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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小说的创作情性与呈现路径

作者：陈宁来源：《艺术广角》2026年第4期时间：2026-09-28 09:00:51 点击数：

摘要：作为具有作家与导演双重身份的藏族作家，万玛才旦的小说致力于传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认知，这种感受更多来自于他对存在的混沌与荒诞、人与现实的复杂度和不确定性的认知。他的小说更多地采用描述人物语言和行动的极简化叙事方式来揭示人性的复杂，并擅长进行叙事的留白，以赋予小说更多的想象空间。同时，万玛才旦还擅长采用寓言化的写作方式，对人与现实的存在状态进行隐喻与象征。这些创作路径相辅相成，统一于万玛才旦致力于传递自我感知的创作情性之中，形成了独属于他的艺术特质。
关键词：万玛才旦；小说；创作情性；呈现路径

　　如果说小说的创作过程，是一场文学诗意的探索的话，那么，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所追寻的，也即传达自我、发展自我，进而完成作家的自我意识在创作对象身上的投射。这个过程是感受、感知与思想合而为一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理念的图解与堆砌。正如诗人唐湜在《搏求者穆旦》中所提到的像穆旦那样的“能给万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1]的艺术创作者，而非那种仅为了追求理念和思想，而将鲜活的生活感受忘却的作家：“以肉体的感觉体现万物，用自我的生活感觉与内在情感同化了又贯穿了外在的一切，使蜕化成为一种雄健的生命：真挚，虔敬，坚忍，一种‘坚贞的爱’。”[2]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每一个忠实于生活的艺术家来说，他所要传递的，也正是他自身形成的自我感知的高度。小说家万玛才旦，便是这样一位关注表达和完成自我的人。
　　作为一个藏族作家兼导演，万玛才旦一直以他的藏地写作知名。他擅长书写反映青海藏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小说，如《静静的嘛呢石》《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更拍摄了许多他自己编剧并导演的同名电影。作为一个畅游于电影与小说世界的创作者，万玛才旦深知两者具有不同的审美特质：“写小说对我来说要比拍电影更纯粹，是单纯的、可以一个人完成的创作，没有那么多顾虑，实现表达的愿望就可以”，“只要完成自己的表达就好”。[3]由此可见，相比于电影叙事，小说或许更可以呈现出万玛才旦对“自我”的表达，也更可以映现出作家的创作情性——那种源于作家自身禀赋、感受，同时又融于生活、扎根于生活的创作情性。
　　01 自我感受的表达路径
　　阅读万玛才旦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一以贯之的独特的基调和氛围。这种氛围和情绪，也是万玛才旦小说写作的起点。“知道故事从哪里开始，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讲述，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与基调，后面就会很顺了。”[4]而正是由氛围和基调营造出来的意境，包蕴了作家的感受。因此，当读者步入小说，扑面而来的正是充溢着作家心绪感受的小说意境。例如，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开篇第一句便写道：“洛桑是个名副其实的酒鬼，一个月里几乎有二十天他都醉着。”[5]而这个“醉”字，便也成为贯穿全篇的一种基调，它使得小说展开的时空变得混沌而不清晰，也成为叙事的重要线索和驱动力。在“醉”的牵引下，洛桑数次在梦境之中与另一个世界的刻石老人展开对话，为全文铺上了一层静谧而奇幻的氛围。面对这样的小说，读者与其说是在阅读和分析人物的行为逻辑，毋宁说是在感受小说所营造的气氛，以及涵化于其中的情绪。
　　因而，作家贴合着自己的所听、所看、所想、所感，将围绕自己感官和思考所形成的种种经验，营造成一种艺术的氛围，结构成一个个可追踪的故事，塑造出一个个可感受的人物形象……如此一来，作家也就建造了与读者进行沟通和产生共鸣的心灵的桥梁。通过阅读作家的作品，读者也就能够切身感受到作家所能感受到的情绪和经验世界。这或许就是万玛才旦进行自我表达、表现自我认知的重要渠道。
　　既然作家的感受力是形成作家创作情性与创作经验的直接源头，那么当我们赏析万玛才旦的小说的时候，完全不必依从唐湜先生所言的那种“抽象的意识与外在的单调的观念”[6]，而可以直接将自身的感知沉浸式地置入文本营造的氛围和意境内，依托我们的身体感官去完成体验和感受——感受万玛才旦小说所传递的、独属于作者的那份感受。
　　此时，我们不难发现，万玛才旦所感受到的真实世界，很多时候是模糊而混沌的，它们不存在于理性而清晰的逻辑世界中，而是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无常和荒诞感。而这样的感知，在万玛才旦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在小说《我是一只种羊》中，作为草原上唯一一只从新疆坐飞机来到青藏高原的种羊，“我”肩负着改良藏系羊的重任，受到人们的器重，因而，“我”的骨子里充满着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很快就被这种人为改变畜种所引起的种种不良后果击得支离破碎。最终，失去价值的“我”，在被运往屠宰场的途中，被一直反对改良藏系羊的老村长救下并放生。
