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遗迹遗物 > 祝铭：青海出土4-8世纪彩绘木棺板画及相关问题再研究

祝铭：青海出土4-8世纪彩绘木棺板画及相关问题再研究

作者：祝铭来源：《中国藏学》2025年第3期时间：2025-09-17 09:13:49 点击数：

青海出土4-8世纪彩绘木棺板画及相关问题再研究
祝铭

摘要：近20年来，青海境内发现的彩绘棺板已颇具数量。文章对这批彩绘棺板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整合，对其进行分期和年代学研究。通过对木棺形制和彩绘内容的观察，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记载，将这批彩绘木棺分为早、晚两期，分别为肇始期和转变融合期，其中晚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对棺板反映的族属、图像内容等相关问题进行再探究，认为公元4-8世纪，青海地区发生了多次民族迁徙和政权更迭，加之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丝绸之路通道的辐射，使青海成为连接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互动的要冲，表现在木棺彩绘中的农耕场景可能反映了吐谷浑人与羌人在生产生活上的融合；吐蕃风格服饰、男女野合等彩绘内容可能反映了吐蕃势力进入青海以后吐蕃文化与吐谷浑文化的融合，从中皆能窥见青藏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一、引言
　　20世纪末以来，青海境内陆续出土彩绘木棺板画。棺板上绘有大量人物、动物和各种宏大的场景，对于该地区历史时期考古与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郭里木夏塔图两座吐蕃时期墓葬出土的彩绘棺板，一经公布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棺板画研究的热潮。其中，有关棺板族属的讨论尤为激烈，主要观点有“吐蕃说”[1]、“苏毗说”[2]、“吐谷浑说”[3]和“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说”[4]等。不少学者对棺板的年代进行分析[5]，对图像的内容进行考释[6]，以及从宗教学[7]、统计学[8]等角度开展研究。
　　继夏塔图墓地发掘之后，青海境内又陆续出土了一批彩绘棺板。这些棺板或由文物工作者采集自海西一带，或经盗掘后流散于海内外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出土信息不明。已有学者注意到，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材料与郭里木彩绘棺板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暗示其年代与族属应当接近[9]；也有部分材料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10]。
　　关于这批材料，仍有若干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第一，目前公布的彩绘棺板较为零散，其数量与组合关系尚未明确；第二，既往研究聚焦彩绘内容，割裂了棺板之间的空间联系；第三，尽管已经有学者指出部分材料的年代可能要早于吐蕃时期，但学界对于这批棺板发展演变序列的认知仍然比较模糊。因此，本文对这批材料进行梳理与整合，尝试对其进行分期和年代学研究，以期能够对这批材料的整体面貌有进一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对棺板族属、图像内容等相关问题进行再探究，对这一时期青海地区的文化互动与民族融合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思考。
二、彩绘木棺板画的形制与内容
　　经初步统计，目前已公布的青海彩绘棺板有69件，从尺寸、形制和彩绘内容来看，这69件棺板可能分属23具木棺（附表1）。根据木棺的特征差异，可将其分为3个组别，简述如下[11]：
　　（一）第一组彩绘木棺
　　8具，共计27件棺板。均为梯形木棺，前宽后窄。盖板顶部平整或中间起脊。棺板边缘多绘有红色边框，边框内饰有同心圆圈纹样。构图方式以留白为主，画面结构较为松散。分述如下：
　　ZBMG1 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收藏。包括盖板、左右侧板、前后挡板各1件[12]。盖板梯形，顶部平整，绘有牛耕、耙耱等农耕场景。左右侧板亦为梯形。左侧板画面左侧绘有一骑者持长枪刺向一赤裸人物，该人物身后另有一赤身站立的人；右侧绘有2走兽、1树、1鸟和1羊（鹿）。右侧板画面从左至右依次为：1击鼓人物、1穹庐、1火坛、2帐篷、1牵马人、1戴口罩的跪坐人物。前后挡板均为长方形。前挡板绘有1面部涂朱的半身人像。后挡板绘有1对脚掌。
　　ZBMG2 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收藏。现存盖板、左右侧板、后挡板各1件。梯形木棺，前宽后窄。盖板梯形，宽端顶部中间起脊，绘有农耕场景、圆圈和火焰。左右侧板亦为梯形。左侧板从左至右依次为马队出行、穹庐、毡帐、戴口罩的跪坐人物等，其中马队中的人物皆面部涂朱。右侧板绘有1骑者和1翼虎。后挡板为长方形，绘有1玄武。

