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古籍整理稳步推进民族古籍研究有序展开

　　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藏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族卷·西藏分卷》任务，铭刻类已交稿，讲唱类已编纂3000多条，书籍类已编纂10000多条。”1月13日，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副社长索朗次旦表示。

　　藏文典籍名著大多有了现代版本

　　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公瑾看来，民族古籍保存着丰富的事实知识，充实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内容。“如成书于14世纪的藏文著作《红史》，对汉藏关系有详细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西藏民主改革以来，藏文古籍整理取得很大成就。其中有反映藏民族历史的孤本《德吴宗教源流》、几近绝版的《苯教大藏经》（308部）、8世纪原始文献《敦煌出土藏文写卷》等等。可以说，在“中国藏学四十年”的节点上，藏文典籍名著大多已有了现代版本。

　　索朗次旦表示，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至今已搜集、抢救、整理、出版了深受广大读者和国内外藏学界欢迎的藏文古籍类图书——“雪域文库”系列达70种，非“雪域文库”的藏文古籍和其他藏文图书上百种（册），还从民间搜集了600多函手抄原文。

　　在第三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藏学奖”公示名单中，《四部医典大详解》获特别奖，这部书也是国务院新闻办《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中西藏大力开展藏医药典籍、文献挖掘整理工作的例证。据西藏藏医学院副院长米玛确认，藏医药学古典著作如《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祖先口述》、《兰琉璃》、《晶珠本草》等都被重新整理出版并译成汉文，一些藏医药唐卡文献也被整理出版。他还特别提及已启动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中华大典·藏文卷》，称其中包括藏医药学的大量内容，“编纂工程需要全国范围的藏学专家共同参与完成”。

　　以区域协同应对古籍散布性特点

　　米玛提到的《中华大典·藏文卷》，2013年7月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宣布启动编纂，计划用１５年时间，出版从吐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前的藏文文献典籍。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徐丽华认为，目前，我国藏文古籍在数量上仅次于汉文古籍，多收藏于寺院、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等。保护和发展藏文古籍，就是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举措。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馆长包和平表示，民族古籍的散布性之所以更明显，也与民族分布状况有关，比如藏族居住在西藏的仅是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在川、滇、甘、青等地。

　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六省市区已有多年制度化协作的经验，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中的跨区域宽领域分工协同已非个案。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审马忠表示，自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七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以来，截至2013年上半年，已整理出版的藏文古籍成果有近30部。“我们出版社计划与萨迦寺合作抢救出版480种典籍。”索朗次旦透露。

　　加速民族古籍整理数字化

　　鉴于藏文古籍整理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学者提出现在应当在如何利用上下功夫。徐丽华认为，藏文古籍数字化已迫在眉睫，如果能够整合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国内藏文出版机构的图书文本数据，不仅能够节约大量资金，加快建库速度，而且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藏文古籍和当代图书数据库（文本）。包和平认为，民族古籍数字化可采用书目数据库、提要数据库、全文数据库、混合数据库四种形式。

　　包和平表示，开展民族古籍学研究，建立民族古籍学科体系，是开发利用民族古籍的重要战略措施。民族古籍学研究民族古籍的特性、现状、历史、版本、本源、变化与发展规律，是古籍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开展民族古籍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就是促进民族古籍工作发展。张公瑾认为，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这项重点项目，就是民族古籍学建设的重要环节。只有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才有可能有选择地进行整理研究，从而保证整理成果具有更高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