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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青藏高原吐蕃金银器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作者：霍巍平措扎西来源：《中国藏学》2026年第2期时间：2026-07-15 08:50:08 点击数：

摘要：近年，随着青藏高原考古的持续推进，一批吐蕃时期的金银器陆续出土。这些器物制作工艺精湛、形制丰富多样，涵盖容器、装饰品、马具与马饰等多个品类，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已成为研究吐蕃文明的重要实物载体。尽管当前学界对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既往研究多聚焦器物本身的观察，缺乏与出土背景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在文献运用方面，对吐蕃文献尤其是古藏文史料的挖掘与利用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吐蕃本土的社会语境。文章梳理新发现的金银器材料，结合古藏文文献等记载展开互证研究，以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此外，针对吐蕃金银覆面进行个案探讨，根据考古出土信息并结合早期文献记载，对其丧葬内涵、制作工艺及文化传播途径展开初步分析。通过梳理近年来吐蕃金银器的材料，从中可以窥见青藏高原本土文化因素与来自中原地区、北方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交织融合的图景，为深入认识吐蕃社会生活与丧葬制度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吐蕃时期；金银器；青藏高原；金银覆面

　　一、吐蕃金银器发现概述
　　本文研究对象为“吐蕃系统金银器”，简称“吐蕃金银器”，这一概念较为宽泛，从地域上看，主要指在青藏高原发现的金银器；从时代上来看，大致为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既往的研究资料多来源于传世文物，其科学价值由于缺乏考古出土背景而大打折扣。近年来，青藏高原的吐蕃墓葬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出土了大量吐蕃金银器，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吐蕃金银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田野资料。
　　2014年4—9月，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墓地出土1件金耳坠，该墓葬年代判定为公元740年左右。 2017—2021年，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EM26出土4件金面饰及1组合金串饰。发掘者通过对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的分析，结合测年数据，确认该墓葬年代属于吐蕃早期。 2018—2019年，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鎏金银带饰21件。这些带饰多为长方形，四侧边缘锤揲成向上翻卷的花瓣形，表面镶嵌少量绿松石，应是马具革带上的饰物。此外，墓室后暗格的木箱内还出土1件鎏金银王冠和1件鋬指杯，该墓葬年代确定为8世纪中期以前。 2018—2020年，都兰热水墓地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银器多达1207件，种类有印章、容器、马具、覆面和棺饰等，墓葬年代大致为8世纪中期。 2019年，青海都兰哈日赛墓地出土金银器45件，具体包括带饰、泡饰、银环、银戒指、金花形饰件等，该墓地属于吐蕃时期。 2020—2021年，西藏当雄墓地出土一批金银器，包括金耳勺、金耳坠、缠枝纹银片饰、圆形狮子纹银饰、十字花纹金饰及鎏金覆面残件，该墓地年代为吐蕃时期。 2023年，都兰热水墓地羊圈墓（编号M37）发掘中，在盗洞附近发现1件包金银饰件。
