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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地名“温江岛”考

作者：达琼来源：《中国藏学》2025年第2期时间：2025-06-16 10:15:43 点击数：

摘要：在汉、藏文文献资料中，不乏吐蕃地名“འོན་ཅང་དོ”相关记述，今汉语音译为“温江岛”或“温江多”或“吴祥多”等，因藏文“འོན་ཅང་དོ”之“དོ”和汉文“岛”具有语义相通之处，故本文采用“温江岛”。地名考证涉及多学科知识，是一件相当繁琐且较艰难的工作。文章探讨的地名“འོན་ཅང་དོ”一词，古今藏文文献中写法不一致，古汉文文献中对其音译呈现出不同特点，又缺乏汉藏对音考证的直接证据，研究实践中存在各种文本有效结合应用不够问题，该地名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及其具体地望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考证。结合吐蕃时期古汉藏语音特点、汉藏对音基本材料、文献给出地理方位以及地名传达的历史文化信息等综合考虑，基本上可以确定汉文文献中出现的“闷怛卢”“闷惧卢”“闷但卢”均为藏语“འོན་ཅང་དོ”之音译。以此为基础，文章结合文献考察、实地调查和考古研究结果，考证其具体地望为今拉萨市曲水县才纳乡才纳村庞古组东南处，并指出该地名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如该地是吐蕃赞普夏季驻地即雅帐建置地、吐蕃会议召集之地、吐蕃官寺修建之地、吐蕃官方厘定藏文及其编撰梵藏翻译理论书籍《声明要领二卷》之地；公元700年，吐蕃赞普都松芒布杰之母没庐氏墀玛类在此接见唐回敬使马大使；公元822年，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在此又接见唐入蕃会盟使刘元鼎等史实。
关键词：吐蕃；地名；温江岛

一、引言

　　古今藏文文献中，“འོན་ཅང་དོ”一词写法较多。古藏文文本中，除了P.T.1288吐蕃大事纪年中一处书写“འོན་ཆང་དོ”外，P.T.1288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其他几处、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编号为0336.10驿站相关文书、谐拉康东面碑文、楚布寺碑文，均写成“འོན་ཅང་དོ”。吐蕃时期编撰的《声明要领二卷》中也写为“འོན་ཅང་དོ”。因藏文基字“ཅ”和“ཆ”发音部位相同而音近，使得古藏文语境中出现两者频繁交替使用的现象，可见“འོན་ཅང་དོ”和“འོན་ཆང་དོ”两者语义相同，且前者写法较为正确，而且汉文语境中“ཅང”音译为“怛”或“但”或“惧”可作旁证。藏文传世文献中，或因藏语发音相近；或不见古藏文文本中的正确写法；或以讹传讹等缘故，“འོན་ཅང་དོ”一词出现几种不同写法，如“འོན་ཅང་རྡོ།”“འོན་འཇང་རྡོ།”“ཝུ་ཤང་ཏོ།”“འུ་ཤང་རྡོ།” “འོ་ཤང་རྡོ།” 等，甚至《新红史》中出现“འུ་ཤང་རྡོའི་འོན་ཅང་རྡོ（吴祥多之温江多）” 的表述方式，没有认识到“འུ་ཤང་རྡོ”和“འོན་ཅང་རྡོ”实为同一个地名的两种不同写法。另外，此地名在《使吐蕃经见纪略》作“闷怛卢川” ，《旧唐书·吐蕃传》和《新唐书·吐蕃传》同样作“闷惧卢川” ，《册府元龟》卷662奉使部绝域作“闷但卢川” ，笔者认为这三者均为藏语“འོན་ཅང་དོ”之音译。虽未能找到对音关系的直接证据，却在古汉藏对音、音译、注音文本资料及其他文献资料中，总能找到“འོན”与“闷” 、“ཅང”与“怛”或“但”或“惧” 、“དོ”与“卢” 之间存在对音关系的些许证据。就其研究动态而言，藏文本《拉萨市辖寺庙简志》《雪域圣迹导游》《西藏文化历史通述》中专论“འོན་ཅང་དོ”寺庙志时只字未提“闷怛卢（或闷惧卢；或闷但卢）”。