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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雨露的人 ——记吉明先生

作者：王之枫来源：《雪域当代学人》时间：2026-07-06 09:05:17 点击数：

　　吉明，藏语意为不变或坚定。这个名字在雪域知识界颇具知名度。吉明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藏族高级知识分子，他的事业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将热爱和从事的事业，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是始终如一的。吉明先生在其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历程中为藏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出版事业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国务院授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还担任着青海省政协委员、青海省文联委员、青海人民出版社编审、青海人民出版社民族文艺编辑室主任和《章恰尔》期刊主编等重要职务。
　　他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刻苦自学成为博学的专家。

博学和多才

　　吉明先生幼年时期就聪慧好学。虽说其家庭环境和经济状况并不影响他上学读书，但由于种种原因，10岁之前的小吉明并没有坐在课桌旁听老师讲课的机会。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于1952年进入了尖扎县昂拉小学。他十分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业中。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四年时间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全部学业。1956年毕业于青海省速成师范藏语班。当时他是毕业生中年龄最小，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解放不久的青海省，百废待举，人才奇缺，年仅16岁的吉明服从组织分配，留校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藏族有名谚语说得好: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少年时期的吉明，深刻了解藏族人民的苦难和教育事业的重要，立志在教学岗位上大干一场，把自己学到的文化和科学知识传授给广大藏族儿童和青年，让他们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争取中华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平等。在教育战线上，吉明先生先后任教于青海省速成师范学校、青海民族师范学校、青海教师进修学校和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等。他给学生们教授过藏语文课、体育课和音乐课。他每教授一门课程，就学习和热爱一个专业。因而他在学校担任的课程，都是教学效果最好的课程之一，同学们特别尊敬和喜欢他，他更热爱自己的学生。他年轻有为，虚心好学，热爱新生活和自己的事业。在工作中培养了自己广泛的爱好和多方面的生活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感到体力和精力充沛，有用不完的劲，而经常不够用的是时间。他一边安心搞好本职工作，一边坚持业余学习和创作。他喜欢读诗和写诗，也写过小说散文，他酷爱音乐，也懂得摄影技术，还自学过中医中药和藏医藏药等。在这些领域中，他都试过身手，有过多彩的梦。他要求自己具备各种本事，为社会主义，为自己的民族做更多的事情。
　　吉明本应该是位诗人和作家。他从1954年开始创作，发表诗歌。处女作《藏民的心愿》就发表在当年的《青海藏文报》上。为了充实自己，提高文艺创作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技艺，他在教学之余，废寝忘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关于文艺创作理论方面的论述，精读中国古代文学史、民间文学论稿、美学原理和写作基础等几十本理论著作，研读中国现代几位文学巨匠的不朽之作，如《鲁迅全集》《茅盾文集》《叶圣陶文集》《巴金文集》和《克鲁斯卡亚文集》等。《青海湖》文学月刊、《青海藏文报》《西藏月报》和《西藏文艺》等报纸和期刊都曾先后多次刊发了吉明的小说和诗歌。多年来他的作品在全国、大区和省级文学创作评奖活动中曾多次获奖。其代表作有小说《父亲死后》长篇叙事诗《团圆》和《安多爱情人生叙事诗》等。吉明在诗歌方面的追求尤其突出，成果尤其可佳。多年来发表的创作诗3500多行。翻译诗作7000多行，整理民间叙事诗5000多行。
　　吉明应该做一个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少年时期的吉明就对语言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学校学习藏语言文字的同时，积极学习汉语。他想，要想更多更广泛的接触科学文化知识，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掌握好汉语文这个工具是不行的。于是开始钻研语言学了。命运曾经安排他去农场劳动、到伙房当伙夫、在学校的收发室为学生们上下课打钟，甚至干过学校的采购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可能会破罐破摔，从此一蹶不振。吉明则不然，对于命运的这种“安排”，除了抗争之外，更多的则是视作一种机遇加以充分地利用，这期间他自学了大学文科大部分教材。选读了语言学、现代汉语、修辞学以及大量的史学著作，如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藏族历史和印度史等，共26本之多。这些功夫无疑为后来的编辑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吉明先生丰厚的藏汉语学识，除了在教学和出版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先后翻译出版了一批译作，如《大庆战歌》《西游记》缩译本等。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吉明先生很有可能成为音乐家。吉明从少年时代起就非常爱好音乐，而且具有相当好的音乐才能。小时候听老人们唱民歌，长大了与同伴们一起跳藏舞唱民歌。学生时代成了歌舞课的“行家里手”。后来他自学了简谱和线谱，如同鸟儿练硬了翅膀，在歌曲的领域里自由地翱翔。他歌唱新社会、歌唱藏族人民的新生活、歌唱美丽的草原。在当教员的那段时间里，吉明先生主动承担学校的音乐课程。他在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音体美班担任音乐教师，搞得有声有色，为州上培养了不少的音乐教学人材。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素质，更好进行音乐教学，他还刻苦自学了音乐创作理论、作曲法、曲式学和音乐教学法等。他本想在音乐方面有更深的造诣，曾两次被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这样，青海似乎是少了一位音乐家，可确确实实多了一位成果累累的编辑出版家。

