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文化

　　吐蕃时代藏族文化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在宗教哲学、文学、史学、医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吐蕃人积极吸收和学习外族文化的宝贵精神。
一、积极吸收周边文化
　　在吐蕃时代，其文化之所以能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主要因归功于吐蕃开放的文化政策，使其能广泛吸收周边民族的文化，从而丰富和促进了自身的文化。吐蕃人对周边的文化怀着极大的热情，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哲学、文学、医学、法律制度，都予以认真地学习和吸纳。《贤者喜宴》说松赞干布时期，“从东方唐朝和党项处，取来工艺和历算的各种典籍；从南方的天竺，翻译了佛教的各种经典；从西边的粟特和泥婆罗，开启了享用饮食财物的宝库；从北方霍尔（此处似指突厥———引者）和叶格（此处似指回鹘———引者），获取法律和生产的各种典籍。”
　　淤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周边文化对吐蕃的影响。吐蕃人敏而好学，也给唐朝的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休烈曾说：“吐蕃之性，骠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
　　1.唐朝文化在吐蕃
　　吐蕃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对此汉藏史籍多有记载。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唐蕃间建立友好关系，松赞干布景慕中原文化，派遣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留学。《旧唐书·儒学传》中云：“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
　　通过派遣留学熏为吐蕃培养出了一批精通汉文的官员熏如吐蕃大臣仲琮，“先是，仲琮年少时，尝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再如名悉猎，“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据《全唐诗》载，公元710年（唐景龙四年），阴历正月5日，唐中宗在大明殿会见吐蕃使团，并同诸大臣用柏梁体联句。当唐朝大臣宗晋卿联完“铸鼎开岳造明堂”之句时，在座的吐蕃使臣名悉猎请令授笔，即席联上“玉醴由来献寿觞”之句，对仗工正，押韵协律，用语典雅得体，唐中宗很为惊喜，特予行赏。名悉猎多次担任入唐使者，与他懂得和了解唐朝的语言、文化是分不开的。
　　在吐蕃传教和任职的唐朝僧人和儒士为数不少，《新唐书·吐蕃传》云松赞干布“又请儒者典书疏”。唐蕃战争中，吐蕃俘获的唐人中凡有文化者，一般都得到任用。赵璘的《因话录》中记载有谭可则在吐蕃的遭遇，云：“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先是，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指在脸上刺记号并涂上墨———引者）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可则不愿。其旧舍人有姓崔者，本华人，可则尝于灵武相识。其人大为蕃帅所信，为言之，得免。”
　　而据《旧唐书·吐蕃传》曾起兵反对武则天的徐敬业的后人亦在吐蕃，到贞元年间时已历三代，而且“代居职位，世掌兵要”。到后来，吐蕃攻占陇右等地，在吐蕃任职的唐朝人则更多。而唐朝僧人在吐蕃的活动，本书其他章节中已有论述。
　　除佛教经典外，唐朝的儒家、道家，及堪舆术、五行占算术、《周易》八卦学说、医学等方面的典籍陆续传入了吐蕃。《柱间史》中说文成公主的嫁妆中无所不包，从大唐法典，到历算、占卜、堪舆之术，应有尽有。而且还说文成公主深通地理风水之学，大昭寺的寺址也是文成公主堪舆选定的。在后期的藏文史书中，文成公主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或符号，即将她视为中原文化的代表。透过《柱间史》中神话般的描述，也反映出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也是唐朝文化对吐蕃的一次重要输出。《汉藏史集》中说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有“五行占算六十类”，并说这仅仅是五行占算方面的一小部分。为了掌握中原地区的生死占算术、年月四时之推算术（似指生辰八字的推算），遂派哲聂丹、朗措多列、甲格东贡、达木达卡四人前往唐朝学习。他们拜甲赤摩诃衍那为师，在一年零七个月中，学习了《显明灯》、《无上八卦》（疑是之误，藏语称八卦为“”）、《天地寻踪》等，其中甲格东贡学得最好，其子孙为赞普的御用占算师。其后代中噶让益西甲波仓特别精通五行占算术和堪舆术。吐蕃时期在五行占算术方面有五部经典，即《根本汇集木典》、《明灯火典》、《隐藏幻轮典》（可能此书名中缺了“土”字）、《黑犀角金典》、《甘露瓶水典》，而其他类口诀、小册子则很多。《汉藏史集》的这段记载可能也有讹误之处，如四位吐蕃人的师傅名叫甲赤摩诃衍那，“甲赤”字义不明，而摩诃衍那为梵语，意译大乘，与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传教的摩诃衍那禅师的名字完全相同，这不能不令人疑惑。所论述的典籍名称因现在不知其汉文原本，亦难以确知其准确的含义。《莲花遗教》中也有赤松德赞时期，派人到唐朝学习占算术的记述。从这些藏文著作的记述看，传到吐蕃的主要是五行八卦占卜法、堪舆术，即以推算吉凶祸福的方术为主，而无天文历算学著作（或者说唐朝的历算法没有完整地传入吐蕃），这恐与中原王朝历来认为天文历算事关国家兴衰的天机而实施保密和禁传的做法有关。
　　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后，公元731年，公主派使者从唐朝为吐蕃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敦煌发现的藏文文献中也有译自传统汉文典籍的，目前发现的有《尚书》四篇、《春秋后语》六篇。
　　还有《孔丘项橐相问书》等。
　　这些著作的藏文译文生动流畅，行文清晰，如实地表现了原书的特色。对有些部分还根据汉文史料和传说故事，进行再创作，如殷纣王杀比干故事中的“鹊斤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一句，藏文却译成一段文字，使不熟悉汉文典故的人也能读懂这句话的含义，反映出译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当时翻译的肯定还不止这些，金城公主求得的《毛诗》等按理也应有藏文的翻译，只是因吐蕃分裂和之后的长期战乱，使许多文化典籍未能保存流传下来。不过从现存这些片断的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吐蕃时代在文化上实行的一种开放政策，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被中断，甚至吐蕃人所做出的努力也被后人所遗忘。
