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骨形态学和古DNA分析探寻公元3-4世纪西藏阿里地区人群的来源

4 结论和讨论
 
公元3至4世纪的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这一批古代人骨，他们的主要形态特征可以概括为：男性全部为卵圆形颅，女性则以球形为主。眉弓突度普遍发育较弱，眶型以斜方形眶型为主，梨状孔表现为梨形，男性鼻前棘发育显著，鼻根点凹陷多无凹陷。男性颅型表现为中颅型、低颅型结合阔颅型，低狭面，中、低和高眶类型都有，中鼻或狭鼻型，女性颅型表现为圆颅型、低颅型、阔颅型，中或高眶类型，低狭面，阔鼻、中鼻和狭鼻类型都有。
 
根据头骨的形态观察和测量数据的分析结果，故如甲木总体上表现出蒙古人种的主要特点，低狭面的特点更近似于南亚蒙古人种而有别于高宽面的北方蒙古人种类型。故如甲木与古代组的比较结果显示，他们与川西高原地区的卡莎湖组最接近，但从聚类发生的欧氏距离系数看，两者之间的相似程度不及新疆察吾乎和多岗两个组群的相近程度，当然故如甲木和卡莎湖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距。另一方面，相对于与陕西、山西、河南及北京这样的内地地区古代组群，故如甲木表现出与新疆两个组群更接近的关系。这个结果并不令人诧异，DNA的分析结果显示故如甲木母系来源有欧亚西部类群的存在，同时西藏阿里地区与周边包括新疆都有文化上的交流，这一点在后面将会论述。与现代人群相比较，故如甲木和现代藏族A组、广西壮族组最为接近，相比与现代华南、华北组，故如甲木与藏族B更接近。
 
对西藏地区近代人群的体质特征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主要研究来自国外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韩康信等从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对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和族源进行了讨论，认为藏族应该存在两种体质类型，一种是东藏类型或藏族B型，他们具有比较粗壮的中长头型、较扁平、很高而较宽的面、狭鼻，主要分布在西藏东部地区。这个类型具有某些不特别分化的特征，趋向于接近粗壮的北亚低颅蒙古人种类型。第二种是藏族A型或南藏类型，他们主要表现为较短的颅型，低而狭的面型，更小的颅指数，更弱的突颌，相对狭长的鼻型等，与南亚蒙古人种较为接近，同时与我国西南地区汉族和彝族也比较接近，这种类型主要分布在与尼泊尔、锡金接近的西藏南部地区。也有学者指出，藏族A型占有尼泊尔人和藏族B型之间的过渡地位。另外，一些活体调查也指出藏族中存在不同的形态类型，一部分接近南亚的成分，在西藏南部居民中表现最为明显。另一部分为长头型，具有更突出的鼻，主要分布在西藏东部地区。张振标指出，“从现代藏族人群活体体质特征的研究来看，其颅面特征与现代蒙古族体现出明显的相似性”。
 
有关藏族起源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藏族起源“氐羌说”，即西北地区的氐羌系居民曾向西藏高原有过迁徙。又如藏族起源“印度说”，即藏族来源于印度,也称为“南来说”。此外还有藏族起源“土著说”，即以近代考古发现为根据，推断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新石器时代便有藏族先民生活于西藏高原。
 
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考古工作一直很难做，因此出土的人骨材料也十分缺乏。目前已经报道有几个遗址发现了少量人骨材料，包括西藏塔工林芝村、拉萨曲贡石室墓、那曲一例祭祀人骨及那曲布塔雄曲石室墓。其中，20世纪50年代在林芝村发现的人骨具有短颅特点，其形态接近近代藏族A组，但因缺少地层关系及文化遗物，所以时代不确定。潘其风对新石器时代拉萨曲贡人骨进行了研究后指出曲贡人骨具有的中颅型和高颅型、狭额、阔鼻、中眶、中等上面形以及颇为扁平的上面部等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且与东亚类型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对于那曲一例可能是吐蕃时期的祭祀人骨，张雅军认为该个体以圆颅型、高颅型结合中颅型、狭鼻、高眶、偏狭窄的上面形以及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为主要特点，显示出与蒙古人种一致的颅面部形态。布塔雄曲石室墓一例人骨是原海兵对西藏人骨最新的研究，遗址所处年代约在公元前8至5世纪，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东周时期（春秋晚期）。布塔雄曲头骨整体偏阔、略低的颅形、宽阔扁平的上面部及中等的鼻部特征等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其次为东亚类型和东北亚类型，与南亚类型之间则存在相对较大的形态差异。布塔雄曲与近现代各组中的蒙古类群人群最为相似，而与藏族A组和B组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从上述人骨材料的研究结果看，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及铁器时代，西藏古代居民虽然主要特征符合蒙古人种特点，但人群的体质特征变异范围比较大，人群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如有的更接近蒙古人种的北方类型，有的更相似于蒙古人种的南方类型，这些差异反映出西藏高原人群的来源和组成的复杂性，这种现象在现代藏族中也有同样的表现。
 