　　GBMG1 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收藏。包括盖板、左右侧板、前后挡板各1件。盖板为梯形，顶部平整，绘有牛耕、浇水、播种、耙耱组成的农耕场景。左右侧板亦为梯形。左侧板绘有炊煮、穹庐、驮运、牧羊等画面。右侧板尺寸及边框与左侧板同，绘有马队出行。前后挡板均略呈长方形。前挡板绘有1朱雀立于莲座之上，口吐云气。后挡板绘有1玄武，亦口吐云气（图一）。

图一 GBMG1结构复原图和临摹图
1.结构复原图 2.前挡板 3.后挡板 4.盖板 5.左侧板 6.右侧板
（1.笔者绘制；2～6.采自《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图1.64、1.66、1.2、1.9、1.25）

　　GBMG2 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收藏。现存左右侧板、前挡板各1件。左右侧板均呈梯形。左侧板绘有牧羊、炊煮、穹庐、驮运等场景。右侧板尺寸同左，绘有马队出行。前挡板为长方形，绘有1三足金乌，立于白色太阳内，周围有树木和杂草。从挡板的形制来看，其盖板应较为平整。
　　GBMG3 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收藏。仅存1件残损的右侧板，呈梯形，残长200厘米，残宽66-77厘米，绘有马队出行。
　　GBMG4 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收藏。仅存1件残损的右侧板，呈长方形，残长104厘米，残宽20厘米，绘有马队出行。
　　XBMG1 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收藏。包括盖板、左右侧板、前后挡板各1件。盖板梯形，顶部平整，绘有牛耕、播种、耙耱等农耕场景。左右侧板均为梯形。左侧板绘有击鼓、炊煮、宰羊、穹庐宴饮、牧羊、驮运等场景。右侧板绘有马队出行场景，前导骑者手持长枪刺向一赤裸人物。前后挡板皆为方形。前挡板绘有太阳和三足金乌。后挡板绘有月亮和蟾蜍。
　　WCMG1 海西乌兰县茶卡乡采集。现存盖板、左侧板各1件。盖板呈梯形，顶部中间起脊，绘有花卉、山丘、人物骑射等。左侧板亦为梯形，绘有18个男女人物形象。
　　（二）第二组彩绘木棺
　　3具，共计7件棺板。均为梯形木棺，前宽后窄。盖板微弧。棺板边缘不见红色边框。构图较第一组紧凑。分述如下：

　　DBMG1 都兰县采集。现存盖板、左右侧板、后挡板各1件。盖板平面呈长方形，微弧，绘有翼龙、翼虎、牛耕、牧羊等。左侧板为梯形，绘人物拜见和穹庐。右侧板残损，呈长条状，绘马队出行和击鼓场景。后挡板绘玄武（图二）。

图二 DBMG1结构复原图和临摹图
1.结构复原图 2.后挡板 3.盖板 4.左侧板
（1.笔者绘制；2.采自《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图3.20、3.16、3.2）

　　QBMG1 都兰县采集。仅存1挡板，残损，略呈长方形，绘有骑者射鬼场景。
　　HBMG1 都兰县采集。现存左右侧板各1件，均呈梯形。左侧板绘有骑行拜见场景和穹庐，右侧板绘马队出行、射鬼、穹庐和男女野合场景。
　　（三）第三组彩绘木棺
　　12具，共计35件棺板。均为梯形木棺，前宽后窄。盖板多为弧形，或中间平整，两侧下折。棺板边缘不见红色边框。构图极为紧凑。分述如下：

　　郭MG1 夏塔图墓地出土。现存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各1件。左右侧板均为梯形，前后挡板整体为方形，上端带弧顶，由此推测该具木棺的盖板应为弧形。左侧板绘有射猎、马队出行、穹庐宴饮、醉酒、射杀牦牛、男女野合等场景。右侧板绘有骑射、宴饮、马队奔丧、灵帐哭丧、男女野合等场景。两侧板上的人物多于面部涂朱。前挡板绘朱雀，后挡板绘玄武（图三）。

图三郭MG1结构复原图及线图
1.结构复原图 2.前挡板 3.后挡板 4.左侧板 5.右侧板
（1、5.采自《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图一、二；2、3.采自《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图6-6-5、7；4.采自《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图一）

　　郭MG2 夏塔图墓地出土。现存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各1件，侧板为梯形，挡板弧顶残缺，仅存方形板，推测盖板应为弧形。左侧板绘有射猎、穹庐宴饮、醉酒、男女拥吻等画面。右侧板绘射猎、射鬼、奔丧、穹庐宴饮等场景。人物多于面部涂朱。前后挡板分别绘有朱雀和玄武，均立于莲座之上。
　　郭MG3 夏塔图墓地出土。现存前后挡板各1件，均呈弧顶长方形，后挡板顶部残损。前挡板绘雄鸡，后挡板绘玉兔。

