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地区文昌神信仰

　　青海湖南部之海南地区的文昌信仰文化，是安多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的特殊个案。田野调查表明，文昌信仰的地理分布、祭祀仪式与民俗事象颇具文化个性，其主要是受海南多民族汇聚的地理环境和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是文化整合的结果。
　　文昌神是道教神灵，在汉族地区被广泛信仰和崇拜。文昌原来是四川省梓潼县一带的地方神，后在道教的推崇下，与文昌星神重合，并且在历代王朝的扶持下，逐渐成为道教神系中的一位神灵。在道教中，文昌是主管人间禄籍、文运之神。
　　据笔者调查发现，在青海湖南部的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带也普遍存在着对文昌神的信仰。在海南地区，藏语称文昌神为“阿米尤拉”。“阿米”意为“男祖父”，一般是对老年人的尊称。“尤拉”意为“地方保护神”。关于海南地区的文昌神信仰产生的时间、原因等问题，众说纷纭，未见详细记载。当地民众一般都认为文昌神是地方保护神，是黑文殊菩萨的化身。根据部分资料记载，明代海南的贵德已建有文昌庙。①（注：资料来源：贵德县文物管理所1998年6月所立的河西文昌官简介牌。）总之，海南地区的文昌信仰与历代王朝的移民政策、海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汉藏文化间的互动与整合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但因各种原因，目前对海南地区文昌信仰的研究几乎是无人问津。为了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海南地区的文昌信仰现象，笔者分别于2006年2月和2007年8月前往海南州所属的5个县，采用实地调查、个别访谈、搜集民间口述资料等人类学方法进行田野作业。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整理成此文，以飨读者，敬请指正。

贵德河西文昌庙大殿

　　一、海南地区文昌神信仰的分布状况与特点
　　海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隅，位于著名的青海湖之南，故名海南，属安多藏区。现辖共和、贵德、贵南、同德、兴海五县。州内生活着藏、汉、蒙、土等24个民族的40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3．1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58％。全州藏传佛教信教群众约达26万人，藏传佛教占据一定的位置和具有重要的影响。①（注：根据海南州宗教局2006年工作总结材料。）据调查，海南地区的文昌信仰主要分布在贵德、贵南、共和三县，其他两县也有分布。
　　贵德县境内大约有13座文昌庙，其中，河西镇有赤噶尤拉颇章（汉译为贵德文昌宫，俗称河西文昌庙）、贡拜村文昌庙；河东乡的贡巴村、麻巴村、哇里村、杰伟村、太平村、周家村等；新街乡的上卡岗村、陆切村；常牧镇的梅加村等有规模比较小的村庙。另据调查，在贵德玉皇阁、东沟乡周屯二郎庙、河西当车二郎庙等其他庙宇中也塑有文昌神像。其中，赤噶尤拉颇章，始建于明代后期（1590～1600年）之间，②（注：资料来源：贵德县文物管理所1998年6月所立的河西文昌宫简介牌。）是海南州境内建庙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文昌庙。据参直合·更登拉夏丹巴嘉措活佛撰文说，贡巴村文昌庙距今有300年的历史。③（注：笔者于2007年8月14日调查贡巴村文昌庙时，看见参直合活佛撰写的关于贡巴文昌庙历史的文章。）在调查中发现，贡拜文昌庙有一块简介牌写道：贡拜村文物古迹（文昌庙）是我们前辈创造的群众祭祀、聚会、朝拜神灵的场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建立……其他庙建庙时间比较晚，无具体历史记载。
　　贵南县的沙沟乡唐乃海村、旺什科村；过马营镇的过马营村；茫曲镇（县政府所在地）；茫拉乡的下洛哇村、郭拉村等有大小不等的几座庙。在访谈中发现，因无任何文字记载，庙管们也对具体建庙时间不甚清楚，只是零星地介绍一些故事或民间传说。
