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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吐蕃史料藏译的滥觞：元代汉僧ཧུ་གྱང་ཇུ的吐蕃史料翻译

作者：加羊达杰来源：民族翻译时间：2025-12-05 09:41:38 点击数：

作者简介：加羊达杰，男，藏族，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编审。主要研究方向：藏族古代史、汉藏翻译。

[摘要] 收录在藏文历史著作《红史》中的藏译吐蕃史料，由元代汉僧ཧུ་གྱང་ཇུ于公元1285年在临洮编译完成，由此开启了汉文吐蕃史料藏译的历史先河。研究发现，该译文底本来源为欧阳修、宋祁等编撰的《新唐书·吐蕃传》。ཧུ་གྱང་ཇུ的译文具有以下特点：翻译灵活、简明扼要又忠于原文、不失严谨；语言简洁明快、不加修饰；名词翻译以音译为主，辅以其他译法；能充分考虑藏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该译作受到后世藏族史家的重视，对藏族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吐蕃史料；藏译；ཧུ་གྱང་ཇུ།

　　汉文史料的藏译历史可以追溯到吐蕃王朝时期，敦煌出土的吐蕃时期藏文文献P.T.986号、P.T.1291号，分别是伪《古文尚书》和《战国策》的译文片段。据考证，这两部译文属于吐蕃统治河西地区时期（公元8—9世纪）。从这一时期算起，汉文史料的藏译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在长达200多年的唐蕃关系史中，吐蕃王朝曾“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其疏。”[1]4623并通过唐蕃间的联姻和频繁的使节往来，注重引进中原文化，为吐蕃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为汉藏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这种文化交流在几部汉文史籍中都有所反映，如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秘书省写与之。”[2]（吐蕃）“又请五经，敕秘书写赐” [1]4630。吐蕃向唐朝廷请求的以上典籍中，《左传》和“五经”中的《尚书》《春秋》既是儒家经典，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史籍。从中可以看出，吐蕃人对儒家重要典籍较为熟悉，同时非常重视《左传》等汉文历史书籍。吐蕃王朝崩溃后，青藏高原长期处于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分裂状态。吐蕃王朝灭亡后的长达400余年时间里，虽然汉藏民族间的来往一直不曾间断，但像唐代那样大规模、全方位的交往交流再未出现。到13世纪时，藏族地区纳入蒙古及其建立的元朝版图后，包括文化在内的汉藏民族间的交流重新频繁起来，元代汉僧ཧུ་གྱང་ཇུ编译的《新唐书·吐蕃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出现，从而开启了汉文吐蕃史料藏译的序幕。
一、汉文吐蕃史料藏译第一人——ཧུ་གྱང་ཇུ
　　ཧུ་གྱང་ཇུ的吐蕃史料藏译原文已无从可寻，幸而其译文后来被收入蔡巴·贡嘎多吉（1309-1364）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开始撰写、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完稿的《红史》之中，从而使得我们在700余年后依然能够读到其译文，并领略到元代翻译家的译文风采。ཧུ་གྱང་ཇུ的吐蕃史料翻译，不仅开启了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史料藏译的先河，而且对藏族史学意义重大。
　　关于ཧུ་གྱང་ཇུ其人其事，在汉藏文献中记载不多，因此我们很难了解到他的更多情况。《红史》中将藏译吐蕃史料译者的姓名写作“汉人译师ཧུ་གྱང་ཇུ”。陈庆英先生在《元朝帝师八思巴》中说ཧུ་གྱང་ཇུ为八思巴的汉僧弟子，并将其姓名用汉文写作“胡将祖”[3]146；王璞先生在《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用拉丁转写的形式写作Hu-gyang-jus[4]83。而在收入《萨迦五祖文集》中的《八思巴文集》中，有一篇《ཡི་གྱང་ཇུ造佛经赞》，其中出现一位名叫“ཡི་གྱང་ཇུ”的四川僧人，该文是八思巴应其汉族弟子“ཡི་གྱང་ཇུ”的请求而写的赞颂文，其大意如下：自佛陀圆寂千年后，在汉地陆续翻译了佛经和经论，但这些经典在中原和四川等地尚不俱全，因此于至元七年，出生于四川的八思巴帝师的弟子ཡི་གྱང་ཇུ刊印了全部佛教经典[5-6]。在这篇赞颂文中，八思巴将他的这位弟子、四川汉僧的名字写作“ཡི་གྱང་ཇུ”。