　　PCMG1 普利兹克收藏。包括盖板、左右侧板、前后挡板各1，均为梯形。盖板中间平整，两侧下折，下折处绘有十二生肖，两侧各6只。左侧板绘有射猎、赴宴、驮运、乐舞、射杀牦牛、穹庐宴饮等场景。右侧板绘有马队出行、灵帐哭丧、射鬼、炊煮、宴饮、醉酒、男女野合等画面。部分人物面部涂朱。前挡板上端绘凤鸟立于莲座之上，下为兽面。后挡板上端绘玄武，下为射鬼祭祀场景（图四）。

图四 PCMG1结构复原图及照片
1.结构复原图 2.前挡板 3.后挡板 4.左侧板 5.右侧板
（采自Observation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of the Tibetan Empire，Fig.1,2）

　　SCMG1 私人收藏。现存左右侧板和前挡板各1件，侧板梯形，挡板方形。左侧板绘射猎、穹庐乐舞等场景；右侧板绘灵帐哭丧、射鬼祭祀、马队奔丧、献祭动物、宴饮等画面。前挡板绘朱雀立于莲座之上，下为衔环兽面。
　　HBMG2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收藏。仅存前挡板1件，残损，形状不规则，绘有雄鸡。
　　HBMG3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收藏。包括盖板、左右侧板、前后挡板各1件。盖板、侧板保存较差，图像不明。前挡板上绘朱雀，下有武士；后挡板上绘玄武，下亦为武士。
　　HBMG4 海西州民族博物院收藏。包括盖板、左右侧板、前后挡板各1件。仅左侧板画面保存较好，可见射猎、射杀牦牛、男女野合等场景。
　　HBMG5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收藏。仅存1件右侧板，从右至左绘有5个壶门，其中各绘有1头大象，呈奔走状，首尾相连。
　　GBMG5 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收藏。现存2件挡板，1件为弧顶方形，略有残损，绘6名骑者，下面2人正张弓射箭；另一件残损更甚，呈方形，绘有2骑者射鬼场景。
　　DRMG1 都兰热水一号墓出土。现存长条形棺板2件，可能为侧板或盖板局部。绘有连珠团窠十二生肖。
　　MBMG1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仅存1件梯形右侧板，绘有连珠团窠十二生肖。
三、彩绘木棺板画的年代与分期
　　通过对上述木棺各项特征的梳理与统计（附表2）可以发现，一方面，它们在形制和内容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从形制上看，皆为前宽后窄的梯形木棺；从内容与组合上看，侧板多表现各种人物活动的场景，挡板多为成对出现的朱雀与玄武或金乌与蟾蜍（有时是玉兔），暗示这些彩绘木棺可能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很可能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每组木棺又各具特点，主要体现在构图方式、题材类型与数量、人物服饰和妆容等方面。第一组木棺盖板顶部平整或中间起脊，棺板边缘饰有红色边框，画面布局较为松散，彩绘题材主要是农耕等表现生产与生活的场景，刺杀鬼怪或与丧葬活动直接相关的题材十分少见，人物面部涂朱者也较少。第二组木棺盖板略微弧起，棺板不见红色边框，画面布局较第一组更加紧凑，农耕场景仍有出现，但已居于次要地位，开始出现人物拜见、男女野合等场景，射鬼一类题材有所增加。第三组木棺盖板多为明显的弧形，棺板亦不见红色边框，画面布局十分紧凑，彩绘题材的种类与数量开始增多，大量出现马队奔丧、射杀鬼怪、献祭动物、灵帐哭丧等直接与丧葬仪式相关的场景，以及围绕丧葬仪式展开的乐舞、宴饮等活动，场景中人物涂朱的现象十分普遍，开始出现十二生肖题材。
　　笔者认为，上述三组木棺的特征变化应是时代差异所致。第一组木棺虽均为馆藏品，出土信息不明，但其中两具木棺已有明确的测年信息。ZBMG1盖板的碳14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为公元390-430年[13]。XBMG1的测年结果为公元458-548年[14]。200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海西地区几处墓葬的年代进行了研究，其中德令哈闹哈图墓地（年代下限461AD）、巴格希热图墓地（年代下限492AD）、水泥厂北墓地（年代下限592AD）、布格图阿门墓地（年代下限603AD）等几处墓地的年代较为明确。这些墓地均出土有梯形木棺，形制及组合方式均与本文第一组木棺相似，部分棺板上还依稀可见若干彩绘[15]。据此，可将第一组木棺的年代定在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末年之间。乌兰茶卡采集木棺（WCMG1）的彩绘内容与该组其他木棺有明显差异，但从盖板的形制、彩绘人物形象及服饰等特征来看，其年代应当与第一组相当。许新国曾将茶卡采集木棺的年代定在6世纪初或6世纪下半叶[16]，其观点也与上述推定相符。
