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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电影藏语译制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作者：柳谦、金海娜来源：《当代电影》时间：2025-12-26 08:28:41 点击数：

“请上来”与“派下去”：新中国电影藏语译制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柳谦、金海娜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译制少数民族语电影一直是党和政府开展民族工作和电影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未能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考察“请上来”的桑热嘉措电影译制小组和“派下去”的文化部电影宣传工作小组，揭示了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创建与发展是多民族交流合作、互助协作的历史实然。本文试图从少数民族群众观影的特殊性出发，重新诠释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历史图景，并为相关研究的拓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译制藏语电影；少数民族观众；民族交流协作；少数民族电影；历史主线

　　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藏语电影译制事业是在各藏区实现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民族工作”[1]既关系到藏族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落实”，[2]也承担着“维护边疆安定的重大使命”[3]还对增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回顾我国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创建与发展的历程，总结其规律与经验，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大的方向上观察，在少数民族电影命题下，学者们除根据历史逻辑揭示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规律外，[5]借助影像审视民族关系也是一个常见的取向。[6]然而，稍显不足的是，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题材、创作者或演员的范畴，未能从少数民族观众的立场出发思考。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群众日常交流以本民族语言为主。尽管全国大力推广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我国的电影主要以普通话制作，为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观影需求，译制少数民族语电影就此成为我国电影事业的重要方面。转言之，既有研究只能反映文本或文体范畴内的少数民族电影，而非少数民族电影的历史全貌。忽视现实语境中的少数民族群众，淡化少数民族在地文化的主体性，有可能导致对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理解趋于简单化、刻板化。

　　为更加准确地理解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应关注少数民族群众观影的特殊性。[8]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因其语言使用情况的复杂与分布空间的广泛，以及有着“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战场问题”的重要性，[9]为我们提供了真实而又生动的案例。本文依托历史档案、报纸期刊、地方史志等资料，聚焦新中国藏语电影译制事业，揭示其在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甘肃五省（区）创建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客观呈现不同主体为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看懂、看好电影这一问题所付出的努力时，尝试将“少数民族电影”作为一种译制实践进行考察，为其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
一、青海先行：“请上来”的桑热嘉措电影译制小组
　　自藏族群众接触电影以来，因语言障碍导致难以理解和欣赏电影的问题一直存在。国民政府对此虽有所认识，1937年西康建省委员会通过的《西康教育电影宣讲所办法大纲》即提出“聘请专家加译藏文字幕”的举措，[10]但并未得到广泛实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电影网的建立，电影逐渐普及至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看不懂电影的问题再次横亘在政府面前。此时，实质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更显迫切。根据电影放映员的反馈，口头解说的方法虽好，但效率低下，难以长期维持。藏族群众“常常反映‘听不懂’”，[11]也无法理解“当家作主”“翻身解放”等词汇，[12]更有甚者称：“这是共产党耍的魔术，不能全信”。[13]因此，文化部电影局刚成立不久，就将“试译”少数民族语电影提上议事日程。[14]然而，1952年4月政务院通过该提议后，东北、北京、上海三地国营电影制片厂最先启动电影的蒙古语、朝鲜语和维吾尔语的译制工作，藏语则是在提出计划一年多后才列入译制范围的。[15]这一安排并非藏族群众的需求不受重视，而是因为在藏区开展电影译制工作相对复杂。藏族群众使用的语言主要分安多、卫藏、康巴三大方言，三者语言学特征差异明显，且地域分布跨度较大。俗语称“一个喇嘛一套经，一个地方一种话”。[16]相比之下，蒙古语、朝鲜语和维吾尔语虽也各有方言，但在同一语言体系内部又保持了一定的互通性，有利于制片厂涉足译制少数民族语电影这一新的领域。在此背景下，青海省文教厅副厅长桑热嘉措向文化部提出译制藏语《金银滩》的建议，为处于后发状态的藏语电影译制事业提供了新的方向与动力。
