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明：翻译研讨会讲话

提高翻译工作者更好地执行地方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条例的自觉意识
　　　　　　　　　　　　　　　——2010年度省民族译协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戈明，藏族，男，青海贵德人，现任青海日报社副社长。主要社会兼职为青海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海省藏语新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海省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青海省就业促进会成员，青海省藏族研究会副秘书长。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朋友们：
　　贵德被称作青海的小江南，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民族杂居，人文荟萃，有很深厚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积淀，在此充满希望的地方和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我们怀着期待又一次相聚了。借此机会，我谨代表青海省民族译协，向为这次研讨会的召开给予很大支持的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及莅临指导的各位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出席指导这次会议的省民委领导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不辞路途劳顿从四面八方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会员单位的代表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
　　经理事会研究确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加强基础建设，促进母语服务”。确定这样的主题，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我省各民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大体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中期，2007—2008年期间海南、海西、海北等州的条例经过了修正后批准执行。在部分州的条例经过修正重新颁布，部分州的条例正面临修正之际，我们注重基础建设，促进母语服务，不仅是为了促进修正过的条例得到更好地执行，也有益于将要修改的条例得到更好的修正。其二，各自治地方制定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基础建设，促进母语服务，这与本协会的服务宗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执行好条例，落实好条例，对于我们民族译协而言，是一项长期的、义不容辞的工作任务。其三，我们这个协会成立五年来，初步实现了形成阵地、凝聚力量、稳促科研、内外交流、共同进步的目标。经过本次会议完成换届之后，将会在加强基础工作，培育职业化队伍，扩大跨地区合作等方面拟定新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要求我们把科研活动同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联系得更加紧密，更加重视在基础建设上形成合力。
　　各自治州的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条例属于语言文字规划性的地方法规。虽说我们对语言文字规划的理论认识还不够深入，我们对语言文字规划的实践还缺乏经验，而且还没有民族层面的规划，但毕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自治州这一层面加以规划的重要成果。因此，要执行好修正版的条例，要修改好其他各州的条例，使协会的工作更紧密地与地方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同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进步融为一体，就有必要对语言文字规划行为和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条件的实施形成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对少数民族语言及语言生活的实际状况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从而进一步提高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遵循条例，促进条例更好落实的自觉意识。