那么，《红史》中的“ཧུ་གྱང་ཇུ”和赞颂文中的“ཡི་གྱང་ཇུ”到底是有何关系呢？经分析，我们认为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理由有二：一是从人名的音译看，除了第一个字即姓氏的藏文拼写不同之外，后面两字均相同；二是八思巴的赞颂文中说该汉僧为自己的弟子，说明两人为同时代人。而《红史》藏译吐蕃史料说该文于乙巳年（ཤིང་མོ་བྱ）即公元1285年由“ཧུ་གྱང་ཇུ”译于临洮[7]24。八思巴曾于公元1271年3月至7月间从元大都出发到临洮，公元1274年3月离开临洮回西藏[3]146。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八思巴在临洮的3年期间，他的汉僧弟子ཧུ་གྱང་ཇུ应该和他在一起，八思巴离开临洮11年后，ཧུ་གྱང་ཇུ还住在临洮而且在此期间编译了该吐蕃史料。
　　假如“ཧུ་གྱང་ཇུ”和“ཡི་གྱང་ཇུ”是同一个人，那么在《红史》和《八思巴文集》中何以出现两种不同的写法？到底“ཧུ་གྱང་ཇུ”和“ཡི་གྱང་ཇུ”哪种写法是正确的？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从汉语音译成藏文时出现了不同的写法；二是《红史》或《八思巴文集》在后来的校对、刊刻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到底哪种写法正确，由于缺乏一手资料，暂时难下定论。但通过上述两部著作的比较，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ཧུ་གྱང་ཇུ”和“ཡི་གྱང་ཇུ”只是写法的不同，而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就现在能够掌握的情况看，我们可以断定他是一位四川籍汉族僧人，曾拜萨迦派高僧、元朝帝师八思巴为师并长期伴其左右，为佛经的编辑刊印和汉籍藏译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便于叙述，在本文中暂且采用《红史》的写法，即统一用“ཧུ་གྱང་ཇུ”来称呼其人。
二、《红史》吐蕃史料的藏译时间及汉文原文
　　收入《红史》中的吐蕃史料藏译文后面有个简要说明：“汉人译师ཧུ་གྱང་ཇུ于乙巳年（ཤིང་མོ་བྱ）译于临洮，喇嘛仁钦扎国师于乙丑年（ཤིང་མོ་གླང）将藏文刊印。”[7]24据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该译文翻译时间为公元1285年，翻译地点为临洮，公元1325年由仁钦扎国师在临洮刻版印行。
　　关于ཧུ་གྱང་ཇུ的藏译吐蕃史料底本来源问题，在译文开头作了简要说明：来自“汉文史籍唐书吐蕃”（ཐང་ཤུ་ཐུ་ཧན་ཞེས་པ་རྒྱའི་དེབ་གཏེར་ལས）[7]17，译文结尾又说“详细内容请看唐书吐蕃传”（ཞིབ་པར་ཐང་ཞུ་ཐུ་ཧྱེན་འཆང་ཉིད་དུ་ལྟའོ། །）[7]24。首尾两段文字中的“ཐང་ཤུ་ཐུ་ཧན”和“ཐང་ཞུ་ཐུ་ཧྱེན”虽用字上稍有不同，但可以确定均为“唐书吐蕃”的音译。至于第二段文字中的“འཆང”字，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红史》的校注中认为是“མཆེད”字的误写，理由为：《唐书》有《旧唐书》和《新唐书》，而“མཆེད”字恰好有“两个”的意思[7]296。即这段话的意思为“详细内容请看唐书中的两部吐蕃。”但笔者认为此处的“འཆང”并非误写，更不是“两个”的意思，而是“传”这个汉字的古读音在藏文中的转音。结合当时汉藏音译的特点、译文的内容和结构看，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详细内容请看唐书吐蕃传。”其中的“唐书”指的是《新唐书》。而且这一句，似乎也不是藏译者的原话，而是《红史》作者蔡巴·贡嘎多吉或其他人续的文字。至此我们可以确定，收录在《红史》中的藏译吐蕃史料的底本来源为《新唐书·吐蕃传》。
　　在文末出现的“རྒྱ་བོད་ཀྱི་ལོ་རྒྱུས་འདི་ཐའི་ཛུང་གི་དུས་ཀྱི་ཡིག་ཚང་པ་བ་སུ་ཁྱི་ཞེས་པས་བརྩམས། ཕྱིས་ཧན་གསྭིའུ་ཚས་བསྡུས་ཏེ་སྡེབས།”一句，简要交代了汉文原文的作者及后来的编辑情况，但此句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1.关于译文的最初来源即原文作者的姓名，民族出版社版《红史》和锡金甘托克版《红史》的写法略有不同，民族出版社版《红史》中写作“ཡིག་ཚང་པ་བ་སུ་ཁྱི”，其中多出一个“པ”字，致使准确辨认这一人名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而在锡金甘托克版《红史》中则作“ཡིག་ཚང་བ་སུ་ཁྱི”。经过比较，我们认为锡金甘托克版的写法是正确的，据此也可以断定其中的“སུ་ཁྱི”为《新唐书·吐蕃传》的作者之一宋祁的译音。