　　吐蕃统治河西、陇右等地后，可直接感受到唐朝的文化。河西的敦煌等地是当时的文化名城，典籍丰富，学人众多，为吐蕃人学习唐朝文化提供了条件。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有《汉藏文对照千字文》、《汉藏对照词汇》、藏文音译的汉文《般若心经》等，都是用来人们学习汉、藏两种文字的，也可以看出吐蕃人学习唐朝文化的劲头很足。另外，唐朝的佛教、医学、生产技术、工艺等也在吐蕃得到过传播，并被吐蕃人吸收融合，成为吐蕃文化的组成部分。
　　2.天竺、泥婆罗文化在吐蕃
　　泥婆罗属于天竺文化圈，与天竺文化是同一体系。天竺文化给吐蕃以强烈的影响，吐蕃学习天竺文化也是全方位的。
　　从通弥桑布扎起，众多的吐蕃青年游学天竺，深入学习天竺的语言文字和佛教文化，出现了一大批精通梵文的吐蕃学者。
　　与此同时，吐蕃又从天竺请来多位著名学者，如寂护、莲花戒、无垢友等人，在吐蕃传授以佛教为主的天竺文化知识。《布顿佛教史》统计吐蕃时期来自天竺、泥婆罗的班智达近三十人左右。
　　天竺的佛教、语言学、医学、星算学、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技术等传入吐蕃，并得到发展。松赞干布时曾从天竺请来佛像和观世音菩萨像，赤尊公主入蕃时也带来了佛像，现存大昭寺的佛菩萨像，基本上属于天竺、泥婆罗的塑造风格。《汉藏史集》中载松赞干布时期翻译的天竺占算类著作有《十二缘起》、《六日转》等。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55号卷子中有《十二缘起征兆观察法》，疑与《汉藏史集》中所说《十二缘起》是同一文献，但翻译时间恐在松赞干布以后。选定桑耶寺寺址时，曾从泥婆罗请来占卜师，莲花生大师也在吐蕃举行过圆光卜。
　　天竺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也传入了吐蕃，并有藏文的译介。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六件《罗摩衍那》译本。《罗摩衍那》在天竺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早在欧亚大陆广为传播，曾对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学产生过影响。“难以想象，在许多世纪以来和许多国家中，还有什么著作在人类想像力方面发挥了如此重大的作用。”
　　而八世纪左右的藏文译本，则是世界上现存的《罗摩衍那》史诗的最古老的译本，对研究这部史诗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罗摩衍那》部头很大，藏文译本没有翻译完史诗全文，只是作了概貌性的翻译。藏译文的文笔十分优美而生动，再现了原著风貌，反映了吐蕃译者高超的翻译技巧。吐蕃时翻译的梵文佛教经论中，也有不少具哲理性和文学性为一体的作品，如贝孜翻译的龙树的《百智论》，益西德所译龙树的《智树论》，均是优秀哲理诗作，对藏文格言诗的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
　　吐蕃著名译师吉齐珠著有《声明八位格根本论及释》，说明吐蕃人对梵文有相当的研究。
　　3.中亚等地的文化在吐蕃
　　吐蕃随着对外扩张，与中亚一带的许多民族间有过战争、外交往来、商业贸易、联姻等多种关系，使吐蕃对中亚的文化并不陌生，中亚的风俗、饮食、生产技术、音乐舞蹈、宗教、法律制度等对吐蕃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学术界的研究也只是在这些零零散散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推断，有关吐蕃与中亚等地的文化交流史并不清晰。
　　根敦琼培的《白史》中说吐蕃赞普缠头的习俗来自波斯一带，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并无确切的依据，因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不少民族也有缠头的习惯。因此，缠头的习俗很有可能是吐蕃固有的。另外，有些学者提出吐蕃的丧葬习俗等受了波斯拜火教影响的等等说法，尚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佐证。
　　松赞干布时期于阗的僧人曾到过吐蕃。据《汉藏史集》，赤德祖赞时期，当时于阗的一位国王迫害佛教，于阗的僧人遂四散逃亡，一部分逃到吐蕃，受到金城公主的接待，还把在勃律、迦湿弥罗等处流亡的于阗僧人请到吐蕃。于阗僧人在吐蕃居住了三四年，后来吐蕃发生一场天花传染病，金城公主亦得天花病去世，吐蕃不信佛的大臣们以此为借口又把于阗的僧人驱逐出境，于阗僧人又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涯。《贤者喜宴》中说赤热巴巾时期进行了译名统一工作，原因是此前佛教经典的来源较杂，有来自天竺的，也有来自唐朝、于阗、宾（又称迦湿弥罗，今称克什米尔）的，说明吐蕃时期也有于阗文佛典的翻译。从《布顿佛教史》中的藏文《大藏经》目录看，有密宗经典《八现大明咒》，注明译自于阗。除外，尚未见到更多的于阗文佛典的藏译本，也有可能赤热巴巾时期按梵典进行了改译或重译。吐蕃也曾一度统治过于阗地区，吐蕃和于阗之间也会有文化上的交流。敦煌藏文文献中有《于阗教法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藏文史书列有专章讲述于阗的王统和历史，反映了吐蕃人和后世的藏族学者对于阗是较为熟悉的。
　　西域的音乐歌舞闻名于当时，也曾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入吐蕃。
　　金城公主入蕃时带去了龟兹音乐。刘元鼎使蕃时，吐蕃大摆宴席，“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
　　“秦王破阵乐”是唐朝的音乐，而凉州、绿腰、胡渭州似是传自西域的歌舞音乐，通过唐朝又传入了吐蕃。
　　匈牙利乌瑞的论文《八—十世纪西藏与聂斯托里派和摩尼教的关系》考证了有关景教（基督教教派，即聂思托里派）、摩尼教（发源于波斯的古代宗教）的资料，认为“八世纪后半期，西藏（应译为吐蕃———引者）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即它必须接受一种世界性宗教为自己的国教。如我们所知，是佛教取得了这种地位。不过，聂思托里派和摩尼教曾力图争取这种运气，也是可以想见的。”