与编辑结缘

　　1973年夏，吉明先生把自己的第一部音乐著作的书稿寄给了青海人民出版社。该社有关编辑人员看稿后，认为是一部难得的好书稿，很适合青海地区中小学，尤其是牧区各级各类学校音乐课教学之用。由于该书稿具备较好的修改基础，故请作者立即来出版社对其书稿进行必要的加工和补充，以达到正式出版水平。吉明先生在出版社加工《怎样读简谱》书稿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思想敏捷、条理清晰、知识面广和精通汉藏两种语言文字等优秀品格和技能。而且对于工作积极肯干、踏实认真、一丝不苟、精细负责，并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社领导认为，吉明是一个能够做好出版工作的优秀编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材。并决定，如果本人愿意到出版社做编辑出版工作的话，要千方百计调他到出版社来。当时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非常时期，调动一个知识分子到省上来工作是多么困难!经过3年的努力，1976年，吉明才正式调入青海人民出版社。这年他34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黄金年龄段。当时，正值十年动乱结束，实行拨乱反正和转移工作着重点的大好时机，新闻出版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迫在眉睫。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为吉明先生在编辑出版战线上发挥才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从此，他把编辑出版工作作为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了。
　　吉明先生做编辑出版工作，实际是从1973年修改《怎样读简谱》书稿时就开始了。当时作为借用人员，他参加编辑出版的第一部藏文图书就是《新编藏文字典》。由于他在藏文语言学和修辞学上的扎实功底，在这部词书的编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编辑过程中，他也曾得益于该书主编山木旦先生的指导。本字典的出版发行填补了藏文工具书出版史上的一项空白，得到藏族知识界的高度评价，成为藏民族干部和教学人员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多次受到国家和有关地区的奖励。之后，为了挖掘、整理和继承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吉明先生参与过《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一书的编辑工作。在他编辑出版成果中，属于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图书是比较多的。如《诗学明鉴》《藏族谚语选》《藏族诗谜选》《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和《青藏高原药物图鉴》等。这些图书当中的一部分已被国家教委列入了高等民族院校的教材和翻译范本。
　　吉明先生作为藏民族的编辑出版工作专家，他深深地懂得，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要坚持“二为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突出社会主义的主弦律。他自己在这方面始终是身体力行，做出表率。经他策划、组织和审定的书稿，都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优秀图书，是坚持正确出版方向的典范。因为他懂得出版物作为精神产品，具有能够影响人们精神世界的功能。他在编辑实践中总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那些庸俗或低级趣味的来稿，统统扔进垃圾篓。他经常对编辑们说:“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我们之手编辑出版的任何一本书或者一篇稿子，都是要对人民负责的”。吉明先生主编的期刊《章恰尔》和其他书籍，从质量上看，真正做到了撷英集粹;从内容上看，大都是反映改革开放和藏族人民的新生活的。吉明认为这是他的使命和职责。他所主持的青海人民出版社民族文艺编辑室出版的各种图书和期刊，在社会上得到了很高评价。吉明先生不仅原则解决了藏文出版事业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种种挑战，而且艺术地处理好了“双效益”和出版业坚持正确方向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他取得的那些显著的成绩中，最为闪光的，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是他通过编辑和出版工作，发扬和巩固了藏族当代文学事业。