　　桑热嘉措译制藏语电影的想法并非偶然，既存在一定的历史契机，也源于党和政府的积极争取，更有着其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清醒认识与主动选择。国民政府时期，担任青海省政府秘书处蒙藏股藏文秘书的桑热嘉措从事过汉藏课本互译，[17]至西宁解放后又亲自筹办了藏语广播，[18]协助凌子风拍摄《金银滩》的经历更是深化了其对电影作为党的宣教媒介的认识。[19]教材翻译者、藏语广播员、电影参与人的多元身份，无疑为桑热嘉措投身藏语电影译制事业提供了语言基础和思想条件，更深层次的动因则是桑热嘉措完成了从国民政府官员到新中国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政治身份的转变。
　　尽管桑热嘉措担任国民政府官员是受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步芳的邀请，但在其入职后并未承担重要职务，“只是一个闲人而已”。[20]同时，当局的“两面派”作风和残暴手段，与自幼进入寺庙钻研佛典的桑热嘉措向往高尚、和平的理念相悖。这使其始终处于“忧心忡忡，想辞职回家，又不敢向上反映”的矛盾状态。[21]西宁解放后，在吸收少数民族进步或中间分子参加新政权建设的方针支持下，桑热嘉措先后受到王震、贺炳炎、廖汉生等重要领导的接见，并获得了党为其特别安排的职务——西宁市军管会秘书处翻译科副科长。在开展藏语电影译制工作前，桑热嘉措还相继被任命为青海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青海省文教厅副厅长等重要职务。这一过程，一方面是桑热嘉措摒弃旧政治身份的重要切口，也是其对新的国家政权产生认同的事实起点。此间建构的情感逻辑，更成为桑热嘉措积极主动地开展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内生动力。他将此项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以此报答党的“信任和重用之恩”。[22]另一方面，党和政府的重视又为新中国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顺利起步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桑热嘉措认识到译制藏语电影的重要性后，合理利用其身份，获得了导演凌子风、青海省文教厅干部魏敷滋等人的支持。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习仲勋对此也表示肯定，希望“大胆尝试，不要怕失败，创出一条新路子”。[23]
　　1953年，桑热嘉措以青海省文教厅的名义向上级部门正式提出将《金银滩》译成藏语的建议。同年6月，文化部电影局正式任命桑热嘉措为负责人，组织青海、甘肃两省人才成立译制小组。为有效推进译制工作，小组被特别邀请至东北电影制片厂。这一“请上来”的策略，除了考虑到青海省电影工业基础薄弱，而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厂）在译制片生产方面有较为成熟的条件外，还因东影厂具有作为党领导下的新电影厂的“典型”意义。[24]
　　根据报道，译制小组于1954年3月便完成译制工作，青海地区的藏族群众在4月已能看到藏语译制片。[25]如此高效，主要得益于小组与东影厂的积极合作。小组由西北民族委员会、青海省文教厅、青海省团委统战部的干部，以及西北民族学院、青海省民族公学的师生组成，共计16人。其中，文化水平较高、精通藏汉文字的宦爵才郎、索南仁庆负责将汉语台本翻译成藏语台本；桑热嘉措以其高度的政治觉悟，承担起审校台本的重任。东影厂除负责提供设备支持外，还派出经验丰富的译制导演和配音演员亲自指导青年师生的配音工作。合作译制的形式成功将东影厂的技术资源与译制小组的语言优势有效结合，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推进藏语电影译制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双方合作译制完成了约十五部安多藏语电影，且题材类型丰富，包括故事片、科教片、纪录片。[26]译制质量也得到国家肯定，“无论在剧本翻译方面及演员配音方法皆为圆满，尤其演员的配音都能掌握着原片的人物性格，传达出不同人物的思想情感。”[27]

　　此外，合作译制的形式还推动了我国译制少数民族语电影经验的积累。译制小组围绕汉藏文剧本对译、藏语配音与电影画面的结合等问题，形成了较为全面、详细的总结材料，并通过专题会议全面推广。[28]这一书面经验的生成，是译制小组结合藏族的语言特性与文化习俗，对东影厂译制外国电影经验的一种本土转化，展现了少数民族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中的主体创新意义。表1.译制小组赴东影厂相关活动一览表[29]

　　以“请上来”的方式译制藏语电影，也蕴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从译制小组的活动看（表1），首先，活动路线并非“青海—东北”直线往返，而是多次穿梭于“青海—北京—东北”三地；其次，与小组建立联系的单位不只东影厂，还涉及主管文化教育、民族事务等多个领域的政府部门；最后，活动内容不局限于译制影片，还包括领导接见、接受表彰、互赠礼物、游览参观等活动。这样周到且丰富的安排，凸显了国家对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重视、关心与支持。同时，小组成员通过参观，在真实体验中对党产生了更为直接且客观的认识与情感，这又与译制工作存在反身性关系。在看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新中国的标志性成就时，小组成员更加坚定了通过译制工作“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念”。[30]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外力灌输所起的作用，而是小组成员自我激发与主动作为的结果。
　　国家电影工业基础尚显薄弱之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组织下，“请上来”的桑热嘉措电影译制小组通过同东影厂积极合作，与政府部门交流互动，成功将译制藏语电影的理念转化为现实，青海省也由此成为我国电影藏语译制事业的先行省份。随后，在1958年“省有制片厂”的指标要求下，青海省电影制片厂筹建时特别考虑了译制少数民族语言影片的需求。1975年，青海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进一步组建译制组，于1979年改制为译制科，1980年青海省电影译制厂正式落成。[31]1996年成立的青海省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更是承担着“全省乃至安多藏区民族语影视译制的重任”。[32]这些译制机构的设立与呈现升格趋势的调整，清晰展现了青海省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继桑热嘉措电影译制小组之后，稳步迈向专业化、规范化道路的历史进程。
