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明在2007年全省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同志们：
      循化是我们青海的小江南，七月的循化景色更加迷人。在海东地委和行署的关怀下，在海东民宗局和循化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7年全省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积石镇召开了。在此，我代表青海省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协会向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并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出席今天会议的省民委领导、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领导、省科协的领导和海东行署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翻译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常常伴随着国家民族的社会大变革、大开放、大繁荣时期，它的意义不只限于文化领域，是从语言和文化发端，深入到政治、经济变革和科技进步等诸多方面。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正向着更为深广的领域拓展。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国内的族际交流和国外的国际交流两个层面都在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积极作用。
    2004年联合国人权组织把翻译的性质定为母语服务，使用母语和享受母语服务是每个人的权利。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语文工作是我国整个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语文翻译又是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联系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同时也是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宣传好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促进经济、科技和各项文化事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熏要途径之一。我们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省份，历来都很重视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现在全省民族语文翻译机构已经健全，翻译队伍不断壮大，可谓成果累累，成绩斐然，和兄弟省区一样，处在历史最好时期。青海民族译协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译协的工作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补充。
     为了推动译协工作，促进我省各项事业的发展，青海民族译协成立短短两年问就开展了大量工作。我们积极参与了全国性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2∞5年向第十一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选报了13篇论文，选派七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有3篇论文分别获得一、二等奖。继之我们先后召开三次学术研讨会：2006年7月1O日在海西召开了2006年全省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39篇论文并对参会论文进行了评奖，2篇论文获一等奖，4篇论文获二等奖，7篇论文获三等奖。论文评奖活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翻译工作者研究翻译的积极性。2006年8月，我们又成功主办了第八次全国民族译协会长秘书长会议，全国十三个民族省区、二十二个民族自治州和在京民族语文翻译部门以及国家民委语信司、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领导和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有利地推动了我省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海东地委和行署的关怀下，在海东民宗局和循化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下，今天我们又在美丽的积石镇召开2∞7年全省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此我由衷地预祝这次会议取得新的成绩。[FS:PAGE]
