24]的地方，并且，“咄尧”(lto yo)与“琼氏族”有密切关联。《弟吴宗教源流》称：“咄尧六部”(lto yo sde drug)[25]为“琼氏族”的东岱[26]。吐蕃至少在南木日伦赞到松赞干布执政早期阶段大力推行封地机制，特别对新归顺的外臣及其氏族给予高官厚禄和分封土地。据P.T.1287载，南木日伦赞借助韦氏等重要外部氏族力量统一森波·墀邦松的辖地之后，用“执划地界之鞭分勋臣”的方式来划分土地。因此，我们经常能见到韦氏在后期吾茹(dbu ru)中的势力，这也可以从《弟吴宗教源流》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其中提到“上吉下吉kyi stod，kyi smad)为韦(sbas)的东岱”。
琼保·邦色苏孜因在统一“藏蕃”辖地中有功，被南木日伦赞赏赐“藏蕃”二万户。故此、吐蕃在后期分为五茹(rulnga)后，琼氏部落在茹拉(ru lag)[27]地区确实保有势力。这一现象同样能在《弟吴宗教源流》中得到证实，茹拉下部的“东本”(千户长)由琼氏的琼保·米波担任，这一职务的表象背后暗示了琼氏部落强大的氏族势力。以此类推，“北方象雄”是由琼保·邦色统一的，按照吐蕃早期分封领地的机制，其中心地朵有(to yo)等地方应由“琼氏族”所管辖。巧妙的是叶茹中的“咄尧”(ltoyo)也由“琼氏族”所管辖。由此可见，“朵有”(to yo)与“咄尧”(lto yo)不仅读法上很相似，而且两者在同一时间段由同一个“氏族管辖。
上面提到“咄尧”有六部，其中桑桑(zang zang)、桑噶尔(zangs dkar)两地均位于今西藏昂仁县境内。进而可以推论，“咄尧”六部大体上位于昂仁县境内。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在藏族传统文献中把叶茹(g·yas ru)和“咄尧六部所在的昂仁地区称为“北方”，比如叶茹(g·yasr)称之为“叶茹强”，昂仁称之为“拉堆强”其中“强”都是北方的意思，这与“北方象雄”的“北方”不谋而合。“朵有”(to yo)与“咄尧”(lto yo)不仅有关联，而且两地的方位又如此相符。由此可知，“北方象雄”是以今昂仁县一带为中心的一个政权，叶茹的大部分境域有可能曾属“北方象雄”辖地。大体上位于今吉隆县以东“小羊同”，实则是以“朵有”(to yo)为中心的“北方象雄”，其地望不在江孜县一带，而位于以昂仁县为中心的叶茹境内，这也完美地解释了《释迦方志·遗迹篇》中记载的“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的问题。因为，叶茹不仅包括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也包括雅鲁藏布江以南的聂拉木的部分地区，此地为蕃尼古道必经之路。
《弟吴宗教源流》对从商获利的“吐蕃八大集市、八大盈利”(kha brgyd khebrgyd)有这样的记载：“琼保·邦色开通并经营北方之盐以及犏牛之商道”。叶茹正是整个卫、藏、阿里等地区食盐的主要来源，吐蕃时期在叶茹境内取盐甘丹颇章专门设茶盐机构从昂仁、谢通门、南木林北部取盐向外地出售。《弟吴宗教源流》中的“北方之盐”之北方正是叶茹，由琼保·邦色苏孜开通北方之盐商道也与I0L Tib J 1375中琼保·邦色苏孜统一“北方象雄”的历史事实相关。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叶茹是西藏最重要苯教文化中心[28]，苯教后期最重要的寺院如曼日寺、热拉雍仲林、叶茹卡那寺都集中于叶茹境内。标志着后弘期苯教复兴的第一个伏藏也在该境内发掘，史称“北藏”。叶茹为什么成为西藏最重要的苯教文化中心呢？原因在于该地区本身就属于象雄文化区域，顿珠拉杰和约翰·布赖查对西藏西北部象雄文化遗迹的考察揭示了象雄文化的分布区域，其中包括今西藏阿里以及那曲的西部四县，还有日喀则的吉隆、仲巴和萨嘎三县[29]，不难看出叶茹被上述“象雄文化区域”所环绕。实际上叶茹不仅被“象雄文化区域”所环绕，它本身就是重要象雄文化区域。后弘期鲁梅等13人恢复佛法的活动区域，主要限于吾茹(dbu ru)、尧茹(g·yo ru)、茹拉(ru lag)，很少扩展到叶茹地区，这本身也能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I0L Tib J 1375中的“北方象雄”是汉文史料中的“小羊同”，位于今昂仁县为中心的叶茹境内。
“北方象雄”究竟是不是汉文史料中的“大小羊同”，早在20世纪就有国外学者关注。麦克唐纳夫人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中提出“北部的象雄只能是指大小羊同的部分领土”[16]，接着又提出“苏孜征服了北方象雄，即小羊同或羊同的一部分”[17]。麦克唐纳夫人把“北方象雄比定为小羊同或羊同，伯戴克也有类似的观点[18]。那么，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北方象雄”与汉文史料中的“大小羊同”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可以从地望这一角度切入，以期获得新的见解。