二、赴藏传经：“派下去”的文化部电影宣传工作小组
　　西藏作为我国藏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当地群众使用的卫藏方言自然也是我国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译制工作并未像青海省一样得到快速推进，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藏的电影译制工作才真正开始发展。这一发展进程的差异，主要是由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党的民族政策所决定的。
　　西藏解放初期，隶属于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电影教育工作队已尝试推动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开展。该工作队曾出资委托国营电影制片厂每年制作两部卫藏方言电影，“转录2至6个拷贝供我区使用”。[33]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也确实将藏语译制片分为青海藏语、拉萨藏语两类。[34]然而，当时国营电影制片厂的生产重心是摄制国产影片和译制外国影片，分散了制作少数民族语译制片的资源和精力，不仅无法满足既定指标，[35]而且受审查、缩制拷贝等环节影响，“发行的时间性尤其差”。[36]时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徐肖冰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我国电影事业领导主管在工作上的缺点，应“慎重地加以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安排”。[37]问题不止于此，西藏当地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使得包括译制片在内的放映活动受阻。“纠众用石块打放映机”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存在开枪射击放映员的情况。[38]电影工作一直处于“随时作好战斗准备”的状态，只能“适当的开展一些必需的电影发行、放映等业务工作”。[39]
　　事实上，1956年末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时，有关方面已意识到包括电影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已“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的情况。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文化主管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复杂性缺乏必要认识，“使指导流于一般化”。[40]因此，会议提出了通过“改进工作方法和活动方法”，以“充分适应不同民族地区的情况和特点”的建议。[41]会议闭幕后，文化部电影局主管的《电影放映》编辑部以专题评论的形式批评了电影领域“生吞活剥，依样画瓢”的做法，强调要“完全依靠”国营电影制片厂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工作不能“仅用一种办法、一种方法”，而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密切结合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开展工作。[42]也就是说，西藏的电影工作必须考虑当地电影基础薄弱、条件不利等实际情况进行规划部署。中央提出的援藏思想正是该地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创建的重要指导原则。早在1953年，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就指出，“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43]文化部电影局对此也有过表示，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放映工作应“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工作上以具体帮助”。[44]基于上述种种，中央援助成为新中国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创建的又一条路径。

　　1964年，文化部电影局正式成立文化部电影宣传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并明确其工作任务是以“派下去”的形式，将内地经验系统传播至西藏。此时，西藏已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初步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电影工作也已恢复正常秩序。这些都为内地经验在西藏的顺利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就此而言，卫藏方言电影译制事业与西藏的政权建设、文化发展的进程并行推进。

　　在“派下去”的行动中，中央是发起者与组织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电影发行放映领域涌现出的一批先进工作者则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针对“由谁代表、派谁下去”的问题，文化部电影局事先要求各省电影公司推荐人选，再对人选进行了二次筛选。根据笔者整理（表2），工作小组由七位成员组成，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在帮助群众理解电影方面各有经验。南运一是少数民族口译对白解说的倡导者，崔永福熟练掌握该技术，[45]根却创新性将其应用于北路话（康巴藏语的次方言）的实践。[46]二是经验的形成主要依靠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且经历了不断克服困难的积淀过程。尤属“三姐妹放映队”最为典型，其有力应对了来自性别、家庭、专业技能多方面的职业挑战。[47]三是都有在党领导下“翻身”的经历，对电影工作也有极高的政治觉悟，具有榜样身份。最直接的表现是成员都受过中央或地方领导人的接见表彰。四是具有丰富的经验推广能力。日常工作中，他们除了放映电影，还经常到各地推广自身经验。例如，仅一个多月内，张子诚就赴沈阳、杭州参加两场个人经验推广会。[48]总之，上述全面且细致的考虑，使少数民族语言的电影译制工作融合了不同地区的先进做法，从外部视角看又展现出党领导下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整体形象。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极大地确保了内地经验能适应西藏地区的复杂情况。
