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花朵》京城作品研讨会发言选登
4·14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作家协会、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作家协会第一时间组成作家采访团,深入灾区一线,采写了大量抗震救灾的文学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抗震救灾的感人事迹,抒写了大爱无疆的情怀。5月14日,作为这些作品的集成——报告文学集《玉树大营救》和诗集《废墟上的花朵》即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诚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说的那样:“这两本书,承载了中国作家对玉树人民的牵挂,记载了玉树人民面对灾难的坚强,表达了人类应对灾难的反思和对生命的无限敬畏。”6月1日,《玉树大营救》和《废墟上的花朵》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在京的几十位著名评论家和有关领导、作家、专家参加了研讨会。本报“江河源”副刊特辟专版,选发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文学在高原上见证奇迹
李炳银 197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69年应征入伍,历任沈阳空军、北京空军战士,《文艺报》编辑部记者、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员等。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文学感知集》、《国学宗师——胡适》、《当代中国报告文学流变论》等。
地球上出现的各种自然灾难如地震、洪水、干旱、瘟疫、飓风、火山喷发、森林大火等等,似乎就是人类摆脱不掉的魔咒,时刻突然地就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我们不必诅咒灾难,这就是自然。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合理科学的应对。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还没有彻底得到救治,2010年的4月14日7时49分,位于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三江源头,被人们心爱地称为“中华水塔”、具有独特的地域风光和宗教、民族风情的青海省玉树地区,又突然发生7.1级的强烈地震。一座美丽的高原古城,十多万各族、各界僧俗民众,立刻就被一种巨大的恐怖地震灾难所打击和笼罩。我们的民族也再一次无法选择地需要面对这场特殊的高原大营救。
也许由于现代化的新闻传媒手段的快捷、简便,在地震发生后不长的时间,人们就很快得知地震的消息和地震现场的相关情况。看到遭受严重损毁的城市和农舍;看到被地震伤害的人们和还被掩埋身处困厄的人们;看到高原人们和谐美满的生活突然变得艰难和危机连连的时候,我们甚是惦记和焦急。玉树在危难当中,玉树急需救援,这样的消息就随着一束束快速传递的电波,迅速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很多相关单位的立即反应,又一场全国动员的抗震救灾,生命大营救活动在各地展开。中央和青海地方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迅速成立,很多地方抢险、医疗救护队伍的迅速集结和到达,大量救灾物资的筹集和迅速调运,使得这场生死的营救显得从容,条理、高效和富有成果,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的国家在应对突发性灾难事件时的进步和力量。表现了以人为本,不惧灾难的豪情与毅力。
在这次规模宏大的抗震救灾,生死大营救中,依然没有缺少中国作家的及时参与。在地震发生的当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李冰就和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联系和商定,立即组织派遣以青海当地作家为主再调动其他地区年轻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等参加的赴灾区作家采访团,迅速深入地震现场,对这样涉及人们的生命、情感、精神,性格、胸怀和行为的各种特殊对象作现场的采访和记录。真正富有价值的文学创作,总是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人民的利益目标相一致。