　　研究聂思托里派在吐蕃传播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聂思托里派主教蒂莫西一世的两封古叙利亚文信件，第一封信中提到了信奉聂思托里派的地区和民族，其中提到有吐蕃人。第二封信件里提到他准备要向吐蕃地方派遣一位主教。两封信件的年代在公元780年到823年之间。乌瑞认为信中所说的“吐蕃”不仅仅指吐蕃本土，也指吐蕃所扩张到的地区。二是吐蕃进入中亚的商道拉达克等地发现的刻在岩石上的十字架和铭文，认为“足以证明进入吐蕃内部的道路是向聂思托里派商人敞开的。”三是敦煌藏文文献P．T．351号卷子《占卜书》中的有关内容及其他文献上的十字符号，该《占卜书》中有“人呵！你的朋友即上帝，即伊斯·弥赛亚”等内容，乌瑞认为“伊斯·弥赛亚”一词肯定是从汉语“移鼠·迷师诃”借来的，这部分材料可能来自于汉文的聂思托里派的著作。唐代时期，景教不断向东发展，沿西域、河西进入唐朝。吐蕃随着对外扩张，也能接触到中亚一带的景教，而景教随景教商人、使臣进入吐蕃也是有可能的。
　　但景教在吐蕃影响甚微，几乎对吐蕃的文化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有关摩尼教的材料，乌瑞主要考察了收在《丹珠尔》中署名赤松德赞的著作《佛语正量略集》，内有赤松德赞批判摩尼教的言论，提到了该教的创始人未摩尼，称其为波斯的谎言者、贪得无厌的异教徒。乌瑞认为未摩尼的写法来自汉文文献，并认为吐蕃宫廷从佛教和道教中了解了摩尼教的大致情况，对摩尼教的教义相当熟悉。这则资料本身看熏难以证明摩尼教在吐蕃得到了传播。批判外道是佛教的一种传统，佛教徒往往通过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批驳，即吐蕃人了解到了摩尼教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这个宗教必在吐蕃得到传播。当然，如果从当时摩尼教传播的广阔背景考察，并从苯教中的二元论思想（一般认为来自拜火教）看，并不排除摩尼教传入吐蕃的可能。
　　吐蕃与大食之间有联盟、战争、往来关系，而大食的东扩带来的是伊斯兰教的迅速东传，中亚地区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
　　《世界境域志》载，在吐蕃的首府拉萨有一座清真寺和少量的穆斯林。拉萨的清真寺，恐怕为往来的穆斯林商人、使臣建立的，吐蕃人中有无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并不清楚。另外，尚未见到其他资料加以佐证《世界境域志》的记述。吐蕃王室在宗教信仰上是十分谨慎而又选择的，佛教是惟一获得支持的宗教。相比于宗教信仰，带有实用技术的大食国的医学，受到了吐蕃人的欢迎。
　　吐蕃人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从而也推动和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并丰富了吐蕃人的精神生活。
二、佛教
　　前几章已叙述过佛教在吐蕃的兴衰历史，这里对吐蕃的佛教文化建设略加补充。吐蕃在佛经翻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按藏文史书记载吐蕃从松赞干布时期就开始翻译佛经，赤松德赞时在桑耶寺专门建立译场，来自天竺、唐朝、泥婆罗等地的佛教高僧和吐蕃的译师们埋头苦干，广译佛教三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译师和佛教学者，布顿在其著作中排列的吐蕃时代的译师约有五十多位。
　　《贤者喜宴》等载赤松德赞时期有九大译师，其中贝若杂纳、丹玛则芒、迦湿弥罗阿难达为三老年译师；聂·孜纳古玛拉、昆·鲁旺波、玛·仁钦却为三中年译师；而最受人称道和成就最大的是三青年译师，即噶哇·贝孜、属庐·鲁坚赞、香·益西德，他们是吐蕃最伟大的三位翻译家。从布顿编写的藏文《大藏经》目录看，益西德翻译的数量居吐蕃诸译师之首。有些大部头的佛经是数位译师合译的，如《般若波罗密多十万颂》计三百卷，由梁康巴果洽、贝若杂纳、益西德等号称精研熟练六译师合译。在众译师的精诚合作和努力下，佛教的经、律、论三藏基本上翻译成了藏文，三藏经典，得以大备。吐蕃译师们的译作以结构严谨，忠实原文，文字流畅而闻名于世，就是在今天吐蕃时代翻译的藏文经典还可以还原成梵文。吐蕃的译场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翻译程序，每字每句都经过精通梵藏或汉藏文字的译师们斟酌和推敲，准确无误地用藏文表达出原文的意思。这种翻译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保证了译经的质量，也值得当今的藏族社会继承和发扬。
　　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主要以显宗为主，译有属于小乘佛教的《梵网经》等众多经典，大乘佛教的大部头的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十万颂》（计三百卷）、《般若波罗密多二万五千颂》（计八十三卷）、《般若波罗密多一万八千颂》（计六十卷）、《般若波罗密多一万颂》（计三十三卷）、《般若波罗密多八千颂》（计二十四卷）、《大宝积经》（四十九会）、《贤劫经》（计二十六卷）、《妙法莲花经》（计十三卷）、《维摩诘所说经》、《大般涅般木经》（计五十六卷）、《华严经》（计一百三十卷）、《楞伽经》等，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在吐蕃时期已全部翻译完备，前后所用时间不过近一百年左右（大规模的翻译始自于赤松德赞时期），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吐蕃时期，对密宗经典的翻译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没有经过赞普或有关部门的同意不准私自翻译。目前，所能见到的吐蕃时期的密宗经典以四续部密法中的事部和行部为主，如事部的《圣如来顶髻中出白伞盖余无能敌陀罗尼》（敦煌藏文佛典中该经的抄本数量较多，属于当时广为传抄的经典），行部的《毗卢遮那现证菩提根本续及后续等》、《金刚手灌顶密续》等，而更多的密典是属于事部的短小的陀罗尼咒，此类经典在现存敦煌藏文文献中很多。宁玛派史籍中传言贝若杂纳翻译了大量的宁玛派密典，包括大圆满法类。总之，吐蕃时期有密典的翻译，但量不是很大。
　　吐蕃的译经事业不但在本土中心拉萨一带展开，而且在吐蕃统治的佛教重镇敦煌等地，吐蕃人也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抄经活动，参与者既有吐蕃人，又有唐人和中亚各民族的学者和普通的抄经生。敦煌出土的吐蕃时代古藏文卷子中，佛经的数量很多，敦煌成为吐蕃的第二译经中心。有位吐蕃著名的译师廓·法成，曾长期在河西一带译经、传教，是当时极有声望的佛学大师和翻译家。他精通梵文、藏文、汉文三种文字，他译成汉文的经典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瑜伽论附分门记》、《萨婆多宗五事论》、《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等，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有《不空绢索十地陀罗尼》、《观自在如意轮心要陀罗尼》、《入楞伽经》、《圣入楞伽宝经中一切佛语心品》、《业一百》、《贤愚因缘经》、唐玄奘弟子唯识派巨匠园测的《解深密经广疏》（七十四卷）等。《解深密经广疏》汉文原本现存不全，赖藏译本使后人仍能睹其全貌。“（法）成之中译固亦雅训，译华为蕃，尤为稀有”。