　　在传授经验的方式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课堂式的“教与学”，小组成员将其总结为“学而教，教而学”，[49]是基于平等交流基础上的双向互动。具体而言，小组成员抵达西藏后，并不急于开展工作，而是在“耳闻目睹”中了解了西藏解放前后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这一做法勾连起成员内心深处的情感。尽管来自内地的成员与藏族群众、电影工作者所处环境迥异，但他们仍能体会到共同的阶级感情，“我们真想拉过这些反动的头人、领主来咬几口，砍几刀”。[50]先进经验的“外来性”在此间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为西藏电影工作者顺畅地吸收内地经验奠定了情感基础，与此同时，也在精神层面给予小组成员极大鼓舞。当看到守卫边疆的革命战士和进藏医师后，小组成员更加坚定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精神的充实让他们克服了高原反应，能够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与西藏电影工作者的交流互动中，“只想争取多演一些节目，多为藏胞们做一点工作”。[51]经过“学”之后，便进入了“教”的环节。工作小组主要以汇报表演的形式将内地经验传授给西藏的电影工作者。在四十多天里，小组成员先后在中心城市拉萨和较为偏远的日喀则、山南等地进行了十余次表演，[52]期间还利用当地新人新事创作出幻灯片《大扎西》，当地群众表扬：“电影队编得真快，到这里就映咱庄的事，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觉悟。”[53]这成为内地经验在西藏实现在地化的充分例证。
　　此种双向互动的方式有效促进了西藏电影工作者对内地经验的消化与吸收，加快了卫藏方言电影译制事业的创建步伐。至工作小组离藏前，培养了27名口译配音员，[54]“从而使藏族群众能够看懂尚未翻译复制成藏语片的影片”。[55]也有媒体报道，“电影宣传工作小组在电影放映工作中的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56]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藏族电影工作者，在诸多方面“都有很大收获”。[57]随着1965年9月西藏电影发行放映总站改组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及同年11月译制组的成立，经过在地化调整的内地经验又借助组织力量推动了西藏首部藏语译制片《丰收之后》的问世，也标志着西藏开始了自主探索译制藏语电影的道路。
　　当然，自主探索并不意味着西藏电影译制事业要完全舍弃援建路径。与此前相比，20世纪70年代后的当地电影工作者更强调在主动学习的基础上实现自力更生。1973年，自治区电影公司译制组改制为译制科后，曾抽调大批人员多次到北京、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电影制片厂学习，译制队伍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58]同时，国家也重点从人才、设备等方面全力支持西藏电影译制事业的现代化发展。[59]对此，西藏相关部门领导表示，“没有国家的帮助，没有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在我区要实现电影藏语化是不可想象的”，[60]今后的藏语电影译制事业更要“充分运用好援藏这个渠道，邀请相关行业的资深人士进行‘传经送宝’”。[61]
三、遍地开花：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在互助协作中实现发展
　　无论是“请上来”的桑热嘉措电影译制小组，还是“派下去”的文化部电影宣传工作小组，都是民族交流的理念在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初创阶段的具体实践。只不过，由于青海、西藏两地的情况不同，实践形式又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同样，我国藏族群众跨省（区）分布的现实状况，也决定了各民族间建立起互助协作机制，是推动藏语电影译制事业持续发展、实现创新的重要动力。
　　其一，各藏区派电影工作者前往具有先进译制经验的单位学习，或是邀请电影工作者赴当地交流译制经验，是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在云南、甘肃、四川等地创建与发展的主要方式。云南省康巴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创设，离不开省内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译制点的帮助。[62]甘肃省的安多藏语电影译制事业也是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省电影公司的通力协助下，“使更多的藏族群众看到了用本民族语言译制的影片”。[63]甘南藏族自治州译配组还于1976年联合临夏电影机械研究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具有译制厂译制效果的8.75毫米双片道译配放映机，弥补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译制片因多次译配拷贝而乐效不全的缺陷。[64]四川省的安多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同样受益于其他民族语电影译制机构，甚至是跨行业、跨部门、跨单位的协助。隶属于阿坝州电影公司的藏语片译制机构正式成立后，除前往长春、上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学习导演、配音、录制等相关业务外，省话剧团、州藏语文组、西南民族学院在声音表演、藏语文学习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该地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在“迈进一个辉煌时期”[65]的同时，也支援了其他民族语电影译制单位。[66]