同样，涉及“འོན་ཅང་དོ”的相关论文如《温姜多无例吉祥兴善寺修建史实考述——兼论藏文史书记载的温姜多寺、昌珠寺与于阗工匠入藏的关系》和《吐蕃王室大寺的两种类型：大昭寺类型与桑耶寺类型》等中也未提及。罗广武先生译注的《旧唐书·吐蕃传》中对其地望推测道：“闷惧卢川尚在雅鲁藏布江北岸，或即今曲水县一带” ，其译注中对“闷怛卢”“闷惧卢”“闷但卢”中出现的“怛”“但”“惧”三字仅解释为“形相近”，且相关研究成果中对于该地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也未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阐释。
二、温江岛之地望考证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执政时期（798—815年）编撰的梵藏翻译理论书籍《声明要领二卷》云：“རྟའི་ལོ་ལ་བཙན་པོ་ཁྲི་ལྡེ་སྲོང་བཙན་གྱི་ཕོ་བྲང་སྐྱིའི་འོན་ཅང་དོ་ན་བཞུགས།（于马年赞普赤德松赞驻于吉之温江岛宫殿）” ，此引中的“སྐྱི（吉）”是“སྐྱི་ཅུ་སྔོན་མོ（碧绿的吉曲河）” 的简称，这从P.T.1287中赞普松赞干布时期（617—649年）吐蕃王室举办收复“达布” 之地庆功典礼上韦义策邦道日吟唱的道歌中“སྐྱི”替代“སྐྱི་ཅུ”可见。古藏文文本中，与“སྐྱི”语词相关的地名中，除了一处“སྐྲྀ”替代“སྐྱི”之外，其余均写成“སྐྱི”，而史籍和佛教史等藏文传世文献资料中除了延续其古老写法外，还出现了“སྐྱིད།”“བསྐྱིད།”“ཀྱི།”“བཀྱིད།”等多种写法。其中，今普遍的写法是“སྐྱིད་ཆུ（吉曲河）”，并解释为“快乐河”或“幸福河”。其实，对其古老写法而言，至今仍然难以深究其词源和本义。尽管如此，吐蕃时期以“རུ（茹）”和“སྟོང་སྡེ（千户）”为单位的军政区划，以拉萨吉曲河作为分界点显而易见。P.T.1288吐蕃大事纪年中出现“དབུ་རུ་ཤོད་གྱྀ་རེ་སྐམ（吾茹秀之日嘎木）” 、“དབུ་རུ་ཤོད：གྱི་རྩྀའུ་ལུང（吾茹秀之邹隆）” 和藏文传世文献中出现“དབུ་རུ་ཤོད་ཆེན（吾茹秀庆）” 。其中，“ཤོད（秀）”和“ཤོད་ཆེན（秀庆）”是针对吉曲河而言的。理由如下：一是汉文文献载：“吐蕃本以河为境” ；二是“དབུ་རུ”是吐蕃本部四茹之一，以拉萨大昭寺或小昭寺为中心，大致包括今拉萨市城关区、堆龙德庆区、达孜区、墨竹工卡县、林周县、当雄县、曲水县等大部分辖境，这些辖境又位于拉萨吉曲河水文覆盖区域内；三是《藏文辞海》中“ཤོད་ཆེན（秀庆）”释为“吉曲河流域之村落名” ；四是藏族传统地名文化中“ཤོད（秀）”也指河水流域平川。由此可推断“དབུ་རུ（吾茹）” 分为“དབུ་རུ་སྟོད་ཀྱི་རུ（吾茹上部茹）”和“དབུ་རུ་སྨད་ཀྱི་རུ（吾茹下部茹）” 以吉曲河作为分界点。之后，出现了“དབུ་རུ་སྐྱི་ཤོད（吾茹吉秀）” 的说法，随之而来的是“སྐྱི་ཤོད་སྟག་མོ་རི（吉秀达姆山，相传为天生双目失明的达日捏色之双目被治愈后初见的山名）” 、“བསྐྱིད་ཤོད་ལྷ་ས་དམར་པོའི་རི（吉秀拉萨玛尔布日，即布达拉宫修建地红山）” 、“སྐྱིད་ཤོད་ཉང་བྲན་ཕ་བོང་ཁ（吉秀娘震帕邦卡，相传为松赞干布时期修筑且位居于拉萨北郊娘热沟里的帕邦卡城堡）” 等，且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对“སྐྱིད་ཤོད”一词解释道：“吉秀，拉萨臧布之实名为吉曲，其流域之村落名被称为吉秀” 。除此之外，谈及“吾茹”治下十千户时云：“སྐྱི་སྟོད（吉堆）、སྐྱི་སྨད（吉麦）” 两个千户，且东噶·洛桑赤烈教授认为吉堆和吉麦分界点为今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古藏文文献中，还出现了与“སྐྱི”语词紧密相关的一邦国和几处地名。其中，“吉徐玛热（སྐྱི་ཤོ་མ་ར）应位于今拉萨市林周县乌茹隆乡徐玛热村所在地” ，“吉隆（སྐྱིད་ལུང）”应为今拉萨市林周县江热乡吉隆村，其余地名之今日地望仍然不明确，有待考证。然而，我们认为与“吾茹”治下之“སྐྱི”语词紧密相关的大部分地名应位于今拉萨河流域范围或拉萨吉曲河水文覆盖区域之内。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确定温江岛位于今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至拉萨吉曲河与雅鲁藏布江汇合地（即今拉萨市曲水县城所在地）之间。