　　随着翻译量的增大，译师们也进行了对佛经的编目和分类，吐蕃时期曾编纂过三大目录，即《钦普目录》、《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三大目录皆传到了十三世纪。布顿大师在编藏文《大藏经》目录时，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三大目录，这在布顿大师的目录著作中有明确的记载。
　　吐蕃的学者们在翻译学习佛教经典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佛学的研究和进一步解说，吐蕃有了自己的佛学著作。布顿大师的目录中就收录有一部分吐蕃学者的著作，如噶哇·贝孜著有《诸经藏中所出佛语集》、《消除许心有外境念想论》、《三相略论》等，益西德著有《正见差别论》、《普贤行愿四种注释摄义论》、《往生修法》等，鲁伊坚赞著有《解深密经广释》、《了义中观》、《般若波罗密多摄要略说》、《花髟曼庄严论》等，贝若杂纳著有《集六十如理要义略解》、《无量光名称颂》等。另外布顿从《旁塘目录》中所引未署作者名字的吐蕃时期佛学著作计有《十万般若备忘录》等八十门种。还有一些著作署名是吐蕃赞普所造，如赤松德赞所造《宗派解说》、《佛语正量论》、《中观钉论》等多种，《解深密经解说》，署名牟迪赞普著。这一些著作说明吐蕃时代的佛教界对佛学已经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因翻译的需要，吐蕃的译师们还编纂了《翻译名义大集》，这是藏族文化史上的第一部梵藏对照的词典，内收词汇达九千余条。
　　蕴藏着无比智慧的佛教典籍，经过译师们的辛勤努力，译成藏文而成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也推动了吐蕃哲学、伦理学，及建筑、绘画艺术等方面的兴盛。好战而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格也逐渐地发生变化，变得善良而具慈悲心怀，提高了吐蕃民族的文明程度。
　　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各种陀罗尼咒、《白伞盖经》、《普贤行愿王经》等经典的抄写，这些经典极具现实功用，宣称能解决生活中的各种不幸遭遇。人们热衷于对此类经典的抄写，反映了吐蕃社会各阶层的宗教诉求，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三、苯教
　　1.苯教的教派
　　苯教是吐蕃固有的宗教，就宗教学的分类而言，苯教属于原始宗教。吐蕃时期，苯教受到了外来宗教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
　　比如苯教关于世界形成、人类的起源神话中，认为天地初始善恶对立，形成两大阵营，这与拜火教、摩尼教的二元论学说极为相似。吐蕃时期的苯教糅合了外来的宗教和自身固有的传统，已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宗教。而佛教史籍中将高原地区的宗教，除佛教以外的统称为苯教，再加佛苯对立，对苯教难以有客观的记述。后期的苯教界将苯教分为原始苯教和果苯教，原始苯教即早期的苯教，果苯教指由辛饶米沃且等创立的具有系统教义理论和实践方法的苯教，但辛饶的生年又被说成是早于释迦牟尼，则吐蕃王国建立前就有了果苯教，并认为象雄是苯教的发源地，果苯教由象雄传入吐蕃云云。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善说一切宗教源流及教义晶镜史》（简称《宗教流派镜史》）内专有一节讲说苯教源流，将苯教分为三派：笃苯、洽苯和觉苯。笃苯即早期苯教，又称“因苯黑水派”，聂赤赞普至止贡赞普时期，以笃苯为主。笃苯崇奉天神而实施祭祀，有降伏鬼怪的巫术。洽笨，是指从其他地方传来的苯教，止贡赞普时从宾、勃律、象雄三地来了三位有神通的巫师，其一人修火神法，演示骑鼓升天等法术。
　　其一人精通占卜之术，以绳卜术、神言决祸福休咎。其一人能超度死者，镇压鬼怪。
　　而且该书认为洽苯中融合了印度的大自在天派，使苯教开始有了教义。从“修火神法”的记述，我们也可推测洽苯是否与拜火教有关。觉苯，字面意思为“翻译之苯教”，又说分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赤松德赞之前）有称为“绿裙班智达”者，伪造伏藏教法；中期，指赤松德赞时期，部分苯教师开始篡改佛典为苯教经典；后期，指达磨灭佛以后再次改窜佛经为苯教经典。绿裙班智达教派不详，觉苯主要是援佛入苯。显然，赤松德赞时期苯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苯教称为灭法期），遂开始改译佛典来充实苯教。
　　后期苯教将其教法体系分为九乘，前四乘又称为因乘，后四乘称为果乘，最后一乘称最上一乘。前四乘相当于原始苯教，后五乘相当于觉苯，据《王统世系明鉴》，第一乘囊辛巴堆坚，“囊”有显示之义，“辛”是苯教巫师的称呼，“巴堆坚”字面意思为“额头有羊毛者”，其义不明，可能指他们头顶的装饰或使用的法器。此派主要进行卜卦祈福、祷神乞药、增益吉祥、兴旺人财之事。第二乘为楚辛巴存坚，“楚”有幻化、变化之义，“巴存坚”的字面意思为“具彩色羊毛”，此派主要消灾治病、祓除包括眼前和未来的一切不吉利的事情。第三乘洽辛居透坚，“洽”有卦象、福运之义，“居透坚”字面意思为“具绳子”，应是占卜的工具，该派凭依占卜指示吉凶、解答疑惑、预测未来祸福。第四乘都辛村恰坚，“都”指坟墓，“村恰坚”字面意思为“具兵器者”。该派为死者营建墓葬，为年幼者驱鬼，并上观天象，下镇鬼魔。不同的“辛”有职责分工，各有侧重点，但他们所为与原始宗教十分吻合，吐蕃时期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应是上述四乘教法。
　　2.苯教的神灵
　　苯教具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其神灵体系庞大而数量众多，一切自然现象无不由神灵主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无不有人格化的神灵。神灵鬼怪遍布于天地之间，而鬼神的意志决定着人事的成败，故藏族有“无神不成事”之说。地方的安宁、风调雨顺、战胜外敌、消病除灾、预测吉凶，凡此等等均要求得神灵的协助。崇拜神灵是吐蕃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神灵也给人们带来了安慰，使人能超越生活中的不幸，获得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生存的信心。吐蕃的神灵祭拜活动有其积极意义。
