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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

作者：杨铭来源：《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时间：2025-12-02 09:17:57 点击数：

内容提要
　　7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吐蕃为了沟通与西域各国的交使和贸易关系，与唐朝开展了长期的争夺西域四镇的斗争。其间，吐蕃曾致力于经营一条经由大、小勃律，过护密，东至四镇，西抵吐火罗的通道，这就是著名的吐蕃－勃律道。这条通道的一部分虽然与闻名中外的僧人“求法中道”重合，但吐蕃经由大、小勃律，架藤桥，筑城堡，北接护密道，无疑对青藏高原经克什米尔、帕米尔去中亚的交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吐蕃－勃律道在唐代中西交通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说，丝绸之路有三条东西干线，即：北方草原路、中亚绿洲路、南方海路，在这些东西干线之间还有许多南北向通道，其中吐蕃与中亚的交通路线“是以西藏经塔里木盆地至准噶尔的路线。这条路自5世纪开始为吐谷浑所利用。在6~8世纪，又屡屡被吐蕃远征西域时使用，在唐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时，唐使和求法僧也有不少是经此路往来印度的”[2]。长泽氏在这里说得很笼统，似乎唐代吐蕃通西域只有一条吐谷浑路。其实，唐代吐蕃通西域非只一道，从吐蕃经勃律东向安西四镇，西往吐火罗、波斯，在当时也是一条著名的中西通道，似可称之为吐蕃－勃律道。以下试作探讨。
一、吐蕃经略勃律道的历史背景
　　唐朝初年，活动于拉萨河流域的吐蕃强大后，很快征服了青藏高原的其他民族，如其北方和西北方向的羊同（又译“象雄”）、吐谷浑等。羊同国本有大小之分，小羊同早期的地望，据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季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下残）”的记载，约当今日喀则至江孜一带；而大羊同在小羊同西北，从地望上看就是西藏阿里地区。[3]吐蕃对羊同的经略，始于达布聂赛赞普之时，时间大概是6世纪。藏文史书《智者喜宴》记载，其时“三分之二的小邦均纳入（吐蕃）统治之下。本巴王、吐谷浑王、昌格王、森巴王及羊同王(zhang zhung rje)等均被征服”。但是到松赞干布之父囊日论赞后期，由于吐蕃政权内部不稳定，被征服的羊同、达布等属部相继反叛，囊日论赞被旧臣毒死。松赞干布执政后，经过征讨，约于644年最后兼并了羊同。[4]
　　吐蕃对吐谷浑的征战也是很早的。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吐蕃借向唐求婚不遂之事为由进攻吐谷浑。后经高宗显庆五年（660年）、龙朔三年（663年）的战争，吐蕃大破吐谷浑之众，“遂有其地”[5]。至此，吐蕃占领了青海湖周围及其以西的吐谷浑故地，控制了经柴达木盆地去鄯善的吐谷浑道。关于吐蕃经吐谷浑道出入西域之事，见于唐开元以前修成的《沙州图经》：“萨毗城，右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艳典造。近萨毗泽……日六十里，山险，恒有吐蕃、吐谷浑来往不绝。”[6]但根据文献记载，在吐蕃控制吐谷浑道之前，其军队已开始出现在西域。如龙朔二年（662年)，吐蕃曾在疏勒一带配合西突厥的弓月部与唐军作战，所取路线或出于阗之南山。之后，吐蕃加强了对西域的进攻。麟德二年(665年)，吐蕃率疏勒、弓月之兵共攻于阗；咸亨元年（670年），攻陷西域十八州，迫使唐朝罢安西四镇；仪凤二年(667年)，攻疏勒、龟兹等。[7]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吐蕃军队所取的路线，或由吐谷浑道，或出于阗之南山，均有可能。如果分析上述事件，从662年吐蕃军队首先出现在疏勒一带、665年又引疏勒、弓月等东向攻于阗看，我们还倾向于认定吐蕃军队是出于阗南山进入西域的。
　　上述情况到7世纪末8世纪初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唐朝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以镇之。”[8]唐朝既复四镇，又以重兵镇守，《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曰：“于阗东界有兰城、坎城二守捉城。西有葱岭守捉城，有胡弩、固城、吉良三镇。东有且末镇，西南有皮山镇。”这样，吐蕃欲循旧道进入西域已属不易，势必寻求新的路径，这就是吐蕃经营吐蕃－勃律道的原因。