　　公元821年，唐朝入蕃会盟使刘元鼎撰写的《使吐蕃经见纪略》原文载于《全唐文》卷716，此处引自《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该书载：“曰闷怛卢川，直逻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 《旧唐书·吐蕃传》进一步言道：“元鼎初见赞普于闷惧卢川，盖赞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逻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 《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与《全唐文》完全相同。上引中出现的“逻娑”应是藏语“ར་ས” 的音译，约公元823年前后，藏文“ར་ས”一词演变为“ལྷ་ས”，见于“唐蕃会盟碑文” ，当指今“拉萨”。加之，《〈吐蕃传〉地名考释》中说：“川字，今人每以为其义为河流。古义不是如此。中华造此字时原是表达有河水贯穿的冲积平原。左右两画，表示两岸山和平原的分界。中间一画表示河流贯穿” 。由此可见，逻娑川应指拉萨河流域冲积平原，显然温江岛又因位于拉萨河流域冲积平原而被称为“闷怛卢川”或“闷惧卢川”或“闷但卢川”。而上引中的“臧河”是古藏文语词“རྩང་ཆུ” 或“གཙང་ཆབ” 的音义结合翻译形式，也可称之为“རྩང་པོ” ，后世藏文书面语中较为普遍的写法是“གཙང་ཆུ”或“གཙང་པོ”，在方言语境里“གཙང་པོ”又简称为“རྩ་བོ” 。不管怎样，藏文语境里“གཙང་པོ”指较大的河流，拉萨吉曲河是雅鲁藏布江中游左岸的一级支流，旧时拉萨人又称吉曲河为“གཙང་པོ”，值得注意的是TOL Tib J 738（Vol.55，fol.6）骰卜写卷中讲述位于吉曲河下游的吉氏为统领的邦国时云：“啊！吉王之尝姆湖，流入至臧布河” ，此处“臧布河”应指拉萨吉曲河。上引中谈及温江岛方位时又说：“直逻娑川之南百里”或“其川在逻娑川南百里”，这句话应理解为温江岛位于拉萨吉曲河流域之南岸，从逻娑城启程前往该地约有百里较为合理，若1里等于0.5公里计算，约有50公里。这不仅符合藏文“འོན་ཅང་དོ”之“དོ”为“岛”的语意，也比较符合藏族考古学家夏格旺堆研究员所言的“温江岛遗址位于拉萨河下游曲水县才纳乡庞古组东南，拉萨河东岸约2公里处，与拉萨市相距约30公里” 为其确切的今日地望。
三、温江岛建置赞普夏衙
　　吐蕃时期，历代赞普驻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夏季驻地和冬季驻地。古藏文文本中，夏季驻地称为“ཕོ་བྲང་དབྱར་ས（夏季宫殿）”，一般情况下指帐篷，汉文文献中尊称为“雅帐（或写牙帐；或称夏衙）”，冬季驻地尊称为“སྐུ་མཁར”，当属实体建筑物，汉文文献中以“城” 代之。P.T.1288吐蕃大事纪年中，对历代当政赞普的驻地记载较多，反映出当政赞普治理吐蕃辖境过程中的频繁迁徙状态。此写卷中谈及吐蕃当政赞普之众多冬夏驻地时，统称为“ཕོ་བྲང（宫殿）”，很少写“ཕོ་བྲང་དབྱར་ས（夏季宫殿）”或“སྐུ་མཁར（城堡）”，使得难以识别冬夏驻地。不过，根据P.T.1288吐蕃大事纪年记载风格、时序以及谈到驻地时所使用藏文语词“དབྱར་ས（夏季驻地）”“ཚལ（苑、园、草地、林地）”和修建时所用动词“བཏབ（搭建）”，一般可以认为是夏季驻地，而修筑时所使用的动词为“བརྩིགས（修筑）”和出现名词“སྐུ་མཁར”时，通常可以认为是冬季驻地。