　　第三组木棺有少量系考古发掘出土，另有若干经过科技检测，年代较为明确。据树轮测年[17]和前辈学者研究[18]，都兰热水一号墓的时代大致在公元8世纪初。故该墓葬中出土彩绘木棺（DRMG1）的年代应与此相当。夏塔图1、2号墓的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分别为公元757年和756年[19]。墓葬中出土的三具木棺（郭MG1-3）的年代应当在8世纪中期。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十二生肖木棺侧板（MBMG1）经碳14测年的结果为BP1210±45[20]。最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天祝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墓室西侧棺床上放置一具弧形盖板的梯形木棺，其形制、尺寸与本文第三组部分木棺接近。据出土墓志记载，慕容智于691年病逝[21]。第三组木棺的年代应与上述测年数据相近。
　　第二组木棺均为采集品，未经测年。这组木棺的盖板呈微弧状，介于平整和弧形之间。彩绘题材的种类虽不及第三组丰富，但比第一组木棺有所增加。画面结构的疏密程度亦介于另两组之间。这些特征表明，第二组木棺可能属于一个过渡阶段，其年代应晚于第一组木棺而早于第三组木棺。
　　结合各组木棺的特征与年代，本文将这批彩绘木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肇始期，包括第一组的各具木棺，年代为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末。这一时期为彩绘木棺开始在青海一带流行的时期，木棺盖板多为顶部平整或中间起脊的形态，彩绘图像结构较为松散，人物数量不多，题材种类较少，棺板边缘流行红色边框，盖板及侧板上主要绘制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挡板绘制四神中的朱雀、玄武或代表日月的金乌与蟾蜍（或玉兔）。晚期为转变融合期，可分为前后两段时期。前段包括第二组木棺，年代在公元7世纪初至7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的木棺开始发生转变，盖板由平整变成略微凸起，彩绘图像布局稍显紧凑，人物数量和题材种类开始增加，棺板边缘的红色边框消失不见，与丧葬祭祀活动相关的题材开始增加。后段包括第三组木棺，年代为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末，甚至可能一直延续至9世纪中期。这一时期彩绘木棺基本完成了转变过程，并融合了更加丰富的绘画题材。木棺盖板更加弧起，彩绘图像布局更加紧凑，人物数量和题材种类急剧增多，与丧葬活动相关的场景也明显增加，十二生肖题材开始流行。
四、彩绘木棺板画相关问题再探究
　　（一）彩绘木棺板族属与文化再认识
　　如前文所述，已有多位学者对这批木棺的族属与文化进行了颇为充分的讨论，但观点多存歧异。本文将在编年与分期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材料与前人研究成果，重新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仝涛曾列举了多处中世纪早期鲜卑族的彩绘木棺，并将其与郭里木彩绘棺板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这种前宽后窄、前高后低的梯形彩绘木棺传统应是源于鲜卑人的丧葬文化[22]。这一观点颇有见地，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说，二者都有不少差距。据前文可知，这批棺板主要出土于青海海西一带。从文献记载来看，公元4世纪以来活跃在该地区的人群主要是古代鲜卑人的一支，即吐谷浑人。公元3世纪末，作为鲜卑人一支的吐谷浑部落开始西迁，行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4世纪初，因永嘉之乱而经今陕西陇县抵达今青海西宁以西，距白兰数千里[23]。随后，吐谷浑王多次受封白兰王，在中原王朝的军事打击下也曾频频“退保白兰”[24]。白兰即今青海省西宁市以西的海西一带[25]。至6世纪中后期吐谷浑以青海湖为中心拓展成为疆域较为广阔的政权[26]。

　　文献中对于吐谷浑服饰特征的记载较为清晰。《北史》云其王“椎髻毦珠，以皂为帽，坐金狮子床。号其妻为母尊，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带金花冠”[27]。又云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幂䍠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28]《梁书》记其男子“着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29]。《新唐书》亦云：“其王椎髻黑帽，妻锦袍织裙，金花首饰。男子服长裙缯帽，或带幂䍠。妇人辫发萦后，缀珠贝。”[30]其中“幂䍠为冠”“大头长裙帽”“小袖袍”和“小口袴”等服饰可以在早期棺板中找到对应的图像（图五）。另外，关于吐谷浑的生业方式，史籍中也有若干记载。《晋书》云其“有城郭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31]。又云其“地宜大麦，而多蔓菁，颇有菽粟”[32]。《北史》记其“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其后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33]。其他文献中也多有类似记载，表明吐谷浑是一个以游牧和畜牧为主，辅以少量农业为生计的民族。