　　尚可从史籍中看出吐蕃经略吐蕃－勃律道的端倪。《通典·边防》“吐蕃”条载，万岁通天二年 (697年)，吐蕃大论钦陵遣使请和，武则天遣郭元振至野狐河与之议事。钦陵请唐朝拔去西域镇守，使四镇诸国、西突厥十姓各建王侯人自为守，既不款汉，又不属蕃。其理由之一是，“十姓中，五咄六部诸落，僻近安西，是与吐蕃颇为辽远。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日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俟斤诸部”，即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分布中心在今中亚的碎叶水西南一带，其地与今拉萨的吐蕃王廷相去甚远，钦陵何以谓其“密近蕃境”、“旬日即可以蹂践蕃庭”[9]呢？结合以上对形势的分析来看，可以理解为唐朝在7世纪末收复四镇以后，吐蕃已着手经略能够从西面进入四镇的勃律道，其军事指挥中心一度进入今帕米尔以南地区，此域与五弩失毕部弥近，故有钦陵视其为“吐蕃之巨蠹者”之说。
　　吐蕃致力于经营勃律道、在小勃律建立军政机构，在当时的藏文文献中也有所反映。8世纪下半叶桑耶寺建成后，吐蕃制订的《不得灭法之诏书》颁发地区之一就有 “勃律之域”(bru sha yul)，它是与羊同(zhang zhung)、多麦(mdor smad)等并列的收藏诏书的十个地区之一。另外，写成于9世纪的《金刚瑜伽成就授记》，题有“勃律节度衙”（bru shavi yul gyi khrom）这样的军政机构名称。所谓“节度衙”是7至9世纪吐蕃设于本土之外的一级军政机构，它管辖的范围相当于唐朝的几个州。[10]由此可见，从8世纪起，勃律在吐蕃诸辖地中成为了重要的军政单位之一，这自然与吐蕃对该地区的经略有关。
二、吐蕃－勃律道的走向与关隘
　　大勃律国，《新唐书·西域传》载：“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萇。地宜郁金。役属吐蕃。” 《大唐西域记》称之为“钵露罗”。其地即今巴控克什米尔之巴尔蒂斯坦（baltistan），首府今为斯卡都。[11]大勃律何时起役属吐蕃，史无明文；慧超在开元初由印度返回安西时，已知大勃律、羊同等并属吐蕃，其所撰《往五天竺国传》曰：“又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羊同国、娑播兹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风并别。”[12]
　　小勃律，《新唐书·西域传》记：“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西〕八百里属乌萇，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属箇失蜜，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临娑夷水。其西山颠有大城曰迦布罗。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国迫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小勃律之地，在今巴控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特（gilgit）和亚辛(yasin)一带。[13]据慧超讲，“其大勃律，原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14]看来，勃律国起初并无大、小之分，是役属吐蕃后才分开的。[15]
　　吐蕃并大勃律后，为“假道攻四镇”，又数次困扰小勃律。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吐蕃进攻小勃律，夺其九城。其王没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等率兵前往，在小勃律兵配合下，“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16]“自嵩此征之后，（吐蕃）不敢西向。”[17]但十余年后，小勃律王苏失利“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18]此段历史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亦有记载：“及至牛年（737年），论·结桑龙（东）则布引兵至小勃律国。冬，赞普牙帐居于札玛，小勃律王降，前来致礼”；“及至龙年（740 年），嫁王姐墀玛类与小勃律王为妻。”