　　2.民族出版社版《红史》中的“གསྭིའུ་ཚ”和锡金甘托克版中的“གསི་ཧུས་ཚ”，无疑是“秀才”的音译，因为在民族出版社版《红史》第六章开头写道：“唐王时，一个名叫黄巢的秀才（གསྭིའུ་ཚིགས）反叛称王”（ཐང་གི་རྒྱལ་པོའི་དུས་སུ། ཧྭང་མའོ་ཟེར་བ་གསྭིའུ་ཚིགས་གཅིག་གིས་ངོ་ལོག་བྱས་ནས་རྒྱལ་པོ་བྱས།）[7]24，此句中的“ཧྭང་མའོ”的第二个字出现笔误，理应为“ཧྭང་ཆའོ”。其中可以看出“གསྭིའུ་ཚ”“གསི་ཧུས་ཚ”“ གསྭིའུ་ཚིགས”均为“秀才”的音译。但“ཧན་གསྭིའུ་ཚ”到底是“韩秀才”的译音还是“范秀才”或“樊秀才”的译音，我们暂时不好断定。从译文中将“吐蕃”音译为“ཐུ་ཧན”的情况看，似乎应该是“范秀才”或“樊秀才”的音译，但在《红史》第四章中将汉朝和汉高祖等历史名词的“汉”字均译作“ཧན”的情况看，又似乎是“韩秀才”的音译。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这一问题我们只能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有人认为此处的“ཧན་གསྭིའུ་ཚ”指的是范祖禹，不知有没有根据。
　　3.“ཐའི་ཛུང”应为“太宗”的音译，似乎指的是宋太宗赵光义。但宋太宗的生卒年为公元939—997年，在位时间为公元976年—997年，而宋祁生卒年为公元998—1061年，即与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同一时代。因此这一说法明显有误。
　　4.“ཕྱིས་ཧན་གསྭིའུ་ཚས་བསྡུས་ཏེ་སྡེབས”一句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后由韩（范？樊？）秀才结集成册”；二是“后由韩（范？樊？）秀才缩写。”整句话的意思为：此汉藏史为太宗时期史官宋祁所著，后由韩（范？樊？）秀才结集成册（或缩写）。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红史》中的吐蕃史料的底本来源为宋祁等编撰的《新唐书·吐蕃传》，藏文译自由韩（范？樊？）秀才结集成册（或缩写）的《新唐书·吐蕃传》，本吐蕃史料为四川汉僧ཧུ་གྱང་ཇུ于公元1285年在临洮翻译完成，于公元1325年由仁钦扎国师在临洮刻版印行。
三、《红史》吐蕃史料的内容及翻译特点
　　《红史》中藏译吐蕃史料的内容为唐高祖称帝至唐末的唐蕃关系及历史事件，包括太宗时期唐蕃互使、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吐蕃出兵帮王玄策征伐天竺、唐高宗两次册封松赞干布、大非川之战、武则天执政称帝、都松芒布杰时吐蕃君臣内讧、金城公主嫁吐蕃、赤松德赞时期的唐蕃战争、两次唐蕃会盟、吐蕃达磨赞普时期吐蕃的衰败等若干历史大事。
　　关于《红史》吐蕃史料藏译文本的特点，王璞先生以其中的一段文字为例加以概括：“这段史料的特征在于：其一，同时讲述唐朝和吐蕃的帝王世系；其二，时间写得十分清楚，可与两《唐书》的记载相对证……”[4]20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归纳其在翻译上的一些特点。
　　1.翻译内容选取上总体简明扼要，兼具灵活性。由于可能是编译的缘故，藏译者对原作内容进行了大胆选择和提炼，只选原作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翻译，因此译文与原文相比，篇幅少了许多。在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红史》中，相应译文总共只有8页，这与后来的几部《新唐书·吐蕃传》藏译本相比，差别相当明显。如根敦群培藏译、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唐书·吐蕃传》共计111页；端智嘉和陈庆英藏译、青海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新唐书·吐蕃传》共计122页；加羊达杰藏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版《新唐书·吐蕃传》共计135页。由此可见《红史》吐蕃史料藏译文本的简要程度。同时，该译文中的某些部分则翻译得较为详尽，可以与汉文原文对照阅读。如《新唐书·吐蕃传下》中的一段：“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尽大河北自新泉军抵大碛，南极贺兰橐它岭，其间为闲田。二国所弃戍地毋增兵，毋创城堡，毋耕边田。”