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告身制度”的考古学新印证 

         提要：汉、藏文献典籍中对于吐蕃王朝时期实行的“告身制度”都有较多的记载，但长期以来争议颇多，对于考古材料的利用很少。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的不断发展，一批新出土材料对于廓清“告身”的实物本体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文献记载的吐蕃“告身之制”，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中很可能已经涵括其中，较大的可能性即为考古学界被一般泛指为“牌饰”一类的金属饰件当中，就有吐蕃“告身”的存在，至少已有金、银鎏金、银、铜等几种金属材质制成，和文献记载“告身”使用的材质及其等级划分基本可以对应，其受到北方游牧文化和唐代中原官服制度的影响十分显著。

 一

       史载唐文成公主进藏时，“弄赞亲迎于河源，见王，行子婿礼甚谨，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1]。这段文字虽然带有汉族史家的文化优越感色彩，但反映出吐蕃君臣对于唐朝服饰礼仪表现出仰慕之情却是可能的。吐蕃王朝建立之后，松赞干布施行“告身制度”来划分社会等级，这一制度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受到唐朝仪制的影响^[2]。但是，究竟何为“告身”？在文物考古上是否遗留有实物痕迹可与文献相互参照比定？对此历来有不同认识。

       日本学者山口瑞凤认为，此种告身是使用金、银、铜、玉石等各种材料研磨成粉，然后用这样的粉汁将等级官位书写于纸上或绢帛之上，以辨别身分地位^[3]。但若结合文献记载来看，也有另外的可能性。

       唐人杜佑《通典》记载吐蕃官之章饰制度云：“其官章饰有五等，一谓瑟瑟，二谓金，三谓金饰银上，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园三寸，褐上装之，安膊前以辨贵贱”^[4]。《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辩贵贱”^[5]。《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三》载：“自号吐蕃为宝髻，爵位则以宝珠、大瑟瑟、小瑟瑟、大银、小银、大鍮石、小鍮石、大铜、小铜等为告身，以别高下”^[6]。同书又载：“（吐蕃）大略其官章饰有五等，一谓瑟瑟，二谓金，三谓金饰银上，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圆三寸褐上装之，安膊前，以别贵贱”^[7]。同书还记载唐贞元十二年（796年）三月，韦皋收降蛮七千户，“得吐蕃所赐金字告身五十五片”^[8]

        从上述汉文文献记载可知，唐宋时期对吐蕃社会官阶章饰已有相当认知，归纳起来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用瑟瑟、金、金上饰银、银、铜等五种质地的材料制作的标识性徽章来表现其等级差别；其二，告身的形状、大小各有差别等次，或方或圆，从上文中以“片”作为计量单位的情形推测，似形状扁平，尺寸以“三寸”为多；其三，其安装使用的方法是缀于织物“褐”上，位置多在“膊前”或“臂前”。

       在藏文文献中，对于吐蕃告身也有记载。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87《赞普传记》中记载松赞干布与臣下韦氏义策的盟誓中称：“义策忠贞不二，你死后，我为尔营葬，杀马百匹以行粮，子孙后代无论何人，均赐以金字，不会断绝”^[9]。此外，另一份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为《狩猎伤人赔偿律》，其中规定按照吐蕃社会等级，赔偿命价的高低等次共分为九等，其中第二等为玉字告身；第三等为金字告身；第四等为“颇罗弥”告身；第五等为银字告身；第六等为黄铜告身；第七等为红铜告身；第八等为红铜告身。持有红铜告身以上者为吐蕃上层社会成员，不仅本人具有身分地位，还可荫庇其氏族；红铜告身以下者则为社会下层成员；最高等级者即第一等级者大论、大内臣、赞普舅氏平章事、副大论等四种大尚论及其祖、父没有具体的告身规定，可能不必赐以告身^[10]。按照敦煌古藏文写卷的记载，吐蕃社会实行的等级与告身之制虽然可分为若干等级，但实际上作为标识系统的告身共有六种，即玉、金、银上金（颇罗弥，实际上即银鎏金）、银、黄铜、红铜。在时代更为晚近的藏文典籍《贤者喜宴》当中，也记载了六种质地的告身：“所谓告身，最上者为金、玉两种，次为银与颇罗弥，再次为铜与铁文字告身。总为六种，告身各分大小两类，总共十二级”。同书中还特别解释称：“作战勇士赐以铁文字告身，灰白色硬木并画以水纹的文字告身授予一般属民”^[11]。

       十分明显，藏文文献中所记载的告身制度要比汉文文献所记更为复杂，除了玉石瑟瑟、黄金、银上鎏金、银、铜等五个大的类别之外，还出现了铁、硬木等不见诸汉文文献的告身。曾经有学者试图对此现象做出解释，认为吐蕃告身制度中的“六告身”应为瑟瑟、金、颇罗弥（金涂银）、鍮石、铜六等，与汉文史籍涉及的六种告身吻合。铁告身也当存在，但只授予勇士，不排在“六告身”之内^[12]。笔者认为，吐蕃时代告身制度实行的情况可能远比文献记载的复杂得多，从若干迹象观察，告身既有常设性质者，也有临时性颁发者（如上文中所引铁质告身）；在每一类告身之中，可能又存在大小、等级的区别，所选用的制作材料除了上述瑟瑟等宝石类以及金、银鎏金、银、铜等质地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制作铁质、木质的告身颁发贵族、官员之外的有功之勇士或平民。汉文文献与藏文文献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性，既有可能与时代不同相关，也可能与不同文化之间在理解上的差异有关，不必强求两者之间对应整齐。从总体上看，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既使我们承认当时颁发的“告身”当中不排除有山口瑞凤先生提出的那种采用纸质、绢帛类书写的类型存在，但同样也不能排除使用各种质地的材料制作的可以佩戴于衣物显著位置之上、具有类似今天“军衔”标识意义的徽记式的告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