　　小说《我是一只种羊》展示了违背自然规律、人为改变畜种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小说以“我”的第一视角所呈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人与事，以及自身的遭遇和命运的大起大落，则充满了荒诞感。在万玛才旦看来，这种荒诞和无常的感觉，更多地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可能就是一种荒诞和无常的感觉。”[7]
　　如果说《我是一只种羊》的荒诞感来源于人为因素与自然规律的龃龉，那么，《乌金的牙齿》所营造的荒诞氛围，则来源于世俗标准与神圣标准的混合。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在“我”的眼中，乌金是一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数学就没有及格过的人，并且从小一直抄“我”的数学作业。但他有一天被认定为一个寺院的转世活佛，开始接受包括“我”在内的万千人的膜拜。“一个老师曾经看不起的学生后来成为她眼中的‘大人物’，一个曾经的权威变成了另一个权威的崇拜者。”[8]乌金前后身份的变化和命运的无常，正是不同规则和标准的混合所产生的。“我觉得‘混沌’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准确呈现。”[9]
　　由此可见，着眼于小说的氛围和意境，我们感受到了万玛才旦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他尽可能地将自己感受和认识到的存在的混沌与荒诞，涵化为一种特定的氛围、基调，进而在此基础上结构故事、塑造人物。
　　02 以留白的方式呈现世界的复杂和不确定性
　　作家眼中的混沌世界，展示着它的复杂和不确定性。而这种对复杂性的感知，既包含人，也包含事物。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世界中，充满了“对事物的不可知性、不确定性的描写”[10]，因为在万玛才旦看来：“世界并非时刻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1]。因而，这种对人和事物复杂度的描写，恰恰体现了作家对事物的真实存在状态的关注。例如，在小说《第九个男人》中，他借用第九个男人醉酒后对之前每一个男人的态度，刻画了其性格的多面性；在小说《寻访阿卡图巴》中，作为杂志社编辑的“我”，听说了不同的人对阿卡图巴的不同评价，也听说了阿卡图巴为保存和传承《格萨尔》而做的种种努力，但最终却与阿卡图巴本人失之交臂，这也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人叙述同一件事的千差万别，以及追寻真相与事情发展的某种不确定性……
　　无论是描写人还是描写现实，能描写出其真实复杂的存在状态，是一个作家抵达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这一方面，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创作经验。例如，欧洲传统文学便以描写人物心理见长，而中国古典小说恰恰擅长以描写人物行动来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发展。对于这一点，我国著名古典文学批评家李希凡早就说过：“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里，表现人物性格的特征，从来不运用静态剖析的艺术方法，而是透过行动的描绘突出性格，即使是心理变化、肖像描绘，也都是具现在行动里。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来说，没有人物的丰富的行动性的特色，也就没有人物个性。”[12]对于万玛才旦来说，他对待创作对象的方式，更接近中国古典小说家的创作经验，即通过描写人物言行来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前面说过，万玛才旦的写作力求传递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充盈着他对世界的混沌与人的复杂性的认知。为了尊重他所感受到的真实，万玛才旦克制住了事无巨细地描写人物的冲动，他更像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慢条斯理地描述着他所看到的人物的行动和语言，而正是这些丰富的言行，呈现了人物性格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对此，他说：“我觉得心理描写不太必要，我可以避开这些东西，用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去描述人物。对我而言，‘她想……’这种方法可能是太过于直接和粗暴，进入人物的心理，甚至干涉她的语言。还是观察的方法、带距离的描写更舒服、更可信。”[13]
