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告身制度”的考古学新印证 

二

       那么，这类“告身”的实物形态是否能够被考古发现的文物所证实呢？笔者注意到，在青海、西藏等地吐蕃墓葬中，曾经出土过一批被定名为“金牌饰”的黄金饰件，它们一般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制作工艺十分精美，分别采用了捶揲、掐丝、錾刻、钻孔、抛光、焊接、镶嵌等各种工艺，在铜质的底板上用金丝做成联珠纹、鱼子地纹，牌饰表面用金片做成金花，并在花瓣内镶嵌绿松石之类的宝石。兹列举数例：

      1． 联珠纹鱼子纹地镶嵌绿松石金牌饰（编号不详）：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封土内出土。略呈方形，用金丝做成鱼子纹地，边框饰以联珠纹，中央用金片做成三瓣花叶纹，花瓣中镶嵌以绿松石（图一 ：2 ）^[13]。

      2．联珠纹镶嵌绿松石金牌饰（编号不详）：青海都兰热水吐蕃一号大墓封土内出土。方形，周边饰以联珠纹，中央用金片做成金花，花瓣内镶嵌以绿松石（图一 ：7）^[14]。

      3．卷草纹镶嵌绿松石金牌饰（99DRNM3：1）：青海都兰热水河南岸吐蕃第3号墓盗洞扰土中出土。长方形，长4.2、宽3cm，主题纹样为三叶卷草纹，呈品字形。金牌四角有四个錾孔，直径0.4 cm，原镶嵌有四颗绿松石，现存三颗，形状不甚规则，表面磨光。金牌饰背面四角用焊药（尚可观察到焊药中的铜锈）焊接了四根金丝（直径约0.1 cm），均残，推测是做装饰之用。金牌系捶揲制成，捶印清晰可见，表面经过抛光^[15]。

图一：镶嵌绿松石金牌饰

2、7为青海都兰热水吐蕃一号墓出土；余为都兰吐蕃墓中采集

       与上述金牌饰形制相同者在青海都兰墓葬当中还发现有数例，但均系从被盗墓葬中所获的采集品，无明确出土单位，现均收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参见图一：3、4、5、6 ）。此外，据林梅村、齐东方两位先生在都兰吐蕃墓发掘期间的调查，被盗后现存于都兰县公安局的吐蕃墓葬出土文物中，也有同类牌饰^[16]。

       对于这类牌饰的用途，目前尚无定论，但笔者观察注意到，在吐蕃时期出土的众多金银器当中，这类金牌饰虽然体形较小，但造型却十分精美，从其四角或边缘上带有小孔，或在背面带有扣饰这一点来加以判断，似乎可以缀系于衣物、织物或者带饰之上，故笔者推测其有可能是一种用于人物服饰上的饰件^[17]。对照文献记载来看，这类牌饰形状扁平，制作精良，上面镶嵌有绿松石等宝石，背面有穿孔或扣饰可以缀系，标识性特征显著，这和文献所载的吐蕃“告身”似乎十分接近。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就是告身，但这种可能性却是不能排除的，至少可备参考。

       吐蕃的“告身之制”是其等级制度和服饰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汉、藏文献两个方面的佐证。究其来源，笔者认为有两个途径值得注意：其一，是来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其二，是受到唐朝官服制度的影响。据《唐会要》记载，上元元年（675年）八月，唐朝敕定：“一品以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礪石，其武官欲带者亦听之。文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同书又载：“景云二年（711年）四月二十四日制：‘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敕，文武官咸带七事。谓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针筒、火石袋、占韘等。其腰带，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至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并用鍮石”^[18]。唐代官服采用的这种“革带之制”，系受北方游牧民族之影响，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讲得十分透彻：“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躞带，皆胡服也……带衣所垂之鞢躞，盖欲佩带弓剑、分兑、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鞢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鞢躞，如马之狄根，即今日之带銙也”^[19]。如沈括所言，所谓“鞢躞带”，系在革带之上系挂各种小件器物，这是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点，后为汉民族所吸收改造，在陕西、河南等地考古出土的陶俑、壁画中遗有大量图像材料可以佐证。吐蕃与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受其影响在所难免。但是，若从整个吐蕃“告身之制”在选用材料上形成的严格等级制度来看，却又明显是受到唐代官服制度的影响。从上引唐代官服制度来看，以金、银、鍮石、黄铜、铁等五种质地形成銙带上的装饰物，并结合以銙带的多少来表现其等级制度的区别，若将吐蕃的“告身之制”与之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颇具共同之点。

       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按照《唐会要》的记载，用金、银、鍮石、黄铜、铁等五种质地制成饰件，显然是作为革带上的装饰物件使用的。所谓“金玉带，十三銙”，是指革带上的銙件是以金、玉制成，附着在革带之上，其数量按唐代官制规定为十三个銙件形成一套组合。而“金带，十一銙”，也是指革带上的銙件是用黄金制成，数量按等级规定为十一个銙件组成一套。以此推之，“银带，九銙”、“鍮石带，八銙”、“黄铜铁带，七銙”，都是指革带上用不同质地制作的銙件及其数量而言。而吐蕃的“告身”之制按照前引汉文文献的记载，其使用方式却是“缀臂前以辩贵贱”；“安膊前，以别贵贱”，与唐代官服使用于革带之上的饰件在装饰部位上似乎有所不同。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记载目前也并未得到考古实物资料或图像资料的证实。前文中笔者根据青海都兰等地出土的一批金银饰件推测其用途有可能是缀系于衣物、织物或者带饰之上，但却无法肯定其装饰的部位仅仅限于服饰上的“臂前”或“膊前”。