在分析“北方象雄”这一语词时，我们需要注意其可能包含的两种含义。一是“北方象雄可指代象雄北部的一个政权。象雄，作为西藏高原古代一个强大的政权，其北部地区在历史上也可能存在相应的政权组织。二是“北方象雄”可指代吐蕃北部的一个政权。在吐蕃王朝时期，其北部地区同样存在过一些政权实体。
在考虑“北方象雄”的定位时，若将其理解为象雄的北部政权，则与汉文史料中的“大羊同”存在一定的关联。据多部史书记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北至于阗。若“北方象雄”的本义是指象雄北部的一个政权，则其地理位置与汉文史料中记载的“大羊同”存在吻合之处。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探究吐蕃的军事扩张。
历史时，就会发现一些矛盾之处。吐蕃的军事力量真正进入西域是在7世纪60年代初，而吐蕃早在638年之前已经吞并“北方象雄”。如果吐蕃在7世纪30年代已经吞并象雄北部的一个政权，其间不太可能对西域视若无睹，无所作为。并且吐蕃未统一强大的象雄之前，其军队很难进入象雄的北部地区。因此，将“北方象雄”定为“大羊同”似乎不太合理。
相反，若把“北方象雄”比定为“小羊同’则更为妥当。
讨论此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探讨两个关键问题：托马斯对“朵有齐拉”的定位和“小羊同”的地望。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能提供关于“北方象雄”与“小羊同”关系更准确的线索。
托马斯认为“朵有齐拉”应该位于今西藏普兰县境内，因为“今天在毗邻古格的Pu-vrangs(普兰古字？)[19]地方，有个地名确实称为Do-yc或To-yo(富兰克。《印度所存西藏古物》，第二卷，索引)，很可能那个地方就在这里。”由于托马斯未能明确区分“象雄”和“北方象雄”为两个不同的政权，他错误地认为“北方象雄”的中心位于普兰县境内。如果“北方象雄”的中心地“朵有齐拉”真的位于普兰县境内，那么吐蕃在644年再次统一以普兰、札达县两为中心的“多雄”就显得不必要了，因为吐蕃在638年之前已经统一了“北方象雄”。这进一步说明，“朵有齐拉”并不位于普兰县境内。
关于大小羊同地望问题，学界各执其见，说法不一，根据杨铭教授2001年发表的《羊同国地望辑考》一文[20]。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汉文史料的记载混乱和藏文史料的匮乏以及未充分利用，IOL Tib J 1375中有关“北方象雄”的记载有助于破解上述问题。在大小羊同地望的学术辩中，最为关键的文章是霍巍教授1996年发表的《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作者根据1990年在西藏吉隆县北部新发现的唐代摩崖石刻碑铭中出现的有关“小杨童(即小羊同)”地望的关键信息提出强有力的观点霍巍教授认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由于有明确的发现地点-吉隆，这就无疑是提出了一个确定方位的坐标点。碑铭称王玄策使团刻石记功之地‘……届于小杨同之西’，也就意味着以吉隆为中心的宗喀是位于‘小杨同’之西，换言之，‘小杨同’的大体位置，应当是位于吉隆以东”[21]。依霍巍教授的观点，“小羊同”大体上位于今西藏吉隆县以东是无可争论的。但笔者并不赞成霍巍教授以及其后学界最终将“小羊同”定位于今西藏江孜县一带[22]。其一，笔者对IOL Tib J 1375以及后期藏文文献的比对考查认为I0L Tib J 1375中记载的“北方象雄”其主体部分或中心地带极有可能在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23]，也就是吐蕃时期的叶茹(g·ys ru)境内，恰好在今吉隆县以东，这可能就是汉文史料中的“小羊同”，IOLTib J 1375中记载的事件是松赞干布时期(617-650年)的历史，而《大唐天竺使出铭》刊刻年代在唐显庆年间(656-661年)，“北方象雄”(byang gi zhang zhung)与“小羊同”出现于相近历史时期。其二，若将“小羊同”定位于江孜一带，有悖于敦煌藏文文献的记载，在南日伦赞时期“藏”(gtsang)是区别于象雄的另外一个政权实体，而其核心地区就在江孜一带，也就是说不可能吐蕃统一“藏”后，在其核心地区再次形成一个政权(小羊同)。根据P.T.1288、P.T.1287等文献，吐蕃统一“藏”(gtsang)地区后，再也没有脱离吐蕃统治。
笔者认为“北方象雄”的中心地“朵有，(to yo)，极有可能是叶茹中的“咄尧”(lto yo)，理由如下。