[19]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诏安西副都护高仙芝讨小勃律。《旧唐书·高仙芝传》载：“是年，高仙芝率马步万人出安西（龟兹），经拔换城、疏勒、葱岭守捉（喝盘陀）、播蜜川（帕米尔）至五识匿国（赛格南，位于东喷赤河西岸，今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之荷罗格以北不远——引者注）。”然后分兵三路，高仙芝自领中军从护密国（今阿富汗瓦罕地方）入，克吐蕃连云堡于娑勒川（今萨尔哈德附近）南。然后，又南行三日至坦驹岭（兴都库什山的一个山口），又过阿弩越城，及至小勃律之孽多城，一举克之。破城后，高仙芝令官兵断娑夷水（即吉尔吉特河）之绳桥，拒吐蕃援军于对岸。唐朝平定小勃律之事，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亦有记载。《大事记年》第103条曰：“及至猪年(747年)夏，赞普驻于那玛，廓州一带出现唐人斥堠军兵。勃律、高地被击溃。”[20]可见，汉、藏文史料对此事件的记载是一致的。
　　结合各种史料及近人的考察报告来看，上述唐朝军队远征小勃律之路，就是吐蕃从反方向经小勃律、过护密、入四镇之路。现就其中几个重要地名加以考证：
　　（1）大勃律。西北接小勃律，东南接今拉达克。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曰：“又迦叶弥罗（克什米尔）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21]在唐朝加强驻西域镇兵后，吐蕃为了仍能进出四镇，于是积极地经略一条出大勃律、小勃律，进入护密的道路。《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唐军临孽多城，谓小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反映出大、小勃律之间的交通情况。[22]
　　（2）藤桥。《旧唐书·高仙芝传》曰：“去勃律（孽多城）犹六十里……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联系吐蕃对小勃律王的话——“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则此藤桥似为吐蕃所建，为大勃律至孽多城之交通要道。这类藤桥似即汉唐史书中常称的“县度”（悬渡）。
　　（3）孽多城。小勃律王居地。《新唐书·西域传》曰：“王居孽多城，临娑夷水。”又，《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唐军破城，“（小勃律）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表明此城不远处便有山脉。“孽多城”的位置，在今吉尔吉特首府吉尔吉特城，据介绍为一群山环抱的盆地。[23]
　　（4）阿弩越城。《旧唐书·高仙芝传》曰：“（唐军）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下岭三日，越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下文还说从其城至孽多城，大约需一日路程。所过者，或有娑夷水支流。[24]此城为孽多城去坦驹岭中间站，其居民曰阿弩越胡。斯坦因称，“阿弩越”就是吉尔吉特河谷的达尔德人称亚辛为阿尔尼雅或阿尔尼阿赫德相当贴近的译音。[25]
　　（5）坦驹岭。兴都库什山之一山口，斯坦因说，当地的名字叫做“达尔科特”（darkot），从妫水河上游的巴洛吉尔、马斯杜日河等至亚辛山谷，它是“唯一实际可以通行的大路”。由此岭至阿弩越城，需四日路程。《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兵士望而怯步，曰：“大使（高仙芝）将我欲何处去？”山势险峻，可想而知。斯氏曾亲临这海拔一万五千四百英尺高的山口，目睹了从山口直下到亚辛山谷足有六千英尺的峻坂。
　　（6）连云堡。《旧唐书·高仙芝》曰：“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新唐书·西域传》小勃律条曰：“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则连云堡约在此城附近。《旧唐书·高仙芝传》称，唐军克连云堡后，“仙芝留令城等以羸病尪弱三千余人守其城，仙芝逐进。三日，至坦驹岭”。是知从连云堡去坦驹岭，需三日路程。连云堡遗址，据斯坦因考察就是今萨尔哈德一个叫坎西尔（kahsir）的古堡。其北面和东面为无法通行之悬崖，仅西面和南面有城墙遗址。其古堡下所临之河，正是瓦罕河。[26]至此，吐蕃接通了出大勃律，经小勃律，入护密的道路。