　　其二，藏语电影译制协作委员会等具有互助协作性质机构的成立，对我国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青海省电影公司就围绕民族语影片译制的主题，邀请海北、黄南、海南、果洛、玉树、海西六个藏族自治州的相关单位召开六州电影宣传工作会。[67]1985年5月，为加强全国藏语电影译制工作的横向联系，在青海省文化厅的牵头下，五省（区）藏语电影片译制工作协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协委会”）正式成立。为保障工作有效开展，在组织架构方面，协委会成员由五省（区）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实行主任轮值制。同时，根据方言差异，协委会下设安多、康巴、卫藏三个协作组，以此实现分工协作。在工作机制上，协委会规定每年召开年会，重点讨论上一年全国藏语电影译制情况，并部署当年工作，确保译制工作有序推进。[68]
　　协委会的成立及开展的工作，一方面促成了藏语电影译制工作的规范化。考虑到藏族群众分布广泛，各地译制水平参差不齐，协委会逐步完善了包括剧本翻译、语言使用等在内的各项标准，并对译制收费等事项做出合理安排，[69]确保了译制影片在质量方面的统一，进而提升了译制工作的整体水平，藏族群众日益增长的观影需求也得到满足。短短几年时间内，阿坝州译制的藏语影片已能做到“声似”“神似”，以《海誓山盟》为代表的译制片在西藏召开的年会上得到推广，青海省、甘肃省等地区的广大农牧民纷纷要求观看阿坝州译制的藏语影片。[70]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发展的协调性。协委会通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资源，保证了藏语电影译制工作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得到合理分配。这一平台作用的发挥，避免了资源的重复建设，实现了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在协委会成立当年的年底，各省（区）互换译制台本70余本，涂磁转录拷贝达600多个，合作译制影片158部。1987年，五省（区）共完成藏语电影译制故事片、科教片、纪录片共116部，涂磁转录拷贝近500个，翌年则增至542个。[71]
　　具有互助协作性质的地方组织形式也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和重视。1990年4月，国家教育委员会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成立“五省（区）藏族教育协作领导小组”，协作藏语电影译制是其主要负责的工作之一。[72]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晋对此评价称，“符合我国国情”的协作机制使包括译制藏语电影在内的工作“做到了资源共享、协调一致、形成合力，避免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73]随着机构改革，此种组织形式虽已解散，但互助协作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青海省影视民族语译制中心除译制安多藏语电影外，还发挥技术与设备优势，主动承担起为蒙古语、撒拉语等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服务任务。[74]甘肃民族语译制中心更是将互助协作精神延伸至跨境文化交流领域，与尼泊尔文化工作者一同完成尼泊尔语纪录片的译制工作。[75]
结语
　　新中国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创建与发展，既基于自上而下的推动，也诉诸自下而上的要求，具有国家政治需求与少数民族文化诉求相交融的历史特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言之，藏语电影译制工作是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举措；在藏族群众看来，这一工作则是其积极主动争取并享受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这种双向互动不仅为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与物质基础，更通过互助协作机制为其革新与发展预留了空间。正因如此，新中国藏语电影译制事业得以摆脱民国时期的零散无序状态，转型为现代意义上有组织、成规模的文化事业。
　　更广泛地讲，国家和地方、政府和群众均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的电影译制工作，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看懂、看好电影的原初性问题，还体现了民族平等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电影在少数民族地区释放积极效应的关键前提。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至今仍焕发着生机与活力。这也再次证明，译制少数民族语电影绝非简单的技术工作，而是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国家事业，其理应在研究中得到充分彰显。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接近少数民族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历史全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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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金银滩〉等五部影片配成藏语放映》，《青海日报》1954年4月25日。
[26]长影计划财务科编《长春电影制片厂综合统计资料汇编1947-1979》,1980年版，第254-259页。
[27]《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关于藏语版影片〈金银滩〉审查通过的函》，1953年12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177-003-00034-0057。