图五早期木棺彩绘人物形象
1、2.GBM1右侧板 3.GBM4右侧板 4.ZBM1盖板
（采自《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图1.26、1.27、1.48、1.20）

　　结合前文对彩绘木棺年代的认识可以发现，第一组木棺的出土地点和流行年代与吐谷浑人初入青海并发展壮大的时间基本吻合，并且棺板上的彩绘内容与文献记载的吐谷浑风俗十分接近。因此，笔者认为早期彩绘木棺很可能是吐谷浑人的文化遗存。此时，青海地区在吐谷浑人的经营下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孔道[34]，物质文化一度空前繁荣。棺板上绘制的驮运商队、戴口罩的人物举行祭祀和来自中原汉地的牛耕技术、“四神”观念等应当就是这一时期各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贞观八年（634），吐蕃以吐谷浑破坏唐蕃和亲为由向吐谷浑发起进攻[35]，并开始将青海一带作为其军事扩张的核心区域。显庆五年（660），“吐蕃禄东赞遣子起政将军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36]。后因吐谷浑大臣素和贵逃往吐蕃尽言吐谷浑虚实[37]，吐蕃终于龙朔三年（663）灭亡吐谷浑，尽占青海之地[38]。

　　上述文献记载可与第二组木棺的彩绘内容相互印证。该组棺板彩绘内容在前期的基础上开始发生若干转变。其中人物服饰上的变化较为明显，早期流行的“小袖袍”和“小口袴”变为宽松的长袖翻领袍服，“幂䍠为冠”和“大头长裙帽”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绳圈冠”“圆筒状高冠（即赞夏帽）”等典型的吐蕃式冠帽[39]（图六）。吐蕃风格的服饰在彩绘木棺上出现，体现了这一时期吐蕃文化在青海一带的传播。另外，第二组木棺出现了人物拜见、男女野合等彩绘内容，这些题材也很可能与吐蕃进入青海的历史背景有关。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组彩绘木棺应当是吐蕃势力开始进入和初占青海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棺板上的彩绘内容反映了吐蕃文化与吐谷浑文化的融合。但从木棺的整体形制和所绘马队出行、穹庐、射鬼和玄武等重复性题材来看，第二组木棺是对上一时期题材的延续，其文化面貌仍以吐谷浑为主。

图六第二组木棺彩绘人物形象临摹图
1.DBMG1左侧板 2、3.DBMG1右侧板 4.DBMG1盖板 5.HBMG1左侧板 6.HBMG1右侧板
（采自《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图3.2、3.8、3.10、3.18、2.26、2.30）

　　咸亨元年（670），吐蕃大将论钦陵于大非川大败唐军，进一步巩固了对于青海地区的控制[40]。此后，吐蕃统治青海一带的时间长达170多年[41]。这一时期的棺板彩绘内容与前两期有明显差异，开始大量出现与丧葬祭祀相关的场景，人物服饰和妆容上的变化也尤为显著。但依此判断其族属为吐蕃，仍有诸多抵牾之处。原因如下：
　　第一，有学者将棺板画上所绘人物分为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两类，认为主体民族的服饰与吐蕃服饰相符[42]。对此笔者深表认同，但身穿吐蕃服饰的人群，其族属并不一定是吐蕃。

　　第二，面部涂朱，即所谓“赭面”，一度被认为是吐蕃人的特有习俗[43]。但从本文讨论的彩绘木棺材料来看，这一观点似不成立。第一组木棺中的ZBMG1前挡板和ZBMG2侧板上的人物面部皆有涂朱（图七），其年代远早于吐蕃建立和进入青海的时间。有研究表明，“赭面”最初可能源于高海拔地区部落的面饰习俗，其本质功能和主要意义大约是护肤防晒[44]。以此来看，青海一带的原住族群也可能有“赭面”的习惯。

图七第一组木棺彩绘“赭面”人物形象
1.ZBMG1前挡板 2.ZBMG2左侧板 3.ZBMG2右侧板
（1.采自《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彩绘棺板》，图14；2、3.采自《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图1.41、1.42）