　　除考古发掘出土的金银器外，近年来青海、西藏两地相关部门还追缴回一批被盗掘的吐蕃时期金银器。西藏浪卡子县公安部门曾追缴50余件金银器，包括16枚萨珊银币、1件鎏金银盘、2件银饼、1件银条、5件银腰带、2件银饰、14枚银戒指及5件金牌饰。据相关文章披露，这批金银器于2006年出自该县境内一处窖藏。 2018年，青海省相关部门成功破获“3·15热水墓群被盗案”，收缴被盗文物646件，其中金银器及相关饰品种类丰富，包括细颈瓶、带把杯、贴金银盘、贴金盘口锡盘、鞍饰、马具、带饰、覆面、牌饰、饰片等。
　　由于目前正式的田野考古简报和报告都还在陆续整理、发布当中，所以上述新出土的吐蕃金银器的具体数据还不是十分准确（如其尺寸、重量等），但其基本形态、纹饰等已经能够进行初步的观察分析。
　　二、吐蕃金银器的类别与用途
　　（一）容器类
　　容器是考古出土吐蕃金银器中数量最少的品类，常见种类包括瓶、杯、碗、盘等。金银瓶是吐蕃容器中最具特色的种类之一，但目前考古出土的数量较为稀少，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外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品。
　　都兰热水墓地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1件金瓶，该瓶保存完整，素面，喇叭口，细长颈，圆肩，深腹罐，小圈足。口径7.6厘米、圈足径4.1厘米、高21厘米（图一，1）。美国芝加哥私人收藏有2件形制、尺寸与之基本一致的金瓶，高20.2厘米、圈足径5厘米、口径7厘米。 2018年都兰热水墓地追缴的文物中亦有4件相同类型的金瓶，高17.1—19.7厘米、口径6.6—7.3厘米（图一，2）。此外，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芝加哥私人藏品、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及卡塔尔王室阿勒萨尼收藏的多件金、银瓶，形制与尺寸均与都兰出土金瓶相近，差异仅在于境外藏品多饰精美的花鸟及神兽纹样等，卡塔尔王室阿勒萨尼收藏的金瓶还大面积镶嵌绿松石。

　　鋬指杯，也有学者称其为“带把杯”，其特点是在口沿部带有一个杯把，杯把的形制特点鲜明，带有一个横平而较为宽大的指垫，下面有的还带有一个或多个指鋬。据已公布资料，目前已知此类器物共有10件，其中3件出土于青海都兰热水墓地和乌兰泉沟一号墓，7件收藏于境外博物馆及私人手中。
　　都兰热水墓地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1件鋬指杯（编号2018DRXM1Z：2），素面，敞口，腹部有一周折棱，弧鼓腹，圜底，矮圈足，器身布满锤揲痕迹，鋬指和圈足为焊接而成。高6.5厘米、口径11厘米、圈足径4厘米（图二，1）。乌兰泉沟一号墓鋬指杯（编号M1D：2），器口为四等分的花瓣形，敞口，方形圈足，各弧面上装饰图案相同，器身镶嵌大量的绿松石装饰，雕刻组合形成不同造型的叶脉花瓣。高3.7厘米、口径8.8厘米、圈足边长2.4厘米（图二，2）。

　　目前青海、西藏两地正式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高足金杯，但境外藏有2件吐蕃时期高足金杯。既往研究多将其与同时期唐代的同类器物进行对比，讨论形制来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西部公元前后的墓葬中已出土同类形制的高足铜杯与陶杯。因此，有必要在更长时段的视角下重新审视高足金杯的形制起源问题。
　　除瓶、杯外，吐蕃时期金银制作的壶、盘多流散境外，既往研究已对这些文物的资料进行了披露与研究。浪卡子窖藏与都兰热水墓地出土的波斯萨珊风格鎏金银盘，从器型与纹样题材推断应为舶来品。近年来，国内博物馆亦征集入藏部分吐蕃银罐，如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馆藏2件鎏金银罐，西藏牦牛博物馆藏1件银罐。