首先，据《弟吴宗教源流》，叶茹(g·yas ru)中存在一个叫“咄尧”(lto yo)[24]的地方，并且，“咄尧”(lto yo)与“琼氏族”有密切关联。《弟吴宗教源流》称：“咄尧六部”(lto yo sde drug)[25]为“琼氏族”的东岱[26]。吐蕃至少在南木日伦赞到松赞干布执政早期阶段大力推行封地机制，特别对新归顺的外臣及其氏族给予高官厚禄和分封土地。据P.T.1287载，南木日伦赞借助韦氏等重要外部氏族力量统一森波·墀邦松的辖地之后，用“执划地界之鞭分勋臣”的方式来划分土地。因此，我们经常能见到韦氏在后期吾茹(dbu ru)中的势力，这也可以从《弟吴宗教源流》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其中提到“上吉下吉kyi stod，kyi smad)为韦(sbas)的东岱”。
琼保·邦色苏孜因在统一“藏蕃”辖地中有功，被南木日伦赞赏赐“藏蕃”二万户。故此、吐蕃在后期分为五茹(rulnga)后，琼氏部落在茹拉(ru lag)[27]地区确实保有势力。这一现象同样能在《弟吴宗教源流》中得到证实，茹拉下部的“东本”(千户长)由琼氏的琼保·米波担任，这一职务的表象背后暗示了琼氏部落强大的氏族势力。以此类推，“北方象雄”是由琼保·邦色统一的，按照吐蕃早期分封领地的机制，其中心地朵有(to yo)等地方应由“琼氏族”所管辖。巧妙的是叶茹中的“咄尧”(ltoyo)也由“琼氏族”所管辖。由此可见，“朵有”(to yo)与“咄尧”(lto yo)不仅读法上很相似，而且两者在同一时间段由同一个“氏族管辖。
上面提到“咄尧”有六部，其中桑桑(zang zang)、桑噶尔(zangs dkar)两地均位于今西藏昂仁县境内。进而可以推论，“咄尧”六部大体上位于昂仁县境内。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在藏族传统文献中把叶茹(g·yas ru)和“咄尧六部所在的昂仁地区称为“北方”，比如叶茹(g·yasr)称之为“叶茹强”，昂仁称之为“拉堆强”其中“强”都是北方的意思，这与“北方象雄”的“北方”不谋而合。“朵有”(to yo)与“咄尧”(lto yo)不仅有关联，而且两地的方位又如此相符。由此可知，“北方象雄”是以今昂仁县一带为中心的一个政权，叶茹的大部分境域有可能曾属“北方象雄”辖地。大体上位于今吉隆县以东“小羊同”，实则是以“朵有”(to yo)为中心的“北方象雄”，其地望不在江孜县一带，而位于以昂仁县为中心的叶茹境内，这也完美地解释了《释迦方志·遗迹篇》中记载的“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的问题。因为，叶茹不仅包括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也包括雅鲁藏布江以南的聂拉木的部分地区，此地为蕃尼古道必经之路。
《弟吴宗教源流》对从商获利的“吐蕃八大集市、八大盈利”(kha brgyd khebrgyd)有这样的记载：“琼保·邦色开通并经营北方之盐以及犏牛之商道”。叶茹正是整个卫、藏、阿里等地区食盐的主要来源，吐蕃时期在叶茹境内取盐甘丹颇章专门设茶盐机构从昂仁、谢通门、南木林北部取盐向外地出售。《弟吴宗教源流》中的“北方之盐”之北方正是叶茹，由琼保·邦色苏孜开通北方之盐商道也与I0L Tib J 1375中琼保·邦色苏孜统一“北方象雄”的历史事实相关。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叶茹是西藏最重要苯教文化中心[28]，苯教后期最重要的寺院如曼日寺、热拉雍仲林、叶茹卡那寺都集中于叶茹境内。标志着后弘期苯教复兴的第一个伏藏也在该境内发掘，史称“北藏”。叶茹为什么成为西藏最重要的苯教文化中心呢？原因在于该地区本身就属于象雄文化区域，顿珠拉杰和约翰·布赖查对西藏西北部象雄文化遗迹的考察揭示了象雄文化的分布区域，其中包括今西藏阿里以及那曲的西部四县，还有日喀则的吉隆、仲巴和萨嘎三县[29]，不难看出叶茹被上述“象雄文化区域”所环绕。实际上叶茹不仅被“象雄文化区域”所环绕，它本身就是重要象雄文化区域。后弘期鲁梅等13人恢复佛法的活动区域，主要限于吾茹(dbu ru)、尧茹(g·yo ru)、茹拉(ru lag)，很少扩展到叶茹地区，这本身也能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I0L Tib J 1375中的“北方象雄”是汉文史料中的“小羊同”，位于今昂仁县为中心的叶茹境内。
结语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是“北方象雄”和“象雄”为不同政权之名，而与“小羊同”为同一个政权。二是叶茹的大部分境域有可能曾属“北方象雄”辖地，“北方象雄的核心地带“朵有”(to yo)应位于叶茹中的“咄尧”(lto yo)六部之地，约位于今西藏昂仁县、谢通门县境内。另外，探究“北方象雄(即小羊同)不仅是吐蕃史的重要内容，对蕃尼古道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蕃尼古道”主要是从《大唐使出天竺铭》以及《释迦方志·遗迹篇》研究中发展出的重要研究主题，其背后有考古学、藏学、史学相融发展的学术背景，而“北方象雄”(即小羊同)作为蕃尼古道的重要环节以及吐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准确定位其地理位置，对研究蕃尼古道、吐蕃史和叶茹区域历史文化有重要作用。