[28]同[19]，第112页。
[29]此表中，“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1949-1954，本文简称“中央民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1954-1970，本文简称“国家民委”）虽同属我国民族事务管理的重要国家机构，但在机构性质、隶属关系和职能上有一定差异。为尊重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设计、保证学术表述客观，本表区分使用这两个称谓。
[30]同[19]，第108页。
[31]同[13]，第2、128页。
[32]中国电影数字制作基地有限公司译制中心编《全国少数民族语公益电影数字化译制10年鉴》，2018年版，第145页。
[33]彭毅龄《西藏电影发行放映事业四十年》，《西藏艺术研究》1991年第2期。
[34]《今年为少数民族译制的影片比去年增多》，《光明日报》1957年2月28日。
[35]同[26]，第13页。
[36][37]徐肖冰《为新闻纪录电影说几句话》，《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期。
[38]宗子度、郭超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时代开始了》，《新民晚报》1959年4月23日。
[39]西藏自治区电影事业大事记编委《西藏自治区电影事业大事记1951年-1993年》，1995年版，第21页。
[40]《正确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关键》，《人民日报》1957年1月5日。
[41]《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闭幕》，《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8日。
[42]《努力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放映工作》，《电影放映》1957年第3期。
[43]《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广播》，《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
[44]《1957年电影放映工作的方针任务》，《电影放映》1957年第3期。
[45]受访人：白东洙（백동수），访谈人：金光炫（김광현）；整理：金海娜、李智妍；采访时间：2024年1月。
[46]州电影公司编委会《甘孜藏族自治州电影志（初稿）》，1993年版，第81-82页。
[47]郑义珍《毛主席著作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电影艺术》1964年第5-6期。
[48]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文化志》，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费静波主编《浙江电影纪事1908-1990》，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49][50][51][53]郑义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添砖献瓦》，《电影艺术》1965年第5期。
[52]张子诚《六十年春秋电影情》，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5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编《延边文化志》，2012年版，第764页。
[55]《西藏有了一批藏族电影放映员》，《光明日报》1965年5月26日。
[56]《让电影放映先进经验在高原开花结果》，《西藏日报》1965年4月14日。
[57]《赴藏取经传经的放映队已圆满完成任务回来》，《电影放映》1965年第7期。
[58]江村罗布主编《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59]郑璐《电影译制事业的明天更美好》，《西藏日报》2016年1月15日。
[60]李茜、姚维平《前进中的西藏电影译制事业》，《西藏日报》1991年3月23日。
[61]郑璐《50年风雨征程--我区电影译制事业50年纪实》，《西藏日报》2016年1月15日。
[62]云南省文化厅编撰《云南省志（卷七十三）·文化艺术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7页
[63]王耀（执笔）、石生彩《甘肃文化志·电影篇》，出版年份不详，第77页。
[64]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志》下，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6页。
[65]黄新初主编《阿坝文化史》，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66]阿坝州文化局编《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4页。
[67]编写组编《青海电影史（初稿）》下册，1987年版，第148页。
[68][69]青海省文化厅编《青海电影续志》，2008年版，第136页。
[70]同[65]，第339页。
[71]同[68]，第136-137页。
[72]周庆生《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与国务院32号文件》，马丽雅等编《中国民族语文政策与法律述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73]李晋有《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1949-1999》，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74]《青海省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简介）》，青海译制中心微信公众号，查阅日期：2025年8月25日。
[75]《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少数民族语电影分会理事会2024年度会议在京举办》，《中国电影报》2025年1月1日。

来源：《当代电影》202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