　　金银容器常作为吐蕃向唐朝进献的贡礼，相关记载屡见于史料。笔者曾在《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文中，系统梳理《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汉文史料中吐蕃输入金银器的记载。近年笔者在梳理古藏文史料时，又发现大量关于金银容器的记载，其中部分史料涉及丧葬仪式，为解读墓葬出土金银器的丧葬内涵提供了文献依据。如敦煌吐蕃文献P.T.1047中记载：“去年用木碗喝，今年用银碗喝” ；“金盆里斟满酥油液” 。噶塘蚌巴奇出土文献提及祭祀中“金碗、银碗中盛满醇香的米酒” 。《扎萨色昌故事》亦载：“穆萨夸琼曼，逝归天界之际，为其子典普洛芒与女典姜查玛留下遗命：我离世后，取名为扎萨色昌，呈献糌粑油团、酥油砖块、沃根粉末及香醇的米酒。说完便去世。兄妹二人铺设坐席，摆放糌粑油团、酥油砖块与沃根粉末。以金鹅里盛装蔗糖水，银鹅里盛满香醇米酒，铜鹅里装满香药调制的牦牛酪，而后倾入。称其陵名为扎萨色昌。” 另据古如邬坚林巴（གུ་རུ་ཨོ་རྒྱན་གླིང་པ། 1323—1360年）掘藏的《国王遗教》记载，王室陵墓的随葬品中包括金银容器，有“鎏金银匣、马首银壶、银盘、银罐、银瓶”等。从考古发现来看，金瓶与鋬指杯出土于墓室棺椁附近以及暗格之中，这些容器内很可能曾盛有液体。结合上述丧葬相关文献可知，墓主生前使用的金银器随葬入墓后，被赋予特殊的丧葬祭祀与礼仪内涵。
　　（二）装饰品
　　近年吐蕃墓葬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金银装饰品，种类包括耳饰、牌饰、带饰、项饰、冠饰，以及其他小型饰品。汉文与藏文文献中对此类器物多有记载。《册府元龟》中“附国”条下记：“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经三寸。”又“东女国”条下记：“为小鬟髻，饰之以金。耳垂铛，足履索鞴。” 敦煌吐蕃文献ITJ740记载：“玉镯打碎换金镯。” 阿里札达县发现的赤松德赞颁给结欣·赤旺祖普杰拉魁的敕书抄本中提及，结欣氏丧葬用品中包括“金箭九支、金牌饰九件” 。噶塘蚌巴奇出土文献亦载：“外披丝绸，内饰黄金与绿松石” ；“活禽的颈部悬挂金铃” 。《噶氏目录》中记载松赞干布陵墓的随葬品中有“金铠甲，以及人物与马形的金饰” 。
　　当雄墓地出土1件金耳坠，主体由金丝精心制作而成，上部为不闭合环状，下部则笔直细长。上部环的下端有更细的金丝交织缠绕并向外延伸，其上穿缀着绿松石和小金珠。下部笔直细长的金丝上依次穿有小金珠、珍珠及绿松石，工艺精湛，装饰华美。长5.7厘米、环长1.7厘米、环宽1.3厘米（图三，1）。类似金耳坠上穿缀绿松石的饰件，在都兰哇沿水库墓地出土1件（图三，2），在都兰热水墓地出土2件（图三，3）。

　　当雄墓地另出土1件圆形银饰，其正面采用减地錾刻出一头呈蹲踞状的狮子，中央有一小孔，边缘上下左右分别饰有植物纹样。直径2.5厘米、厚0.3厘米（图四，1）。都兰热水墓地出土2件形制与尺寸相同的方形银饰，其正面同样采用减地工艺，刻画狮子形象。长2厘米、宽1.7厘米、厚0.3厘米（图四，2）。两座墓葬出土的银饰尺寸相近，正面均有穿孔，应为系带装饰之用。银饰上的狮子均呈蹲伏状，张口呲牙，前胸肌肉凸显。两件狮子纹样的差异仅在于尾巴姿态上，当雄银饰上的狮子尾巴卷夹于后腿之间并向上翘起，而都兰银饰上狮子尾巴则直接向上扬起。
　　尾巴夹腿向上翘的狮子纹样在其他吐蕃金饰中亦有发现。如都兰热水墓地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双狮日月金牌饰的两侧各浮雕一带翼蹲坐的雄狮，两狮相向，均昂首张口分衔日、月，鬃毛怒张，前腿搭在宝相花上，后腿屈立，嵌绿松石，四蹄粗大，十分夸张，尾巴卷曲呈环状。狮身各镶嵌一颗紫水晶。背面平整，有系带的环状穿孔（图五）。这种蹲伏状、尾巴夹于腿间的狮子造型是典型吐蕃狮纹样式，如藏王陵石狮、都兰考肖图墓地出土石狮，以及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的泥塑狮子等；而尾巴上扬的蹲伏狮子形象在吐蕃遗存中则较为少见。

　　吐蕃时期墓葬还出土大量金银饰片，这些饰片多采用锤揲、錾刻及镂空工艺制作而成。饰片的四周及中央均有小孔，表明其原本用于钉缀于衣物、皮革制品、木棺等之上作为装饰。这些饰片纹样丰富，包括忍冬纹、卷草纹、缠枝纹等植物纹样（图六），以及立凤、马、狮子、异兽、大象等动物纹样（图七），还有人物与人物骑射的场景纹样（图八）。

　　（三）马具与马饰