　　苯教的神灵存在于天上、地上和地下三界中，天上有天神，吐蕃的赞普就宣称其祖先来自于天界。吐蕃金石铭刻等资料显示，吐蕃人十分敬畏和崇拜天神，日月星辰均为天上的神灵。苯教的创世神中，从最早的神灵桑波本赤起，有一长串的天神谱系。但吐蕃时期的苯教，尚未有十分明确的至上神概念。念神，“念”有“暴厉”、“凶恶”之义，“念”也是古代苯教的一类神灵，有很多种，如住在树林里的，住在岩石上的，住在山上的。念神中最著名的是那些大山神，被尊为大念神，如念青唐古拉，其字面意思即为“大念神唐古拉”。赞神，“赞”有“强大”、“厉害”之义，一般指住在红色山崖上的神灵，民间又认为赞是厉鬼变的，其中凡善恶不定者又称为赞魔。念神、赞神均与山崇拜有关，吐蕃时期，在较为著名的山峰上无不认为有神灵居住，山的名字也就是山神的名字，山崇拜是吐蕃苯教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十二丹玛”（丹玛又译为“地母”，是十二位女神）的住处也在山上。吐蕃王族最为崇拜的山神是雅拉香波，奉为雅隆河谷和吐蕃王族的保护神。
　　念青唐古拉山神也十分著名，《莲花遗教》内有莲花生降伏该山神的故事，其原形是一条蛇。山神崇拜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最终成为人格化的神灵。鲁神（又译为“龙”，与中原地区的龙、印度的那伽有相似处），是住在江河、湖泊、泉眼，及地底下的神灵（作恶、凶暴者又称为“龙妖”）。蛇、鱼、蛙等动物，视为是鲁神系统的动物，有许多禁忌，不能随意捕杀。苯教经典中的鲁神均有蛇尾，鲁神可能与蛇崇拜有关。
　　吐蕃简牍中提到的苯教神灵有：“城堡神”（“，有顶端的意思，引申为城堡、山峰等。有的译为“降生时命宫守护神”）、城堡女神、地方神、乡神、女神等。卜辞中有吉祥神、母族善神、家神、父族善神等神灵的记述。
　　3.苯教的祭祀
　　苯教的辛、苯等通过祭祀活动与神灵沟通，并以此表达对神灵的尊崇和敬畏感，体现神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吐蕃简牍上有祭神用品的记述，如：“……祭神用良种公山羊一只，饮用酒一扁壶，摆设酒一扁壶，糌粑一升，酥油一两，煨桑树枝一根，带彩缯之箭一支。”“按习俗做一对替身物———多玛供品。然后，献降神酒。”“祭祀女神之美貌少女一名，糌粑及酥油半斤，满一小罐，一只系有彩绸之羊右腿，一把撒向天空之青稞，一小满罐祭神之酒，二遍酒满五瓢”。“祭女神之美貌少女一名。以兵器卜有无危险等……”
　　后两支简牍即432号和438号中提到了用美貌少女祭祀女神之事，其中第一支简牍的原文开头为“”，译者以为“”是“”之误，应为“”，并注明是替身之义。而“替身”一般是由面粉制作的，称为“替身多玛”，“替身”与活物祭祀不能等同。这句话原意应是“地方女神之替身美貌少女一名”，并无用美貌少女祭神之意。第二支简牍的原文开头为“”，可译为：“由一位美貌女子向地方女神启请。”
　　《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举行大盟誓时，有“人牲”的习俗（这应是吐蕃较早期的习俗，吐蕃信奉佛教后，尤其是赤松德赞以来，这种习俗定有所改革），但吐蕃简牍藏文本意并无以“少女祭神”的含义，此处“少女”之身份，是否是用来降神的，亦未可知，对此尚有待其他资料的证明和进一步研究。
　　动物作为祭品在吐蕃苯教仪式中广泛使用，《旧唐书·吐蕃传》云：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覆，神明鉴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于坛单之上与众陈设肴馔，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
　　到赤热巴巾赞普时，与唐朝的会盟活动中，仍保留着以动物为牺牲，会盟官员“歃血”（即嘴唇涂上牲畜的血，表示诚意）的习俗。只有僧相钵阐布不歃血，只在佛像前饮郁金水发誓。藏文文献中对苯教用动物祭祀神灵的习俗也有记载，如《空行益西措嘉传》中的记载，《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所引《空行益西措嘉传》的资料说：这一派（指苯教———引者）在每年秋季时，举行所谓“夏波如江”（字面意思为“公鹿独角”———引者），即在同一时辰各拦腰宰杀千只牝鹿（应是牡鹿——引者），以血肉进行祭祀；冬季时举行所谓“本神血祭”，即在同一时辰各拦腰宰杀牦牛和山绵羊等雄牲畜各三千头（只）和牦雌牛、绵山羊等雌牲畜各一千头（只）左右，活活断其肢，取其血肉进行祭祀；春季时举行所谓“牝鹿施”即宰杀四只无角鹿（牝鹿），取其血肉祭祀；夏季时举行所谓“立本祭桑”以焚烧树枝和禾穗煨桑祭祀。
　　这里所说折断四肢的屠宰法与上引《新唐书》资料完全相吻合，显然这是苯教祭祀时一种特殊的屠宰方式。
　　苯教在“伏鬼”、“修福运”、“投灵品以禳灾”、“放赎身物以忏罪”的宗教仪式中也多有对神灵的祭祀行为。
　　4.占卜
　　苯教特重占卜，通过各种占卜方式，来预测祸福吉凶，给人指点明路。占卜在苯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苯波师必须掌握的知识。同时，吐蕃时期因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其他地区的占卜术也传入吐蕃，使吐蕃流行五花八门的占卜术。从天竺传入的佛教也重占卜，如《巴协》载莲花生大师在吐蕃实施过“圆光卜”，前面所述的《十二因缘占卜》亦属佛教文化。由于占卜所具有的文化特性，我们将吐蕃的占卜放在“苯教一节”加以介绍。其中，有些占卜术，明显是属于苯教的，而有些占卜术则难以归类。
　　（1）骰子卜，米兰吐蕃古戍堡遗址中出土了一颗木质白骰子，“是一个正方形小木块（1．3ｃｍ×1．3ｃｍ），用墨点标明，，形式和现在使用的骰子全同……。”
　　可能是当地驻军用于占卜的。敦煌出土一部骰子占卜文书，收录在托玛斯的《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书中，所用的卜具是四面骰子，符号有，，，。文书中卜辞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诗歌体的卜辞正文；第二部分是对正文的进一步解说，其卜辞充满着浓郁的高原文化特色，是地道的吐蕃作品，试举一例：
　　野鸭似黄金又像碧玉，
　　是蓝蓝清水的美饰。
　　哈罗花长出来了，
　　是青青草原的美饰。
　　邦锦花开得光彩夺目，
　　甘美之味健人体。
　　美丽光彩耀人眼，
　　香味芬芳扑人鼻。
　　此卦若卜家宅和寿命，有一善神或女神，若好好供养，会保佑你。出猎，可捕获。求官职，会赐给，办事能成。卜游子，归。卜病人，愈。所求必应。丢失财物，能找回。经商获利，此卦何事皆吉。
　　如果没有卜辞的解说，则完全是首赞美、歌唱草原美丽风景的诗歌。把描述自然景色的诗歌与卜卦联系，是吐蕃占卜文献的一大特色。吐蕃人对自然界的千变万化做了细腻的考察，并把自然界的色彩、天空的星辰、动物的形态、草木及变化等与人事相比，认为二者有内在的关联。
　　占卜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吉凶祸福，得出的卦一般是两类，不是吉就是凶，吉凶鲜明对立。占卜而寻求解答的问题几乎涉及了人生的重大事件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首先是家庭和个人的安宁，人们关心神灵是否保佑，家庭和个人的福运如何，尤其是疾病能否治愈，通过占卜获得解答。