    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王佐良先生曾经这样说：“人们喜欢谈翻译中‘对等词，的重要，殊不知真正的对等词应该包括情感力量，背景烘托，新鲜还是陈腐，时髦还是古旧，声调是和谐还是故意不协律，引起联想是雅还是俗等等方面的‘对等，，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但也正是这些不易，使翻译跳出‘技巧，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使它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无数代有志之士——他们明知其大不易而甘愿为之，而且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他们是再创造的能人，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搭起桥梁，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工作变成～种英雄的事业”。翻译行为作为一种知难而为的处事情怀，因其无法估量的文化及文化传播的意义，得到各民族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和奋力参与，他们在成为文化伟人的同时，不仅对文化传播功德无量，而且对翻译者及其业绩以高度赞扬，称译师为“世界之目”，称译事为“架设文化桥梁”，称译绩为“灵魂的见面”，称译业为“和平获得财富的事业”，而且认为认真的翻译是只有具备英雄本色的人们才能承担的工作。正因为翻译事业的神圣和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虽然很难，很不容易做好，但抱负重大使命的先驱们前赴后继，研究翻译的成败得失，并以无比真诚的胸怀期盼着能使同业者排除万难走向成功的每一项新的探索成果，期盼着使这些高贵的生命在人类追求进步的征途上少一些曲折和延误，多一份成效和进步。这种情怀可以在翻译学说本身的发展历史中得到充分的见证：简而言之，从零星的经验到原则的归纳，从原则到理论的提升，从理论阐述到科学和艺术的追求；关注点从原作者为中心到文本为中心的迁移，从文本为中心到受众为中心的迁移；研究视野从语言到文化的探索，从文化到思维的探索；还有通讯信息技术为参照的研究，符号系统与翻译类比性的研究，跨文化交流与翻译的同步性研究，翻译规则化与机器翻译的研究，乃至翻译自动化的研究，等等。由于他们胸怀大我而不失为仁者，由于他们变不可知为可知，而不失为智者，由于他们追求的是使智慧和财富得到更合理更广泛分配而不失为义者。这样的仁者、智者和义者，集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于一体，可谓是真正的英雄。就本质而言，翻译实践和译学探索是一个塑造高尚人格和成就高尚业绩同步的过程，凡是负责任的翻译和译学探索的确就是这样的。
    当然，翻译从业人员中也确有一些人为的是一个饭碗，一个糊口的职业，译学探索者当中也确有为评上职称、获得一个头衔而写作的人。在从业观念不纯真，或无视职业道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翻译行为也可能给后人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或许只是对后续的复审、终审和其他审校人员造成麻烦，或许是对一定范围的读者和听者造成误解，或许其影响更大一些，造成语言污染和文化误解。因此，在各民族交往空前频繁和全球化的趋势为翻译工作提出多重任务的情况下，翻译作为人类文明进程文化和谐的助推器，作为一个各民族都空前重视的事业而面临飞跃性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强调和重视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依照一个高尚的终身职业的要求加强自身修养。
    在日常翻译事务中，有些人对翻译行为抱有不小的误解，即认为通晓两种语言就能从事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其实绝非这么简单。语言的模糊性也体现在“通晓”一词上，即了解个大概也可以算作通晓，而真正通晓一种语言文字要经历几十年甚至终身的学习和体会，而且要有各种语体、文体的训练和积累，近乎运用这种语言文字达到演说家、雄辩家和大作家的程度，才可能是真正通晓。要达到翻译家的状态，第二语文也应接近类似的水平。其实翻译活动所译的不只是语言，更重要的是文化、是思想。虽说我们始终处在某种、某两种、甚至更多种不同本元的文化氛围中，但要基本懂得身处其中的文化，必须对相关不同语文表达的精典文化及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具备五成以上的了解，才可能适应一般的翻译工作。如果要达到翻译家的水平，那就必须近同大文人、大学者，从文献阅历和生活阅历两个方面具备学者的基本素养。虽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彼此交流思想的社会环境中，但要懂得人类思想是怎么回事，就必须是一位思想家。人类思想的精华通常是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也就必须是一个理论家了，而且必须是一个有主见、又不陷入流派和门户成见的大理论家。文化和思想有多么复杂，语言就有多么复杂，因为它们[FS:PAGE]之间是载体与被载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语言文字本身也是文化的必有内容。如果我们把职业目标定在翻译家的层位，那么，似乎必须同时具备演说家、雄辩家、大作家、大学者、思想家二理论家的素养。语言文字现象，思想理论现象，文化艺术现象，只是社会的几个层面，它们附着于社会生活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当今的翻译事业，卑己不是文化范围的族际国际交流通道，而是渗透予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一面向综合方阿发展，一面又向更细的专业方向发展。