这只是大致的情况，在特殊和关键时期，赞普冬季驻于帐篷或闲暇时期夏季驻于城堡的情况定会存在。P.T.1288都松芒布杰执政时期（676—704年）大事纪年载：“及至鼠年（中宗嗣圣十七年，太后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母后墀玛类驻于温江岛，马大使前来致礼” 和“及至虎年（中宗嗣圣十九年，太后长安二年，壬寅，公元702年）……，母后驻于温江岛” 。由此两引可见，公元700年和702年吐蕃赞普都松芒布杰之母后没庐氏墀玛类驻于温江岛，公元700年她在该地接见了唐回敬史马大使。之后，如上所引，赞普赤德松赞执政时期（798—815年）驻于吉之温江岛宫殿，并在赞普主导下编撰梵藏翻译理论书籍《声明要领二卷》。又依据藏文传世文献资料，赤祖德赞和达磨吾东赞两位赞普诞生于温江岛宫殿。讲到此处，我们仍然很难确定温江岛宫殿为夏季宫殿还是冬季宫殿。值得庆幸的是《司巴苯教史》中讲述赞普赤松德赞时期（742—797年）苯佛两派争论情况时出现了“རས་ཀྱི་འོན་ཤང་སྦྲ་གུར” 的说法，笔者认为此处“འོན་ཤང”应是“འོན་ཅང”之变体字，此引文之意为“用布料编织的温江之帐篷”，这就说明温江岛宫殿是赞普夏季宫殿即夏衙。不过，此引中帐篷材质为布料的提法有些不妥，这点从以下汉文史籍中提及的吐蕃赞普之夏衙相关内容可知。《通典》吐蕃条载：“坐大毡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 ，《旧唐书》吐蕃传载“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 ，《新唐书》吐蕃传载：“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 ，《册府元龟》的相关记述与《通典》并无二致。加之，“毳帐：毳，读cuì（翠），鸟兽的细毛。毳帐，即毡帐” ，S.2736藏汉对照词语中藏语“ནང་ཕྱིང”汉译为“花毡” ，宗喀·漾正冈布教授等认为“拂庐”一词是藏文“སྦྲ”之音译，并指出拂庐主要由“རྩིད་པ（牦牛毛）”编织而成，部分也由“ཁུ་ལུ（牦牛绒）”编织。另外，上引中的“元鼎初见赞普于闷惧卢川，盖赞普夏衙之所”，这句话至少表明公元822年之前温江岛是赞普夏衙建置地的史实。
四、温江岛是召集会议之地
　　P.T.1288吐蕃大事纪年中明确书写“འདུན་མ（会议）”字眼的就有140余处，均可视为小型会议，大型会议被称为“མོལ་ཅེན（其藏文正确写法为‘མོལ་ཆེན’）”，两者均属军政方面会议。另外，古藏文文本中出现“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ང་ལུགས་ཀྱི་འདུན་ས”，史籍和佛教史等藏文传世文献资料谈及吐蕃历史说：“ཆོས་ཀྱི་འདུན་ས་” 或“ལྷ་ཆོས་ཀྱི་འདུན་ས” ，说明随着佛教的发展吐蕃中后期出现了“宗教会议”。学界把吐蕃时期“འདུན་མ་（会议）”译为“集会议盟”有些不妥，因为P.T.1288吐蕃大事纪年中召集会议时没有一处提及盟誓内容，且《通鉴吐蕃史料》中谈及“འདུན་མ”时直言“议事”，而“མོལ་ཆེན”被译为“大型会议”恰如其分。吐蕃各类会议自下而上，在极力争取吐蕃民众的意愿和诉求之下，制定符合吐蕃社会实际需求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制度，笔者认为这是吐蕃强大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保障，对此汉文史书云：“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