注释：
[29] 参见顿珠拉杰：《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载《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第93-108页。
[28] 苯教后期，一些重要的寺院如曼日寺、热拉雍仲林和叶茹卡那寺都位于叶茹境内。这一分布表明，这一区域具有深厚的苯教文化传统和庞大的苯教信徒基础。换句话说，叶茹地区一直承载着象雄文化的脉络，使其得以延续。
[27] 茹拉(ru lag)约等同于今雅鲁藏布江以南的日喀则市。
[26]“于是，娘氏、韦氏、农氏将森波(墀邦松)之辖地数献与赞普悉补野氏手中矣！后，南木日伦赞执划地界之鞭分勋臣，赏赐娘·曾古者为念·几松之堡寨布瓦及其奴隶一千五百户。赏赐韦·义策者为线氏撒格之土地及墨竹地方奴隶一千五百户。赏赐农·准保者为其长兄农氏奴束一千五百户”。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
[25]《弟吴宗教源流》称：“叶茹东岱为咄尧东岱(lto yo)、香东岱(xangs)”。又被称为“咄尧六部”(lto yo sde drug)。
[24]“to-yo”和“lto-yo”的写法有细微差别，但这并不能说明两者为不同的地名，此类现象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处处可见。“lto yo”在《底吾史记》中写作“stong yong”。《贤者喜宴》：“stong chen”。《五部遗教》：“stod yongs”。其中“stong chen”与其他读音有明显的差别，可以排除。“lto yo” “stong yong” “stod yongs”中，笔者认为《弟吴宗教源流》中的“lto yo”最为可靠准确，因为该地名在《弟吴宗教源流》中多次出现，并且它所记载的地名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地名相匹配，与其他文献相比，其匹配度最高。
[23] 叶茹是吐蕃早期五个行政区或军区(五茹)之一，主要包括今南木林、谢通门、昂仁等地区，同时也包括南部的聂拉木的部分地方。
[21] 霍巍：《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第94-100页。[22]杨铭：《羊同国地望辑考》，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86-94页。
[20] 杨铭：《羊同国地望辑考》，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86-94页。
[19] (英)F·W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16][17][18] (法)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第85页、第84-85页。
[15] 杨铭：《羊同国地望辑考》，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86-94页。
[14]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13] P.T.1287：“赞蒙引声而歌。歌云：我陪嫁之住地啊，是琼垄一银堡寨，……古格人，一熟悉了就生怨尤”。详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12] 笔者摘译，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编号P.T.1060。
[11] 笔者摘译，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编号P.T.1290。