　　《新唐书·西域传》“护密条”曰：“显庆时（656~661 年）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颉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护密（今阿富汗瓦汗）所临的这条由四镇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的道路，就是《释迦方志》所谓的西行僧人求法中道。[27]唐贞观年间，玄奘曾由此道归国；开元初年，慧超亦经此返至安西。[28]此道既西抵吐火罗、东至四镇，又南通小勃律、大勃律，当然是吐蕃进入西域的理想路线。关于此点，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评价唐朝于728~745年间册封西域诸国的情况时指出：“中国欲维持其与箇失蜜、乌萇、罽宾、谢等国之交际，则应维持从护密及小勃律赴诸国之通道。故此道又为吐蕃入四镇之天然路途。”[29]
　　由此看来，在7世纪末到8世纪中，吐蕃曾致力于经营这条经由大勃律、小勃律入护密再东至四镇的道路。由此道入四镇虽嫌过远，但在唐朝四镇驻兵强大、吐谷浑道易受阻击的情况下，吐蕃军队走这条通道，相对来说安全得多。
　　关于吐蕃在护密、小勃律一带经营通道的情况，阿拉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亦有记载。第26章“关于河中诸边境地区及其城镇”第15节曰：“哈姆达德（khomdadh），其地有瓦罕人的偶像寺。寺中发现有少数的吐蕃人。其左边有一个城堡，为吐蕃人所占据。”英国学者密诺尔斯基注曰：“哈姆达德即昏驮多城（kandud），在今阿富汗瓦罕地区伊什卡什姆以东五十英里处。本节中所述城堡的故址在此城对面。”[30]此处又提到吐蕃人的城堡，可见他们在护密的据点不止一处。《世界境域志》还提到：“撒马尔罕达克(samarqandaq)，是一个大村庄，其中住着印度人、吐蕃人、瓦罕人以及穆斯林。……安德拉恩（andras）是一个城镇，其中住有吐蕃人和印度人，从其地至克什米尔(kashmir)是两天的旅程。”撒马尔罕达克很可能即今萨尔哈德（sarhadd），亦在瓦罕地区；安德拉恩似指去克什米尔路上的drās。上述情况同汉文史料记载吐蕃在连云堡及城镇山寨中有近万军队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31]
　　吐蕃出小勃律后，从连云堡往东、循护密道入四镇的路线就是阿富汗著名的瓦罕走廊，直通我国的新疆。目前虽无文献具体说明吐蕃在这一路线上的活动，但慧超在开元十五年（727年）从护密国经播蜜（帕米尔）至葱岭镇时，虽知“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但他也了解到“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吐蕃”[32]。说明吐蕃在此以前曾活动于此。换言之，唐设葱岭守捉（开元初）以前，[33]吐蕃军队循护密道东来，似由此赴四镇。唐设葱岭镇以后，吐蕃循此入四镇的交通一度受阻，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间（734~736年），有突骑施使者携什物、越葱岭欲至吐蕃，为唐守捉军拿获即是一例。[34]
　　吐蕃出小勃律、从连云堡往西向吐火罗的情况，汉文文献和阿拉伯地理书均有记载。阿拉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在第26节第12条提到了吐火罗通往箇失密之路上有一处地方被称作“吐蕃之门”（dar I tubbat ），具体位置在今阿富汗巴达赫尚省首府法扎巴德南面的巴拉克附近，[35]说明唐代吐蕃的势力已经从东面延伸到了这里。
　　汉文文献方面的记载则更加具体。《册府元龟》记载，早在开元六年（718年）吐火罗的阿史特勤仆罗曾上书唐朝，称：“本国缘接近大食、吐蕃，东界又是四镇”。就是高仙芝平小勃律后，唐朝以数千士兵驻扎镇之，但吐蕃仍未因此而放弃对勃律道的经略，《册府元龟· 外臣部》记载，（天宝）八载(749年)，吐火罗叶护夫里尝伽罗遣使来朝，报告其邻国朅师王“受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的情况，并“望安西兵来载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共讨朅师。从扼小勃律至箇失蜜（克什米尔南段）商道的情况看，朅师当在巴基斯坦北境之吉德特拉尔(chitral)一带。吐火罗使者的表奏说明，吐蕃在小勃律失利之后，转而拉拢朅师，在其国筑城驻军，一方面控制小勃律至箇失蜜间的商道，欲使驻守小勃律的唐军受困，其目的在于重新打通自小勃律去护密、通四镇的道路；同时，又可向西威慑吐火罗，保持其影响直达所谓的“吐蕃之门”。