　　第三，周伟洲曾指出，吐蕃在征服邻近各民族之后，往往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在语言文字、服饰等方面强迫被征服的民族“吐蕃化”，并列举相关文献予以佐证[45]。从第二组棺板上的彩绘内容来看，吐蕃于青海一带推行的同化政策在7世纪时已初见端倪。至晚期后段时，这种同化已不局限于服饰和妆容，许多与丧葬祭祀相关的图像题材应当也是吐蕃带来的影响。
　　第四，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和考古新发现能够证实，在吐蕃统治时期，青海地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吐谷浑墓葬。例如，有研究表明都兰热水一号墓[46]和2018血渭一号墓[47]均有可能是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谷浑王族墓葬。
　　第五，早期彩绘木棺可以表明，早在吐蕃进入之前，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就有用彩绘木棺装殓尸体的传统。在西藏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墓葬中，尚未见到此类形制的彩绘木棺板出土。由此看来，青海一带发现的彩绘木棺板可能并非是吐蕃人的丧葬习俗，而是一种地方性传统的延续。
　　综上，这批彩绘木棺最初应为活跃在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的丧葬用具，其文化面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构成方式和表现形式。
　　（二）有关彩绘图像题材考释的再思考
　　由于夏塔图棺板上的彩绘内容与丧葬活动密切相关，故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利用吐蕃时期有关丧葬仪式的文献对其进行解读。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不少论断至今仍令人信服。但早期彩绘木棺的发现表明，若干彩绘题材可能在吐蕃的势力进入青海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单纯依靠吐蕃时期的文献对彩绘图像进行考释是远远不够的。现以“射鬼祭祀”题材为例，试作说明。
　　以往针对这一题材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夏塔图出土的和两具私人收藏的彩绘木棺，观点主要有“送鬼祈福”[48]、“杀鬼超荐”[49]、“人祭”[50]等。除此之外，第一组木棺中的ZBMG1左侧板，第二组中的QBMG1前挡板、HBMG1右侧板，第三组中的GBMG5后挡板上均有此类图像题材（图八）。该题材表现的是骑者张弓射向（或持矟刺向）一赤身长毛人物的场景，被射者有时呈倒立状，有时四肢被缚于木桩之上。结合前文对木棺族属的讨论和该题材在木棺上的流行时间，其源流可能与吐谷浑-鲜卑的文化传统有关。

图八木棺彩绘“射鬼祭祀”场景
1.ZBMG1左侧板 2.QBMG1前挡板 3.HBMG1右侧板 4.SCMG1右侧板 5.GBMG5后挡板
（1～3、5.采自《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图4.14、4.10、2.31、1.69；4.采自《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图6-6-15）