这些年来,我们的作家,特别是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同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巨大改变事实结合在一起,和很多巨大的事变与建设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这种改变中欢呼、思考和忧患,在现实的进步中赞美、感动和抒发,为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留下了很多非常真实和珍贵的文学记录,必将为后人所看重。如今,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报告文学《玉树大营救》,就是我们的作家几乎和事件同步,在玉树地震灾难的大营救现场,采写和记录的珍贵文字。这些带着灾难的恐怖气氛,带着大营救的悲壮救援精神、行动,带着以复杂的情感面对生死对象的庆幸与遗憾情绪,带着真诚的感动和难忘的记忆的文字,是不到真实的现场就很难发现和得到的。所以,尽管人们已经从新闻电视的相关报道中,了解了许多有关这次地震和抗震救灾中的内容,但这些比起新闻消息来或许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和集中的很多内容,依然是新闻无法替代而显得非常珍贵。扎西大同村263户村民的房子在地震中全部倒塌了。村委会主任才哇家里有三人遇难,而才哇却没有顾及自家的不幸而一直为村子的事情奔波忙碌;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巴塘村九年制寄宿学校的校长尕松达杰,在地震中失去了18位亲人,可他却始终惦记着自己的学生和行动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玉树抗震救灾卫生防疫组副组长王秀芹的丈夫,在地震中腰部严重受伤,临去西宁治疗前,惦记的不是自己的病痛,而是嘱咐妻子王秀芹:“你是党员,要好好工作,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我的身体不行了,你就替我多干点工作吧。”像这样在灾难面前不顾自家的悲伤,却一直惦念着他人的人们还有很多。这种无私高尚和朴素的情感精神情怀,是灾难恐怖中的坚强和温暖的力量,是在灰暗中射向悲苦中人们的阳光,会给人们光明和温暖的关怀与鼓舞。这样真实的文学记录,是看似质朴实则浓郁的真情书写,胜似哪些文字华丽但却内容苍白的夸饰文字。
每一次救灾的现场都是相似的,但每一次救灾的内容都有各自的不同。例如这一次救援,就是在高海拔地区的救援。《玉树大营救》正是这次特殊地区救援的个性面对。作品用一个个仿佛是特写镜头,将军民众志成城的壮观救援场景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高寒缺氧,路途遥远,语言阻隔等不少特殊的原因,给救灾带来不少的妨碍。但是,从党中央的总书记,到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一直到青海的书记、省长,到玉树的各级领导和僧俗民众,到来自全国各个相关部门战线的救灾队伍和志愿者,都将一切为了生命,不放弃任何营救生命的机会和努力作为第一目标。所以,作家们这些从不同的侧面记述营救行动的文字,其中有很多克服各种困难,忍受自身痛苦而给受难者以生命机会的情景。人民军队,勇往直前;各种救援队伍,昼夜不歇;陆空驰援,分秒必争;废寝忘食,肩扛手刨;生命第一,灾民为重;相互救助,共同奋战。生死瞬间,奇迹不断;僧俗协作,英雄身手;悲情豪迈,感天动地。这部《玉树大营救》是一部记述全国上下,军民同心,各族各界共力,英勇悲壮救灾的交响,是文学在灾难面前的特殊担当和出色表现。
和人们时常接触的很多作品不同,《玉树大营救》明显的是一种团队协作写作的结果。这些真实地记述了丰富的有关人性、精神、情感和生活内容的文字,既不完全是个人的独立创造,也不是那一个人自己所能够全部承担。所以,这本书明显地带有将大家的采访写作成果根据不同的内容整理编辑的特点。这种以隐退作家个人作为的编排,是为了突出事件的本原面貌,使人们便于更加有条理的理解感知救援的对象。这些作品或许因为时间紧迫,或许因为编排调动,多少存在记述匆忙,表达直接和文字简略的不足,但从中依然可以看见作家们的用心和真诚付出,感受到作家在记述过程中哪些时常的感动和努力。
在《玉树大营救》的写作中,我们的作家也同样表现了一种情怀和豪迈,不论是采访团团长梅卓,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不惧高原严寒和风险艰难;还是来自生活在平原的作家不顾高原缺氧,头疼、胸闷的痛苦;还是采访团其他成员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实际采访的行为,都无不表达着一种担当和责任使命的精神。我们的文学,总不能够只在个人的忧伤、绝望、游戏中生死。我们的文学只有在与社会和民众的需求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利益中表现出自己的作用与力量。《玉树大营救》,就是文学投身社会,投身民众急需的表现,就是一种不缺席,不冷漠,不自贵的表现。表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和维护生命的高尚无私精神行为的文学弘扬与关爱情怀。
灾难会过去,可真实记述灾难和抗击灾难的文学,却会走进历史!