　　从世界范围的语文发展来看，系统的语言规划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才发生的，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在反帝反殖，兴起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中形成了高潮。在全球现代化的背景下，语言规划的制定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主导性，学者（学术团体形式）的引导性，民众的参与性，三者之间的互动。由于语言规划体现民族意愿和国家意志，因此，总是直接表现为语言政策或法规。在古代中国，秦始皇命令李斯统一六国古文字，在当时主要是解决文字的书写规范问题；吐蕃时期由赞普主持三次文字厘定，是由于藏文的拼音体系要求协调古语音与当时的语音、口语语音与书面形式的统一问题，也表现为文字的规范化。这些都属于目标相对单纯的语言规划，仅限于语言本体的某个突出问题的规划。如今我们时常提及语文规范化，主要是对语言本体的规划，涉及语音、语汇、语法等语言要素的规范，是语言规划的一部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族各国都在重视语言标准化，语言标准的确立是认识进而遵循语言及语言生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以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使语言更具完善的交际功能，能够承载所有必要的信息，充分发挥语文的媒介作用，引导语言文字生活健康有序地发展。其语音标准通常以某个认可度和接受度较高的方言语音为基础，带有方言融合、交际内容丰富的都市特点，并且是剔除了其中不规则、不易推广的部分，以可描写并易限定的方式形成的；其文字标准是以简便易学、清晰精确、通行度好为参照，重视可描写与易限定的方式形成的；其语汇标准通常以通行范围广泛（涉及一级方言），讲究文化的历史传承，重视可描写和易限定的方式形成的；其语法标准以典范的现代著作为参照，重视可描写与易限定的方式形成的。
　　农业化时代产生了文字，文字体系的产生使语言生活发展为语文生活，由此产生了依重文字的规模更大、可操控性更强的文字教育。进入工业化时代，人们的交际活动完全超越了部落、部族和古代国家，向国际交往拓展，语言所要表述的自然科学内容大幅度增加，需要满足机械、电器、铁路、海运和规模化矿产开采，以及大规模的国内国际贸易等方面的表述需求，要求推广民族共同语和规范文字，以适应广泛的交际和通讯。到了信息化时代，特别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全球现代化激发了语文现代化，向多媒体的综合信息网络的方向迈进，再次空前地延伸和扩大了语言文字的交际功能，促进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大发展。因此，语言规划的概念已经包括了语文现代化的概念，且外延更为宽泛，未来眼光更为久远。由此可见，文字规范化、语言规范化、语言标准化、语言现代化等概念虽然都从属于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规划。但是，如果我们把逻辑的思维方式融汇于历史的思维方式，就可以形成这样的看法：当前的“语言规划”或“语文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的术语，也是应用语言学的术语，又是两者的分支学科。语言规划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阶段，还有“语言规范化”、“语言工程”、“语言文字改革”、“语言标准化”、“语文现代化”等别称。语言规划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侧重，是有其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不能因为语言规划的逻辑共性，而漠视这些个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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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撇开语言文字改良的各种枝节问题不谈，语言规划主要包括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大部分内容。在西方国家，语言规划起步早，实践丰富，研究也比较深入，法治程度也相对高一些，因而有些学者便直接把“地位规划”称作“政治法”，即语言文字政治地位的规划和法定化，把“本体规划”称作“培育法”，即培育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规划和法定化。以海西州的条例为例，条例共计十八条，除了第一条说明条例的法律依据，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对条例的实行和解释做出说明，其余各条均为地位规划范围的内容。“第四条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同时使用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或分别使用蒙古、汉或者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细分为四款。“第五条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据需要同时使用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或分别使用蒙古、汉或者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细分为两款。这两条的限定性比较具体。海北州的条例共计二十六条，其中四条为说明性的表述。其余内容大体与海西州的相似。只是表述形式多为指导性的条款，没有限定性的条款。同海西州的条例一样，执行条例的职能部门不明确。海北州修正后的条例是2004年3月26日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的，为改善可操作性，于2008年2月28日由州人民政府同意印发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文社会用字管理办法》。使管理内容和执法办法具体化了。该办法的第六条、第七条、条八条增设了一些限定性内容，但总体上仍属于地位规划的具体化，本体规划的内容既便有所涉及，也是原则的或泛指性的。如“藏文社会用字翻译必须标准”；“……严格堵绝错字、别字和其它影响自治州形象的错误出现。”海南州条例的修正版是2007年3月29日由省十届人大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总计八章四十条。“第二章  藏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中的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是海西和海北两州条例中不明确的。