　　共和县境内有两座，一座位于恰卜恰镇幸福滩，一座在东巴乡加隆台村。在兴海县县城附近、同德县巴沟乡森多村各有一座。在海南境内，除上述文昌庙外，还有一些庙宇，但因以家庙的形式存在，规模非常小，所以无法一一统计，本文只是将村庙或比村庙大的庙宇作为统计对象，故家庙不在此范围内。
　　经笔者实地调查发现，海南地区文昌信仰的分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文昌庙的分布呈现以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为主，汉藏杂居区较多的布局
　　据实地调查的资料，海南地区的文昌庙中，除贵南县沙沟乡旺什科村庙属纯牧区外，其余均在农区或半农区半牧区。从民族居住的格局来看，汉藏杂居地区较多。贵德县历来是个汉藏杂居地区。至2003年共辖62个乡镇，107个行政村，有汉、藏、回、土等13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为主，包括均为汉族的行政村29个，以藏族为主包括均为藏族的行政村共有43个，汉藏等民族杂居的行政村有31个。〔1〕贵德县境内的文昌庙达十几座之多，可见汉藏杂居区是文昌庙主要分布的地带之一。
　　（二）大部分庙都以村庙的形式存在，规模比较小，庙宇管理组织不全，形式多样化
　　在海南州内，除赤噶尤拉颇章、贵南茫曲镇庙、共和幸福滩庙外，其他均以一村为单位修建的，规模比较小。如贵德的哇里、共和的加隆台等村的文昌庙，规模只有一两间屋子大小，而且比较简陋。
　　各地的文昌庙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庙管，主要由当地村民或寺院里的僧人管理。贵南县茫曲镇的文昌庙由塔秀寺的三位僧人管理；幸福滩的文昌庙由共和县新寺的僧人管理。其他均由当地村民自愿管理，元任何报酬。值得一提的是，赤噶尤拉颇章因其规模较大，有比较健全的庙宇管理委员会，庙管会由主任、出纳、会计、成员等5人组成，其中4人为汉族，1人为藏族，每人每月有500元工资，半年轮换一次。④（注：根据2007年8月12日河西文昌庙会计秦国元的访谈记录。）贵德县上卡岗村也有一个6人组成的庙管会，1人长期驻守，其余5人轮流帮忙。①（注：根据2007年8月11日上卡岗文昌庙的庙管牛应环的访谈记录。）
　　在与各县宗教局工作人员的访谈中发现，只有赤噶尤拉颇章在县宗教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且是以藏传佛教的名义登记的，其他均无登记注册。
　　（三）庙宇建筑风格与神灵形象具有汉藏合璧的特色
　　海南地区文昌庙的建筑风格，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藏式的。贵南的茫曲镇、共和的幸福滩（这两座庙修在藏传佛教寺院内）、共和的加隆台、贵德的贡巴等村的文昌庙，与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风格一样，无任何差别，这类庙占大多数。第二类是汉藏合璧式的。以赤噶尤拉颇章最为典型，其外部颇具汉式建筑风格，但有金顶、时轮、煨桑台、经幡旗等藏式宗教法物。第三类是汉式的。这类庙只有几座，贵德县的太平村、周家村等汉族比较聚居村落的文昌庙，一般都是按汉式风格修建的。
　　海南地区的文昌庙内，将文昌神、魁星、羊师大将三神作为主神来供奉。其中，赤噶尤拉颇章内供奉的神灵较多，种类繁杂，主要有文昌神及其属神、马头明王、黑文殊菩萨、王母娘娘、关公、山神、阿米加堂等塑像，藏传佛教、道教、苯教的神灵均在其中。其他各地的文昌庙内，除三位主神外，主要供奉有黑文殊菩萨、佛陀、莲花生大师、马头明王、大威德金刚等藏传佛教神灵，以及阿米玛钦、阿米直亥、阿米瓦旺等当地保护神和山神。笔者在实地调查时发现，各地的文昌神及其属神的形象大不一样，其中大多数是藏式的，也有些是以道教风格塑的像。藏式的文昌神，其头冠、发髻、脸颊、衣着、坐骑都与道教迥然不同，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其中，贵德的贡巴村、共和的幸福滩等庙中的文昌神，其形象的塑造酷似莲花生大师。在海南地区，魁星的形象基本上与藏传佛教中的忿怒护法神相似，与道教的魁星相比，判若二神。
　　（四）文昌信仰发展较快，庙宇不断增加，信仰群众以藏族为主体