为了藏族文学

　　藏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哲学家、文学家、诗人层出不穷。尤其以历史和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八大藏戏为代表的藏族民间文学和艺术，更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其规律和艺术成就，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近年来人们在学术研究中，从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上去考察藏族文学的时候，逐步发现，藏民族却没有形成自己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体系。主要表现在:一是用藏文直接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数量上微乎其微;二是在体裁上还没有脱离传统的民间说唱的旧形式;三是在内容上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还为数不多等。正视这个问题，是当代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历史任务。吉明先生说至少在80年代之前，藏民族还没有形成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尽管有一些零星的创作散见于有关藏文报刊上。建立藏族当代文学体系，是一项任重道远、繁杂而艰巨的任务。事实正是如此。吉明先生从接受任务之日起，便开始了一步一个脚印的长途跋涉。
　　他翻阅了国内所有的藏文报纸;
　　他查阅了能够搜集到的历年出版的藏文版期刊;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涉猎了藏文版图书;
　　他广泛地访问和接触了藏学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的专家和学者，征询他们的建议，吸取他们的经验。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重要的工作步骤在吉明的心中形成:他要设立一个阵地，让广大的藏族文学爱好者的作品有个发表的地方;
　　于是一个筹建《章恰尔》(雨露)期刊的详细方案送到了有关领导面前;
　　于是一个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藏文期刊在青海高原上脱颖而出。
　　民谚说得好:“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章恰尔》杂志的创刊和发行，吸引和团结了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他(她)们像一群金色的凤凰在这棵梧桐树的周围展翅飞翔。但是从书稿的情况看，一是量少，二是习作多，三是汉文稿仍占相当比例。这些稿件显然还不能直接用在刊物上。吉明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是一般的编辑工作人员难以想象的。他们除了约稿和选稿之外，就是对来稿进行加工、修改，或者还要进行翻译和改写。几乎每篇稿子都有誊清的工序。有的青年作者在刊物上发表一首四行的诗作，很可能其中三行是由编辑帮助提高的。像这样的编辑工作量，在《章恰尔》创刊的最初几年里，是司空见惯的。作者队伍及其作品如何，是办好刊物的前提条件。吉明先生办刊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培养作者队伍，尤其是作者的问题。他的做法是给青年出题目、给任务、压担子，具体指导，使其迅速成长，形成《章恰尔》作者群。笔者在翻阅编辑部的书稿档案时发现，吉明及其同事们的通联工作是十分细致而有效的。
　　有的来稿，只经过一般的编辑程序就可以使用的为数不多。
　　有的稿子需要进行重大修改。
　　有的来稿只提供一个故事梗概，其结构和内容则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写或充实。
　　如果时间允许，便逐篇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退给作者自己去修改或重写。有的稿子如此往复多次才能刊出。这种用通讯的方式培养作者的办法，成为青年作者迅速成长的最有效、最实际的途径之一。
　　吉明先生是在草原上生、草原上长、草原上成材的，对草原有着不寻常的感情。他经常深入到村庄、机关、学校和厂矿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基层文化建设情况，发现和培养作者。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征求对刊物的意见，或者是办培训班，进行系统的讲授，也不时地实行个别指导。只要客观条件允许，吉明不计较形式，只注重效果。多年来他不顾自己身体多病，奔走在城乡和草原，他时而在甘南和果洛，时而在海南和黄南，时而又出现在兰州或者西宁的大专院校的讲台上。他认真的总结和积极的传播着藏族当代文学创作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经验。为了加快培训速度，提高培训质量，吉明先生还特意编写了一本《文学写作知识100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代文学原理及其创作方法。多年来各地参加过吉明先生文学培训班的青年总数达3600人以上。一批藏族青年作家跃上文坛，成为藏民族自己的作家。小说《路》和《活佛》等优秀作品就出在这批文学青年之手。这批作品中被译成汉文的有十几篇。其中《活佛》被选入《青年作家作品选》，成为有影响的好作品。
　　1993年底，青海民族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一套重点图书--《藏族当代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填补了藏族文学发展史上一项空白--藏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当代文学作品集成。这套由吉明先生担任主编的《藏族当代文学丛书》是从1991年开始立项和编辑的。历时3年的时间，他同编辑们一起翻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范围内出版的藏文书、报、刊资料。广泛搜集，选精拔粹，严格筛选，精细加工，终于成书，完成了藏族当代文学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工程。丛书编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族中青年作家用本民族的母语--藏文直接创作的歌颂社会主义、反映改革开放、赞美新生活的描写雪域绮丽风光的优秀文学作品。该丛书共约300万字，稿件主要选自《章恰尔》期刊和《青海藏文报》《西藏文艺》和《西藏日报》等。全书共10个分册，小说集3册:《绊马之行》《江那边》和《团圆》;诗歌集3册:《春雷》《风华正茂》和《金镯》; 散文集1册:《雪魂》;文学剧本1册:《南来的风》;文学评论集1册:《文论总汇》和诗歌理论专集1册:《诗歌刍论》。这套文学巨著充满了雪域特有的酥油糌粑香味，是藏族人民新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受到文学艺术界和藏学界的高度评价。
　　这套内容浩繁、涵盖丰富、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统一并体现着藏族当代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藏族当代文学从书》，是吉明先生多年来以身作则，身先十卒，带领全体编辑人员脚踏实地，执着追求的结晶。可以说它标志着藏族当代文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是吉明先生献身于藏族当代文学事业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必将为推动雪域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本文摘自1995 年中国藏学出版社《雪域当代学人》作者系原青海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