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代才让：自己的故事

嘎代才让

　　记者：在一些文章中看到你大致的人生经历。大多是在青海和甘南两地。想了解一下对你现在人生比较有影响的几个阶段。你幼年的生活是怎样的？（半农半牧？应该是与自然有较多的接触。能否有一些细节性的描述。这段生活对你今后对自然、生活的感觉的影响，以及对你写作的影响？）你大学毕业去了青海的媒体，这又是一段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处于面临各种人生选择、寻找自我理想的阶段？）又是什么样的契机，你选择回到甘南？你现在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在你的精神领域中，青海和甘南两地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两片土地给予了你如何的精神滋养？
　　嘎代才让：我很久没有提起我的幼年了。生活，或者精神世界中我的幼年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我的幼年生活可以这么描述：内心是安静的，也是喜悦的，是不带任何一种抽象的生活概念，离城市的浮躁、喧嚣、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相隔得十万八千里。我的老家，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小村落，宁静、贫穷而美丽，像一幅画卷。那里的人们很质朴、简约，虔敬而慈悲。当时，因为受父亲影响，从小学二年级左右开始，喜欢倾听爷爷奶奶讲的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口头传承的一些民间歌谣，并开始喜欢阅读大量的书籍，印象最深的是《格萨尔王传》里的一些篇章和父母从城里买来的各种“画书”的一些细节，读的如醉如痴，每次到了吃饭时间，或者到了晚上休息时间也都不愿放下，直至现在还记得很多精彩的章节。现在觉得童年时期的环境是很自由的。不过，自己很忧郁，总是想的很多，心忧天下似（现在也觉得）的。小学四年级，我们家搬迁到了母亲的家乡（甘肃甘南拉卜楞），我也转学到那边成了一个城里的学生，和别的孩子一样系统地接受了在青海老家没读完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所有科目，成绩也非常不错。不过，那时候从未有过什么“艺术细胞”的自己，没想过自己长大后生活会是另一种状态，以码字谋生。
　　大学毕业后进媒体工作，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我的一些作品陆续在发表，和青海那边的一些编辑也比较熟悉了。正好，毕业那几天，报社正在招人，通过几次考试和面试，顺利招进去了。不过，当时通过亲戚关系在省歌舞剧院也找到了一份差事，写剧本，家人认为不错，领导也跟我谈了他的想法，派我到内地去学习写剧本，不过我孤僻的性格不宜干这种工作，毅然选择了报社做“副刊”编辑，实现那时候的仅有的理想。那一年我23岁。从那以后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有较大的蜕变了。也有了太多的时间阅读各种书籍，写作，而且上了网，各种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我之后的创作。
　　后来，选择回到甘南工作，完全是为了家人。当时母亲已过世两年，父亲越来越苍老不堪，尽管姐姐在他身边。作为儿子，出于感恩，我要让他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再加上，甘南也能顺利地找到工作，跟以前一样，也做编辑。到甘南生活，顺从了内心的召唤，不过，我从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中，找到了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让我恍然大悟，美好的生活才是唯一的。但是，生活美好么？两年后父亲突然病故，对我的打击难以表述。好在，藏传佛教能解释这似乎是毁灭性的因缘我逐渐释怀这人世间的无常和缘尽缘灭。这期间，我写下了《父亲》（组诗）和《境相：轮回与法界智光》等生命之作。
　　所以，就精神领域而言，青海教给我的是使我怎样心怀一种想法；而甘南呢，使我怎样把这种想法释放出来。总之，作为一个跟两地有着密切关系的佛教徒来说，这就是现实的“轮回”，命中注定，仅此而已。
　　记者：你参与80后诗歌写作的历程。（因为上次听你们在说，你是早早和丁成他们在网络上相识。）你对同时代诗歌写作者的印象和感觉？在“80后”写作中，80后的诗人并不是经常被提及的一群，你如何看待你们在这个时代写作、诗歌写作中的位置。又，从你个人出发，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应该经历了诸多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在影响着你看待世界，包括书写这个世界时的方式和角度？你写道，“我的写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抗。这种反抗的主要根源在于我所直面的当下社会，因为它是一个“无形”的现场。”能否对这个“现场”进行一些定义，如何的现场，反抗所要达到的目标，你是以怎样的心情在进行反抗？诗歌写作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嘎代才让：我非常赞同丁成的一句话：“我们并不伟大，我们也不敢是天才，对于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们做到的仅仅是多一些承担的勇气。”