　　其次是生计问题，出门行商能否赢利，自己是否能发财，打猎是否能成功，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而且往往有风险，必须慎重对待，事前进行占卜，也是心理准备。
　　第三是婚姻，有关吐蕃人婚姻状况的历史记述很少，而卜辞中婚姻是主要内容之一，也反映了吐蕃人对婚姻的重视。
　　第四是关于仇敌，吐蕃社会残存有血亲复仇的习惯，吐蕃的民风粗犷好武，氏族、部族间的争斗时有发生，路途也不安全，故很担心遇到仇敌。
　　第五是诉讼，从敦煌出土的法律残卷《狩猎伤人赔偿律》、《纵犬伤人赔偿律》、《盗窃追赔律》看，吐蕃法律条文的规定极为详细，吐蕃法律在解决民事纠纷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每个卜辞中都有诉讼能否取胜的卜问，更进一步说明吐蕃法律的权威作用和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法律在吐蕃有着极高的效力。
　　第六是社稷大事及个人的升迁等方面，吐蕃在军政等方面决策时也打卦问卜，从藏文史书中可知，吐蕃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卜卦如得的是凶卜，则卜辞中提出了应对措施，比如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进行禳解。因而占卜后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地采取行动和措施，进行防范，通过向神灵祈求等行为，使人们获得一种希望和安慰，克服恐惧的心理，求得安宁。从卜辞中可知，人们敬仰的神灵和实行的仪轨，大都属原始苯教。在今天的藏族社会中，骰子卜还是比较盛行，卦书上也有专门的卜辞解释占得的卦象，所卜问的内容跟吐蕃时代大同小异，因而骰子占卜在藏区流行的时间是很长的。
　　（2）羊骨卜，即用羊肩胛骨占卜，这种占卜方法在世界许多民族中曾广为流行，羊肩胛骨占卜术的起源很早。其方法就是将羊肩胛骨放在火上烧，经烧灼后的胛骨上就会出现种种裂纹，有经验的巫师就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新疆出土的吐蕃卜骨，大部分是在羊肩胛骨上烧灼凿洞，洞直径约1ｃｍ，成规则排列。有的卜骨上有卜辞记录，如《吐蕃简牍综录》载：
　　在此灵骨（羊胛骨）上占卜：吉，祈求神门启开，鬼门闭合；凶，人有生命危险。
　　（羊之）右肩胛骨卜询产男孩否？有无病痛？（羊）肝卜询有无麟儿？（羊）齿卜询是否恶死……墓中有无死鬼迹象？
　　右肩胛骨，可卜问死者鬼魂是否仍强留家中？是否离去？有无鬼魂留下之迹象？
　　其中上引第一条卜辞是写在羊胛骨上的，其余记在木简上。
　　所卜问是生孩子和病情等，而特别关注死者的亡灵。当时人们认为人死后，亡灵即鬼魂一旦留在家中，会折腾家人。或者家中发生不安之事时，又认为是祖先亡灵在作怪，故而占卜，显得十分小心。如果占卜确认是鬼魂作怪，就要举行仪式驱赶鬼魂。
　　敦煌发现的P．T．1047号占卜残卷，现存192字占卜的记录，一般认为其卜具是羊肩胛骨。卜辞显示占卜的内容十分繁杂，而最为突出的是内有许多有关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占卜，似为官方卜辞。吐蕃王室内专门有占断吉凶的巫师，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预测赞普和社稷的安宁，卜辞涉及吐蕃赞普的病情、寿命、住地、对外出征等。有时卜问者是吐蕃高级官员，例如：“邦色苏孜与当聂闷忠心耿耿于赞普驾前，卜问：如向李迷聂征讨，能否获胜？得此卦卜：以后，属地将扩增一倍，途中遇大财运，大吉。问个人，亲属生命安危？问敌人是否来犯？均吉，唯求事缓成”。卜辞中也多次提到赞普面临危机，“国王疼痛不已，被箭射中”；“国王被奸计所害，一切皆凶”。除外，卜辞中还涉及能否得财运、病人是否能痊愈、野牦牛撞人等，几乎每个卜辞中都提到了妖魔或鬼神对人施加的影响。
　　（3）鸟卜。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占卜方法，东女国有鸟卜，以鸟腹内的谷物等来断吉凶。吐蕃的鸟卜法与此不同，鸟卜主要是根据鸟的鸣声来占断。敦煌出土的P．T．1045号卷子是一份珍贵的鸟卜的文献，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用诗歌体写的前言，指出乌鸦是天神的使者，向各地传播神的旨意，飞翔于九方，人们要给乌鸦恭敬地奉献祭品，这跟女国用咒语招乎鸟的做法有点相似。最后说明了声音的象征性，“咙咙（之声）表吉祥，嗒嗒（之声）表无恙，咂咂（之声）表事急，卓卓（之声）表财旺，依乌依乌（之声）危难降。”
　　第二部分是鸦鸣占卜表，表格内容有供献的祭品，包括牛奶、芥籽、净水、白芥子、鲜肉、花朵、黑白安息香、大米、粟米；方位有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天空，共九个方位；时间为十时，鸡鸣、破晓、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甫时、日入、黄昏，卦辞内容有财运、自然灾害、鬼怪作祟、死人、来客、来猛兽、斗殴等。其表格形式如下：根据鸟飞来的方向、时间和鸣叫声来占断，列成表格，具有占卜书的性质，这也是多次经验的总结。此处的乌鸦，藏语称“颇若”，《藏汉大辞典》“颇若条”的藏文释文直译为“比乌鸦大的黑色鸟”。而对汉语中的乌鸦，藏文释义直译则为“比颇若小的黑色鸟”。因此将颇若直译为乌鸦似有不妥，或者可译为“大乌鸦”。
　　时至今日，藏族地区将这两种鸟分得一清二楚，颇若的数量较少，飞行高度高于一般的乌鸦，二者的鸣叫声也有所不同。当代藏族仍有以喜鹊、乌鸦等鸟类来判断吉凶的习惯。另外，该卷子中十个时辰的划分等，可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4）绳卜
　　又译为“线卜”，也叫象雄占卜法，上引土观的著作中认为此卜法在“上丁二王”时期传入吐蕃。苯教的“恰辛乘”派就以绳卜为主来断吉凶，而且这种占卜法在藏族地区得到了延续，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内也多处提到了绳卜，有专职的占卜师。《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一书，对绳卜的卜法有所介绍：从没有阉过的公羊右肩胛剪下的羊毛，然后织成由五股线组成的无色粗毛线。占卜之前，要给占卜师依次祈请的护法神供奉朵玛，祈请护法神应验占卜。祈请完毕，占卜师坐在占卜桌前，将五股拧紧的毛线一圈圈放松，用右手抓住毛线较粗的一端，抬起胳膊将五根细线徐徐抛到背后，以便毛线搭在占卜师的肩上，然后用手迅速地将毛线打在占卜师面前的桌子上，仔细观察毛线由于和桌面撞击所自然形成的曲线结节。最后，占卜师可以查阅线卜卦书，从中找到相应的占卜结果。
　　十九世纪末期的宁玛派著名学者居·弥旁嘉央南杰嘉措对绳卜进行了系统研究，编写出了《象雄幻化绳卜大法考》和《世间幻化绳卜辞·明灯》，第二本著作藏文木刻本共有407页，堪称是绳卜方面的皇皇巨著，内有三百六十个线结图案，并有详细解说。