[10] 详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9] P.T.1288中总共有八处记载有关“象雄”的内容，分别如下：1.“此后三年(公元644年)，墀松赞赞普之世，灭‘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2.“及至牛年(公元653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于‘佑’定牛腿税。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与若桑支之论仁大夏做农作物大宗交换。以布·金赞玛穷任象雄部之‘岸本’”。3.“及至狗年(公元662年)，赞普巡临驻跸于工、佑等地。大论东赞于吐货尔地方征集象雄之供亿。是为一年”。4.“及至猪年(公元675年)春，赞普至‘谐辛’。赞蒙墀玛伦举行盛大庆宴。坌达延墀松贡金鼎。夏，驻于跋布川。大论赞聂(业)于‘欣木’之‘孤兰’，征“象雄”之大料集。突厥之境有内乱。冬，赞普驻于温之那波。是为一年”。5.“及至牛年(公元677年)，赞普之遗体隐匿于巴拉木。野辛科吴唔与交拉让孜郭尔二者心怀异志，象雄叛”。6.“及至虎年(公元678年)，赞普父王遗骸隐匿不报，……若桑支·彭野荟与麹·墀聂翥松二人获罪”。7.“及至羊年(公元719)冬季会盟事，由尚·赞咄热与论·绮力心儿二人于仑邦纳召集之征集‘羊同’于‘玛儿’之青壮兵丁·埃·芒夏木达则布大藏之王田土地贡赋”。8.“及至鼠年(公元724年)……于曲工之地，由论达古日则布集会象雄大料集”。详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89、94-95页。
[8] P.T.1287中总共有三处记载有关“象雄”的内容，分别如下：1.“松赞干布赞普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公开叛乱，外戚如象雄(羊同)、犏牛苏毗、聂尼达布、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乱”。2.“此王之时，与象雄王子一方面联姻结好，一方面又公开交兵征战，赞蒙赛玛噶往象雄作李迷夏之王妃”。3.“此王之时，发兵攻象雄，毁李迷夏之国政，一切象雄受于统治之下。后，赞普聚众大论君臣欢庆宴乐，赞普墀松赞乃作歌：歌云：若问赞普是何名？乃我墀松赞是也。若问大臣是何名？乃东赞域宗是也”。详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116-117页。
[7] 黄维忠：《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译释》，载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9-72、154页。
[6] 沈琛：《唐代吐蕃与尼婆罗的交通-以汉藏文献与尼泊尔碑铭为中心》，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2期，第67-77页。
[5] 沈琛：《唐代吐蕃与尼婆罗的交通-以汉藏文献与尼泊尔碑铭为中心》，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2期，第67-77页。
[4] 沈琛：《唐代吐蕃与尼婆罗的交通-以汉藏文献与尼泊尔碑铭为中心》，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2期，第67-77页。
[3] 黄维忠：《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译释》，载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9-72、154页。
[1] (法)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2] 黄维忠：《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译释》，载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9-72、154 页。
注释：
[29] 参见顿珠拉杰：《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载《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第93-108页。
[28] 苯教后期，一些重要的寺院如曼日寺、热拉雍仲林和叶茹卡那寺都位于叶茹境内。这一分布表明，这一区域具有深厚的苯教文化传统和庞大的苯教信徒基础。换句话说，叶茹地区一直承载着象雄文化的脉络，使其得以延续。
[27] 茹拉(ru lag)约等同于今雅鲁藏布江以南的日喀则市。
[26]“于是，娘氏、韦氏、农氏将森波(墀邦松)之辖地数献与赞普悉补野氏手中矣！后，南木日伦赞执划地界之鞭分勋臣，赏赐娘·曾古者为念·几松之堡寨布瓦及其奴隶一千五百户。赏赐韦·义策者为线氏撒格之土地及墨竹地方奴隶一千五百户。赏赐农·准保者为其长兄农氏奴束一千五百户”。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
[25]《弟吴宗教源流》称：“叶茹东岱为咄尧东岱(lto yo)、香东岱(xangs)”。又被称为“咄尧六部”(lto yo sde drug)。