　　的确，“80后”（尽管我对这个命名比较反感）的诗歌作为一个坚实和富有个性的文本，存在着许多“战线”和“战术”上的问题，这恰恰是我跟许多同龄诗人不同的地方，我始终认为写作不需要“位置”，而是要一种内心的“使命感”，这是我们主要的“武器”，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一般说来，一个日趋成熟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程度的压力或艰辛历程，但时间会帮你超脱所有的困难，最终让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让你成为一个依凭良知和持守公正为世界创造更多佳作和揭发事态丑陋的诗人。我始终坚持走这样的路线，崇尚这样的生活，也信奉这样的人格。
　　时至今日，我的写作有着不寻常的含义。我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写诗是如何让崇尚方块文字的人们读懂我的心灵，读懂我的苦难，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程，让你们的眼睛所能看得见，耳朵所能听得见，也就够了。我目前的创作观中所提及的“现场”一词，其实是作为道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心的净土。我的反抗仅仅是作为一种个体的力量去保护和传承，甚至以个人的影响来让它在有形无形中成为一个精神高地，一个与远离专制，压迫、歧视、反实证，甚至“权威”来威胁弱势群体的地方。
　　诗歌作为一种精神理念，与我的生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能让我不断审视自己，而且让我接近社会的“真相”，以及对许多事物心存疑虑，时刻让我喜悦和苦恼！
　　记者：读了一些你的作品，印象最深的还是你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追寻，这种血脉相连的根系，可能是外人无法了解的。比如你写到的“猕猴和罗刹女／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天性／以及，图博王朝／格萨尔的传唱”。想请你说一下藏文化、包括佛教传统，草原上的史诗传统，等等，这些文化的血脉对你的影响，对你的精神成长意味着什么。藏文化和汉文化，在你的精神谱系中分别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区别？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认知是否会造成一种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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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代才让：说藏文化，这是一个大的概念，是无法用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但对于藏文化，外界有很多奇怪的误读，这是我一直无法释怀的。最简单说，实际上，藏文化并非仅仅是指藏传佛教文化。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使藏族形成了独特的十明文化：内明（佛学）、因明（逻辑哲学）、声明（梵文语法学）、工巧明（工艺美术学）、医方明（医学）、天文历算学、诗学、辞藻学、音韵学、戏剧学（后五个称为小五明）。藏传佛教文化，只是其中的“内明”一项。另外，还有苯教文化、民间歌舞等等很多。但藏传佛教的普及，使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强悍民族变得温顺，变成了修为内心的民族，变成精神世界强大的族群。提倡尊重个体生命的自由（包括人类以外的每个生命），敬畏大自然，崇尚个人内心修为，以宽容、慈悲、大智慧、和平为终极目标。在当今世界，这其实也应该是人类始终追求的普世价值，并没有和社会发展相矛盾。这根本和落后、愚昧、专制、残暴、战争、掠夺等词语无关，倒是和虔诚、高尚、文明、独特等真善美的事物有关,也和人类正在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正在缺失道德底线的当下社会，甚至人类正在向加速地球灭亡的道路行进等等人类的忧患息息相关。我始终认为，藏传佛教不是宗教，是一种哲学，是生活的哲学，她渗透了藏族人的内心世界，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引领着一切的行为，时时提醒着我们要慈悲、向善和宽容。这就是藏文化的特质，使我始终崇尚和奉行、坚守的原因。在这种神性和诗性的生存语境中，藏民族的智者们创造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等的经典，也就产生了像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这样的智慧结晶。但在一个强大的文化环境中，藏文化传统的保护、发展以及同这个时代进步的关系等等方面，有着诸多的困惑，这就是我内心一直不安的情绪所在，那种痛楚，那种无奈，成了我诉说的全部动力。
　　要说藏文化和汉文化至于我精神谱系中意味，那就是，藏文化时时地熄灭我内心的贪婪，给予我智慧，给予我慈爱和向善的精神；而汉文化引领我时时地走入新的领域，让我思考，创新和走进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
