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喀则的世界意义：被世人遗忘的朝觐之路

　　日喀则的世界意义，除了体现在闻名遐迩的珠峰、历史悠久的跨国贸易，以及藏、印之间频繁的佛教往来，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被世人遗忘的穆斯林朝觐之路。随着1893年亚东的开埠，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渐渐发现一条朝觐的“捷径”——从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出发，经玉树结古镇，沿唐蕃古道进入卫藏，从日喀则辗转至亚东进入印度，坐火车至阿拉伯海东岸的孟买，再乘坐海船，7天7夜即可抵达圣城麦加。
　　这是一条被诸种类型文献忽略的朝觐之路。学术界对国内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路线，大致归结有4种：一是从新疆辗转中亚的陆路；二是从云南至缅甸再转海路；三是经由广州的海路；四是经由上海的海路。笔者以采访中了解到的日喀则朝觐路为线索，请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教授，得到的也是“闻所未闻”的回答。姚大力表示：“如果真有此路，其信息应该来自往返印、藏间的穆斯林商人。”
　　向我们介绍这一路线的阿布巴嘎尔对这条朝觐之路言之凿凿，深信不疑。在日喀则市区年楚河东岸，有一片面积很大的穆斯林墓地。阿布巴嘎尔的外公曾经告诉他：这片墓地埋葬的不仅仅有日喀则的穆斯林，还有很多来自内地的朝觐者。阿布巴嘎尔说，从西北兰州等地赶着马车抵达日喀则，大概需要7个月，通常，这批来自内地的穆斯林，习惯在日喀则修整两到三个月，有些年长体弱的朝觐者在途中病倒，有些就长眠于年楚河边的这座墓园。
　　与藏传佛教类似，伊斯兰教规也将死于朝觐途中看作一项功德，更为可贵的是，日喀则是漫漫朝觐路上最后一座拥有清真寺的国内城市。能够跨越时空与众多教友长眠于斯，并接受本地穆斯林年复一年的祭扫，对于这些来自异乡的灵魂，也算是一种难得的机缘与幸福。
　　是否真的有过这样一条穆斯林的朝觐之路，它在历史中被人们遗忘?
　　站在修葺一新的日喀则清真寺院内，可以清晰地看到扎什伦布寺的金顶和修复后的宗山，而距离更近、几乎与清真寺构成“邻居”的建筑是关帝庙，由福康安在对廓尔喀的战争胜利后拨款重修，如今已演变为日喀则格萨尔拉康小学。在一份绘制于清朝末期的日喀则地图上，上述4个建筑——扎什伦布寺、宗山、关帝庙（连同校武场）、清真寺——构成了绘图者心中有资格代表日喀则城市景观的地图要素。
　　关于日喀则清真寺的修建年代，众说纷纭。宁夏大学周传斌教授认为该寺始建于17世纪，清真寺院内的一块牌匾上书写的建寺时间是1447年4月，而《日喀则地区现存反映中国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藏历史文献目录》，则将建寺推早至1343年。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伊斯兰教进入西藏的路径有两条，分别从西南方的克什米尔和东北方的内地进入。14世纪，与藏区毗邻的克什米尔地区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并逐渐影响至阿里和卫藏地区。在藏语中，穆斯林至今仍被广泛地称为“卡切”，就是因为最早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在古藏文中，克什米尔被称为“卡切域”。
　　伊斯兰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早已融入藏族社会的训诫格言《卡切帕鲁》（有人认为它的作者是七世班禅），就出自一位留学印度的名为发祖拉的阿訇。藏语中对藏红花的称呼之一。Kha—che—gur_kum，意思就是“克什米尔红花”。
　　同样，日喀则的早期穆斯林也来自克什米尔，由于地处从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至拉萨的交通要道上，穆斯林在日喀则活动的年代应该很早，甚至早于拉萨。1800年来到日喀则的英国人特纳在其《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一书中提及：  “逊尼派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等非喇嘛教徒至少有3 0 0人生活在日喀则。”成书于1886年的《西藏图考》也记载，信奉伊斯兰教的克什米尔商人行踪遍及全藏，并在“前藏设有大头人三名，后藏一名，以为管辖”，后藏的这位“大头人”（藏人多用藏语称其为“本波”），理所当然的住在日喀则。