[24]“to-yo”和“lto-yo”的写法有细微差别，但这并不能说明两者为不同的地名，此类现象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处处可见。“lto yo”在《底吾史记》中写作“stong yong”。《贤者喜宴》：“stong chen”。《五部遗教》：“stod yongs”。其中“stong chen”与其他读音有明显的差别，可以排除。“lto yo” “stong yong” “stod yongs”中，笔者认为《弟吴宗教源流》中的“lto yo”最为可靠准确，因为该地名在《弟吴宗教源流》中多次出现，并且它所记载的地名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地名相匹配，与其他文献相比，其匹配度最高。
[23] 叶茹是吐蕃早期五个行政区或军区(五茹)之一，主要包括今南木林、谢通门、昂仁等地区，同时也包括南部的聂拉木的部分地方。
[21] 霍巍：《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第94-100页。[22]杨铭：《羊同国地望辑考》，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86-94页。
[20] 杨铭：《羊同国地望辑考》，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86-94页。
[19] (英)F·W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16][17][18] (法)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第85页、第84-85页。
[15] 杨铭：《羊同国地望辑考》，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86-94页。
[14]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13] P.T.1287：“赞蒙引声而歌。歌云：我陪嫁之住地啊，是琼垄一银堡寨，……古格人，一熟悉了就生怨尤”。详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12] 笔者摘译，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编号P.T.1060。
[11] 笔者摘译，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编号P.T.1290。
[10] 详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9] P.T.1288中总共有八处记载有关“象雄”的内容，分别如下：1.“此后三年(公元644年)，墀松赞赞普之世，灭‘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2.“及至牛年(公元653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于‘佑’定牛腿税。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与若桑支之论仁大夏做农作物大宗交换。以布·金赞玛穷任象雄部之‘岸本’”。3.“及至狗年(公元662年)，赞普巡临驻跸于工、佑等地。大论东赞于吐货尔地方征集象雄之供亿。是为一年”。4.“及至猪年(公元675年)春，赞普至‘谐辛’。赞蒙墀玛伦举行盛大庆宴。坌达延墀松贡金鼎。夏，驻于跋布川。大论赞聂(业)于‘欣木’之‘孤兰’，征“象雄”之大料集。突厥之境有内乱。冬，赞普驻于温之那波。是为一年”。5.“及至牛年(公元677年)，赞普之遗体隐匿于巴拉木。野辛科吴唔与交拉让孜郭尔二者心怀异志，象雄叛”。6.“及至虎年(公元678年)，赞普父王遗骸隐匿不报，……若桑支·彭野荟与麹·墀聂翥松二人获罪”。7.“及至羊年(公元719)冬季会盟事，由尚·赞咄热与论·绮力心儿二人于仑邦纳召集之征集‘羊同’于‘玛儿’之青壮兵丁·埃·芒夏木达则布大藏之王田土地贡赋”。8.“及至鼠年(公元724年)……于曲工之地，由论达古日则布集会象雄大料集”。详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89、94-95页。