作为翻译家，必须懂得社会、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对这些大面上的学问，即便达不到专家水平，也应该知道其历时面貌和共时状态，也就是知道其来龙去脉。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认为综合性人才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是：世界眼光、整体意识、理论功底、操作本领、战略思维。那么当代的翻译家大致也应具备类似的素养。要具备类似的素养，就需要在有计划的阅读、研究、游学和参与社会实践上下功夫，使自我塑造的过程自觉化。我们省里的民族语文翻译协会，虽说有数十家会员单位，上千的专兼职从业人员，值是在翻译国内外精品论著、编译典范工具书方面尚没有取得数得上的成果，在《民族语文》、《民族译坛》、《译苑》、《藏语文i作》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质量不高，这些现象都说明我们在职业化、专业化和综合素养、学术素养等方面水平还不高，还需要刻苦努力，这样才?能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青海有所贡献，才能适应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局，才能融入经济及信息奎球化的主流。
  一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地名与翻译，确定这样的主题有着多方面的用意。从省内来看：一是我省的地名普查工作滞后于全国，两年前确定海南州先一步进行地名普查试点，目前这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到了深入研究一些问题的时刻；二是随着青藏铁路的胜利通车，沿线站点和标志性地名的确认、规范和文化内涵的揭示成了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并波及到其他相邻地区的地名，对新闻翻译和有关文件翻译提出了一些过去不曾注意的课题；三是随着我省旅游业热起来，向外界介绍人文地理涉及到揭示地名文化内涵的问题 ，而且一地多名不仅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民族的不同方言和不同地区之间，这些都涉及到如何翻译介绍问题；四是同样由于旅游业的兴起，不少城镇为了突显本地标志性地名和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从而彰显地方支化，用，这类地名命名街道，或将原街道名改为这种彰显地方文化的名称。处在环青海湖旅游圈的海南州在这方面的动作最大。
     从全国来看：第一，出现了趋“名”追“利”的改地名热，就是通过提高知名度获取多方面的利益。如云南的思茅巿改为普洱巿，中旬县2名为香格里拉县，四川南坪县2名为九3沟县，稻城县2名为香巴拉县，湖南的大庸巿2名为张家界巿，这些地的变更的确带来了名利双收的效果。但是，有些地名的更改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如湖北荆州地区、沙巿巿和江陵县所设的荆沙就因为掩盖了“荆州”这一地名中蕴涵的历史文化息，不被大众所接受，重新换回了荆州的名称。今年6月24日，苏州巿西山镇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西山镇将正式更名为金庭镇(认为“金庭”寓意为“金玉满堂”，原名有“日落西山”、“日薄西山”的含义而不吉利)，并于6月28 日正式更换牌子。此事于今年2月向苏州市政府提出，并于5月30 日获得政府批复。这件事首先在网上引起了“口水仗”。西山镇地名沿用已久，可追溯到唐朝，许多企业为创“西山”品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许多商家也为之丽努力，群众已经因这个地名而形成归属感，在当地电视台做的舆论调查显示，有81_％的观众对更名表示反对。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马6立说：“地名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是地区信息的载体、信息交流的导向，频繁地改动不[FS:PAGE]仅不会使当地经济飞跃，反而在一定度上影响了企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更改名称，对于当地民众来说是头等大事，因为城市名称不仅仅是个符号，是大家共同的‘招牌’，里面还注入了民众很多的记忆和情感。一旦地名被更改了，便减少了民众对于地区的归属感，并且给大家的生活来一了很多的不便。”政府的管理成本、企业的经营成本、公众的生活成本，也都会因为方改变而提高很多。第二，近来江苏省正在给一些古老而文化内涵丰富的地名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罗说明了地名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加以保护的必要，保护古地名也是保护文化资源，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第三，地名学是传统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汉语传统地理学包括地名学、地形学、区划学、相地学、游记学等内容，藏语传统地理学科包括的内容与之很相似。近代以来，由于引入西方科技的影响，不少传统的民族学科被忽视，甚至被当作迷信、“四旧”、“民间文化”而加以贬低。因此，国民的地名学问、地名意识、地名的合理使用都被忽视，教育体系中也没有地名学应有的位置，以至于有些法规的执行也不够认真。1984年我国颁行的《地名管理条例》规定：除重要的、名不副实的或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等非改不可的地名外，其他无特殊理由的地原则上不改。并指出，“地名的命名应遵循有利于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与有关各方协商一一致。”还规定“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改名不成功的恰恰就是违背了《地名管理条例》的。