　　瑞士苏黎世收藏的金鞍翼饰刻写古藏文铭文，意为“马鞍包金饰耗费黄金三十五两二钱，花饰及耳环耗用银十两半” ，揭示了木鞍上金银装饰的制作工艺与材料耗费情况。古藏文史料亦多次提及“金鞍”，如敦煌吐蕃文献P.T.1287记载“在山谷里跑马，马不会把金鞍摔碎” ，表明在吐蕃时期贵族的马具采用金银制品进行装饰。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1件马鞍前桥金饰，其为木质马鞍上的装饰。该金饰上层为缠枝纹，下层以花卉装饰；中间带状纹饰内容丰富，居中为宝象花，两侧分别有狮子、奔鹿、翼马依序对称分布，两头以杏叶收尾（图九，1）。此类马鞍金饰的残件曾出土于考古发掘中，国内外博物馆亦有相关藏品（图九，2、3）。

　　除金鞍饰外，吐蕃墓葬中还普遍出土金带饰、节约、杏叶、铃铛等器物，应为随葬于墓室内马匹的装饰品。根据敦煌吐蕃丧葬文献记载，墓室里陪葬装饰的马匹为墓主生前乘骑之物，死后亦继续作为墓主的坐骑，协助逝者跨越冥界。
　　三、吐蕃墓葬出土金银覆面再释
　　自西藏西部札达县曲踏墓地和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出土3件黄金面具以来，学界对此展开了相关讨论。仝涛对西藏西部出土的黄金面具，以及邻近的印度邦加瓦和尼泊尔穆斯唐地区出土的黄金面具进行梳理，并从跨欧亚的视野对其考古学文化和功能展开讨论。国外学者卡尔梅·桑木丹（Samten G. Karmay）、约翰·文森特·贝勒扎（John Vincent Bellezza）等则从仪式和文化语境的视角，对西藏西部出土黄金面具的丧葬内涵进行解读。
　　近年在阿里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的考古发掘中，相继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其中，3件面具的年代与曲踏、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面具相近，大致为公元2世纪前后。另外4件面具的年代属于吐蕃早期，覆盖于木俑脸部。由此可见，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吐蕃早期的4件面具所蕴含的丧葬内涵，与公元2世纪左右的3件面具存在一定差异。
　　近年来，青海、西藏两地开展的吐蕃墓葬考古中，出土了3件金银五官残件。此外，香港梦蝶轩收藏有3件同属此类的五官覆面。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吐蕃早期4件面具，采用涂描、彩绘的方式来表现五官，承继了西藏西部早期面具的特征，与都兰、当雄吐蕃墓葬出土的面具在起源与传播途径上存在差异。都兰和当雄墓地出土的面具主要以金银材质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唇等五官构成覆面，笔者曾撰文将其归纳为“拼合型”面具。这些金银五官很可能通过丝绸连缀在一起，因此本文一并将其简称为“覆面”，作为青藏高原金银器一种特别类型，并对此类覆面试作探讨。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覆面残件（1组2件），发现于主墓室棺椁周围。仅存鼻和嘴两部分，制作工艺为先用金片铸成鼻形和嘴形框架，再用金丝按形状分隔成不同空格，最后以方形、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绿松石嵌于空格中，形成鼻形和嘴形（图十，1）。2018年都兰热水墓地出土的覆面残件（1组5件），由两眉、眼、鼻梁及嘴部五官组成，一眼缺失。其制作工艺与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者大致相同，主要差异在于后者在眼睛边缘采用细点金珠进行装饰（图十，2）。2020年拉萨当雄墓地M3墓室出土鎏金覆面残件（1组2件），仅存一眉和鼻梁，系先以铜器锤揲制成五官形状，而后进行鎏金处理（图十，3）。此外，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公开展示的“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中存在3套完整的覆面，此类覆面与都兰出土的覆面相似，可能出自都兰热水墓地（图十一）。

