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评论 > 民族文学翻译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文学翻译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增宝当周来源：民族翻译时间：2025-11-28 08:28:30 点击数：

摘要：民族文学翻译是中华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华文学、推动文化融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不同语种文学作品实现跨语际、跨区域传播，推动了文学文本的多向流通与接受。同时，民族文学翻译活动促进文学文本的经典化进程，不断延伸各民族文学经典的多重价值，使其成为多民族共有共享文化，为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文学格局提供了坚实基础。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肩负着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的使命。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体现和有效途径。当下，民族文学翻译在推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文学翻译的历史演进始终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通过不同类型的文学翻译实践，各民族文学被更多读者接受，民族文学作品生命力得到延续，影响力不断扩大。各语种翻译文本更是多民族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通过这些文本能了解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翻译为中华各民族文学建立了交流、沟通、互动、融合的机制，而原作和译作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互为丰富的结构存在不仅彰显了民族文学的多元审美构成，更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缔造了中华文学共进发展的局面。
一、民族文学翻译与跨语际流通
　　人类是“通过符号或符号体系传递信息的”，而语言是“人类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1]，人类不同语言间的交流依赖语言的翻译转换。季羡林先生曾言：“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2]文学作品的翻译因各民族文学文化交流需要而生，其不同类型的语际翻译实践着实推动了文学文本的多向流通与接受，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交融。
　　第一，从古到今，文学作品的民汉翻译一直是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如，汉朝《后汉书》所收录的三篇白狼王诗歌[3]、元代译作《彰所知论》、明代译作《蒙古秘史》、清代译作《佛说弥勒菩萨发愿王偈》等民族文学经典的汉译本是中国古代翻译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翻译成果，体现着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面貌。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媒介的民汉文学翻译更是取得非凡成就，在中华文学史书写、现代文明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也都产生不小影响。如，蒙古族的《青史演义》《黄金史纲》《蒙古源流》、藏族的《米拉日巴传》《萨迦格言》《缘起赞》《仓央嘉措诗歌》、维吾尔族的《弥勒会见记》《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等大量古代民族文学作品经典的民汉翻译不仅极大推动了文学作品在更广范围的流通，拓宽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边界，也为重构中华文学史版图提供了丰富材料。又如，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满巴扎仓》、莫·哈斯巴根的《有狼有歌的故乡》，藏族作家朗顿·班觉的《绿松石》、端智嘉的《端智嘉小说选译》，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爱的倾诉》、图尔贡·米吉提的《王三街》，朝鲜族作家林元春的《林元春小说选集》、许连顺的《魏氏祠堂》等现代民族文学作品汉译本为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多元生态提供了鲜活材料，在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多向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维吾尔族史诗《乌古斯传》、壮族史诗《布洛陀》、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羌族史诗《羌戎大战》、侗族史诗《远祖歌》、拉祜族神话《牡帕密帕》、傣族叙事诗《召树屯》、藏族民间故事《尸语故事》等民族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歌谣等各类口头文学体裁民汉译本数量庞大、种类多样，使口头文学文本跨越民族界限，不仅延展了文本的生命力，也促进了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成为凝聚各民族人心的强大情感纽带。总之，上述多向度民汉文学翻译实践，既拓展了各民族文学的审美维度和接受边界，也成为中华多元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多民族文学谱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文本案例。