　　在上文提到，除几座庙的历史比较长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最近几十年内修建的。在实地调查时，笔者看到赤噶尤拉颇章内部分工人在施工，略有十余间房屋基本建成，部分房间内安置有还未染色的泥像；在贵南县，也看到过马营村庙内大兴土木，新的文昌庙颇具规模。据庙管②（注：才让，58岁，藏族，贵南县过马营村文昌庙的庙管，笔者千2007年8月16日和他访谈。）说，新的文昌庙已投资30万元左右，还需5万元，大约在10月底竣工。竣工时要举行开光盛典。庙管还邀请笔者参加仪式。由此可见，最近几十年，文昌信仰影响渐大，庙宇规模不断扩大。
　　在藏族聚居的地方，信仰文昌神的全都是藏族群众，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在汉藏杂居的贵德县，据赤噶尤拉颇章的庙管说，前来朝拜的大多是藏族民众，汉族较少。在汉族比较集中的贵德县太平村、周家村等村的文昌庙，笔者看到其庙宇建筑破败不堪，香火不旺，有很长时间没有烧香的迹象。据村里人说，平日很少开门，在良辰吉日时，部分村民前往烧香，但人非常少。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海南地区，信仰文昌神的民众以藏族为主体，汉族等其他民族则较少。
　　二、海南地区的文昌神祭祀仪式与民俗
　　（一）祭祀仪式
　　仪式是宗教信仰体系象征的表现，是与神灵和其他超自然的力量联系的一种文化表述途径。根据调查资料，安多藏区的文昌祭祀仪式一般可分为跳神会、庙会、日常祭祀、血祭四种。
　　1、跳神会。即“六月会”，藏语称“周巴拉泽”，意为“六月跳神会”，简称“六月会”。 它是以文昌神和二郎神为祭祀神灵，在贵德县境内的藏、汉、土等民族共同参加的跳神会，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在贵德县境内因“六月会”而使文昌神声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神灵。
　　关于“六月会”的历史渊源，说法不一。据记载，自明清时代起，贵德地区盛行着6月22日的祈神活动。贵德“六月会”于每年农历6月19日至24日举行。
　　农历6月19日要“请神”。赤噶尤拉颇章内供有两尊文昌神像，一尊是大型的，供于中堂，一尊为小型塑像，放在特制的轿子内，外面用哈达、布等覆盖。这座小塑像是专门用于“六月会”而制作的，他长期置放在大型神像旁。每年农历6月19日，将坐轿的文昌神“请”出来，放置在大殿内。
　　农历6月22日早上，请来附近寺院的僧人煨桑，念文昌祭祀文及酬补经。当地群众向文昌神轿膜拜。大约10点左右向西河滩出发，与二郎神，“会面”。据庙管讲，以前有法师作法，现在没有了，但有时候也从外地请。
　　抬轿的队伍由31人组成，都是刘屯村（赤噶尤拉颇章所在地）男性村民，穿黑色道士袍。其中，5人敲锣，3人打鼓，8人轮换抬轿，2人举幢；另外还有彩旗队、领队庙管等。一路上，放锣打鼓。正午时分，文昌神轿到达西河滩，与二郎神相会，彼此行叩见之礼。两顶神轿在空中转圈，然后高举又放下，向对方叩拜，再转一圈，同时剧烈抖摇，又前倾作叩拜状，如此几番，表示二位神相见时的亲切。之后，两顶神轿又作相互谦让状，礼让几番后，前往戏台前，放在铺好的红缎之上。前来参加“六月会”的藏汉等各民族群众向神轿献哈达、绸缎、钱物，膜拜顶礼。至此，跳神仪式基本结束。下午，文昌、二郎神轿又做转圈、对拜仪式后，便各自“返回”。
　　如今，以跳神为主的“六月会”。已演变成了集跳神、物资交流、文化交流三位一体的、贵德县境内规模最大的物资交流大会及全民性节日。
　　2、庙会。庙会是以一村或几个村联合进行的集体祭祀活动，规模比较大，参加人数也较多，以祭祀文昌为主要内容，并进行集体娱乐等活动。
　　据调查发现，文昌庙会一般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祭祀，也有些村落因无文昌庙而与其他村落联合进行。祭祀的时间也不一致。有的是农历七月初一，有的是二月初三，也有的是6月13日。在贵南县沙沟乡唐乃海文昌庙，每年农历五月初九举行庙会，参加庙会的村落达10多个。祭祀主要是煨桑、念经和牲祭。祭祀仪式结束后，大家一起喝酒、唱歌，娱乐助兴。在贵德县上卡岗文昌庙，每年农历七月初一举行以村为单位的庙会。庙会主要是活祭一只羊，将其五脏六腑及身体各部位的一小块肉放在桑上焚烧，其余部分做成饭，供全村人享用，无任何娱乐活动。