　　阿布巴嘎尔的外公，曾经就是一位管理日喀则教务的“大头人”。在阿布巴嘎尔的童年记忆里，外公是一位留着长长白胡子、和蔼可亲的老人，不仅在穆斯林社区内受人尊敬，就连日喀则本地的藏族居民见到他，也都表现出尊敬的神情。藏族百姓对这位“头人”称谓，一般有两种，一是“卡切本波”，意为“穆斯林的大官”；二是“玛玛萨伊”，印度语中“先生”的意思。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伊斯兰教进入西藏的路径有两条，分别从西南方的克什米尔和东北方的内地进入。在大量内地穆斯林涌入日喀则的1980年代以前，这片围绕清真寺的小社区涵盖了本地藏族对于穆斯林的全部认知。据日喀则清真寺的阿訇阿都热玛回忆，1960年，日喀则市区共有120户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家庭，藏族人称其为“博卡切”，也即通俗意义上的“藏回”；另有几户来自内地的穆斯林，藏族人称其为“甲卡切”，字面的意思是“汉回”。阿都热玛回忆说，童年时他与日喀则本地的藏族伙伴玩耍，并没有所谓“民族”的概念，双方去扎什伦布寺以及清真寺“互访”，家长们也司空见惯，从不干涉。
　　称谓或许更能说明问题，阿布巴嘎尔至今仍被藏族朋友称为“白啦”——“白”是乌尔都语中“哥哥”的意思；而对于内地来的穆斯林，当地人则直接喊“哥哥啦”。细微而敏感的区别背后，反映了本地人对于外来者籍贯的敏感。在时间上可能晚至1980年代，“白啦”和“哥哥啦”的称谓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略显生硬的“卡切啦”。
　　对于日喀则的藏族居民而言，这些来自异域的“藏回”说藏话、穿藏装、吃糌粑、喝酥油茶，早已完成了“本土化”的进程。唯一的不同似乎就是宗教，而对于普通的信仰者而言，教义的区别显然过于繁琐，更多的日喀则市民，逐渐习惯了类似的场景：伴随阿訇富有磁性的召唤声，身边的穆斯林放下手中活计，整理着装，匆忙向清真寺汇集，一天五次，风雨无阻。阿布巴嘎尔年轻时热衷于在年楚河边过林卡，每当临近做礼拜的时间，总会有藏族伙伴提醒他回城，他说，“穆斯林对待宗教的仪轨更为虔诚，也许正是这一点，赢得了藏族人的尊敬”。
　　民主改革以后，阿布巴嘎尔一家搬到第三居委会，以加工面条为生，每到斋月，因为天亮以后封斋，因此开门营业时间相对晚一些。有时，性急的顾客来敲门，总会被周边的藏族邻居制止：  “让他们多睡一会，这个月他们不能吃饭”。而每到天黑，热情的邻居们又拿来鸡蛋和奶渣，硬要他们吃，并特意说明“是干净的”。尤其令他感动的是，斋月后的开斋节，经常会有认识或不认识的藏族朋友牵来一只羊：“你们一个月不吃肉，这个羊送给你们宰，比我们带着去转寺庙，功德多很多。”
　　阿布巴嘎尔至今不忘外公教诲他的话：尊重他者是穆斯林的圣训之一，尤其身处他乡，更要时时谨记。身为穆斯林社区的领袖，阿布巴嘎尔的外公不放过身边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例如宰牲，藏族的习惯是直取内脏，而穆斯林的习惯是先行放血。为此，这位老人再三告诫属下教民，宰牲不可当众进行，而且必须事先挖个}同，将牲血引入其中，以免四处横溢。另一方面，他也积极为身边的藏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阿布巴嘎尔还记得幼年时，有些患眼疾的藏族居民，经常跑到家里向外公讨要“拉堆”（即做礼拜时戴的白色头巾），外公毫无顾忌地剪下一段，蘸上藏红花泡制的药水，晒干后赠予患者。
　　在一件件看似微不足道却充满温情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两个民族之间、两种宗教之间相互的尊重和包容。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甄别国籍工作的开展，绝大部分穆斯林选择了印度国籍，有些返回祖先们居住的地方——克什米尔，只有阿布巴嘎尔的外公留了下来，他说生意可以不做，但墓地必须有人看守。也许是考虑到重返日喀则的可能，迁回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几乎没有一家选择变卖房产，而是统一将房屋产权转让至阿布巴嘎尔的爷爷名下。
　　时过境迁，当时留在日喀则的这一户穆斯林人家，历经五子分家各立门户，至今已发展到13户，围绕新修的清真寺，渐渐恢复了一个独立的小社区。而当年迁回克什米尔的穆斯林，由于战乱等缘故，极少有机会回来探亲，阿布巴嘎尔也仅仅到克什米尔去过一次，他随身带去的日喀则清真寺的照片，让幼时的伙伴们泣不成声。在克什米尔，阿布巴嘎尔了解到，几乎每户曾在日喀则生活过的穆斯林，都保留有一张由中国外交部签署的文书，上边写着“任何时候，来去自由”，文书的最后签有大大的三个汉字——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