[1] 4636—4637基本上按照汉文原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翻译（藏文原文为：“བོད་ཀྱི་རྒྱལ་ཁམས་ཀྱི་ས་ཚིགས་ནི། ནུབ་ཏུ་ལན་ཛུ། ཝི་ཇིའུ། ཝེན་ཇེའུ། ཧོའི་ཇེའུ། ཤར་དུ་ཤིང་ཀུན། ལྷོ་རུ་ཤིང་ཇེའུ་དང་། གྱང་ནམ་གྱི་བར། བྱང་གི་མན་གྱི་ས་ཆ་ནས། ཏའི་ཏུ་ཧའི་ལྷོ་ནུབ་ཀྱི་བར་དང་། རྨའ་ཆུའི་བྱང་ཕྱོགས་ཕན་ཆད་བོད་ཀྱི་ས་ཆར་བྱས། རྒྱའི་ས་མཐའ་ནི། ཀི་ཇིའུའི་ཕྱོགས་ཐན་ཇིང་ཧ། ལུ་ཇུ་ལ་ཤིང་ཧུ། ཧུང་ཅིའི་ཐང་ཀུ། སི་ཆོན་ལ་ཐང་ཧུ་ཧ་ཚུན་ཆད་ཐང་གི་ས་ཆར་བྱས། ས་མཚམས་ཀྱི་བར་སུག་ཅུ་དང་། ཇིའུ་དང་ཧ་ལ་ཤན། ཐ་ཐ་ལིང་རྣམས་སྟོང་པར་བཞག་ནས་གཉིས་ཀས་མི་འཛིན་པར་བྱས།”[7]22）。《红史》中的藏译吐蕃史料，不像20世纪后出现的几部《新唐书·吐蕃传》藏译本那样详细完整，但总体而言，藏译者翻译态度严谨，译文忠于原文，尽可能地翻译出了原文中记载的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件，无疑是唐蕃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另外，译者在按原文编译的同时，穿插了一段在《新唐书·吐蕃传》原文中没有的历史故事，大概内容为：武则天生有一子，羞其长着驴耳，欲杀之。一位吐蕃大臣救走皇子并抚养，又在女皇年老打算传位给其弟武三思时，计杀武三思。女皇过世后，吐蕃大臣将长着驴耳朵的皇子立为皇帝。从这些实例中可以看出，ཧུ་གྱང་ཇུ的翻译总体上讲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同时译者在译文中穿插原文中没有的一些内容，体现了翻译的灵活性和趣味性。
　　2.语言简洁明快、平铺直叙、不加修饰，符合《新唐书·吐蕃传》在内的古代汉文史籍在语言方面的总体风格。这与后世出现的一些藏文史籍特别讲究语言的华丽、修辞的丰富形成了鲜明对照。如：关于吐蕃遣禄东赞到唐廷，向唐太宗献黄金做成的金鹅酒具一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道：“帝伐辽还，使禄东赞上书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丽恃远，弗率于礼，天子自将度辽，隳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1]4623此事在ཧུ་གྱང་ཇུ的译文中翻译为：རྒྱའི་རྒྱལ་པོས་ཀའུ་ཧིའི་རྒྱལ་ཁམས་བླངས་ནས་ལོག་པའི་དུས། བོད་ཀྱི་རྒྱལ་པོས་གསེར་གྱི་བྱ་ཆགས་ཤིང་བདུན་པ་གཅིག་ཆང་གིས་བཀང་ནས་བློན་པོ་མགར་སྟོང་བཙན་ཡུལ་བཟུངས་ལ་བསྐུར་བཏང་།（当唐王平定高丽回师时，吐蕃国王遣禄东赞带去盛满酒的七尺鸟形金酒具[7]18。）在汉文原文中，唐太宗伐高丽、禄东赞使唐及其奉表内容等记载的较为详细，用了不少笔墨，而藏译文只用了三十多字，用字虽少，但原文的大致内容已交代清楚。
　　又如，汉文原文中写道：“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自副，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馀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1]4624此段ཧུ་གྱང་ཇུ翻译为ལྕགས་ཕོ་རྟའི་ལོ་ལ་བོད་ཀྱི་དམག་མིས་ཐང་གི་རྒྱལ་ཁམས་ལ་རྒྱབ། ཡུ་གུར་གྱི་ཡུལ་ཐམས་ཅད་བླངས་པས། རྒྱའི་རྒྱལ་པོས་བློན་པོ་སེ་བཞིན་ཁུ་དམག་ཁྲི་ཚོ་བཅུ་དང་བཅས་པ་བཏང་ནས། ལྷ་སའི་བར་དུ་སླེབས། བློན་པོ་མགར་གྱི་བུ་ཆེ་བས་དམག་དཔོན་བྱས་ནས། རྒྱའི་དམག་ཕམ་པར་བྱས།（阳铁马年，吐蕃兵发唐境，尽取回鹘地，汉王派臣子薛仁贵帅十万兵到逻娑，被禄东赞长子领兵败之[7]19。）薛仁贵兵败大非川一事，在唐蕃历史上是一件大事，此役之后，吐谷浑国全境被吐蕃所并。汉文原文中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的较为充分（《资治通鉴》中尤为详细），但在藏译本中只翻译了大概内容，文字很简洁而且不加任何修饰。另，译文中藏译者将“吐谷浑”误译作“回鹘”，将“钦陵”说成“禄东赞的长子”（应为次子）；原文中薛仁贵被高宗委任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其大军只到现青海境内而未到逻娑，但藏译者曲解了原文的意思，这些也是藏译本中出现的一些瑕疵。
　　3.名词翻译以音译为主，辅以其他译法。《红史》藏译吐蕃史料的名词翻译，对我们的翻译实践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在此多花些笔墨，对译文中出现的谥号、人名、地名、官职封号、民族（或国家）名、吐蕃君臣名等进行列表分析。