以神圣的仪式完成一次诗歌的祈祷
贺绍俊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长年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有著作:《文学批评学》(与人合著)《鲁迅与读书》等。
短短两年,在中国的大地上接连发生了两场特大地震,令全国人民震惊。地震也在检验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家和诗人们以自己的行动和作品向世人证明了,中国的当代文学仍然是有灵魂的,仍然是有力量的。如今,由中国作家协会直接参与完成、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玉树大营救》和《废墟上的花朵》,就是一份最令人信服的证言。
《废墟上的花朵》是一本为玉树大地震而作的诗集,从4月14日发生玉树大地震,到《废墟上的花朵》出版,中间才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是多么惊人的创造速度,它比曹植的“七步成诗”更加伟大。但是我拿到这本诗集时并不感到诧异,因为我在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就看到了文学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行动的。
在中国现代诗歌传统中就存在着一个行动派诗歌。行动派诗歌的诗人们始终把自己的心拴在现实大地上,同时更是身体力行,直接投身到与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相关的社会生活之中,在行动中他们获取了诗歌的灵感,我将这样的诗歌称之为行动派诗歌。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在狂风暴雨中,还是在风和日丽下,行动派诗歌始终都在行动,只是有时候诗人们的行动游离在大家的视线之外,于是有的人误以为诗人们都是远离现实的、只关心自我的怪僻者。可喜的是,在这两次大地震中凸显出行动派诗歌的风采。这本诗集中的许多诗人就是这次地震的亲历者,也有不少诗人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灾区进行采访,参加抗震救灾的。他们的诗歌还留着行动的印记,还滴着行动的汗水。
就像这本诗集中诗人拉吉卓玛所发问的:“玉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也曾经有过疑问,在抗震救灾这样紧张艰巨的行动面前,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呢?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人们最需要的是搜救犬、挖掘机、矿泉水、帐篷、方便面……所以诗人马非面对这些急需物资时,吟诵道,先于这些东西抵达玉树的,“是我的诗╱但又有何用”,然而,诗人最终充满自信地说:“当这一切都已过去╱地震的二十天后╱我的诗开始显现意义”。是的,诗歌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无形的,是绵长的。从这个角度上,我愿意把诗人们在地震中的写作看成是一次“诗歌的祈祷”——“我们双手合十 放在胸口╱真心为你祈祷”(鲁仓·旦正太)。诗人们何尝不是以虔诚之心为玉树地震的受难者祈祷,于是诗人说:“就让我用心书写这首诗╱将你的灵魂高高抬起╱让十万佛法的明灯╱将你照得透亮”(卓仓·果羌)。诗人们也是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为灾后的玉树祈祷,于是诗人说:“我祈祷灾后的玉树╱格桑花依然姹紫嫣红 灿若云霞”(张翔),“悬挂在玉树的白云,是千万条╱代表着祝福的哈达:玉树,和天空一样高!”(洪烛)对于震后的玉树来说,这样的诗歌就是飘在上空的吉祥的白云。
诗歌的祈祷虽然不能像挖掘机那样迅速清除废墟上的瓦砾,但它能够抚慰人们的心灵,能够支撑人们的精神。《废墟上的花朵》仅仅是编辑了一本诗集吗,不,它是在举行一次神圣的仪式,101位诗人站在了一起,共同完成了一次诗歌的祈祷。我愿意双手合十,与诗人们一起为玉树祈祷,同时,我还愿意在我的祈祷中多一份祝福,这份祝福献给行动中的诗人和诗歌。
民族精神伟力的一次精彩定格
雷达 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中国小说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甘肃省文学院名誉院长。著有论文集《小说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等。
青海玉树大地震,是降临在我们国土上猝不及防的又一次大灾难,它成为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品格的又一次苛酷的检验;这检验是敲击,使得中华民族固有的崇高品格骤然间迸发出来,成为宇宙间最耀眼的一道光芒。报告文学集《玉树大营救》,便是这光芒的一次真实记录和精彩定格。