[8] P.T.1287中总共有三处记载有关“象雄”的内容，分别如下：1.“松赞干布赞普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公开叛乱，外戚如象雄(羊同)、犏牛苏毗、聂尼达布、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乱”。2.“此王之时，与象雄王子一方面联姻结好，一方面又公开交兵征战，赞蒙赛玛噶往象雄作李迷夏之王妃”。3.“此王之时，发兵攻象雄，毁李迷夏之国政，一切象雄受于统治之下。后，赞普聚众大论君臣欢庆宴乐，赞普墀松赞乃作歌：歌云：若问赞普是何名？乃我墀松赞是也。若问大臣是何名？乃东赞域宗是也”。详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116-117页。
[7] 黄维忠：《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译释》，载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9-72、154页。
[6] 沈琛：《唐代吐蕃与尼婆罗的交通-以汉藏文献与尼泊尔碑铭为中心》，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2期，第67-77页。
[5] 沈琛：《唐代吐蕃与尼婆罗的交通-以汉藏文献与尼泊尔碑铭为中心》，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2期，第67-77页。
[4] 沈琛：《唐代吐蕃与尼婆罗的交通-以汉藏文献与尼泊尔碑铭为中心》，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2期，第67-77页。
[3] 黄维忠：《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译释》，载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9-72、154页。
[1] (法)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2] 黄维忠：《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75译释》，载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9-72、154 页。
原文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相关推荐
吐谷浑王城──伏俟城
五世纪·四四五年 吐谷浑汗国瓦解 吐谷浑 吐谷浑王城──伏俟城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以北、菜济(切吉)河南，东距青海湖约7.5公里的地方，又称铁卜加古城。周围是一片地域开阔、水草丰美的大草原。此城当地人称“切吉加夸日”，藏...
2010-05-31 编辑：admin 21815德格的吉祥智慧院
德格印经院藏语称作“德格巴宫”，意为“善地印经院”(全称“雪域文化宝库善地吉祥多门库”)，就在德格县欧普龙山沟口，由德格第十二世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创建于一七九二年，因其包罗万象，海纳百川，博大精深，不分教派，不分地域，不分地位尊卑，不分时间先后有容乃大的态度，在几...
2008-09-16 编辑：admin 16904西藏自治区两座传统村落获中央财政保护支持
错高村一座具有200多年历史的房屋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下发《关于公布2014年第一批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的通知》。 记者9月1日从自治区住建厅获悉，我区接下来将制定保护发展规划、建立保护管理机制，推动被列入20...
2014-09-05 编辑：admin 18452西藏文化艺术展在苏州举行
在西藏文化艺术周现场，一名藏族女演员表演藏族歌舞10月3日，“2009吉祥哈达西藏文化艺术展苏州活动周”在苏州体育馆拉开帷幕。西藏人文历史、自然风光、藏医藏药和各门类传统文化艺术将在活动周上得到充分展示，此活动为期10天。 ...
2009-10-04 编辑：admin 16883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
网站首页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服务 | 网站地图 | 版权声明
版权 海南州民族语文工作中心 2007-2021 文化许可证编号:青网文(2025)1722-002号
备案号： 青ICP备19000829号-2 公安备案号：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
网站邮箱：amdotibet@126.com 投稿邮箱：tougao@amdotib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