　　第二，汉族文学作品的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是丰富民族文化、推动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唐代《贤愚经》《战国策》《春秋后语》《尚书》等典籍被翻译为藏语，《玄奘传》《金光明经》被翻译为古代突厥语。元明清时期汉民翻译事业进一步发展，《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列国志》《金瓶梅》等被翻译为蒙古文，其中一部分由满文转译为蒙古文[4]；《西游记》《聊斋志异》《唐代演义》等百余篇（部）作品被翻译为满文[5]。另外，清末时期《西游记》也被翻译为藏文。新中国成立以来，汉民文学翻译事业迅猛发展，出现大量经典译作。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维吾尔文、藏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傣文、锡伯文等多种民族文译本[6]。《阿 Q 正传》《狂人日记》《骆驼祥子》《家》《围城》《红岩》《保卫延安》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也被翻译为各民族语言文字，被各民族读者广泛接受，不仅让各民族读者得以共享中华文学瑰宝，更是激活了各民族语言在当代文学场域的表达活力。
　　第三，各民族之间的文学翻译是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元明清时期，佛教经典《金光明经》由维吾尔文和藏文翻译为蒙古文[7]，《萨迦格言》《仓央嘉措圣歌》《青颈鸟的故事》等由藏文翻译为蒙古文，《尸语故事》被翻译为蒙古文和满文，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宗喀巴大师传》由作者从蒙古文翻译为藏文。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文学翻译又有了新维度。《玛纳斯》先后被翻译为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蒙古文，《蒙古秘史》《巴拉根桑的故事》《阿诗玛》《火焰与词语》《满巴扎仓》《白水台》等被翻译为藏文，《尘埃落定》被翻译为蒙古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值得一提的是，民族文学翻译中的不少转译本是以汉语为中介，这自然也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学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轨迹。
　　第四，民族文学与域外文学之间的翻译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体现，历史上我国通过翻译吸收过不少域外文学因素。如，佛教典籍的回鹘文、藏文、蒙古文、满文翻译，以及阿拉伯文学和波斯文学的维吾尔文翻译就体现了古代民族文学与域外文学之间的关联。新中国成立以来，域外文学的民族文翻译蓬勃发展，出现大量译文，其中不少是通过汉语转译而成。例如，《包法利夫人》《复活》《红字》《喧哗与骚动》《麦琪的礼物》《老人与海》等不少世界文学经典通过汉语转译为民族语言文字，为民族文学增添了世界性元素。其次，民族文学的外译作为中国文学外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内在凝聚力，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表达话语。早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格萨尔王》史诗、毕摩经书、《蒙古秘史》等部分民族文学经典被翻译为欧洲语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文学外译更是取得了非凡成就，《阿诗玛》《骆驼祥子》《边城》等民族文学经典被翻译为外文。在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宏大时代背景下，更是出现诸多民族文学外译本。如，《布洛陀》《少郎与岱夫》《召屯树》《格萨尔王传》《仓央嘉措诗歌》《西藏，隐秘的岁月》《歌棒》《永生羊》《祭语风中》等民族文学作品被翻译为各种外文，增强了中华文学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展现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
　　总之，翻译既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行为，也是跨语言交际行为。纵观中国文学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自古以来各民族文学相互开放、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联系的过程中，翻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文学翻译与经典的再生
　　“翻译实践的过程不仅包含着语言之间、文本之间、意义之间的转换，而且诸多原文和译文还在更广阔的时空进行着互相补充、互相指涉，从而创造出比单纯的翻版或是复制更为丰富的意义。”[8]
　　首先，民族文学翻译是一种通过对原作的解构和重构产出可被接受的译入语文本的实践过程，其中译本与原作构成互文关联，是共享文化之结果。民族文学翻译涉及诸多环节，其赋予译本的内涵多元而复杂。通过翻译，民族文学作品从一个语言转换为另一个语言，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从一群读者换到另一群读者，使源文本在新的场域中产生新的意义。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首先从原来的口头文本经过了口头文本书面化过程，再从源语文本到目的语文本又经过了跨语言转换，形成不同层级的互文关联。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译者在特定语境下对原文的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译者运用相关互文知识践行翻译行为的过程，更是目的语读者基于自身的文化语境接受译本的过程。《格萨尔王传》在这种“解构”和“重构”的多重关系中不断产生新意义，有了不断延伸和再生的可能。再如，彝族撒尼人叙事诗《阿诗玛》原本流传于群众口头或以毕摩经为载体，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搜集整理与翻译逐渐走进更多公众的视野，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人民文艺作品。与此同时，《阿诗玛》也被翻译为英文迈上世界的舞台。《阿诗玛》汉英译本各有特点，汉译本有口述译本、书面译本和改创译本，其中改创译本更是体现翻译中的创作维度，因为“这不仅是抽象层面在两种语言之间寻找匹配句子的问题，也是转换嵌在语言中的‘思维模式’和‘历史意识’。这一系列复杂细致的综合改写，最明显的是‘创作’成分的增加。”[9]就《阿诗玛》英译本而言，戴乃迭译本不仅继承了民族诗歌传统，又加以创新性地体现出英语民谣体诗歌意味[10]。同样，《梅葛》《厘俸》《牡帕密帕》等民族文学经典也借助翻译走向更为广阔的阅读世界。许多译本以多语对照形式问世，体现出强烈的文化传承传播特征。总之，从记录、整理、理解、阐释、翻译、修补、编辑到形成最终文本，民族文学在跨语际转化的过程中被不断重构，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使文本在不同语境得以再生。