　　关于温江岛之地召集会议的记述，P.T.1288吐蕃大事纪年写卷中有几处可见。此写卷之都松芒布杰大事纪年载：“及至虎年……，母后驻于温江岛，于温江岛宫召集会议，废除丧葬之赋税差役。” 据吐蕃大事纪年整体记载风格和会议分类以及本纪年时间顺序和内容安排来推断，此纪年中涉及的会议应是吐蕃本部之冬季会议，召开时间为公元702年（中宗嗣圣十九年，太后长安二年，壬寅），主旨应是广泛宣布废除当政赞普及其王室成员和大臣们去世后，为其举行隆重祭祀活动和修筑大型墓葬等时对吐蕃民众实施的赋税差役。古汉藏文文献中尽管在对吐蕃民众实施丧葬之赋税差役方面没有明确记述，可不乏赞普等去世后为其举办祭祀活动的记载。至于修筑大型墓葬时的差役，就从P.T.1287中讲述松赞干布传记时谈及的赞普松赞干布许诺韦邦多日义策（དབའས་ཕངས་ཏོ་རེ་དབྱི་ཚབ）死后，为其修筑墓葬并赠予100匹马作为陪葬品，以及赞普赤德松赞向德曼德琼及其家族颁发敕令且许诺德曼德琼死后，吐蕃上层为其主持操办祭祀活动和往后在其墓葬受损或破坏时，由吐蕃上层下令千户而修筑的这两件事可见一斑。赤祖德赞大事纪年载：“及至羊年……，冬季会议由大论乞力徐在温江岛召集，改五百夫为小千夫长” ，此纪年应是公元707年（中宗景龙元年，丁末），认为其中提到的“改五百夫为小千夫长”一事有两层意思，一是五百兵卒为编制的军队改为小千户；二是原先五百夫改为小千夫长。此赞普纪年又载：“及至猴年……，大论乞力徐于温江岛召集会议” ，该纪年应是公元708年（中宗景龙二年，戊申），其中仅提及大论乞力徐在温江岛召集会议一事，会议主题却只字未提。其后，“及至鸡年……，于温江岛召集会议，统计、清查‘茹拉’之红铜镜者” ，此纪年应是公元709年（中宗景龙三年，己酉），也是赞普赤德祖赞执政时期大事纪年。学界对其中涉及的“ཞུགས་ལོང”语词释义存在分歧，笔者认为此为藏文“མེ་ལོང”一词较为古老的叫法，因为较早的古藏文写卷中“ཞུགས”替代“མེ”的现象较多。加之P.T.1288吐蕃大事纪年中出现“དགུན་སྐྱྀ་བྲ་མ་ཏང་དུ་འདུསྟེ། ཞུགས་ལོང་དམར་：རྐང་ཏོན་བགྱྀས” 叙述方式，且其中涉及的“རྐང་ཏོན”之较为正确写法是“རྐང་འདོན”，是指“人畜之差役”。如是综合考虑，“红铜镜者”应是以红铜镜为标记或标志的一种兵卒组织成员。
五、温江岛地方修筑吐蕃官寺
　　藏文传世文献资料《韦协》中吐蕃官方修筑佛殿被称为“བླའི་གཙུག་ལག་ཁང” ，此处“བླ”应指吐蕃赞普或上层，而本文中提及的吐蕃官寺是指赞普松赞干布（617—649年）至达磨吾东赞普（797—842年）期间由历代吐蕃赞普或王室主导修筑的寺庙。如古藏文文本中明确记述的松赞干布期间修筑的“ར་སའི་གཙུག་ལག་ཁང（逻娑祖拉康即大昭寺）”、都松芒布杰期间修筑的“གླིང་གྀ་ཁྲི་རྩེ（岭之赤孜）”、赤德祖赞期间修筑的“བྲག་མར་གྱྀ་ཀྭ་ཅུ（札玛之伽玖）”和“མཆྀང་ཕུ（橙布）”之祖拉康、赤松德赞期间修筑的“བྲག་མར་གྱྀ་བསམ་ཡས（札玛之桑耶）”、赤德松赞期间修筑的“སྐར་ཆུང་གཙུག་ལག་ཁང（噶琼祖拉康）”，这些由吐蕃王室主导修筑的佛殿和寺庙在古藏文文本中统称为“གཙུག་ལག་ཁང”，未有“ལྷ་ཁང（佛殿）”和“དགོན་པ（寺庙）”之别。吐蕃政权建立以后，除赞普芒松芒赞之外（古藏文文本中未提及该赞普修筑佛殿情况），历代赞普以“ཐུགས་དམ་གྱི་གཙུག་ལག་ཁང（本尊佛殿）”名义，每位赞普至少主持修筑过一座佛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传统延续下，吐蕃第四十一代赞普赤祖德赞（815—841年）也在温江岛地方主持修建一座寺庙。古藏文文本中这座寺庙仅被楚布寺碑文提及为“འོན་ཅང་དོའི་ཐུགས་དམ་གྱྀ་གཙུག་ལག་ཁང（温江岛之本尊佛殿）” ，而大部分史籍和佛教史等藏文传世文献资料中，称其为“དཔེ་མེད་བཀྲ་ཤིས་དགེ་འཕེལ་གཙུག་ལག་ཁང（无与伦比之吉祥利乐佛殿）”，也有史家称之为“འོན་ཅང་རྡོ་ཡི་གཙུག་ལག་ཁང་གཡུ་འོད་འབར་བ（温江岛之佛殿琉璃宝光）” ，后者的称呼很可能与《拉达克史籍》所云的“གཙུག་ལག་ཁང་རྒྱ་ཕིབས་གཡུ་སྔོན་ཅན་བཞེངས（修筑琉璃顶盖之佛殿）” 有关，也比较符合对温江岛寺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结论之一，即“遗址出土了大量吐蕃时期的琉璃质砖瓦建筑材料，是研究吐蕃高等级建筑结构与工艺的珍贵材料” 。