       那么，有无可能吐蕃“告身”的使用方法之一也和唐代官服制度一样，也有可能是革带上某种类似于“銙”一类的饰件呢？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吐蕃王朝的服饰制度中，存在着与唐代官服革带之制极为相似的“鞢躞带”和“銙带”式样。在藏东昌都地区芒康县境内发现的一处名为“朗巴朗增（意即毗卢遮那）”的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虽然造像属于佛教形象，但在衣饰上却反映出吐蕃王朝时期王室贵族服饰的特点，此殿堂中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像都是头扎高髻头巾，身穿带有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腰间束带。而正是在石像腰间的带饰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上面装饰有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多个带銙。据2009年的调查资料报告，此殿现存的大日如来像身着三角翻领阔袖袍服，腰系宽带，浅浮雕出平直的带缘，上面再用一层浅浮雕雕出方形的带銙，銙与带几乎同宽，带尾从左侧腰部伸出后插入带下，然后从带下伸出，斜向右下方。带尾可观察到铊尾。另外，在其左右两侧排列的八大菩萨像上，也可观察到相同的带饰，其中有的浅浮雕6块长方形带銙，有的带銙的形状为椭圆形，带尾均是从腰部左后方伸出后插入带下，斜向右下伸出，可观察到尾部的铊尾。其中带饰较为复杂的为殿内左侧东向第4尊菩萨像，带上有7个带銙，自左而右分为两组，各组外侧的銙下分别垂有“鞢躞带”，带尾从左后侧腰部插入腰带内向右下垂，一柄直带鞘小刀也从右上向左下斜插入带内，刀柄上有一细带与腰带相连。^[20]

       青海郭里木发现的一批吐蕃时期的木棺板画上，不少吐蕃贵族和骑士腰间所系革带上也可以观察到装饰有数个方形的銙片，甚至还可以观察到从銙片上穿系垂悬下来的“鞢躞带”，上面挂系着箭囊等物^[21]。

与上述考古图像资料上反映的带饰可以相互对应的，是这种装饰在革带上的金、银带銙的实物，近年来也有发现和流传。如香港梦蝶轩收集到的一批吐蕃金银器当中，就有若干组这样的带饰。兹列举数例如下：

       1．鹿纹金带饰一组七件：此组带饰由带扣、方形銙片和铊尾组成，主纹为一卷土重来伏成团的鹿纹，铊尾和方形銙片四角和中心有镂空的孔洞，孔洞内有的还残存着打磨光洁的绿松石珠。值得注意的是，在方形銙片的下方，均有一长方形的孔洞，应是供穿系皮带垂挂物品之用^[22]

       2．花瓣纹金带饰一组十六件：

       这组带具由带扣、弧形、方形的銙片以及心形的饰片等组成，銙片均做成花朵形，花瓣中空，部分孔洞内残存着一颗镶嵌的绿松石，在每块銙片的下方，有一长方形的穿孔，如同上例也应当是供穿系皮带垂挂物品之用^[23]。

       3．镶宝石花纹带饰一组：

      这组銙片由不同的纹饰组成，均系花瓣纹构成一层图案，花瓣纹的中央和四片叶瓣的中央各留出一孔，在孔内镶嵌以绿松石、红宝石等，宝石的表面打磨光洁，略突出于纹饰之外，更具立体感。在较大的四块方形銙片下方，也可以观察到长方形的穿孔，用途与上述两例带饰应相同。这组带饰中有两件是一件皮带尾部的銙片，纹饰为花瓣纹，中有圆形镂空，露出残存在銙片内的一段皮带。这两片带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和原配的皮带连接在一起，可以让人观察到这类金属銙片是如何使用于皮带之上的。从残存皮带背面观察，銙片四角上有金钉，穿透皮带后弯曲固定于皮带之上^[24]。

        4．团花镂空带饰一组：

       这组带饰也是由带扣和饰牌（銙片）两部分组成，其中带扣由一个呈椭圆形的扣框与活动的扣舌组成，后接一个花瓣形的銙片。尤其珍贵的是，在这组饰牌上有两件銙片的后面残存有皮腰带（锃）的残段，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皮腰带与金带饰之间安装方式极好的参考资料。可以观察到，其安装方法为：在横向的皮腰带上面缝缀以銙片，銙片与銙片之间间隔有一定距离，銙片下方开有一长方形的小口，用较窄的皮带从中穿过，再用金扣括结于腰带之上。过去发现的考古材料由于皮质的腰带和其他带子均已腐朽不存，仅存金属带扣，无法推知革带与金属饰件之间具体的系结方法，这组带饰的出土，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25]。

       以上举出这几组带具共同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可以穿系在皮带之上作为革带的装饰性金属附件；带具的带扣、铊尾和銙片有金、银鎏金、银等不同质地；在金属器表之上，往往还镶嵌以绿松石等各类宝石。目前对于这批金银器的时代和民族属性，由于缺乏考古出土背景，还不能完全加以判定，但结合过去在青海、西藏等地吐蕃墓葬中发现的金银器加以比较，笔者推测其应当属于吐蕃王朝时代（即公元7—9世纪）吐蕃高级贵族的器用^[26]。类似梦蝶轩所藏的这类金银器，近年来在大陆一些博物馆中也有收藏，来源很可能都是出自一批被盗掘的吐蕃大墓。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曾提供给笔者一批流散在国内某省级博物馆内的吐蕃金银器资料，当中也有成组套的“金牌饰”，其形制特点和前举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葬中所出的金牌饰完全相似，很可能在使用方法上也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