　　3、日常祭祀。在海南地区，很多家庭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煨桑，念诵文昌神祭祀文，祈求文昌保佑，然后从事其他事情。每逢农历初一、三、十五等吉日时，人们都要前往文昌庙煨桑。尤其在春节时，人们几乎从初一到十五，每天去煨桑祭祀。在家中有大事或有人出远门时，也要去文昌庙煨桑。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海南地区，每逢春节或一些良辰吉日时，要举行大型射箭比赛和文艺演出，在比赛和演出的前一天或当天早上，进行比较大的集体煨桑祭祀仪式，祈求事情圆满成功。今年8年份，笔者在共和县调查时，有幸遇到海南州射箭比赛，参加比赛的各射箭队均前往文昌庙祭祀，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可与一般的庙会相媲美。
　　4、血祭。血祭是苯教中常见的一种祭祀方式。随着佛教和苯教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宗教文化的不断变迁，这种祭祀方式也逐渐成为藏族宗教仪式中的一部分。文昌祭祀也有血祭仪式。笔者在共和县加隆台文昌庙调查时，亲历了一场血祭仪式。当时，几位附近村寨的藏族群众驱车到达庙内，向庙管说要血祭，并将一装有山羊脏腑的塑料袋递给庙管。加隆台文昌庙内有两个煨桑台，据庙管①（注：索巴，71岁，藏族，共和县加隆台村文昌庙的庙管，笔者于2007年8月18日和他访谈。）说一个是专门血祭用的，一个用于煨桑。庙管很快用干柴生火，其他人帮忙，火着起来后，庙管将塑料袋里山羊的五脏六腑放到火堆上，并在上面放了很多油脂，以便助燃；同时，庙管一边念经，一边将白酒洒在煨桑台四周，其他人则在另一边的桑台煨桑。血祭和煨桑的仪式完成后，他们走进文昌神殿内跪在文昌神前，将事情的原委向庙管详细陈述。庙管了解情况后便一边念经，一边向文昌神诉说事情缘由，并祈求保佑。
　　在海南地区，血祭文昌神一般都用山羊和绵羊，也有用鸡和鸡蛋之类的。据加隆台庙管说，如今血祭的比较少，一般是在家中有人病危、举行射箭比赛等集体活动、部落间发生争斗等大事时进行血祭。
　　因贵南茫曲镇和共和幸福滩的文昌庙分别由塔秀寺和新寺管理，笔者在与僧人访谈时，②（注：益西加措，21岁，贵南县塔秀寺僧侣、贵南县茫曲镇文昌庙的庙管；更登加措，35岁，共和县新寺僧侣、共和县幸福滩文昌庙的南管，笔者分别于2007年8月16日、8月18日和他俩访谈。）他们都特别强调，这里是藏传佛教寺院，禁止血祭，但可以放生。由此看出，在海南地区，与藏传佛教寺院合建的文昌庙内是不能血祭的，除非另立门户。这主要是由于在藏传佛教中有禁止杀生的戒律，要求人们守十善戒。文昌的血祭仪式也在其影响下受到了限制。
　　（二）文昌信仰民俗
　　在海南地区，对文昌神的信仰已成为当地人宗教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文昌信仰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表现出与其他藏区迥异的信仰民俗特征。
　　1、文昌禁忌。禁忌是人类学家比较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禁忌”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双重意义，即神圣的、崇高的和禁止的、危险的。破坏禁忌要受各种惩罚。〔2〕据笔者调查，在海南地区有一种不吃黄牛肉的禁忌，说信仰文昌神就不能吃黄牛肉，这一禁忌只限于藏族信徒，关于这一禁忌，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传说，很早以前，文昌神（指张亚子）只有五六岁时来到贵德地区，他是孤儿无人照顾，就吃当地的黄牛奶长大，并在贵德的石家寺附近玩耍。据此，当地民众认为，文昌是吃黄牛奶长大的，视黄牛为母亲，因此不能吃黄牛肉。这就是说，当地人将特定的客体黄牛和文昌神联系起来，视其为禁忌，并将这一禁忌赋予双重意义，既神圣又禁止的，如果触犯，认为要受到神灵的各种惩罚。
　　2、文昌占卜。在各地的比较大的文昌庙内，一般都有抽签占卜的习俗。人们跪在文昌神前，一边拿起签筒不断摇动，一边默默祈祷文昌，最后掉在地上的是中签了，或从中抽出一支也可。中签后，庙管按签条上的编码，给一张经文（有藏、汉两种文字，按信徒需求发放）。上面写有凶吉祸福。占卜的内容比较丰富，有升学考试、升官发财的，也有的是占卜一年的运气等，无所不包。