《玉树大营救》犹如一曲多声部的合唱,整部书内容翔实、丰富,信息量大,叙述有点有面,有宏观有细节,全景式地展示了玉树地震从突发到救援、再到重建的全过程,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首先,是文字的真实有力。写作者们完全是亲历亲见,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景,有亲临现场的震撼之感。比如开篇“悲壮的叙述从坍塌开始”,就以两个亲历者发自肺腑的真切之声,将读者带进了那个恐怖的黑色时刻,感知地震发生时恐怖的一幕,和大自然的巨大的摧毁力。《亲历4.14大地震》(江洋才让)和《4.14那一天》(阿琼),记叙逼真,感情强烈,很有文献性,同时让人知道好文章是从人的心田里自然流出的。这本作品集基本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展开的,条理清晰,一目了然,一路读下来,便知道灾难降临后,党中央怎样在第一时间迅速部署,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怎样亲赴灾区,在困难时刻与人民在一起共抗天灾,同担苦难;看到军队、武警、消防、交通等子弟兵与社会各行各业怎样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前往救援;从灾难开始的一刻,全国人民的心便与灾区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及整个中国怎样在这个特定时刻集结起来,怎样积极捐款捐物,而救援物资、救助资金怎样似洪流从四面八方滚滚涌向玉树,生命的通道怎样在空中和地下同时拓展,延伸成为一条大爱之路……
作品集里的文章都是作者心灵直接迸射的火花,不需酝酿,也没有雕饰,显现出真实情感的力量。比如《驰援》(祁建青)写道:“人命关天十万火急。一路警笛声声,开赴震区的军警车队不断。各高速路收费站敞开专用通道。我知道,踏上这条吉祥通道的,是将与死神进行决战的尖兵。我知道分量轻重。一路致意,眼神的回应触动了我,我双目涌泪……”
我们知道,玉树人口以藏族为主,是一片具有浓郁佛教文化气息的土地,这里的僧侶也相对较多。此次玉树救援,民族团结的合力和宗教信仰的坚定显得尤为突出。梅卓的《历史在这里哭泣》和张宗堂等人的《绽放民族团结的格桑花》两篇很有代表性。灾难发生后,“汉族同胞来了”,“回族同胞来了”,“维吾尔族同胞来了”、“羌族同胞来了”……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多数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的。《历史在这里哭泣》以文物抢救和保护,僧侶自救和救援为重点,细笔描绘了玉树境内禅古寺、结古寺、文成公主庙等文化古迹受灾前后的情貌,以及在灾难考验面前僧侶们所表现出的镇定超然,无私无畏,以救人为己任的生命境界。在这里,各族兄弟姐妹生死相依,共同面对,团结互助,亲如一家,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合力抗灾的动人之歌。
这本报告文学集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人物形象感人,许许多多人物读来活生生如奔走于身侧,看得见他们的焦灼和坚毅。如年轻民警巴东周、55岁的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吉格勒(《唱响在雪域高原的铁血壮歌》),骑兵连连长李金国,青海正平路桥集团公司工人李德业(《李德业:永远的旗帜》)、青海消防救援部队总指挥刘江民(《废墟上--生命大救援》)等,都令人难忘。其中李春雷的《玉树日记》所写的“双手捧着一个奖状大小的纸板,上面歪歪扭扭却又清清楚楚地写着两个殷红似火的大字:谢谢!”,悄然站立在公路旁边的,“约有五六岁样子的藏族小姑娘”尤其令人情思触动。通过这个“蓬乱的头发,瘦瘦的小脸上是典型的高原红,额头上凸起一道长长的已经结痂的伤疤”的小姑娘奇异的举动,表达了作者深切的感悟和思考:“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虽然还不够富裕,虽然还有那么多的不如意,但我们从来都不孤单,从来都不缺少相互的关爱。特别是灾难来临的时候,这种热辣辣的感情便会像潮水一样围拥着你,就像现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深情问候和沉甸甸的捐赠把这个偏僻的狭窄山沟挤得满满的。”毫无疑问,玉树大救援是国家力量的见证,是民族精神的见证,更是人民伟力的见证。只有人民的力量才是宇宙间最恒久宏劲的力量,无坚不克,战无不胜。
这部报告文学集出版得快,也出版得好。2010年4月14日清晨地震突发,到2010年5月上旬,书已面世,前后不足一个月时间,而此书不仅文字简练畅达、感情饱满,主旨深刻,而且从装帧到印刷都比较美观考究。这是众多作家和出版者共同的心血。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正如书的序文所指出的:“这些作品不是单纯地记录灾难,而是在灾难中感受和发现社会生命观念的进步,发现生命的可贵和珍惜生命的崇高。”用作家的笔来描摹和陈述一些特殊历史时刻的情状,留下真实的刻记和感思,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美丽和刚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报告文学集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体现了文学独有的价值和魅力。