“第七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设立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管理和监督藏语言文字工作。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州、县政府的职能部门，负责本《条例》的行政执法工作。”这使的条例的执行有了主体。“第八条  自治州、县藏语文工作委员会的职责是：……。”细分为八款，规定的比较具体明确。第九条主要是经费保障办法。“第七章  法律责任”中的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可操作性和明确程度也比其他两州的修正版条例要优越一些。总的来看，海南州的条例也主要是语言的地位规划，但对本体规划也有指导性的规定。如“第五章  藏语言文字的科研和保护”中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解决藏语言文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推动藏语言文字工作的健康发展。”“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藏语文工作委员会领导藏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出科研规划，审定科研课题，奖励推广科研成果。”“藏语言文字的科研和保护，应着重于藏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藏语标准语的研究，现代藏语新名词术语、信息化处理的推广应用和规范化研究，……。”这是一种由地位规划向本体规划延伸的方式，至少在体制上为本体规划创造了条件，是值得肯定的。这在2007—2008年期间，恐怕也是我省各自治州层面经过努力有可能实行的较高水准了。通过对上述三州修正版条例的学习体会，至少能形成这样几点认识：一是修正版的几个条例目前关注的仍然是满足自治州范围语言文字生活最基本的需求，而且在执行主体不明确、不权威，没有常规经费保障的情况下，要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不容易的。究其深层原因，是受制于社会发展状态和人们的观念状态，只有扎实推进科学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条例的修改才可能有所突破。二是虽然三州修正版条例的内容限于语言地位规划，但是有诸多条款对翻译机构和翻译工作者都有很多指导性的规定，如对科技、法律、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读物的要求是强烈的，对职业教育教材、经济学、营销学等方面提供翻译读物的期待是迫切的，对人类文化精典、文艺精典、思想精典的渴望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这样的期待，不得不令人自问，我们的工作的确存在差距。如果没有一支真正奋发进取的职业化团队，我们在这些方面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状况就无从改变。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语文政治地位的尊重，并不能代替实际的地位。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并尽快变成积极的行动。三是三州修正版条例向语言本体规划的延伸是有限的，有的条例甚至没有这方面内容，或者涉及得很原则，也有其深刻的原因。语言本体规划的基础研究极为薄弱，没有现成的规范、标准、原则可以指定为应予遵循的依据。也就是说，学者的引导性，学术团体的引导性没有能发挥好是原因之一。语言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其本体规划的重要政策和规范意见需要在全民族层面的代议体制或国家层面的代议体制去决策，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体制是原因之一。基础研究本身就很薄弱，同时又没有跨省区的交流机制，即便是容易形成共识的主张，也没有一个平台将形成共识的主张加以传播推广是原因之一。这些原因对我们的研究和协调工作提出了繁重的任务。
　　有的条例和有些条款的文字表述质量欠佳，除了审核把关环节不够严肃认真的原因，恐怕与各种思想障阻没有得到消除和理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语言规划的特征、原则、内容和任务有更深的理解，这不仅对执行修正过的条例更加自觉是必要的，而且对部分州将要修正的条例也具有铺垫作用。
　　语言规划是描写性与限定性相结合的学科，由于限定性便形成了如下九个重要特点。1、客观性。语言文字一旦形成，就自然生成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反映于语言实践中。因此，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现实状态，归纳各种规则，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地把握语言的内在机理，在稳定性与动态性统一的高度阐释其规律，并用以指导语言实践。2、民族性。语言是民族的显著特征，除少量非正常情况，它与民族同始终。在一个民族分布于若干国家和一个国家拥有众多民族，并非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完全重叠，即国家并非都是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国家意志对民族意愿是有限定的，但无视民族意愿的国家语言政策则注定不能成功，民族语言的实际状况具有先决性地位。当然，民族性并不意味着排斥采用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作为本族本国通用语文，乃至标准语文。一个民族的语文关系怎样才最有利于自身发展，要视语言生活和交际实际来规划。