　　3、文昌命名。在海南地区，藏族群众给小孩子起名，一般都要到寺院里让僧人起名字。随着文昌信仰的盛行，许多人也以文昌命名，男女都有，如文昌保、文昌才让、文昌措、尤拉太、尤拉杰、尤拉措等，意在希望得到文昌神的保佑。
　　三、海南地区文昌神信仰的特征
　　通过对海南地区文昌神信仰的实地田野考察，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文昌信仰的本土化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文化传播是接受新文化的有效途径，然而，任何一种文化传播到某地或某一民族时，传入地的适应性或者说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调适能力差、未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一种新文化在异地的传播和发展是几乎不可能的。
　　首先，海南地区的文昌神信仰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文化传播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民族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与密切程度。〔3〕从上述可知，由于海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汉族与藏族长期接触，两族关系和谐融洽。在长期的交往中，有选择地互相借用、采纳了对方的文化特质。其中，文昌神信仰就是借用文化的典型个案。其次，文昌神信仰的本土化，即藏传佛教化。任何一种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必须对形式、功能和意义都不断地根据各自的需要而变化。也就是人类学理论中所谓的重新解释，即接受的一方对新引进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在形式、功能和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自己的需要。〔4〕文昌神信仰在安多藏区的传播过程中也遵循了这一文化发展的范式。从文昌神形象的变异、祭祀仪式、信仰民俗等一系列文化现象，可以看出文昌神信仰在海南藏区的本土化过程。通过重新解释，对新引进的文化特质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和谐的方式来加以消化吸收，让民众理所当然地接受新文化，以期避免文化冲突，从而达到文化的本土化目的。
　　（二）文昌信仰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
　　1、藏传佛教僧人在文昌信仰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首先，我们看几则有关文昌神起源的民间传说：（1）认为文昌神是黑文殊菩萨的化身。（2）据说是塔尔寺寺主、藏族著名高僧阿佳活佛将文昌神供奉为护法神，由此传到藏区。①（注：（1）和（2）是根据海南地区的民间传说。）（3）据说藏族著名高僧色康巴·洛桑丹增嘉措大师曾在卡夏德（今化隆县境内）地方坐禅静修，见当地人生性懦弱，认为需要一位威力无比的神来护佑，遂选择了文昌神，派人从贵德文昌庙将文昌神迎请至此处。〔5〕从上述传说看出，文昌信仰在安多藏区的传播过程中得到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的认可和信仰，并将其纳人护法神或地方保护神灵体系之中，然后在他们的扶持和推崇下，这一信仰逐渐传播到民间，得到广大藏族民众的认可和崇信。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每座文昌庙都与藏传佛教僧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庙是在高僧的主持下修建的，有些庙则按高僧们的意愿修建。每一座新文昌庙建成后，必须邀请高僧大德开光加持。从而看出，文昌神信仰在海南地区的传播、发展得益于藏传佛教高僧们的极力推崇，他们为这一信仰的不断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撰写藏文的文昌神祭祀文和酬补经，将其作为日常祭祀和每日念诵的经典。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搜集到了不同版本的祭祀文和酬补经。其中，有拉卜楞寺主嘉木样二世贡却久美旺布、藏族高僧色康巴·洛桑丹增嘉措撰写的祭祀文及一些酬补经。