　　《底吾史记》载：“晚年为了消除恶道在温江岛之地修筑佛殿，十三种工匠技术修筑的佛殿比祖辈所修筑的佛殿更为殊圣” ，这与《弟吴宗教源流》相关记述基本一致。另外，《娘氏宗教源流》《新红史》《汉藏史集》《太阳王系》等史书中都提到此佛殿未能举行开光典礼，其原因很可能与赞普赤祖德赞突然被大臣弑杀有关。依据汉藏文文献，综合分析赞普赤祖德赞生卒年、执政期、刘元鼎入蕃年代及其与赞普见于温江岛夏衙时该地不存在寺庙情况、温江岛建寺大致年代，初步推断该寺修筑于公元838年至841年期间。又通读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在吐蕃赞普赤祖德赞主持和王室资助下，在温江岛之地，由吐蕃及各邻近地区工匠等通过12种工匠技艺或13种工匠技艺而修筑九层佛殿。公元1434年撰写的《汉藏史集》载：“温江岛佛殿修筑时，独眼人和独脚人等其他国境之民工参与的缘故，后期说是此地出土了类似于上述之人的头颅和骨化。由此可见，该赞普当政时期吐蕃处于最鼎盛阶段” ，此引中被提及的独眼人和独脚人只是传说中的人类之别种，表明温江岛佛殿修筑时各种肤色和体态的人参与其中。佛殿下三层主要用石材垒砌，中三层用瓦砾修筑，上三层用木材、皮条和红铜混合修建，这些同样在藏文传世文献资料中普遍提及，有些史家还提出了上三层供奉佛祖三宝，中三层居住上师及僧人，下三层居住王臣及其侍从人员情况。这些是基本情况，较为详细的记述见于《西藏王统记》。另外，对温江岛寺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温江多遗址2021—2022年度考古发掘采集了不同地层及遗迹单位的测年样品，通过其中12份代表性样品的年代测定结果可知，遗址年代清晰、连续，可与文献记载相呼应。FT5石砌坑道下部夯土内夹杂动物骨骼，TS08E01⑦层下H11碳样时代为公元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该时期后段，温江多有作为吐蕃行宫使用的文献记载。FT1塔瓶夯土及H9、H10时代为公元8世纪中后期至9世纪中期，该时期温江多兼具了行宫和皇家寺院的双重性质” 。如此从本文整体情况审视，温江岛寺庙相关文献记载与该寺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结论基本一致。
六、结语
　　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结合文献考察、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成果，对吐蕃地名“温江岛”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指出其具体地望，阐释其厚重历史文化，为深入研究吐蕃史和汉藏关系史提供学术基础。然而，较为遗憾的是由于笔者缺乏古汉藏语音学方面专业知识以及对音考证直接证据不足，本文仅提供藏语“འོན་ཅང་དོ”和汉语“闷怛卢川（或闷惧卢川，或闷但卢川）”之间对音关系的旁证，有待于进一步补证研究。如是，汉文文献《释迦方志》《通典》《唐会要》《全唐文》《全唐诗》《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谈及吐蕃史和汉藏关系史时，以意译方式记述众多吐蕃地名，其中不乏吐蕃地方地名，而且吐蕃地方地名主要以藏语地名由汉语音译方式记述者居多，如同本文探讨的“闷怛卢川（或闷惧卢川，或闷但卢川）”。随着吐蕃日益强盛而辖境逐步拓展，吐蕃整体地名构成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倘若能够运用吐蕃时期汉藏注音和音译文本资料，并借助古汉藏语言学专业知识，还原相关地名的藏文原名，再结合文献考察、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成果，梳理和阐释相关地名历史文化，可视为一条比较系统的研究理路。

作者简介：达琼，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铸牢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