人们感受过军事和政治的霸权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霸权主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在对处在弱势地位的民族构成存亡威胁时，人们则强调坚守语言法的立场，即语言权的神圣性不容置疑，它是基本人权和生存权的体现，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3、社会性。语言规划首先是政府（或专设部门）和社会团体（尤以文化学术团体为重要）的行为，尽管有时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也对语言规划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要事事都得政府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作用总是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确立语言政策并得到实行。4、权威性。正因为语言规划的社会性特点，也引发了它必须体现权威性。国内外语言规划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都有国家领导人或自治地方主要领导人亲自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此政府和社会团体又有义务特别谨慎地使用权威，要保证不出现用权术控制学术或者压制学术的现象出现，讲究慎之又慎，稳中求进。5、规范性。语言作为特殊的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状态下是约定俗成的。但是，具体的一些符号单位一旦进入符号的网络体系，又有一个要求彼此关系协调，可以被描写和阐释的文化和谐化倾向。因此，语言规划讲究从众从俗与可以描写确认（科学认定）并适度限定相结合，同时利用行政、教育、学术等手段，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加以适当的规范。6、稳定性。语言文字本身的变迁是渐变性的，社会使用的语言文字也不能突变，这就决定了语言规划必须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即便是文字改革和语文改良，也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要经过一个不短的酝酿期，才能走向成熟。7、预测性。制定语言规划并确立为政策，自然要对与之有关的社会发展和语言变化进行预测，并把它体现在规划形成的政策中，但是语言首先必须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语言规划必须是立足现实与展望未来的统一。8、交际目的性。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语言社会功能的发挥，离开这一目的就无所谓语言规划。不正常的民族情绪，不切实际的过高追求，不够慎重的科研底子，都容易偏离语言规划只是为了提高交际功能的目的，需要足够的谨慎。9、实践性。语言规划除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一般性的管理，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规范化或标准化、文字改革等面向社会的实践，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大大超出了一般的行政管理，实践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持续性要求，以及涉及多学科、需要多方协同的要求，提高了它的实践难度。
　　基于语言规划的这些特点，在制定与实施语言规划过程中，不仅要重视语言规律性的认识，充分尊重语言生活实际，还要考虑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道德规范、宗教观念、民族心理等相关因素，使规划符合各相关因素的实际，把各方关联性和其他民族实行语言规划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同时与语言要能够承载所有必要的信息，具有完善的交际功能，能更好地胜任传播媒介的作用重视起来。而由这些认识提炼形成的要点被称作语言规划的原则，是制定与实施语言规划的理性准则。国内文献把这些准则归纳为八个方面。1.科学性原则。就是符合语言及语言生活实际，使规划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严整性。大到民族性语言规划，区域性语言规划，行业性语言规划，小到语言系统中的语音正音方案、文字正字法、词汇规范方案、语法标准的确认，都要在相关性上考虑要素的系统性和严整性。2.有效性原则。就是要保证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控性。在教学、公务、公共活动和媒体传播中有具体且易行的运用方案。3.稳妥性原则。为保证语言稳步有序发展，要考虑语言的历史传承性和语言使用的延续性，干预行为要注意连贯性，避免断裂或缺失；遵循并利用语言及语言生活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充分发挥语言自身的能动作用，予以稳步的促进；要有宽容度，要讲灵活性，要注意引导策略。对变化着的看不准的语言现象不急于规范，加强持续观察和科学监测；在推行各种具体标准时，应对不同群体、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要求；规划中不能没有限定性内容，但指导性内容必须占一定比重，做到统一性与多样性、指令性与指导性有机结合。4、动态性原则。社会交际活动的变化必然促使人们对语言价值认识的变化，这就构成了语言规划必须具有动态性，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目标和规定，对不同环境和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要求，有一定的灵活性、预见性和回旋余地。确定的措施，可以视社会需要和语言生活的变化加以调整和修改。5、经济性原则。