　　这些覆面五官造型相似、尺寸相近，附着在五官后面的，应是与人脸大小和形状相接近的衬底，将这些黄金制作的五官钉于该衬底之上，形成一件完整的面具。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阿柴）小王。当雄墓地M3是该墓地中封土规格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封土边长42米、高6.2米，封土下有两座独立的墓葬M3—1和M3—2，其中M3—1由墓道、甬道、主墓室和3个侧室构成；M3—2由墓道、甬道、主墓室和西侧室构成。从墓上封土和墓室结构等方面考量，当雄墓地M3墓主级别应属吐蕃“论”级官员。尽管当雄墓地和热水墓地出土覆面在制作工艺和材质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其反映的丧葬内涵却是一致的。
　　关于这种覆面的起源与传播问题，何伟提出都兰热水墓地出土的覆面可能受到西藏中部文化因素向东传播的影响。然而，从两座墓葬的年代来看，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的年代早于当雄墓地M3，且当前在西藏境内此类覆面的考古遗存较为罕见。故而，笔者更倾向于都兰一带覆面习俗对西藏中部产生了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藏文史料中记载了一些与覆面相关的内容，这些记载或许能为探讨此类葬俗的起源及其文化内涵提供一些线索。
　　敦煌吐蕃文献P.T.1042系一份王室丧葬仪轨写卷。该写卷第30行载：དེའི་འོག་དུ་། ཟོ་རིག་། དེའི་འོག་དུ་ནམ་ཀའ་། དེའི་འོག་དུ་སྨྲ་ཞལ། །དེའི་འོག་དུ་ཞལ་དང་སྐུ་རྟེན།。褚俊杰译为“其后乳品桶，其后是彩线结，其后是食物，其后是（死者）像” 。随着西藏出土黄金面具材料的公布，学界对P.T.1042第30行的释读取得了新的进展。卡尔梅·桑木丹结合早期苯教文献记载，将第30行中的“སྨྲ་ཞལ།”与“ཞལ།”释读为“面具” 。这一解读得到苯教早期文献《穆乔崇突尔》（མུ་ཆོ་ཁྲོམ་འདུར）和《第治司治觉》（དུ་ཏྲི་སུའི་སྒྲིབ་སྦྱོང）的印证。敦煌吐蕃文献P.T.1042中的记载，证实了吐蕃贵族的丧葬仪式中存在使用面具的习俗。
　　此外，于吐蕃晚期成书的山南噶塘蚌巴奇出土丧葬文献中亦记载了与覆面相关的内容：
　　（墓室）内堆放（ཕྱུང）木材及肉类等各类祭品（རྀགས་སྣ་ཚོགས），其下方放置面具（འོག་དུ་ཞལ），最后安放灵牌（མཚན་བྱང）。取各种牲畜之血（ཐྲག་སྣ་ཚོགས）进行净化，（遗体）敷以多种草药（རྩྀ་སྨན），将母子的遗体分别安置（མ་བུ་རོ་ཕྱེ），如同燕子巢穴（ཁུག་རྟའྀ་ཚང་འདྲ་བ），一者置于彼岸（ཕ་རོལ），一者置于此岸（ཚུ་རོལ），选取一只幼岩羊（རྣེའུ）驮尸（ཁལ་དུ་བཀལ），埋葬于清净（གཙང་ས）之地。以大量香、洁净水（ཚན་སྤོས）遍洒（གདབ）逝者遗体，进行召唤仪轨。其后敬献一只绵羊（ལུག་ཅིག）和青稞饼（ཏང་ཟན་ཅིག），其后覆盖殓被（བནལ་ཁབས）。净化（ཁྲུས）各类恶鬼（གདོ），镇压尕斯（དགབ་སྲི་གནན）。
　　这段丧葬仪轨文献所载于墓室内放置面具的做法，与敦煌吐蕃文献P.T.1042中第30行的记载相符，进一步佐证了吐蕃贵州丧葬仪轨中随葬面具的习俗。此外，《国王遗教》中详细记载了悉补野三位先王的陵墓中随葬“面具（གནམ་ཞལ）”的情况：托日年协（ཐོ་རེ་སྙན་ཞལ）陵墓中“于一人可环抱的银匣内，放置着神衣五色锦缎包裹的金银大面具” ，东日东赞（སྟོང་རི་སྟོང་བཙན）陵墓中“面具以珍贵的黄金、白银铸造而成，以五色锦缎等七种神衣包裹” 。卓年德如（འབྲོང་གཉན་ལྡེ་རུ）陵墓中“银质大面具二十件；小面具十件，以银为胎，镶嵌各类宝石” 。虽然《国王遗教》中的国王名字与敦煌吐蕃文献等成书年代较早的史料记载有出入，但其对面具的材质、制作工艺、随葬方式等方面的记载翔实可靠。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其一，面具主要以金银为制作材料，表面镶嵌宝石，并以丝绸作为衬底，这些特征与都兰热水墓地出土的覆面完全符合。其二，高等级墓葬中同时随葬多套面具的现象，与已公布的资料相符。其三，部分面具用于遮盖逝者，而另一些仅放置于其他位置作为丧葬礼仪，这与考古出土情况相一致。