　　在贵南茫曲镇文昌庙，庙管僧人说，他们每天早上念三遍文昌神酬补经；在共和幸福滩文昌庙，庙管僧人也说同样的话。在海南，不管是大型的祭祀仪式还是在日常的祭祀当中，简短的文昌祭祀文是大家都会念诵的。由此可见，祭祀文和酬补经不仅成为文昌神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经文，而且成为藏传佛教仪轨中的一部分。
　　3、文昌神在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1）藏传佛教的包容性和藏族的神灵观决定了文昌神的从属地位。佛教传入藏地后，在与苯教和藏族本土文化的碰撞、整合、重构的过程中，把苯教和地方的诸多神灵作为其护法神或地方保护神，以传播、维护、深化其教义。从而，藏传佛教也逐渐成为神灵体系庞杂、名目繁多的宗教信仰体系。但是，诸多护法神都担负着护卫佛法、维护佛教教义的职责，而未能在佛教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在藏传佛教皈依法中，还有僧不拜世间神这一说法。与其他护法神一样，文昌神同样在藏传佛教文化的舞台上扮演着保卫佛法或护佑一方的角色，处于比较次要的位置。
　　（2）护法神的功能导致文昌神的从属地位。在藏区，大多数信徒都知道，护法神或地方神灵主要管理今世的事务，而佛教的神明以终极关怀为主。在海南有一句“文昌管今生、佛教管轮回”的说法。笔者在贵南茫曲镇文昌庙调查时，庙管僧人说，在藏传佛教寺院内修一座文昌庙，主要是迎合了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需求，佛教以出世为主，他有救赎和帮助人类解脱的能力，可地方神灵处在六道轮回中的“非天界”，他自身未解脱，处在轮回之中，也就没有救赎和帮助人类解脱的能力。由此可见，不管是藏传佛教僧人，还是一般信徒都认为，文昌神是世间神，掌管世间俗事，而佛教神明则相反。神明的功能迥异，人们对此的看法也不同，文昌神的这一功能导致了其从属的地位。
　　（3）从文昌庙的建筑风格和神灵布局可看出其从属地位。首先，我们看看文昌庙内的神灵布局。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文昌庙内所供奉的主神是文昌神，但在其顶部或后面的墙上，置一佛陀、莲花生大师、黑文殊菩萨等的小塑像或壁画。藏传佛教寺院内神灵的布局是很讲究的，它不是随心所欲置放的。从上述这一布局看，文昌庙内文昌固然是主神，但其上面还有藏传佛教的神明，从而显现出神明的主次之布局，充分说明了文昌神与藏传佛教神明的从属关系。从建筑的布局看，除独立修建的文昌庙外，藏传佛教寺院或嘛呢康内修建的文昌庙，都处在整个庙宇的侧面或大门内侧，而主殿则供奉佛教神明。因此，从神明和建筑物的布局可以看出，文昌神在藏传佛教神明体系中所处的从属地位。
　　（三）宗教功能的多样化
　　文昌神在道教中是主管人间禄籍之神，经过藏传佛教本土化后，其功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呈现出宗教功能的多样化。它不仅在满足广大信徒的精神需求，而且在行为规范、道德约束、强化伦理意识等方面凸现出很强的生命力。笔者从与几位庙管的访谈中得知，在文昌庙内朝拜的群众，除日常祭祀、日常事务处理的信徒外，还有几种比较特殊的群体：一是每年在高考前夕，前来朝拜的众多学生，以求金榜题名；二是戒酒、戒赌者，以求达到道德约束和规范行为的目的；三是生意人，祈求生意兴隆，抽签占卜生意盈亏。笔者在赤噶尤拉颇章与庙管①（注：张正业，60岁，汉族，贵德县河西文昌庙管委会成员，笔者干2007年8月12日和他访谈。）谈话时，遇到前来戒麻将的一对藏族夫妇。妻子拉着丈夫的手让他跪在文昌神前，对庙管说：“他长期赌博，把家中的钱都输完了，今天是来戒赌的。”庙管说：“戒赌要给文昌神供奉五十元钱”。妻子随即将100元交给庙管。庙管把钱放进捐钱箱里，一边默念经文，一边向文昌神诉说实情后，转身劝导男子不要赌博。后来，我向庙管询问了有关实情，他说：“前来戒赌博、戒酒的人比较多，每次必须至少供奉五十元钱”。从上述口述资料看出，文昌神的功能在不断拓展，从原来的功能向不同群体、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层次的信徒辐射，形成了功能多样化、扩大化的局面，从而在不断适应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不断满足现代人的宗教价值取向。