　　记者：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你对对藏区诗人的了解比较多。能否请你说一些藏族诗人的写作、生活状态，你们的集会和交流？（感觉与生活在城市中诗人们相比，你们的诗歌写作更自然自发，是一种发自心灵的写作……）
　　嘎代才让：写诗十余年，我不断探索现代诗歌的各种“路线”，有些人称我为西藏先锋诗歌的代言人，但我依然觉得西藏诗人的诗歌作品有着其无法替代的特质。这不仅仅是生存语境的原因，更有藏区诗人藏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因而有着显明的文化特色。就像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说的一句话：“我们有民族的写法，有外国的写法，都没有关系。我就是‘好诗主义 ’，只要有好诗，怎么写没有关系。”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诗歌节（朗诵会），比如“浪措巴曲”诗歌节，第三代诗人朗诵会等等规模不一的诗人聚会，大家都交流的非常好，朗诵也很过瘾。类似的活动上不仅在前辈身上能学到东西，还可以发现很多潜在的优秀诗人，这就难能可贵。好像是2007年8月份，参加完第三届“浪措巴曲”诗歌节后，我就在其会议纪念册上写过这样的话：“我很荣幸自己是一名西藏诗人”！
　　记者：这是一个日趋一同的世界，或者想让一切趋于一同的世界。作为一个双语写作的诗人你身份的特殊，你或许有着比旁人更复杂丰富的的感受，比如各种文化交汇带来的信息，面对现实世界时精神成长的困惑，等等能否描述一下你现在最大的困惑，试图解决的精神问题。你写作也有10多年，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写作困惑是什么（写作技艺的追求，还是写作身份的确认？）？或者说写作的困惑不是你现在最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是更大的人生的精神的问题？你现在最关注的是写作？或者其它？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你现时的愿望是什么？希望自己以后有如何的发展？
　　嘎代才让：困惑？对，这个问题让我越来越不自在！觉得触及到了掩埋在内心的一些事儿。作为一个今天的西藏人来说，各种困惑无处不在，宗教、文化、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等等面临的危机，或者这种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加速同化，让我焦虑、恐慌和不安。
　　尽管这样，面对诗歌我认为自己早已摆脱了“怎么写，写什么”的困境。藏人本身的一些宗教习惯和对生命的认识，或者对死亡的阐述，早已教会我们悲悯和感恩。这些藏人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深深指明了我写作的方向。
　　因此，上述问题中我不会迷失。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诗人应当要冒险，应当要孤独，这与那种生命深处的责任与无望、焦虑、恐惧等像潮水一样涌到眼前的“块垒”是有着密切得关系。尽管，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在生活中是远离这些字眼，甚至鄙视这些字眼；是的，一旦具备了这样的胆识之后，你的写作就有核心和动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写作，而是我的家——西藏！多年以后，与“现代文明”抗衡之后的某一天，我的家还会这么美丽吗？！我很担心！如果我发出来的声音可以在这方面得到一点帮助，我愿意用我的生命继续坚持我的创作。
　　记者：看你博客中提及，你在写《拉萨之梦》（藏文长诗），这会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你所信仰并且追寻的的诗歌传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取名“黑人”？
　　嘎代才让：《拉萨之梦》是我母语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历时一年左右的书写，基于个体生命及地域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加之诸多方面的考虑，最近我还是放慢了这个命题之下的创作步伐。
　　可以说，这是一部史书，反映出自我意识诞生后对生命的反思，以及抽象地描述了一个独立的、个性的、文化的现代西藏的前景。创作这首长诗（还未完）的过程中，我认为自己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为了创作这首长诗，我做了大量的阅读，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为那些真正想了解《拉萨之梦》核心价值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俩有必要的“便车”，或者另一个思路，或者另一个领域的发展而做些修订，读者进一步从我的思绪中弄明白一个被边缘化的民族的苦难历程。
　　因此，这几年我追寻的诗歌传统往往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揭发丑态的，揭发政治野心的，我认为这是最高尚的写作姿态。
　　取名“黑人”没什么目的，网名罢了。至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想不起来，当初也许是考虑藏人肤色认知上的一种审美意象，或者藏人时时将自己称之为黑头藏人的缘故。总之，用了十余年，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