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做好翻译是当前《格萨尔》事业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从“进口翻译”发展到“出口翻译”
       前面谈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以及六、七十年代的相关翻译工作，主要是将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还有各种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从汉文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当时，这种翻译被称作是“进口翻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大批专家学者、作家诗人成长起来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有条件、有必要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兄弟民族进行交流。这就需要把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汉文。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出口翻译”。
       从“进口翻译”到“出口翻译”，是一个进步，是一个质变。做好“出口翻译”，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水平。
       就以藏族为例，藏文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历史上，创作了丰富的典籍文献。其中就包括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的《格萨尔》。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我认为，讲中国故事，不能不讲《格萨尔》故事。中央号召要做好“大外宣”，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宣传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就应该把包括《格萨尔》在内的藏族文化传播出去！
       怎么传播？就要靠翻译。首先要做好汉译工作。连续数十年、跨越两个世纪、两个千年的《格萨尔》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各种藏文《格萨尔》累计达500多万、近600万册，按藏族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有一本藏文《格萨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藏文本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依然在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关心《格萨尔》，希望更多、更全面地了解《格萨尔》的人越来越多，翻译《格萨尔》的工作也显得日益突出和迫切。
       从整个《格萨尔》工作来说，有关部门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翻译，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进行。早在50年代，明确要求《格萨尔》藏、汉文同时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项目。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只出版了藏文《霍岭大战》上部和汉文译本《霍岭大战》上部。
       从50年代开始，王沂暖先生、刘立千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从事《格萨尔》的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西藏社科院《格萨尔》办公室组织翻译桑珠老人说唱本；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组织翻译扎巴老人说唱本；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也在王沂暖等老一辈专家工作的基础上，翻译了若干部《格萨尔》。此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等有关部门也在组织力量开展相关翻译工作。
       但是，总体来说，翻译工作还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格萨尔》事业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一学科领域包括录制民间艺人的说唱本、搜集、整理、研究、教学、出版、翻译等多方面内容。与其他方面相比，翻译工作进展比较缓慢，更加滞后，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只有少数有志于《格萨尔》事业的人默默无闻地潜心笔耕。
       这种情况，与我国整个民族文学事业的现状，有很大关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重视不够，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甚至几乎无人过问。我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社会上有一种忽视乃至轻视、看不起翻译工作的错误倾向。
       第二，从事翻译，至少必须熟练地掌握两种文字，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最好能懂第三种文字作参照。我国一些著名的前辈翻译家都能精通三、四种乃至更多的语言，因此他们翻译起来，就能全局在胸，笔下有神，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工作，必须懂得少数民族文字和汉语文，否则就无法进行。
       这就说明，要做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进行艺术再创作，并不是懂得两种文字就能够进行翻译。懂得两种文字，是起码的要求，除此以外，还要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要懂得其他方面的知识。一些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家或诗人。
       与对翻译工作重视不够这一情况相对应，长期以来，对《格萨尔》的翻译工作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研究。要对翻译作品进行研究，这是一个难度很大、要求很高的工作。这是因为要对译著本身进行研究，必须熟练地掌握汉藏两种文字，否则无法进行比较、评价和研究。这种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格萨尔》翻译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