    上述省内外有关地名的一些情况都为民族语文的翻译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需要认真研究。其实我省少数民族语文中使用地名的种种问题由来已久，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专题研究的方面。下面我将由近及远地列举若干实例，我的主张是能不改则不改，小改能规范的不大改，音译地名从其主。
    例一，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街子这一地名，出现在清中期的藏文文献中，()就是“撒拉街”的意思，人口的主体是撒拉人，同时又是街，应该说是很准确的，并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城镇道路命名有一个传统，即东西走向的称作“街”或“市"，南北走向的称作“路”或“道”，藏语也受到了这一理念的影响。东西走向的称街是因为方便随季节气温条件摆摊子、设卖场，天冷时背北面南，买卖双方都比较暖和，天热时背南面北，买卖双方都比较凉快，因此市场兴隆、生意稳定，街和市才形成一体。南北走向的道路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生意也就不够稳定，市场也就不够常兴，主要的功能仍然只是通道。藏语保持这个传统地名符合“街予”的本意，提示了它的早期走向和功能，反映了这里的商业兴起得早，撒拉族同胞善于经商的历史文化内涵，不爱读书的译者采用音译方式，且方言语言和普通话语音不一致，不仅影响地名的古今一致性，也影响它在藏族同胞，包括蒙藏兼通的蒙古族同胞中的知名度，而且“街子”的语音毕竟不是撒拉语，如果是撒拉语则又另当别论。
    例二，乐都县这_地名来源于藏语这在学术界没有分歧，分歧在手来自藏语的()“七沟”还是()“沟汇”，在藏语中又是两者皆用，那么汉语音译时似乎是以后者为蓝本的，而本地藏语中当今又以前者最为流行。在这种情况下，藏文又采取了回译汉译之音()的作法’，造成了文一个差异。汉语是一个见长于形义而语音较简单，注音效果不佳的语言，它在音译藏语这一地名时音差导致了与原音都有一2距离的状态，参照此音回译时便出现了第三种语音形式。其实，不争论原有两个地名形式(本质上是相同的)哪个为准，以本地减语流行形式为准；则不会出现第二、第三形式。保持汉文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建议乐都县政府[FS:PAGE]确认当地藏语流行的形式，这个问题在藏语中也就解决了。碾伯的地名也有类似的分歧，个别学者认为它是藏语的()，这属于望音推测，而没有进行认真的社会调研。其实这一地名是()的汉译，取意为“杏子青稞早熟”的地方，说明古代比相邻藏区农业兴起得早而气候热，由这个地方迁出而散居于我省各地的人口至今仍然准确地保持着原名，因此可建议乐都县政府确认一下在藏文中准确使用其原名即可。乐都、民和、平安几县境内有相似问题的地名还有几个，是由于藏文化的退化导致的，可考虑认真调研一番，一次性解决。由于不是改名，而是恢复藏文本身准确的写法，所以并没有太大难度。
    例三，黄南州的“黄”和河南县的“河”其实都指黄河，在汉文中两个词素拆开用形成了某种区别，到了藏语中两个词素拆井用就显得怪异，于是直接称()即蒙古县或音译汉音的分歧就出现了。一个地名用于两级行政区划的例子在我国是很常见的，远的不说，仅藏区就有若干实例。如阿坝州和阿坝县使用的是同一地名，甘孜州和甘孜县使用的是同一地名，玉树州和玉树县使用的是同_‘地名，因此可知黄南州河南县用黄河的两个词素分开冠名其实质也是一样的，到藏语中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由河南县本身确认一下就行了，汉文中不需要变更。但是，在河南县没有确认以前，以更为流行的音译形式为好。
    例四，共和、民和、河南等地名在藏语中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其拟音标准是汉语青海方言，在建国初形成这种局面是不难理解的。但到了5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语言政策开始形成，推广汉语普通话、实行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语言政策的头三条。近年来这些政策已转入法治化轨道。因此，音译汉语地名以普通话为拟音标准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应遵循法治化的趋势。因此，做一些调整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不属于改地名，而是拟音遵循国法的问题。超出国界．后还有个遵重国家主权的问题，如历史上藏语称尼泊尔为()“泊窝”，现代臧语称22，就是这样的道理。历史上藏语称不丹为“舟巴”()，现代藏文词典中写作222，我国与之建交之后本应有所调整，即遵循名从其主的原则写为222，这是该国视作规范的自称，在其自述历史中有明确的反映。为什么藏语同汉语、英语的音译有所差别昵？因为藏文系足字在现代语言学中被认作半元音和过渡音(两个为半元音、两个为过渡音)，这类语音容易脱落，作为同一种语言，在不丹语和藏语中是相似的，过渡音脱落以后，就成了2222的音了。藏语的222变为2222，而汉语音译为“八一镇”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音译地名和同一语种指称主权实体受时代变迁和政治的影响。