　　由此可见，这种用行动和语言来呈现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方式，首先是尊重了人物形象本身的自洽性，也即人物真实的性格发展逻辑——人物不会受制于作家的安排和人为的干涉，而是沿着自己性格发展的必然性行进，“让他在故事里尽情生长”[14]。其次，这样的描写方式，其实也给人物的性格与心理留足了活动的空间，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足够的想象和感受的空间。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情感不会那样一览无余，而更像是我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不能直接看到这个人的心理活动，我们只能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感受其内心活动。以小说《第九个男人》为例，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种以行动和语言描写人物内心的写作方式：
　　放羊娃把自己水壶里的水往雍措的嘴里灌，但又不敢看她的脸。
　　雍措醒来之后就对着放羊娃笑了，放羊娃第一次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这样对着自己笑，有点晕乎乎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
　　雍措也知道放羊娃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躺在放羊娃的怀里。总之，遇见自己熟悉的人，她甚至觉得有点感动。
　　放羊娃拿出自己的干粮让雍措吃。
　　雍措狼吞虎咽地吃，到最后才发现她把所有的干粮都吃完了。放羊娃挨了一天的饿，但是他丝毫没有感觉到饿。这让雍措有点内疚，觉得不该那样把人家的干粮全吃掉。但是放羊娃觉得这天自己很幸福。[15]
　　可以看到，小说中极少有那种直接表现和形容人物心理的词语，更多的是描写人物的行动，但通过行动，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变化跃然纸上。在万玛才旦看来，大量的心理描写、肖像描写都将人物外在化了，而这些与人物本质化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关联，而行动和语言的描写更容易深入触及人物心灵的秘密。[16]
　　不过，缺少细致的心理描摹和刻画，只关注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势必会使得叙事语言被简化。我们在很多小说中都可以领略到万玛才旦这种极简的叙事方式。在他的很多小说中，很多重要的情节，基本就是由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构成。例如，在小说《站着打瞌睡的女孩》中，行动与对话在全篇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小说写到“我”为乡里书记的女儿卓玛代写了一篇作文，使其考上了省里的学校。但没想到这篇作文的草稿却被书记的秘书作为证据相要挟，胁迫卓玛嫁给了他。后来，卓玛的父亲去世，其丈夫成了乡长，卓玛想离婚，但那张作文草稿仍然是丈夫威胁卓玛的证据。小说写到“我”与卓玛丈夫的这一段对话：
　　我离开时，他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说：“拿去吧，你的作文。”
　　我将那张纸仔细地看，几乎认不出上面就是自己写的字。
　　他说：“错不了，就是它。”
　　我说：“我真的可以把它拿走吗？”
　　他说：“可以，你拿走吧。”
　　我有点意外地看着他。
　　他说：“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卑鄙、无耻的人。”
　　我赶紧说：“不是不是。”
　　他说：“其实，你手里这张纸就是我对她的爱情的证物。”
　　我说：“爱情这个东西真复杂！”
　　他说：“你没有经历过爱情你不懂。其实，她即便没有成为我的妻子，我也不会拿这个东西去害她的。我心里对她那么好，怎么可能去害她呢？”
　　那张纸在我的口袋里待了一个月。[17]
　　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对话和行动构成这篇小说叙事前进的基本动力。在万玛才旦看来，这种极简的叙事方式，可以有效“抓住被藏得很深的那些东西”[18]。由此可见，与一般的小说叙事相比，万玛才旦的叙事笔墨是极为省俭的，这种用语言和行动来勾勒人物的方式，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塑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仅如此，他的小说还有很多留白。《站着打瞌睡的女孩》中的卓玛后来和“我”结了婚，她仍然喜欢靠在我肩膀上打瞌睡。在卓玛死后一年，卓玛的女儿参加高考，当她从考场出来以后，也提出了靠在“我”肩膀上打个盹的要求。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并未对卓玛的女儿介绍太多。留给我们的是关于卓玛一生的无尽思索。万玛才旦曾说过：“信息的缺失会使得故事更有余韵。”[19]的确，小说的留白使得小说所要阐释的意蕴变得更为浑融，这也符合万玛才旦对世界的“混沌”的认知，也暗合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精髓。
　　03 寓言式的写作手法
　　万玛才旦寓言式的写作已为诸多研究者所注意。有人认为万玛才旦的小说“吸收了更广大的二十世纪现代文学传统，更接近于卡夫卡、贝克特等充满哲理倾向的寓言式小说”[20]。而这种寓言式写作手法的运用，指向的“并不是现实的质感，也不是人物的心理或人格，而是在改变中人的精神状态——那更久厚而且更自主、亦更接近存在本质的人的精神”[21]。