表1《红史》藏译吐蕃史料中的谥号翻译

　　译文中对唐朝皇帝的谥号，全部用了音译的办法。其中将“高祖”译作“ཀའུ་ཛུང”（“ ཀའུ་ཛུང”应为“高宗”之音译），然后到“高宗”时，其译名前多加了一个“ཆི”字，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太宗”和“代宗”两个谥号，都用“ཐའི་ཛུང”来音译。

表2《红史》藏译吐蕃史料中的人名翻译

　　从表2中可以看出，吐蕃君臣的名字基本上用藏族自己的称呼习惯书写，而未用《新唐书·吐蕃传》中的译音如：弄赞、器弩悉弄、弃隶蹜赞、挲悉笼腊赞或乞立赞、足之煎、禄东赞等，说明藏译者对藏族历史的熟悉程度。但也有例外，如钦陵、赞婆、可黎可足、达磨等吐蕃君臣名，则未用藏文历史典籍中的写法，而按照《新唐书·吐蕃传》进行了音译。唐朝人名都用了音译，其中武三思的藏译缺第三个字的译音。

表3 《红史》藏译吐蕃史料中的地名翻译

　　地名基本上采用音译的方法，但有些地名，译者可能是出于对藏族人的认知和语言习惯的考虑，用灵活处理的方法进行翻译。如：“中天竺”被译作“མ་གྷ་དྷ”即属此类。“天竺”是古代中国对当今印度和其他印度次大陆国家的一种统称，包括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中天竺五大部分。而“མ་གྷ་དྷ”（摩揭陀）为古代中印度的国名。安西四镇被译作“འུ་ཐེན”（于阗），其实，于阗只是安西四镇之一，但在此处藏译者用它来代称安西四镇。“临洮”被译作藏语的称呼“ཤིང་ཀུན”，“剑南”被译作“སི་ཆོན”（即四川）。又如，唐朝廷作为金城公主汤沐的“河西九曲”被译作“མི་ཉག་གི་ཡུལ་ཁམས”（木雅之地），这个可能跟中原人认为河西九曲之地本属羌人尤其是党项羌人之地的认识有关。“黄河”和“洮水”分别按藏语“རྨ་ཆུ”“ཀླུ་ཆུ”（玛曲、碌曲）翻译。从上述译名中可以看出，藏译者在翻译唐朝的州（城）等地名时，基本上采用了音译，同时，翻译像“中天竺”“河西九曲”“黄河”“洮水”等地名和河名时，以藏文读者熟悉的藏语称呼来翻译。青海境内的“柏海”虽有藏语名词，但藏译者仍然采用了音译。