有学者还指出藏族体质特征上表现出一些人种的混杂性质，比如有相当明显突出而为良好的浮雕形鼻，升起的鼻梁，上眼睑皱皮和蒙古褶发育比较弱等类似“美洲人种”特点，这样的面部特点结合浅的肤色也常见于彝族之中，被看作是具有“雅利安人”的因素，认为这种类型是从中亚草原或印度方向进入的。有的国外学者也曾指出印度河上游居民在人类学关系上是各种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类型的复杂集团。对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切博克萨罗夫认为，这种现象与其用较晚近时代的混血来说明还不如以保存了原始特点的连续性来解释更为合理，即这种变异趋势有其更早的原始形态背景。韩康信在他对藏族的研究中曾经提出，一概否定中国极西部边缘和邻近的西藏人群中存在欧洲人种混血的可能性也是不适当的，例如在尼泊尔人中这种混血很明显。就西藏地区来说，仅在其西部和南部边缘可能观察到轻度欧洲人种成分的混杂，非蒙古人种成分大概是从印度斯坦方向经过高山通道而渗入。无论如何,这样的渗入成分并没有成为西藏种族组成中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从地理上看，西藏地区北连新疆、青海，东接藏彝走廊，南邻东南亚与印度，向西通过克什米尔与中亚草原沟通交流，是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亚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带。位于西藏西部的象泉河上游地区，向东可通过雅鲁藏布江河谷直通西藏腹心地带，南临印度与尼泊尔，向西、向北分别通过克什米尔与南疆地区沟通中亚与河西走廊，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天然的贸易枢纽与文化交流重要节点的同时，也必然会伴随人群的交流与融合。由此看来，西藏古代居民几千年来并不是“孤独”地进化，尤其是距今3000年以来，他们形态上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不一定完全是孤立小种群“遗传漂变”的结果，应该也有不断来自周边人群的渗入从而产生人群的基因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对西藏藏民有混血的推测以前都是来源于人骨材料的形态学研究或现代活体的体质形态调查分析。本文这次对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人骨的线粒体DNA分析，是首次从基因水平提供了支持的证据。故如甲木古代人群的线粒体DNA的检测结果显示，母系的单倍型类群主要是欧亚东部类群，也有少量欧亚西部类群。大部分单倍型类群在今天的喜马拉雅山区、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有分布，有4个个体的单倍型类群HV、H5和U7属于较典型的欧罗巴单倍型类群。这一DNA分析结果说明该人群的母系基因来源是多元化的，DNA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单倍型类群充分说明西藏古代人群与周边人群存在基因的交流，只是人群的融合和基因交流发生的时间还不是很清楚，但外围人群渗入的规模应该有限，没有大规模发生人群的替代。对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3至4世纪人群无论是头骨的形态学研究还是DNA的分析，都显示了这一人群与古代和现代藏族的紧密关系，从遗传距离计算的系统发育树能看出，故如甲木人群与现代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藏族人群和生活在西藏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都比较接近，说明生活在西藏的古代人群对中国现代藏族人群以及西藏的其他一些民族都具有母系遗传的贡献。
 
关于墓葬中出土人骨的种族问题，也有学者从墓主人的出土遗物来推断。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死者面部的金面具来推测。喜马拉雅地带在公元4-5世纪的尼泊尔萨木宗墓葬中有1件金面具，公元1世纪前后的印度马拉里墓地也发现1件。这些面具不仅尺寸上不同，他们呈现的面部形态特征也不一样。故如甲木墓葬中规格最高的2012M1出土了金面具和有“王侯”铭文的丝织品，因墓主的骨骼保存状况不好，所以颅面部形态观察和测量及DNA都没有结果。和故如甲木墓葬距离不远、年代相近及文化相一致的另一处曲踏墓地也发现2件金面具，它们和尼泊尔萨木宗的那件在形态上比较相似，如细长鼻子和小眼睛，整体有蒙古人种的形态特点。而故如甲木和印度马拉里的这两件具有大眼睛、大鼻子和立体感较强的面部特征更像欧罗巴人种的形态。不过，黄金面具显示的形态和使用面具的墓主人的种族形态是否一致，因人骨材料的欠缺目前还缺乏直接的证据。
 
尽管如此，黄金面具的出现也应该是阿里地区古代人群与周边人群存在交流的又一证据。从黄金面具出现地域看，中亚地区包括新疆是发现丧葬使用黄金面具比较集中的地区，喜马拉雅地带出土的黄金面具与新疆及周边地区的黄金面具应该是同一种丧葬传统背景下的产物。通过比较阿里地区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黄金面具，有学者指出该地区早期金属时代与印度、尼泊尔等地存在直接的文化交流，并通过新疆建立起了与中亚地区的联系纽带。
 
故如甲木墓地是迄今为止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埋葬最集中的古代墓葬群。墓葬都是东西向的有规律地布局，在空旷的阿里地区分布如此密集，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人口的相对集中。故如甲木的墓葬深挖潜藏，使用大量石材修建，显示出墓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从随葬物品看，墓葬之间的等级区分是非常明显的。故如甲木墓地墓葬排列有序，方向一致，说明墓地有一定的规划，而且古DNA对人群亲缘关系的分析支持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个体埋葬在一起的家族墓地的推断。

（作者：张雅军 张旭 赵欣 仝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人类学学报》网络版2020年7月21日　此处省略图、表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