语言地位的规划越是科学合理，对社会稳定与进步的推动作用就越大；语言本体的规划越是简便、精细、好用，越容易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接受。就是要追求便于接受和实施，便于大范围使用，便于激发和培育语言活力的效果。6、现代性原则。现代生活要求语言文字不断现代化，并与之相适应；合作式生产要求人们更多更高水平地使用语言文字；快节奏的生活要求学习掌握语言文字的速度能够更快；网络交际要求语码统一简便，具有高效的传输速度；人口的大流动要求方言与民族共同语之间便于衔接，要求民族语与族际语便于衔接，要求国语与国际语便于衔接。所以语文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一定意义上的语言共同化，文言体口语化，文字简便化，语文规范化和标准化。因此，语言规划要能够体现语文现代化的意识。7、政策性原则。语言规划直接体现语言政策，并且是政策的扩展和具体化。政策是政治的延伸，体现政治意志。因此，语言规划要妥善处理语言使用中的政治因素，协调好语际关系，对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持社会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处理不好语言问题，常常会伤害语言感情，激化语言矛盾，甚至引发民族冲突。关于语言地位，语言作用，语言权利，语际关系，语言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等规定和措施，常常是政府对语言问题的态度和主张的体现。8、人文性原则。社会性是语文的重要特征，语言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人文性是语言社会性和文化载体的集中体现，语言规划中的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涉及到语言的社会使用，语际关系，语言文明，语用文化心理，只有结合人文加以解决，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语言规划的内容主要是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两大部分。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是确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该地区、该民族、该国家与其他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如二战后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菲律宾、以色列、东非都进行了共同语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二是确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如国际范围的拉丁化浪潮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文字地位的规划。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是对语言文字使用的要求与规定，包括培育共同语、标准语的语音标准、正字法、正词法、语法规范，是对语言文字本身的改善和改造。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语言的本体规划。包括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学术重点常常是词汇的规范化，科技术语移植的规范化，不同语言之间的转音方案，现代语的词典编纂，网络语言的规范化。二是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探讨制定文字规范，文字的整理和简化，文字的信息化处理。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的关系是：地位规划把握的是宏观，本体规划把握的是微观；地位规划是前提，本体规划是内容；两者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任何一方的失误或缺失，都会影响另一方的实际效果。
　　语言规划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语言规划的长远目标，各种语言的情形虽有差别，但主要意图是近似的：一是口语共同化，确立并巩固共同语，消除方言或其他语言差异导致的交际矛盾；二是文言体口语化，以适当倾向口语的方式消除书面语与口语差距偏大造成的交际矛盾；三是文字的简便化和规范化，包括对总字数的限定、对读音的限定、对检索的限定，以及许多文字直接拉丁化改造，追求文字的网络应用易于编码等。语言规划的当前任务：一是从商务、标牌、地名、人名、公共场所做起，实行规范文字和标准读音；二是培训和通过等级资质方式，从教育、出版、新闻、公务活动中实行共同语和规范文字；三是着眼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族际语与民族语的关系、母语与外语的关系，语言之间的语音转译规则，濒危语言的保护，民族语与国际化的协调等方面，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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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对语言规划学说的核心概念、核心观点和核心理论的归纳，我们形成了一个虽然简要，却比较集中的理解。带着这些理念审视我们身边的语言及语言生活的实际，将会有助于明确我们今后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式。以藏语文为例，当前我们面临的基本课题是缓解四大基础性矛盾：一是方言与方言的距离超过正常度；二是口头语与书面语的距离超过正常度；三是学科建设滞后与表述需求紧迫之间的距离超过正常度；四是学习使用与研究引导之间的距离超过正常度。