　　其次，民族文学通过翻译在新语境中被接受、被传播，这一过程不仅扩大原作的影响力，也加速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化历程。如，《仓央嘉措诗歌》汉译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此后近百年间出现包括节译本、改写本、全译本、演绎本在内的几十部复译本。在国内，《仓央嘉措诗歌》英译与汉译同步开始，迄今为止出现至少 5 种较有影响力的英译本。这些译本有的采用直译，有的注重译文音韵形式，各具特色。翻译使《仓央嘉措诗歌》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得以流通，而且在不断翻译、阐释、接受的过程中被经典化，确立了它在民族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翻译赋予《仓央嘉措诗歌》超越时空疆界的可能性，也使它通过译作在目的语语境中重现其审美意味，成为一扇能为读者提供别样审美体验的窗口。
　　再次，翻译把民族文学“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让其在新的文化语境里得以传播、接受和品鉴，在民族文学跨媒介传播方面也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而接受语境中所凝聚的多重关系及其所创造的艺术价值又丰富了原作的内涵。许多民族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舞台改编、图像改编都受翻译文本的影响。如，彝族叙事诗《阿诗玛》和蒙古族叙事诗《嘎达梅林》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经过语际翻译成为民族文学经典文本，更是经过京剧、话剧、歌剧、舞剧、连环画、影视剧、广播剧等多模态改编以多重形式呈现于观众，进而被大众所熟知。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学文本不仅经历了文本自身的经典化历程，在民族文化发展事业和民族形象构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11]。再如，民族民间经典作品《阿古顿巴的故事》《阿凡提的故事》《召屯树》《百鸟衣》《牡帕密帕》等被改编为儿童影视或动漫作品也是受翻译文本影响，而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和改编最终成为一代代国人的共同文化记忆。因此，翻译与民族文学经典不同维度的转换再生密切相连，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文学的兼容整合与再生经过翻译而完成。民族文学通过翻译走向更大更广的文学艺术场域，在多元互文和多媒介有机化合中成为新的艺术样态。
　　综上，无论是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汉翻译，还是民外翻译，抑或通过各类改编方式流通于不同媒介的民族文学文本，其形态都是由作者、译者、编者共同合力完成。从中我们能够看出，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期望和追求。与此同时，翻译使民族文学文本在不同场域中形成互动、相容、共存、共生、共享的面貌，不断延伸文本的生命力，为我们感受多民族审美趣味、价值取向、文化观念提供了有效途径。
三、民族文学翻译与文化融合
　　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以翻译为手段相互取长补短，在文化交融发展上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有研究者称，“民族翻译对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辽代以后，蓬勃兴起的民族翻译大潮对于建立共同的历史文化想象、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历史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2]。
　　首先，民族文学翻译作为民族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文化交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蒙古秘史》和《格萨尔·贵德分章本》原文本都已失传，但译本留存于世，为民族文学经典的流传与传播提供了有力保障。再如，《施公案》《济公传》《封神演义》等翻译成蒙古文之后以民间艺人讲唱等各种形式广泛流传，《西游记》《董永行孝》等编译成彝语叙事诗《西行取经记》《赛特阿育》《打凤救母》，壮族民间流传《梁山伯和祝英台》与毛南族民间流传《孟姜女送衣》编译自汉族民间故事。又如，尹湛纳希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受汉族小说译本影响[13]。文学翻译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民族文学文本在翻译中不断被阐释，不断被赋予新意义，不同时期翻译文本之间也存在交叉互补现象。“翻译是创作的继续，是精神产品的再生产过程，是原文本的再造活动。原文本在译文本里得到再生和发展，在新的语境下被接受中得到延续和完成。这一切本质上是实践活动，是依靠翻译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来完成的，其目的是要实现原作的文学和文献价值的转换，以便满足跨文化交际和交流的需要。”