　　除上述占卜术外，吐蕃社会尚有幻化德乌卜（用四十二颗水晶卜石或水晶珠来占卜）、金钱卜（用铜钱的正反面卜，见于P．T．1055号残卷，记录有94行卦辞）、五行占算法等等占卜法。
　　占卜活动反映出了苯教在吐蕃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与苯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历史著作
　　因藏文应用的普及，吐蕃人开始记录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开始编写以往的历史，将口头传说记录成文字，藏族史上的第一批历史著作就出现于吐蕃时代。二十世纪初，藏于敦煌藏经洞内的藏文卷子被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运往海外，分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较重要的吐蕃历史文献，经法国学者巴考、杜散和英国学者托玛斯三人通力合作，整理成《吐蕃历史文书》，于1940年以英、法译文及拉丁文转写原文刊布，使千年古籍重见天日。《吐蕃历史文书》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誉，该书公布的吐蕃历史著作，一直是研究吐蕃历史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文书，吐蕃历史的许多方面将永远无从得知。
　　《吐蕃历史文书》大致分三部分：
　　1.吐蕃大事记年。是以简明的编年体形式书写的吐蕃王朝历史。今发现的敦煌手抄本首尾不全，记录的时间始于松赞干布朝，终于赤松德赞朝，主要记载了芒松芒赞、赤都松芒布杰、赤德祖赞三朝的历史。从松赞干布去世的公元650年起（此前部分，无准确年代），逐年记载吐蕃大事。至猪年（公元747年）记事写卷残佚，计存九十八年史事记录，加前面叙述松赞干布朝的九年历史，共一百零七年。巴考等人又取伦敦Ｓ．8212（187）残卷补充，复补出公元743至747年间记事五年，下缺748年至754年间的七年记事，新补出从公元755年至764年间记事十年，实际编年记事新增十年，总记事年代为一一七年。从Ｓ．8212（187）大事记年残卷中复出的五年记事，与前一部卷子相比，体例虽然一致，但文字和内容上颇有出入，详略不同，说明记录吐蕃王朝史事的“大事记年”，绝非一种。从体例的严格性和每年记载赞普牙帐所在地看，吐蕃官方应有类似编年体的记录，而佚名史家根据官方记录形成了不同的传抄本。
　　《大事记年》文字简洁朴实，记述准确，如同实录，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吐蕃的军政制度，如吐蕃的大料集、户口清查、颁布成文法、征服吐谷浑的经过、每年两次的重大集会、贵族政变、属部叛乱、官员的任用、军事扩张、同唐朝等的交往等。对几位赞普的生卒年《大事记年》有明确的记载，从而解决了历来有争议的重大年代问题。《大事记年》虽然残缺，但弥足珍贵，对研究吐蕃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赞普传记。包括《止贡赞普传》、《达布聂塞传》、《南日伦赞传》、《松赞干布传》、《赤德祖赞传》、《赤松德赞传》、《论钦陵与唐将王孝杰论战记》等，这些传记中，记述有吐蕃统一高原的过程、吐蕃的扩张、内政建设、内部矛盾等重大历史内容，融历史、文学、传说为一炉。写作形式上既有散文体的记叙，又有诗歌形式的歌词。语言生动流畅，评价言简意赅，对人物的历史功绩予以高度概括。人物形象突出，是文史合璧的著作。
　　3.吐蕃大相序位、小邦邦伯家臣与赞普世系。这部分具有“表”的性质，也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
　　除外，吐蕃人还用藏文来记述其他民族的历史，今发现的有《于阗教法史》、《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述》等，前者记述了于阗地区的佛法传播史，后者的内容则很丰富，吐蕃人根据五位霍尔人的考察报告和有关传说写成。记载有生活于西域及北方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回鹘、葛逻禄、巨人国、狗国、马国、奚、黠戛斯等民族的地理分布、概况等，所涉及的地域极为广阔，提到的民族和部落又十分繁多，可以说是吐蕃的《北方志》。由于军事扩张需要，吐蕃人极想了解北方的复杂局面，因而有此类书籍的编写。这部著作已引起各国相关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中亚等地历史地理、民族分布等方面的参考资料。
五、文学
　　属于吐蕃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保存在敦煌文献里，包括卜辞、格言、谚语和民间故事等等。
　　卜辞中的诗歌，有些卜辞卷子的正文部分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如果去掉第二部分的解说，则第一部分完全可以说是吐蕃人的诗作。如：
　　啊！一星呢是昴宿，
　　七星呢四周集，
　　美丽呢超群星，
　　昴宿呢同升起。
　　又如：
　　玉湖呢那地方，
　　玉树呢柳枝上，
　　翠鸟呢嬉且唱，
　　鸣声呢九回啭，
　　闻此呢心舒畅。
　　这些诗歌以蓝天白云、日月星辰、山川大地、花草鸟兽为对象，描写纯朴自然，充满高原泥土的芳香，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高原景色：广阔的草原，欢腾的动物，静穆的雪山，同时也反映了吐蕃人豪迈达观的个性。诗歌格律，也有整齐的结构形式，艺术手法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格言诗和谚语，敦煌文献中的格言残卷，大致可划分为二十余首，主要是劝人孝敬父母，弃恶从善，里面已经渗透着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因果报应思想等，可能也受到汉文佛经讲唱文学的影响。其中有一段叙说了母亲如何艰难地养育子女，但儿子长大后不孝敬母亲，写得具体生动。如表现母爱方面作者写到：
　　潮冷床褥母亲卧，
　　干暖之处娇儿眠。
　　母心常注儿身上，
　　一瞬难舍实可怜。
　　另有一部藏文卷子称《松巴谚语》，共有三四十则谚语。谚语是藏族民间文学中的一颗明珠，人们喜欢讲话时引用谚语，语言诙谐生动，表达精炼，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吐蕃的文人已把谚语汇集成册，看来他们对谚语十分喜好，也说明谚语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是广为使用的。《松巴谚语》中既有治国治家方面的内容，也有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诲，如：“君主即使渊博，也要取法于人；良马虽然善走，也要策之以鞭。”“善言相睦，是家庭的根本；恶语相伤，是魔鬼入门。”“小雀儿喜欢黎明，猫头鹰盼望黑夜。”