    例五，地名常常有相互对应、互相配套的关系，如青海湖的地名就是这样的。海心、海肺、海肝(指认不一致）、海脾(现鸟岛)、海胃(布哈河口)等等。就说布哈河这_一地名，原意为胃，即2222。还有海南州兴海县的河卡镇，藏语原意2222——胃状水草沼泽，经过讲汉语和蒙古语的人们叫这些地名，语音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写入藏文时因为不注意地名．的成因，随意写一一个近似的音，对藏语地名来讲就造成了混乱。这些都说明许多人心目中没有地名学的意识，写地名太随便了。再说“可可西里”这一地名，蒙古族群众理解为“美丽的姑娘”也好，，理解为“青色石砾的山梁”也好，可以随他们的心愿。就藏语来讲，这个地名仅仅流行于唐古拉地区的牧民中，原意为锦泰蓝盘，因为许多季节河的河床形成图案状，．好象锦泰蓝的铜胎图案，在词典中的写法为222或222，因为西藏的方言中把222发成222，蒙古族同胞借用藏音时通常把一个词的末尾音节按音素分别发音，如222就发成“巴力”，因此222就变成了“西里”。考虑到这个地名在藏语中并不著名，著名的称谓是“阿钦唐”，而这个叫法同阿[FS:PAGE]尔金山脉、阿钦岗恰(玉珠峰)以及“安朵”区域存在着配套关系，不宜随意变更。1964年版我国地图标识阿尔金山脉的主峰为“阿钦岗”，后来不用了，原因不清楚。我本人理解：因为阿钦是现代藏语的语音形式，而阿尔金是古藏语的语音形式，山脉称阿尔金，主峰称阿钦岗有点不伦不类，所以保留山脉古称语音，主峰就只标高度，不标名称。阿尔金山脉的南端正好是阿钦岗恰，该山南面及西南正好是可可西里。地名的配套关系反映彼此之间的方位、地形、连带和古老传说的统一性，规范地使用地名应该注意这种文化内涵。
    例六，同一语种的一地多名有个取舍的问题，这在地名学中是个常见现象。上述一例就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藏文的正式形式中仍然继续使用“阿钦唐"，而不用“可可西里”，一是考虑知名度，二。是考虑地名的配套关系，这就体现了取舍的原则。祁连山这。一地名在汉文文献中认为是突厥语的“天山”之意，但没有提供佐证，，更没有认真的考证，我估计是推测形成的判断。因为在隋朝和唐朝初期这一带活动着突厥族部落，这一地名．写入汉文大致也是这个时期，于是估计为突厥语。祁连山在藏语中有多个称谓，晚近的华锐部落称其为“赤列布”()，即“平项的宝坐”的意思，土族同胞也借用这-称谓。尚有遗民的古代筑固()部落称其为祁连()，现代藏语的语音形式为2222，意为“耸立的宝坐”。从地名的方位感来看，“朵拉仁莫”这一名称是唐古拉地区的人们起的，后世藏文文献中流行的也是这一称谓，它与“安朵”这一地名有配套关系。作为正式的文稿形式现在仍然用朵拉仁莫。但是，作为祁连县名称的藏文形式不用朵拉仁莫．，应建议祁连县确认使用原名，写个音的作法也不够严肃。如此看来，选取通行的和古老的地名形式，也可以被看作取舍的原则。
    例七，不同语种一地多名的在翻译中如何取舍?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新疆的天山，在汉语中不是译名而是直接命名a这与几千年前就开始的采玉历史文化相关，形成了汉语自己的传统。蒙古语和维吾尔语中称其为“博格达”，葱为圣主，文献中认为语源来自蒙古语，但没有褥到认真的证明。藏语的译文中出现了2222的译法，即可理解为天山，也可理解为神山，我认为不妥。如果文本来自汉语，可以音译天山，如果文本来自蒙古语或维吾尔语可以音译“博格达"，加上注释会更好。美国的旧金山这一地名是汉语命名的，不是英语的原地名。汉语直接命名有沿海华人劳工在这里淘金的历史文化根据，藏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应该按英语的语音处理为22222，体现了名从其主的原则。华尔街等地名也同样不能拟汉语的音，实际语音差别很大。就是说要区别命名和译名，不具备一定历史文化条件的民族语言中，不应命名或意译，而应坚持名从其主的音译。
    例八，由于文化传承的差别，同一地名在不同语种里有一一些差别是常见的，重要的是有文化传承的依据。甘肃境内的陇上、陇下、陇东、陇西，在藏语吐蕃文献中写为2222出于藏语的这个音在地名中是很流行的，指大的河川，此处指的是黄河，形成这样的地理区划的确也是因为黄河，有人据此认为汉语的“陇”是藏音，汉语中又有自己的解释，这是不必争的，差别在于汉语的音轻(入声消失)，藏语的音重，没有太大差别，重要的是藏文写这一地名时应延续传承，不要随心所欲a新加坡这一国名，按汉语的闽南方言读是接近英语的，翻译时或许不清楚其文化内涵。藏文有的词典音译为2222，或许音译时也不清楚其文化内涵。当地传说认为，殖民水手上此岛时，看到一头狮子，尾随狮子到达一个渔村，因此狮首鱼身塑象成了这个国家的地理标志。汉语的狮子、藏语的森盖(音)、纳西语的狮盖(音)、英语的森嘎(音)均来自梵文。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承，在藏语中就不必模拟英语或汉语(普通话)的音，直接称2222即可，不能越搞越复杂。
    日本文中借用了大量汉字，有模拟汉语语音的读法，也有本民族的读法，什么情况下和哪些应如何读，需要特别留意，统统按汉字的读法是否妥当，值得研究。韩国也有使用汉字悠久的历史，但读音差别也很复杂，处理韩语地名也需要特别留意。我们要避免给后人留下许多麻烦，对藏语的文化留下许多笑话。
    上述一些例子表明，民族语文翻译中有大量地名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并形成科学的处理意见。作为讨论问题的话头，或抛砖引玉，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考虑得肯定不够周全，希望听到更好的意见。
    民族语文翻译的学术研讨在我们省才刚刚形成气氛，希望同志们在这两天时间里展开热烈的讨论，相信我们不会劳而无获，民族语文中的地名也会越来越规范。再次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