[14]如，“《蒙古秘史》是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文本。这也可以看出汉文化，尤其是它的史传文化对本土多民族和异域民族的巨大辐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说，《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充沛淋漓的创造精神与中原史传文学影响的综合结果，从中可以体验到多元文化相互撞击、相互推动和相互同和”[15]。又如，《格萨尔》史诗汉译本的大量出版促进了史诗传统从区域性文化向跨区域的传播[16]。再如，《水浒传》藏文译本既保留了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特征，也创造性地运用了藏语诗歌语言的表达惯例，使译本呈现出浓厚的汉藏文学交融特征。总之，民族文学各类译本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蕴含着中华各民族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与接受者的共同智慧。可以说，民族文学翻译在促进民族文学融入中华文学大格局、强化共同情感基础、增进共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
　　当下，国家在政策方面大力支持民族文学翻译，使民族文学翻译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取得良好成效。“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蒙汉文互译出版工程”“《格萨尔》藏译汉丛书”“阅读中国·五彩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中国南方民间文学典籍英译丛书”等各类文化工程的实施和图书出版不仅在民族文学交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华民族文学史观建构等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向世界展现了多彩中华形象，也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
四、结语
　　文学语言既是通用的交际语言，又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其中包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而文学翻译不以简单的语言转换或符号转换为目的，其最终目标是传达意蕴，让读者体验别样审美。所以，各种文学文本的翻译转换不仅传播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价值观念，同时也在构筑新的文本意蕴，传达不同的审美信息。它既体现地域民族个性色彩，又超越地域民族而具普遍价值。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学翻译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面貌既是中华文化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它为推动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增进民族情感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参与中华民族身份建构[17]，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学面貌，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6.
[2]季羡林.《中国翻译词典》序[M]//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 6 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333.
[3]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4]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J]. 文献，1983（2）.
[5]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6]伊明·阿布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民族语文翻译概述[J]. 民族翻译，2008（2）.
[7]唐吉思.蒙古族翻译史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20.
[8]秦文华.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J]. 外国语，2002（2）：55.
[9]段凌宇.民族民间文艺改造与新中国文艺秩序建构——以《阿诗玛》的整理为例[J]. 文学评论，2021（6）：52.
[10]崔晓霞.《阿诗玛》英译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11]刘建波.论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经典建构（1949—1966）[J]. 民族文学研究，2020（5）.
[12]夏登山.对中国古代翻译大潮的重新认识[J]. 中国外语，2017（4）：91.
[13]郎樱，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元明清卷[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14]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47.
[15]杨义.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511.
[16]李锦.从区域文化到全民共享：格萨（斯）尔史诗传统的创造和发展[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3）.
[17]谭载喜.文学翻译中的民族形象重构：“中国叙事”与“文化回译”[J]. 中国翻译，2018（1）.

作者简介
　　增宝当周，男，藏族，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