　　（四）文昌信仰是文化整合的具体表现
　　每一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并在与其他文化相互间的吸收、整合、调适中，才能有所发展、创新，这是文化整合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
　　文昌信仰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道教文化，传播到海南藏区后，与当地的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本土文化发生碰撞，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冲突。但是随着时空的更替和不同文化间的频繁接触，两种文化从冲突逐渐走向相互吸收、借鉴、整合，形成了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的文昌信仰文化丛。这一现象，从其佛道合壁的建筑风格，藏传佛教、苯教、道教神明共处一殿的布局，多元的祭祀仪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俗事象等文化特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这也是文昌信仰文化整合的过程和具体表现。文化整合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重新组合。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接近、彼此协调，在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目标取向等方面不断被修正、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的需要，往往渐渐融合，组成新的文化体系。〔6〕
　　总之，青海湖南部海南地区的文昌信仰是安多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的特殊个案。从田野调查资料中可以看出，文昌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祭祀仪式、民俗事象颇具文化个性，其主要是受海南多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及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这也是人类学文化整合理论的典型个案，是文化整合的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1〕张海云、宗喀·漾正岗布．神圣和世俗间的信仰之旅〔J〕．青海社会科学，2006，（5）．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70．
　　〔3〕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13．
　　〔4〕见注〔3〕：214．
　　〔5〕才让．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31．
　　〔6〕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06．
　　〔作者简介〕看本加（1975—），男，藏族，青海贵德人，讲师、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类学与藏传佛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