三、吐蕃─勃律道的商旅往来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第72条载，及至鸡年(721年)，“上部地方之使者多人前来致礼”；第105条载，及至猴年(756年)，“黑邦瑕、廓、识匿等上部地方之使者前来致礼。”[36]所谓上部地方，就是包括识匿(shig nig)、廓(gog) 、黑邦瑕(ban viag nag po)等小国在内。ban viag nag po可以比定为今天吉尔吉特河口印度河地区的本吉(bun ji)，而shig nig就是《新唐书 ·西域传》之“识匿”，《旧唐书·高仙芝传》之“五识匿国”，《大唐西域记》之“尸弃尼”，其地在今帕米尔之赛格南(seghnān)。[37]这些从北面与护密紧邻的小国派使者到吐蕃，经过勃律道往返，无疑是最便捷的。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还记载了吐蕃与中亚大食、突骑施等政权的交往。“大事记年”记载：“及至猴年（732年），夏，赞普驻于巴局之丁丁塘，唐廷使者李京、大食与突骑施之使者均前来赞普王廷致礼。”其中的“大食”（ta zig）是指已经东进到中亚的阿拉伯帝国。8世纪初，白衣大食（哈里发王朝，660~749 年）的军队在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率领下，攻占了今楚河以南、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并时与吐蕃联合，以图攻夺唐朝的安西四镇，故双方有使臣往来。
　　“大事记年”又载：“及至猴年（744年），夏，赞普巡临北方，还，牙帐设于逻册尔。唐廷使者张员外、突骑施使者前来致礼。”[38]此外，汉、藏文史书都提到了吐蕃嫁公主给突骑施可汗（734年）的事件。[39]突骑施原属西突厥，唐武后时渐盛，圣历中（698~700年）徙牙帐于碎叶川(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以为“大牙”，以伊丽水(今伊犁河流域)的牙帐为“小牙”。突骑施兴起后，与吐蕃有频繁的联系，上述遣使与嫁公主等事件就是证明。而这些活动有可能均是往返于勃律道的，因为在唐朝四镇驻兵强大的情况下，双方人员绕道勃律、护密等地要相对安全一些。这就表明，即使在唐设葱岭守捉期间，吐蕃还是经由小勃律、护密等地，避开守捉，进到伊丽水、碎叶川一带。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攻占河陇、新疆南部及帕米尔地区，从吐蕃本土经由小勃律、护密通往中亚的交通自然十分频繁。在吉尔吉特的德兰茨地方发现的粟特文铭文说：“210年，来自撒马尔汗的诺斯凡作为大使，致礼吐蕃可汗。”据研究，所谓“210年”，为825年4月至826年4月之间。[40]吐蕃利用勃律道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同时，在吐蕃控制此道期间，也有僧侣、商人来往。《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记：“善无畏，其先自中天竺回。……至迦湿弥罗国。……（复至）乌萇国……讲《毗卢》于突厥之庭，而可敦请法。……路出吐蕃，与商旅同次。夷人贪货，率众合围。乃密为心印，而蕃豪请罪。至中国西境。”[41]“迦湿弥罗”即前引箇失蜜，今克什米尔；“乌萇”在今印度河上游的斯瓦特(swat)地区。[42]此处“突厥之庭”恐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之“活国”（今阿富汗东北境之昆都士ku—duz）。玄奘“出铁门至覩货罗国。自此百里渡缚刍河，至活国，即叶护可汗长子柟度设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书至其所，比法师到，公主可贺敦已死”[43]。据此知贞观时，突厥控制地至今阿富汗北境，活国之王即突厥统叶护可汗长子柟度设。 “设”为突厥中次于可汗之高官；“可贺敦”，又称“可敦”，是对突厥可汗夫人的称呼。其居地称为“牙帐”[44]，唐人李华撰《善无畏碑》，述玄奘以后不久的开元初事迹，依玄奘所记“设”、“可贺敦”等，称活国王廷为“突厥之庭”，是可以理解的。
　　李华所撰碑后文曰：善无畏以骆驼负经至西州，唐睿宗乃诏将军史献等出玉门塞相迎，开元初，至长安。结合上文，可以看出善无畏的东行路线即：中印度——迦湿弥罗——乌萇——突厥（活国）——吐蕃（驻护密者）——西州——长安。换句话讲，善无畏东行之道，大致就是《释迦方志》所讲的“中道”，反之，如果到碎叶附近去寻“突厥王廷”，到逻些（拉萨）一带去找吐蕃，必然得出一条南辕北辙的路线。[45]