　　民间故事，现在流传的有关吐蕃时代的民间故事很多，如噶尔·东赞使唐求婚的故事、文成公主的故事等。吐蕃时代就已用文字记述民间故事，如《美好时代的结束，马和牦牛的悲剧》、《父亲殿干涅巴的葬礼和金波聂吉新娘的故事》、《没落的时代，机王国和它的宗教》等。这些故事的情节较为曲折生动，内容清新健康，大都反映了善良一定能战胜邪恶的主题，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六、医学
　　吐蕃时代，医学极受王室的重视，从周边请来诸多高明的医师，传授各种医学知识，并促成了藏医学的形成，建立起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医学进入了繁荣时期。
　　《汉藏史集》中说吐蕃的医学流派有十三类，分别为天竺、迦湿弥罗、泥婆罗、葛逻禄、唐朝、冲木（《贤者喜宴》称大食为冲木）、象雄、突厥、粟特、门域、党项、朵波和吐蕃本身的医学。而对吐蕃影响最大的是中医和天竺医学。《贤者喜宴》载文成公主入蕃时带去了《医学大全》，后由唐朝僧人玛哈德瓦、达玛果喀等译成了藏文。之后由天竺来的医生班杂朵达、大食冲木来的医生嘎洛那、唐朝来的医生韩维康共同编著了一部综合性的医书《无畏的武器》，共有七卷。嘎洛那还被尊为御医，赞普命人向他学习医学知识。也有学者认为“冲木”指的是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嘎洛那”代表着希腊医学，提出松赞干布时希腊医学传入吐蕃。
　　金城公主入蕃时也带去了医书，《贤者喜宴》载由和尚玛哈梯它和甲绸盖堪（意译为“汉儿舞者”）翻译，名为《月王药诊》，是现存的最早的藏文医书。德格版《月王药诊》的后记中说赤松德赞时期，由摩诃衍那和贝若杂纳共同翻译，第斯的《藏医史》也有类似的说法，当代的一些学者认为该书前后共翻译了三次。总之，对《月王药诊》的翻译时间和翻译者有不同的说法。《月王药诊》共一百一十三品，讲述了人体生理构造、病因、疾病诊断方法、治疗方法、药物的性能等。
　　从全书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看，里面既包含有传统藏医的特点，也有中医和天竺医学的成分，显然不是纯粹的翻译作品，而是一部编著。赤德祖赞（《贤者喜宴》没有明确写出赞普的名称，只说“其时”，从上下文推测似指赤德祖赞）又从冲木请来名比吉·赞巴释拉哈的名医，赞普十分尊敬这位医生，因他是“王之主”，所以被尊称为“拉杰”。赤德祖赞颁发了尊敬医生的法令，内容主要有：所有人都要尊敬医生，让他们坐上座，要献上最好的美食，往来迎送要提供马匹，用黄金酬谢，对医生的治疗要感恩等。对医生即使是邻居来请，也要做迎送，提供脚钱；即便（医生）是亲戚，（请时）也要献礼帛（疑是之误）；即便（医生）是仆从，（请时）也要献财、尊重；即便在非治疗时间遇上（医生），也要做祝愿，表示尊敬；即便（医生）是敌人，也要以尊敬心来信任；即使医生贪图财物、食物，也不应诽谤；请医生治病时要献礼，病愈时要酬谢，协助运送医生的物品（原文为“小袋”）。共有十五条。
　　同时，赞普还规定了医生的行为规范七条：
　　医生因如同上师和父亲，应生慈爱心；患者如同子和弟子一般，医生不应向外披露他们的过失；因会失去智者的耻辱心，医生在病人家中不应做坏事；因会损害上流行为，医生不应挑剔饮食；因对医术有坏处，医生不要喜欢喝酒；因治疗疾病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且还有危险，医生不应懒惰，不要不懂装懂；因未掌握医术的要点，医生不应对病人做羞辱和不合理的事。
　　《汉藏史集》认为比吉·赞巴释拉哈是赤松德赞时期来吐蕃的，则有关十五条法规和医生的守则也相应地颁布于赤松德赞时期。《贤者喜宴》说比吉的弟子东谢玛波、唐德加尼、尚拉莫斯等成为杰出的医师，被赞普尊为御医。赤松德赞时期，名医荟萃，人才辈出。天竺的先达噶巴，迦湿弥罗的噶雅贝杂，唐朝的东松康瓦、和尚巴拉、和尚巴达，突厥的色多沃钦，大食的哈拉室尼达等九位医师，被誉称为九圣医。其中东松康瓦居九圣医之首，被赐以封地。
　　当时受人称赞的医生有四十五人，精通医术的医生有九十二人。
　　在吐蕃本土的医生中，最为著名而一直受到后世称颂的是玉妥永丹贡布，他是矗立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另一座珠峰。玉妥出生在一个藏医世家，堆隆吉那人，父名玉妥·琼波多杰，母亲嘉巴曲珍，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医药方面的熏陶，而且聪明好学。二十岁左右时已经在医学上有了较深的造诣，但他从不满足于自己的学识，不断地拜名医为师，虚心学习。
　　并出外求学，凭着坚韧的意志和求知的信念，曾三次赴天竺学习次大陆的医术，还到过内地五台山和青藏高原的许多地方，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医学知识。后来担任赤松德赞的御医，并给人看病，研究医学，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藏医人才。公元833年左右玉妥去世，享年一百二十五岁，后人尊称他为“医圣”和“药王”、“藏医的祖师”。
　　玉妥花费二十年时间，主编了藏医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四部医典》，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根本医典，是有关人体的生理、病理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的总论；第二部分论说医典，讲述人体生理解剖、病因、病理、发病途径、治疗原则和外用医疗器械等；第《四部医典》吸收了天竺、唐朝等地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继承吐蕃自身的医学传统，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医学体系。其中对人体的内脏、人体的解剖、生理卫生等方面的记载与论述同现代医学基本一致，记载有一千多种药物。《四部医典》较全面论述了藏医学理论和临床治疗熏奠定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四部医典》的问世标志着藏医学体系的确立。
　　玉妥一生著述颇丰，尚著有《实践明灯》、《原药十八种》、《脉诊及其启示》、《解剖学明镜》等三十多种医学著作。玉妥还提出一系列职业道德原则，主要有医生要坚持人道主义精神，忠于职守，以救死扶伤、增进人类的健康为天职；医生不应贪图钱财，对穷人应有慈悲心，平等待人；不要把病人的尿、粪便、血、痰当作脏物；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谦虚好学。
　　敦煌藏文文书中也发现有藏医学残卷，主要有《火灸疗法》（P．T．V．127、P．T．1044）、《医疗术》（P．T．1057）、《藏文针灸图》等，记述有内科、五官科、骨伤科、妇产科、泌尿科、儿科等疾病及治疗方法。这些医学残卷的内容显示，其中既有中医治疗方法，又具有鲜明的吐蕃医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