就是说，藏语文的所有问题都是以这四个基础性矛盾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这四大基础性矛盾虽然都有很深的社会历史原因，但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且相互交织在一起。藏语表达的已有学科领域极为狭窄，使许多新概念的词语形式不能在学科体系中得到筛选和稳定，因而扩大了其他方面的矛盾。学习使用与研究引导之间的不协调，表现为语内秩序不严谨，语际影响没有必要的协调机制，学习使用的标准不够清晰，引导管理的标准不完善，研究的滞后不能为学习、使用、引导、管理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于是其他几个基础性矛盾也就无从缓解。学习与使用需要引导，而引导需要研究成果的支持，并在确定为规则之后方可用于引导，因此研究和确定成了这一环节的关键，而研究又不可能离开学科建设产生真正的动力。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距离偏大，在很大程度上是方言差距的牵制形成的。如果方言底数得到摸清，在方言中一致或多数方言中一致的口语现象，便可明确地纳入标准语范围，迅速使书面与口头的差距缩小，从而缓解这对矛盾。根据语言科学的结论，书面语必须顺应口头语的变迁而贴近之，然而在方言差距偏大的牵制下，书面语顺应口头语只能适度、渐近和有指导地进行。新闻媒体面向尽可能多的受众，因此，追求通俗化、口语化是大众传媒语体特点所具有的要求，但是媒体处在具体的方言背境中，这种追求超前或过头了，就会陷入方言化，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受众面，同时也为四大基础性矛盾增加了对立因素。就象教育能使新一代人在接受文化知识和发展技能的过程缓解口语与书面语、方言与方言等语言对立一样，重视新词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工作，可以使人们在新事物的层面上，化解既往矛盾，把使用词语的习惯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然而，离开文化语境，离开意识形态语境，离开文本语境和表述语境，搞就词拟词，词与词的对译，这样形成的新词术语一旦放入实际语境，除去有一定试用经验的部分，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在语用效果上不合实际，进而导致对语义或语形的置疑。教育是语言学习使用和引导最重要的衔接环节，然而教育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一旦这个环境因为学科建设的严重滞后，显得知识和技能体系不够实用、不够先进，没有显著的现实价值，将会直接影响教育质量和毕业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于是教育本身的美誉度也会遭到置疑。诚然，由于藏语文四大基础性矛盾的存在，造成了上述运行机理上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这些正是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我们选定目标、考量针对性的参照。
　　我们省民族译协，还不同于一般的学术团体，实行的不是个人会员制，而是单位会员制，会员中的相当一部分直接就是政府的民语管理部门和翻译机构，其中相当一部分会员单位担负着传播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既便是纯粹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也有着贯彻基本国策和基本政策的任务。从高度专业化的要求看，我们大体上属于“土八路”，从纯行政的角度看，我们又属于“真秀才”，因此，我们所说的“加强基础建设，促进母语服务”，确实应该把实施各州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条例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目标，并具备相应的工作方式。学术活动应该是务实的和实用的，编译和著述也应该更直接一些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服务，研究行为更应该着眼于应用研究，只是对基础研究有所依赖。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连续五年的学术研讨也大致体现了这样的特点。鉴于这些，我认为本协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把握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寸，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编译著述要更好地为实施条例提供实际服务。在各州的条例中，对编译群众急需的实用科技、法律常识、市场经营等服务生产生活的读物有多处指导性的规定，这些规定由谁来实施？我们这个团体至少要承担相当一部分任务。由于我们还缺乏术语移植的规范，掌握对路的方法也有待加强，而当代的实用知识对我们来讲，也属于新学科范畴，要在藏语中圆满地表述，光靠热情是不够的。加之，如果在编写的文字功底、传统知识的必要了解、按照学科系统地掌握新知识等方面不具备必要素养，翻译或编译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达到规范或合格的。毛泽东主席关于对待文化的著名观点，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主张，在藏语母语服务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包含了协调好三大关系才能促进文化发展的深刻思想，即文化的古今关系、人我关系、旧新关系得到协调才能促进文化发展，还含有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创造民族先进文化的逻辑指向，而且包含有对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以及发展文化方法论的意义。协调古今关系，强调的是善于继承；协调人我关系，强调的是善于借鉴；协调旧新关系，强调的是善于创新。