　　吐蕃经营小勃律、护密等东抵四镇、西赴吐火罗的通道，除去其攻占四镇的政治、军事目的外，自然还有其经济、贸易上的需要。若以护密为中点，吐蕃向东可进兵联络突厥、突骑施等，与唐朝争夺四镇，向西则可抵达吐火罗等中亚诸国，与之进行经贸联系。
　　如《世界境域志》所载，从吐蕃运抵巴达克山的商品，除西方人喜欢的麝香以外，还有绵羊、布匹等；而吐蕃人则从今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直接或间接地输入了细锁子甲和长剑等钢铁制品，以及其告身标志中经常要用到的瑟瑟、石等。[46]《世界境域志》还说，当时“所有的印度产品皆输入吐蕃，再从吐蕃输出到穆斯林各国”；“勃律藏(bolorian tibet)，是吐蕃的一个省，与勃律(bolor)相境邻。其居民主要是商人，住在帐篷与毡房中。”[47]可见当时在吐蕃、印度与中亚各国之间，商业贸易量和从事过境贸易的商人是很多的，而这些贸易的运输路线从地理位置来看，应该是通过吐蕃—勃律道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吐蕃在7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为了与唐朝争夺四镇及帕米尔地区，也为了其自身与西域各国的交使、贸易，曾致力于经营一条经由大、小勃律，过护密，东至四镇，西抵吐火罗的通道。虽然这条通道的一部分，与“求法中道”重合，但是吐蕃经由大、小勃律，架藤桥，筑城堡，北接护密道，无疑对青藏高原经克什米尔、帕米尔去中亚的交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吐蕃利用此道，除与唐朝争夺四镇外，还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尚需补充的是，波斯文文献中又称大勃律为“小西藏”（tibet i—khord），今天巴尔蒂斯坦分布的200多个村庄、20余万居民中，有一部分竟是唐代吐蕃人的后裔，其使用的巴尔蒂语可算是藏语的一个分支，民间口头文学则以说唱《格萨尔》最为有名。[48]可不可以说，这是唐代吐蕃经略勃律道而留下的一个历史遗响呢？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06BZS009）成果之一。
[2]〔日〕长泽和俊著；张英莉译：《东西文化交流史》，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3 期。
[3]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载《东方学报》第66册，京都，1994年，第269页。但上述格局到了8世纪中叶以后起了变化，由于吐蕃的扩展，小羊同被迁到了大羊同之西，所以《唐会要·大羊同国》称：“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这里说的是属于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4]巴卧·祖拉陈哇著：《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01、139页。
[5]《新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谷浑传》。
[6]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收入《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明和印刷株式会社，1975年，第93 页。
[7]《册府元龟·将师部》；《册府元龟·外臣部》；《旧唐书·高宗纪》；《新唐书·突厥传》。
[8]《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旧唐书·龟兹传》。
[9]《西藏图考》“外夷附考”条说：克什米尔“东北至和阗，东南至阿里，俱两月余程”。就算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在今克什米尔，“旬日”也不可能到达今天的拉萨。详见黄沛翘：《西藏图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6页。
[10]《智者喜宴》，第372页。G.Uray，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9th Centuries，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ed. by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a Kyi， Aris and Pillips LTD. Warminster England， 1979， p.3104.