　　关于寓言式的写作手法，万玛才旦自己也认为：“艺术作品本来就是精神性地呈现世界的影像，所以，每部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有隐喻或寓言的特点吧。”[22]的确，万玛才旦的很多小说都是对人本身的存在状态、人的精神状态与外在环境碰撞之下的隐喻。而无论是人的何种存在状态，事实上都指向了人与现实的复杂、混沌与荒诞等等，它们都是作家探求存在、反思人性、观照现实的一种方式。因此可以说，寓言式的写作方式与万玛才旦的创作情性——他对自我感受的表达、对世界的混沌与复杂度的认知等等，是相呼应的。
　　寓言式的写作方式体现为隐喻与象征手法的使用。这一点，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中处处可见。例如，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便隐喻了人在精神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的某种生存状态。在小说中，“我”受老雇主普布次仁的委托去拉一趟货，但在拉货的途中，“我”不小心撞死了一只羊。在“我”的信仰中，撞死了羊，会让自己积下罪孽，于是，“我”想请寺院的僧侣超度这只羊，从而给自己的“杀生”行为赎罪。一个老僧人在给这只羊超度以后，说“我”可以拿回去吃了它。但“我”不愿吃掉自己撞死的羊，老僧人又建议“我”把羊拿到天葬台上给秃鹫们吃。就这样，“我”听从了老僧人的话，成功地给自己赎了“罪”。在回去的路上，当“我”路过卖肉的摊位时，“我”买了半扇羊肉，准备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因为“我”的女人是个爱吃羊肉的人。小说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我”不辞辛劳地为了超度这只羊所付出的努力，可以说，“我”所做的一切，几乎可以用“虔诚”来形容。而结尾却来了一个反转，之前如此虔诚的“我”，却又如此心安理得地去肉摊前购买了羊肉。此时，“我”的前后行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表现了人在虔诚的精神信仰与世俗生活之间的一种荒诞式的存在，人性的复杂也得到了展示。
　　再如，小说《八只羊》中甲洛家的羊群被狼咬死了八只，甲洛怀里的小黑羊的妈妈就是其中的一只，老外的家乡遭遇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甲洛、小黑羊和老外承受着各自的痛苦，却难以与对方发生真正的交流。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命运走向，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与思维习惯，不同地域的人还会存在语言理解、风俗习惯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共鸣与理解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的。正如万玛才旦所说：“就算语言相通，人与人也是无法真正深入交流的吧。”[23]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寓言式的写作方式，启发人们思索人的存在状态。
　　类似的寓言式写作，还可以在万玛才旦的很多小说中找到。例如，小说《气球》通过女主人公卓嘎的怀孕，呈现了女性在精神信仰与现实压力之下的抉择，隐喻了现代藏族女性的生存境遇。可以说，寓言式的写作方式虽然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中较为常见，但也只是作家传递他的体验和感受的一种方式。在这些充满了隐喻与象征手法的寓言式小说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作家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思索，对人性与现实复杂性的探究。
　　综观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万玛才旦的小说营造了一个个充满意象和隐喻的寓言世界，他始终以自我的生命感知作为创作的原点，将他对藏地生活与现实的思考，融入小说的肌理之中。小说简约的叙事笔法和含蓄的留白艺术，让现实的复杂面貌得以自然呈现；而其中寓言化的书写，及其对隐喻与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则进一步升华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引导读者一同感受人性与存在那流动的真实感。在这其中，作家传递的不是晦涩而干瘪的理念，而是人的种种充满矛盾的生存境遇，世界的混沌、荒诞与不确定性，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度。而万玛才旦也以其极简的叙事手法呈现着他对存在的认知，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万玛才旦所独有的创作情性。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万玛才旦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建构起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这种立足现实、探索存在的文学追求，不仅让他的作品拥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也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创作范式。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