　　《晋书·吐谷浑传》内有这样一条记载：“叶延年十岁，其父为羌酋姜聪所害，每旦缚草为姜聪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则号泣，不中则瞋目大呼。其母谓曰：‘姜聪，诸将已屠鲙之矣，汝何为如此？’叶延泣曰：‘诚知射草人不益于先雠，以申罔极之志耳。’”[51]类似记载还可见于《宋书》[52]、《魏书》[53]、《北史》[54]等文献。至更晚时候的辽代，“射鬼箭”成为国家重要场合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辽史》中对“射鬼箭”一词的解释为：“凡帝亲征，服介胄，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师，则射所俘。后因为刑法之用。”[55]辽代契丹原属东胡族，也是鲜卑的一支[56]。将这些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射鬼祭祀”的传统在鲜卑文化中由来已久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到晚些时候的辽代被赋予了更加丰富和重要的文化蕴意。青海出土彩绘木棺上的“射鬼祭祀”题材最初可能源于鲜卑“射鬼箭”的文化传统，并非直接取自吐蕃苯教丧葬仪轨。
　　依附表2可知，除“射鬼祭祀”外，还有马队出行题材、驮运场景、四神题材（朱雀与玄武）、日月题材（金乌与蟾蜍或雄鸡与玉兔）等均见于早晚两期彩绘木棺之上。这些题材虽在吐蕃统治时期可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但在讨论它们的源流时应当关注到吐谷浑时期或更早阶段的文化传统。而“男女野合”“献祭动物”“灵帐哭丧”、十二生肖等图像题材在棺板上的出现时间与吐蕃进入青海并确立统治地位的时代背景相符，可能与吐蕃丧葬文化有关，或是经由吐蕃带入的其他区域的文化传统。
　　（三）从彩绘木棺板看这一时期青海地区的民族融合
　　公元4-8世纪间，青海地区发生了多次民族迁徙和政权更迭，加之这一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丝绸之路通道的辐射，使得这一时段的青海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互动的要冲。透过墓葬中出土的彩绘木棺板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青海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从木棺彩绘内容和相关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时期青海地区的民族融合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吐谷浑迁入青海起至吐蕃在青海确立统治地位止，大致为公元4世纪初至7世纪中后期。吐谷浑初迁青海之时，当地的主要居民是羌人。吐谷浑在羌人聚居区发展的过程，既是与羌人矛盾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吐谷浑为中心形成与诸羌部落互相结合的过程[57]。早在汉代，羌人同样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的游牧经济[58]。传说羌人无弋爰剑于河湟“教之田畜”[59]，此后，该地的羌人开始发展农业。至东汉时，羌人的耕地面积已十分可观[60]。由此观之，吐谷浑的农业发展可能源于其统治下的羌人，木棺盖板上的农耕场景表现了吐谷浑人与羌人在生产生活上的融合。在讨论这批彩绘木棺族属时，还应当关注来自本地文化传统的影响。早期木棺不仅反映吐谷浑人的文化面貌，更可能是吐谷浑人与其治下的羌人等原住民共同的历史遗存。
　　南北朝至初唐时期，吐谷浑与中原各大政权均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有时是以战争的形式，有时则是通过遣使、联姻和通商等友好和谐的外交活动[61]。在此期间，吐谷浑文化习俗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汉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融合。在吐谷浑人的经营下，这一时期的青海地区逐渐成为沟通各方文化互动的交通枢纽。从青海向北可至漠北，向东可到中原，向东南通往蜀地益州，向西可达吐蕃等地。法显、昙无竭、宋云及印度僧人阇那崛多等佛教僧人均不断往来于吐谷浑境内[62]。不仅如此，这一地区还成为中西商贸往来的要道，吐谷浑人甚至还充当起商路交通中的向导和翻译。《梁书·诸夷传》云：“其（滑国）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63]《宋书》也记吐谷浑“徒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64]。上述史料表明，在这一时期东西方的僧人和商人大多要经过吐谷浑境内，吐谷浑成为东西方政治、经济、宗教往来的重要参与者。吐谷浑彩绘木棺板上的商队驮运、戴口罩的中亚胡人祭祀等题材正是此时青海地区文化交往、民族融合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民族融合的特征表现为物质文明的传播与接收。
　　民族融合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吐蕃进入青海并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措施占领和统治该区域开始的。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势力进一步北上，统治西北河西、陇右及新疆南部达百年之久，吐蕃文化也逐渐深入到这些地区[65]。吐蕃通过改易服色、语言、信仰及丧葬制度，使被其统治的汉人、吐谷浑人、羌人和中亚胡人等人群一时均有吐蕃化倾向。这在彩绘木棺板画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霍巍曾指出，在郭里木出土彩绘木棺上，除大多数着吐蕃装的人物外还有少量着鲜卑系统服饰的人[66]。至于这部分人究竟是破例未着吐蕃装的吐谷浑人，还是吐谷浑以外的其他鲜卑系统民族，目前还不得而知。
　　总之，这一阶段青海地区的民族融合是以吐蕃为主导的。这一阶段也为青海的民族融合增添了新的内容，并对青藏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青海出土的这批彩绘木棺具有相同的文化渊源，是不同时期活跃在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的丧葬用具。这批棺板发展演变的序列较为清晰，其文化面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构成方式和表现形式。早期彩绘棺板的流行年代在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末之间，与吐谷浑人初入青海并发展壮大的时间基本吻合，棺板内容显示出吐谷浑人拓殖青海高原的劳苦艰辛和经营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晚期彩绘棺板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的年代在公元7世纪初至7世纪中后期，是吐蕃初入青海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棺板上的彩绘内容反映了吐蕃文化与吐谷浑文化的融合，吐蕃的物质文化和丧葬观念进入青海一带并开始产生影响，但此时彩绘棺板的文化面貌仍以吐谷浑为主；后段的年代为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末，甚至可能一直延续至9世纪中期，此时的青海地区进入吐蕃统治时期，棺板上开始出现大量与丧葬祭祀相关的场景，人物服饰和妆容也具有浓厚的吐蕃色彩，体现出这一历史时期青海一带在吐蕃主导下的多民族交流与融合。这批彩绘棺板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青海地区政权更替、民族迁徙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