表4《红史》藏译吐蕃史料中的官衔、封号翻译

　　官衔和封号全部用音译，而且音译得比较完整和到位。

表5《红史》藏译吐蕃史料中的民族（或国家）名的翻译

　　同样，族名或国名基本上用了音译，但如“突厥”一名，藏译者未采用藏语中的传统叫法“དྲུ་གུ”或“གྲུ་གུ”，而用“ཧོར”这一名称来翻译。“ཧོ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所指，在元朝时期普遍指的是蒙古人。藏译者作为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时期人，不知何以将此名词译作“ཧོར”而不用传统的译法。
　　4．纪年用藏族固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包括两《唐书》在内的大部分古代汉文史籍中，年代都用皇帝年号，如开元××年、天宝××年的形式来表示，但在《红史》藏译吐蕃史料中，自始至终用的是藏族传统的十二生肖纪年法，而未用皇帝年号。用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藏族历史上年代久远，早在吐蕃时期就用此办法来记载吐蕃国王和大臣每年的事迹，敦煌出土的藏文写卷《大事记年》（P.T.1288）全篇用的就是十二生肖纪年法。藏译者不用汉文原文中的皇帝年号而用藏族的生肖纪年法，应该也是出于考虑藏族读者的阅读习惯的结果。

四、ཧུ་གྱང་ཇུ藏译汉文吐蕃史料对后世的影响
　　如上所述，ཧུ་གྱང་ཇུ编译的《新唐书·吐蕃传》于公元1325年在临洮刻印，38年后蔡巴·贡嘎多吉首次将其收入自己的历史著作《红史》中，从而使得该译作被世人所知并受到后世藏族史家的重视，将其引用到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譬如，郭·勋努贝的《青史》（1361年）、释迦仁钦德的《雅隆尊者教法史》（1376年）、萨迦·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1388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1434年）、巴俄·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1564年）等藏族著名历史著作中，都引用了《红史》中的藏译吐蕃史料内容。在引用《红史》材料时，由于个人史学观点、学术趣味的不同，对藏译史料的选择和取舍也都有所不同，如《青史》在引用《红史》中的藏译吐蕃史料的同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考证，对年份等方面的差错予以纠正；《西藏王统记》虽也引用了《红史》吐蕃史料，但非常简略，唐初至唐末的内容总共也就10行左右。又如，《贤者喜宴》在较多地引用《红史》吐蕃史料的基础上，补充了许多内容等。
　　总之，从上述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藏族史家在撰写吐蕃史和唐朝历史时，对ཧུ་གྱང་ཇུ翻译的吐蕃史料非常重视，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因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出现了或基本全文引用，或摘录引用，或加以扩充引用的情形。直到20世纪出现《新唐书·吐蕃传》的几部藏译本之前，《红史》藏译吐蕃史料一直是藏族人了解唐朝历史和唐蕃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资料，甚至20世纪以来的吐蕃史料藏译者，都曾参考和借鉴过《红史》藏译吐蕃史料，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除了收录《新唐书·吐蕃传》的藏译外，《红史》中还收录了编译自汉文史藉中的若干史料，包括周朝至唐初、后梁至南宋、西夏、蒙古（元朝）等史料，以及印度王朝史料等内容。这些翻译史料都受到了后世藏族史学家的重视。
五、结语
　　元代翻译家ཧུ་གྱང་ཇུ翻译成藏文并收录在《红史》中的吐蕃史料，是历史上首个汉文吐蕃史料的藏译，不仅开启了汉文史料藏译的先河，而且对后世藏族史家和藏族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红史》和《青史》作者指出的那样，该译文在年份、唐朝皇帝的次序、历史人物的亲属关系等方面，虽然存在一些瑕疵，但其多方面的优点和对后来的藏族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为藏族史学作出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高度评价。20世纪40年代，藏族著名学者根敦群培编译了《新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中的吐蕃史料；1973年，平措扎西先生选译了包括《新唐书·吐蕃传》在内的部分吐蕃史料；1983年，端智嘉、陈庆英两位先生将两《唐书》中的《吐蕃传》全文译成藏文；2013年至2018年，加羊达杰将《通典》、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中的吐蕃史料翻译成藏文；2015年，李加东知先生、贡保吉女士将《资治通鉴》中的吐蕃史料译成藏文。至此，汉文史籍中有关吐蕃的内容，得以更全面、更规范地翻译并呈献给藏文读者，以ཧུ་གྱང་ཇུ为代表的翻译者，为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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