灾难中绚丽的精神花朵
牛玉秋,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2年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历任山西省五台县中学、广播站、文化局、陕西省《延河》编辑部工作人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处处长。
这本诗集题名为《废墟上的花朵》。废墟上的花朵是什么?就是绚丽的精神之花。21世纪以来,我们居住的星球上灾难频仍。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瘟疫流行。不断发展科技的人类终于认识到,我们似乎永远不能终极灾难。既然人类消灭不了灾难,人类就得学会面对灾难的生存。人类精神在灾难中绚丽开放,这本诗集就是精神花朵的文字记录。
灾难是感情的引信。在常态生活中,人类感情受不同文化的制约,在表达环境、表达方式上有着不少禁忌。而灾难打破了所有禁忌,使感情得到了最本质、最深刻、最直接、最彻底的表达。从而使人们一下子看到彼此间的感情纽带有多么坚韧,并成为此后相互帮助、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心理基础。那是对家园的热爱,它让诗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就在玉树“曾经死去的地方”作为它的重生之地,“只因为在你的废墟深处/掩埋着一代代祖先的遗址”(吉狄马加:《玉树,如果让我选择》)。那是亲子之爱,母亲“用自己的躯体/扛下了青藏高原的重量……用自己的生命/为幼小生命再次创造了奇迹”(多智合:《天堂相约》)。父亲记住了两岁的儿子“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给他的亲吻:“你的小嘴轻轻地碰了我满是尘土的脸。那是我从来就没有过的感觉。”(江洋才让:《念珠散落的时候》)那是对生命、对同胞、对祖国的大爱,大爱无疆。以至诗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只有灾难才能驱除人间的隔膜/如果只有救赎才能重获良知与温情/如果只有泪水才能让人心变得柔软/我甚至想说:谢谢灾难”(多杰群增:《玉树:废墟上的春天》)。
灾难是感动的源泉。在常态生活中,饮食起居日复一日的往返循环,麻木、干涩、枯竭了我们的感觉神经。而灾难以其强烈的刺激,使感觉神经从沉睡中猛然惊醒,重新恢复了敏感、敏锐。正如诗中所说:“血流在心里/痛嵌进骨头”(宋长钥:《今生牵着你的手》)。与死神面对的小女孩让我们感动,在被救出以后她说:“我打扰你们了……”,“在浩劫面前在地狱之门/依然谦恭地像鹰一样/爱护着生命尊严的羽毛”(叶延滨:《献给玉树的女儿和儿子》),十岁的小男孩才仁旦周让我们感动,“一点儿也不张扬,就这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曹多珠:《才旦仁周,你让我感动》),废墟边的大眼睛让我们感动,“你血染的面庞/在荧屏注视着我们……注视得整个中华都心疼”(董生龙:《废墟边的大眼睛》),与死神角力的鲜血淋漓的十指让我们感动,“是最值得礼赞的角力/生命的光焰庄严”(郭建强:《争夺:与死神角力》),一句话也让我们感动,“一个冬窝子是我固定的家/一顶帐篷是我流动的家/一个爷爷说的‘家园会有的’,是我永远的家”(姜仲:《拉伊或家园》)
灾难是感悟的砧石。在常态生活中,人们在惯性中生存,疲于奔命于日常所需,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生命存在最根本问题的思索。而灾难以其对人类生命财产的重大破坏,将生命的价值、生命的脆弱与坚强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空前明晰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迫使人类思考并感悟。这中间有对价值的重新认定,“废墟之上/鲜血和泪水/校正了人们对纸币的认知……高傲者和狂妄者/都不得不低下骄矜的头/向大地忏悔/承认生命的脆弱与渺小/而大爱无限”(郭守先:《面对哭泣的玉树》)。也有对生命存在时间与空间的认知,“时间的河流蜿蜒而下/无论辽阔还是狭仄/我们总会在河岸栖居”(韩涛:《安魂曲》)还有对人性的确认,“大灾让生命回归平等,大爱才是人性真正的源头”(李晓伟:《玉树的见证》)。更有对精神信仰的回归,“在未知的自然面前/在现世的无法言说之中/在肉体的痛苦摧灭心志的焰火时/他们只是相信 众神未死”(萨仁江措:《众神未死》)。
而在所有这些诗中,16岁的少年诗人开周格来的《4·14》最令人动容,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六行,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他述说着生命的意义,“自此我憧憬未来/向往爱的未来”,述说着生命的成长,“挥手告别它/无知的小时候”,述说着友情和思念,“若生命回旋/我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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