附表1 青海彩绘木棺一览表

附表2 彩绘木棺形制和图像特征统计表

注释
[1]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6-69页；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68-82页。
[2] 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画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第96-98页。
[3] 程起俊：《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第92-93页；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第3-24页。
[4]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49-61页；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5-170页。
[5] 王树芝、邵雪梅、许新国、肖永明：《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考古》2008年第2期，第80-86页。
[6] 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考古》2012年第11期，第76-88页；李永宪：《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藏学学刊》（第3辑），第157-164页；吕红亮：《“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第70-83页；夏吾卡先：《吐蕃系统彩绘棺板画研究三题》，《国学学刊》2022年第2期，第31-40页。
[7] 张泽洪：《吐谷浑多元宗教的文化透视》，《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71-176页。
[8] 宋耀春：《青海郭里木出土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藏学学刊》（第9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58-69页。
[9] Amy Heller，“Preliminary remark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from Tibetan Tombs”，in B.Dotson et al.eds.，Scribes，Texts，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Proceedings of the 12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iesbaden：Reichert Verlag，2013，pp.11-24；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274-281页；孙杰、索南吉、高斐：《青海海西新发现彩绘木棺板画初步观察与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80-290页。
[10] 许新国：《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88-90页；辛锋、马冬：《青海乌兰茶卡棺板画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9页；Zhang Jianlin，Tshelothar（Cai Luotai），“Painted Wooden Coffins in the Tibetan Medical Culture Museum”，in Shing Müller，Thomas O.H.llmann，and Sonja Filip，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KG，Wiesbaden，2019，pp.261-282.
[11] 由于这批棺板较为零散，为便于叙述和统计，文中根据出土地或现藏地对这些木棺进行初步编号。以ZBMG1为例，ZB代表藏医药文化博物馆，MG代表木棺，1为序号，后文不赘。材料来源见附表1。
[12] 均以木棺宽端向前计，下同。
[13] Zhang Jianlin，Tshelothar（Cai Luotai），“Painted Wooden Coffins in the Tibetan Medical Culture Museum”，in Shing Müller，Thomas O.H.llmann，and Sonja Filip，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KG，Wiesbaden，2019，pp.261-282.
[14] 周天游：《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收藏棺木画浅析》，《再获秋实第二届曲江壁画论坛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0-317页。
[15] 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第57-63页。
[16] 许新国：《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88-90页。
[17] 王树芝：《青海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的年代》，青海藏族研究会编：《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文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81-86页。
[18] 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第467-488页。
[19] 王树芝、邵雪梅、许新国、肖永明：《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考古》2008年第2期，第80-86页。
[20] Amy Heller，“Preliminary remark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from Tibetan Tombs”，in B.Dotson et al.eds.，Scribes，Texts，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Proceedings of the 12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iesbaden：Reichert Verlag，2013，pp.11-24.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第15-38页。
[22] 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5-170页。
[23]《晋书》卷97《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7页。
[24]《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0页；《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40-2542页。
[25] 关于白兰地望，学界说法不一，一说在柴达木东南缘都兰一带，一说在巴颜喀拉山与阿尼玛卿山之间。前者参见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第111-146页；聪喆：《白兰国址辨》，《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98-102页；周伟洲、黄颢：《白兰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第4-12页。后者参见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第83-95页；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李文实：《吐谷浑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考察》与《白兰国址再考》，载氏著：《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3-362页。
[26]《北史》卷96《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185-3186页。
[27] 同上，第3186页。
[28] 同上，第3186页。
[29]《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10页。
[30]《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4页。
[31]《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37页。
[32] 同上，第2537页。
[33]《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6页。
[34]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50页。
[35]《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3页。
[36]《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6321页。
[37]《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6075页。
[38]《旧唐书》卷189《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1页。
[39] 谢静：《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第65-73页。
[40]《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9册，第6076页。
[41] 周伟洲：《吐谷浑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42]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144页。
[43]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68-82页。
[44] 李永宪：《吐蕃“赭面”习俗再观察》，《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6页。
[45] 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第3-24页。
[46] 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第467-487页。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2021年第8期，第45-70页。
[48]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68-82页。
[49] 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考古》2012年第11期，第76-88页。
[50] Amy Heller，“Observation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of the Tibetan Empire”，Christoph Cuppers，Robert mayer，Michael Walter eds.，Tibet afier Empire Culture，Society and Religion between 850-1000，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Held in Lumbini，Nepal，March 2011，Kathmandu：Dongol Printers，2013，pp.117-168.
[51]《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38-2539页。
[52]《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0页。
[53]《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4页。
[54]《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79页。
[55]《辽史》卷116《国语解》，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5页。
[56] 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第170页。
[57]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8页。
[58]《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869页。
[59]《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5页。
[60]“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见《汉书》卷69《赵充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966页。
[61] 周伟洲：《吐谷浑史》，第27-98页。
[62]（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93页；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05-110页。
[63]《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812页。
[64]《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同[24]（《宋书》部分），第2373页。
[65]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110-116页。
[66]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艺术史研究》（第九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7-276页。

作者简介
　　祝铭，2013至2023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专业，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2024年起就职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专职科研岗，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青藏高原考古，长期在西藏、青海、四川、陕西、江苏等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先后参与成都新津宝墩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西藏札达皮央·东嘎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西藏山南结桑墓地、江苏盐城龙墩头遗址等多项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在《中国藏学》《藏学学刊》《西藏大学学报》《边疆考古研究》《草原文物》《中国民族》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