继承、借鉴和创新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协调这三个方面不仅能使具体的编译项目得到理想的完成，成果的累积结果也必然是先进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文化。传达这种新型文化的语言，其功能及形制也自然是民族个性与时代共性相统一的，适应社会进程的语文体系。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反顾藏语的标准化问题，就是在传达内容的更新中使语文工具本身也得到更新的途径。如果我们着眼于编译出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求的读物，着眼于各州的产业进步和拓展农牧民就业，有许多传统的实用知识需要整理和研究。如建筑学、建材学、药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心理医学、服装学、雕塑雕刻、绘画、音乐、刺绣、戏剧、舞蹈、珠宝学、民族体育等等，包括环境学、圣迹古迹学、礼仪学、民俗学等属于人文学科的知识也具有服务业的产业意义。一部格萨尔英雄史诗，可以在图书、戏剧、影视、动漫、绘画、雕塑以及延伸的各种产品上形成产业、形成品牌。文化为经济建设的产业进步服务，产业进步亦将对文化，包括语言产生重要的推动。如果我们把上述传统知识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相关学科融会贯通，不就是在继承和借鉴的结合上促成了创新吗？！因而可以称之为民族个性与时代共性统一的、民族性与先进性统一的文化形态。
　　二、学术研究要更好地为实施条例提供学术支持。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为学术而搞学术早已没有了社会地位，并且我们这个协会也不适合追求纯学术的发展路子。我们所看重的应该是解决翻译交流中的实际问题，解决语言及语言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方法上就要讲究选题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系统学习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避免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不良学风，选择那些容易理清，容易形成共识，容易转变成规范化建议的课题。每份规范化建议附带论证报告，经由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或省藏语新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办公室，转呈西藏、四川等省区的少语委或藏语委征求意见，取得共识后联合发布，使各州条例的本体规划部分有具体的规范方案可以确认为条款性规定或参照。如在语文表述的数量领域，有序号、数码字、数值、数量、数概念、读数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规范，完全可以通过系统地学习理解，专题的分析研究，分段切块形成论证报告和规范建议。组织以论文形式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时，重视实用文本案例的剖析和在此基础上的归纳抽象，不搞泛泛而论，不搞人云亦云，不搞抄来摘去，不搞无的放矢，促成务实有效的学术风气，真正有益于法规、政策和新知识的翻译传播。
　　三、协会建设要更好地为实施条例提供智能依据。协会的建设工作不能满足于“有活动就会有活力”；“有活动，就多少会有成效”；“学术交流似磨刀，用钝了就要磨一磨，磨不快也会好一些”等自我安慰的说法。应该使协会建设有明确的目标，实现目标任务不得力，可以提出直截了当的批评，甚至可以要求改选理事会和会长、副会长班子。我认为在近几年的目标选择中，应该把为更好地实施条例提供智能依托作为一项重要的目标。如对各州实施条例的骨干人员进行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国际语言法、语言规划学等方面的培训辅导；对重点传播单位和学校进行条例实施中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讲座，包括教学（播音）语言的规范化，双语教育的体制机制建设，双语教育的师资培训等等。如对翻译人员进行培训和资质认证，对群众工作部门和窗口行业进行双语语言能力的培训和资质认证，对各州语言管理课题组织项目论证和项目招标，对民族语文的产品说明进行规范化鉴定等等。总之，条例的实施比制定更为重要，要实施好、落实好条例，还有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花气力去跟进。
　　近年来，达赖集团和国外敌对势力时不时地叫嚣“藏族文化毁灭论”、“藏族语文毁灭论”，我们在坚定地揭露他们别有用心、挑拨是非、混淆视听，破坏民族关系，分裂祖国险恶用心的同时，也要反省自身的不足，懂得各会员单位的任务不只是翻译或语言文字范围的业务，我们还肩负有政治使命和历史使命。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使一个曾处在黑暗、落后、封建农奴制的藏族社会跨越式地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也承担着建设者一份责任。
　　本协会成立之初，就有同志建议我从翻译和语言规划的相关性方面谈谈意见，一直也没能做到。由于本人对相关学科的掌握还很浮浅，对藏语文的真实面貌也缺乏思考，做不到提取精要、融会贯通，时至本次会议将要换届，会议主题也已属于这个方面，才免强完成了这样一个文稿，算是有个交待。由于水平所限和思考还不够深入，肯定存在一些没有表述清楚，或者表述得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不要顾虑，给予批评指正，我会诚恳对待。
　　最后，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祝同志们在会议期间过得愉快！祝我们的协会在新一届理事会的带领下取得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