[11]陆水林：《巴基斯坦》，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52~153页；同作者：《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载《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12]张星烺注：《往五天竺国传》：“慧超之在勃律，约当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130~131页。
[13]陆水林：《巴基斯坦》，第494~496页；《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14]张毅：《往五天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64、69页。
[15]日本学者佐藤长认为，勃律国本无大、小之分，其役属吐蕃，似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以前；小勃律是勃律国中一部分人与吐蕃冲突后，退避吉尔吉特而形成的。佐藤长：《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第2卷，同朋舍，1977年再版，第443~444页。
[16]《新唐书·西域传》。
[17]《册府元龟·将帅部》。
[18]《新唐书·西域传》。
[19]《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6~117页。
[20]《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9页。
[21]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64、69页。
[22]关于大勃律与小勃律的距离，《新唐书·西域传》谓小勃律“东南三百里大勃律”，约合现在的二百三十里。而现在从斯卡都至吉尔吉特的公路长241公里。详见陆水林：《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23]陆水林：《巴基斯坦》，第494~496页。
[24]《旧唐书·高仙芝传》曰：“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25]斯坦因：《唐代西征帕米尔及兴都库什记》，载《英国地理学刊》59卷第2期，1922年2月，第112~131页。转引自柯宗等著；吴泽霖等译：《穿越帕米尔高原》，社会学人类学译丛，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26]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第30~31页；《穿越帕米尔高原》，第163~165、167、480页。
[27] “中道”之说，见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遗迹篇”，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0页。
[28]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46页。
[29]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272页。
[30] V. Minorsky，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HUDūD al— Ã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 —982 A.D.，Second Edition， London， 1970， pp.121、366—367.
[31]HUDūD al—Ã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 —982 A.D.，pp.121、369—370.[32]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46页。
[33]《新唐书·西域传》曰：“喝盘陀或曰汉陀，……开元中破平其国，置葱岭守捉，安西极边戍也。”参考《往五天竺国传》，知设守捉在开元十五年之前。
[34]《全唐文》第286卷，《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35] HUDūD al—Ã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 —982 A.D.，pp.120、365.
[36]《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3、119页。
[37] G. Uray，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A survey ， in J.HARMATTA(ed.)，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1979，pp.275—304.
[38]《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5、116、117页。
[39]《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5、116、117页。
[40] G.Uray， Tibets Connections with Nestorianism and Manicheism in the 8th—10th Centurie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 History and Culture ed. by Ernst Steinkellner and Helmut Tauscher，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ǎt Wien， 1983 〔1984〕， p.410.也有学者认为此题记的年代不是825/826而是841/842年，详见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师诃——兼谈吐蕃文献中摩尼教与景教因素的来历》，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343页。
[41]《全唐文》第319卷，《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
[42]《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第99页。
[43]慧立、彦宗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44]《旧唐书·突厥传》。
[45]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文中提到开元初年善无畏到长安是“路出吐蕃”，但未指明具体路线。
[46] Christopher I. Beckwith，Tibet and the Early MedievalFlorissance in Eurasia: A Preliminary Note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ibetan Empire，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21，1977，pp.100—102.关于瑟瑟、石从西亚的传入，详见〔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40~349页。
[47] HUDūD al— Ã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 A Persian Geography 372A.H.—982 A.D.，pp.92—93、254—258。V.Minorsky在注释中提出：bolorian( B.lüri)tibet就是汉文史书中的“大勃律(great Bolor)”。笔者认为，那么“勃律( bolor)”就应相当于汉文史书中的“小勃律”。
[48]陆水林：《巴基斯坦》，第152~153页；同作者：《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