　　上述噶塘蚌巴奇出土的丧葬文献中，逝者亲属所迎请的几位丧葬祭司中，有一位名为“康萨第塘巴耶耶（ཁང་ཟ་ཐྀས་དང་སྤ་ཡེ་ཡེ）”的祭司。值得注意的是，该祭司名字并非吐蕃族群名字，其姓氏中的“康（ཁང）”属于粟特典型姓氏，该姓氏在敦煌及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中亦曾出现。这一文献记载极具价值，为从早期文献中探寻吐蕃与粟特的丧葬文化关联提供了关键史料支撑，此前已有考古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吐蕃丧葬中蕴含着粟特文化的影响。除早期出土文献外，晚期藏文史料亦为二者的丧葬关联提供了一些佐证。《西藏王统记》记载，都松芒布杰的陵墓由“胡人部落”营建。此处的“胡人”是吐蕃对西北方人群的泛称，粟特人便包含其中，这进一步印证了粟特人群参与王室陵墓修建的可能性。笔者曾推断，吐蕃的金银覆面习俗或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西域游牧民族的丧葬传统。从现有的证据看，这种覆面习俗最早流行于粟特等西域族群，随后可能传播至柴达木盆地的吐谷浑和吐蕃人群当中。例如，唐天授二年（691）的慕容智墓中，墓主面部便覆盖着织物与金银饰组成的覆面。史料记载显示，公元7世纪中期吐蕃控制柴达木盆地后，该区域除吐蕃人和吐谷浑人外，还居住着原属西域胡人的康国人、何国人等粟特族群。故而，柴达木盆地作为吐蕃与粟特人群的交汇地，加之粟特人主持吐蕃丧葬仪轨的文献记载，粟特的覆面习俗极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对吐蕃产生了直接影响。
　　宁夏固原史道德墓葬出土的一套覆面，更为直观地印证了二者的关联与差异。该覆面由金制的额饰、眉饰、眼饰、鼻饰、唇饰等11个构建组成，覆面上连缀的丝织品已经腐朽（图十二）。墓葬年代为唐仪凤三年（678），墓主史道德生前任唐给事郎兰池正监，是昭武九姓之后，其先祖曾居西域，后迁至固原。该覆面与吐蕃时期墓葬出土的覆面在五官形制上颇为相似，但亦存在差异，这表明吐蕃并非简单复制粟特丧葬习俗，而是选择性吸收并加以改造。吐蕃对粟特覆面习俗的改造，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大量使用绿松石镶嵌其中。吐蕃覆面多嵌绿松石，而大量使用绿松石镶嵌正是吐蕃金银器的一大特色。在吐蕃文化中，黄金上镶嵌绿松石被视为最珍贵的神圣财富，敦煌吐蕃文献P.T.1051便有记载：“北山重峦叠嶂，正在挖掘宝藏，挖到长条黄金。在那戎波岩山，敲开坚硬圆石，寻到一枚宝石，绿松石嵌在黄金上，成为最佳神财。”

　　另外，敦煌吐蕃占卜文献记载表明，吐蕃时期存在专门的“覆面仪轨”。敦煌吐蕃文献ITJ739记载“（此卦）因有猛鬼，当行覆面仪轨” 。此处所提及的“覆面仪轨”与吐蕃墓葬出土的“覆面”是否存在内在关联，尚需进一步考证。如果二者之间存在联系，那么墓葬出土的覆面功能为护佑逝者灵魂免受恶鬼侵扰，在丧葬仪式中采用逝者遮盖覆面，还伴随一套相对繁复的仪轨流程。
　　四、结语
　　近年青海、西藏两地吐蕃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为吐蕃金银器研究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有助于构建流散海内外吐蕃金银器真伪判定与年代断代的对比标尺，推动吐蕃金银器的研究进展。同时，这些形制风格各异的金银器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清晰映照出青藏高原本土、中原唐王朝、北方草原及中西亚等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交融轨迹，为实证吐蕃在唐代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以及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脉络，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考古学实证。
　　敦煌吐蕃大事纪年显示，吐蕃社会除了农业税和牧业税外，还存在征收“黄金税”的情况，这表明黄金在吐蕃社会兼具极高的使用价值与重要的象征意义。而青藏高原考古出土的各类精美吐蕃金银器，不仅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直观物质遗存，更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学术研究议题，如金银器与吐蕃社会阶层的关联、金银器在吐蕃丧葬仪式中的功能等。这些新议题的提出与探讨，为学界深入探究吐蕃社会历史面貌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