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一种智慧蕴藏民间

配合上海作协作家研究生班课程的“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讲坛系列讲座”30日在上海作协大厅开设第一讲，2000年以《尘埃落定》摘取“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阿来主讲“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元素”。
    阿来表示，民间文学过去被政治工具化，今天被市场工具化，他自己更愿意用人类学家常采用的、相对于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而存在的“口传文学”说法来指代“民间文学”。
    现在作家采用的民间文学元素通常不是从现场听来的，而是已经过整理的文本，就像现在歌星在舞台上唱的民歌已非原生态了，而真正原生态的内容却往往是民间文学被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状况下，被遮蔽、改写，用不是民间的标准阉割了。在他看来，真正的民间文学中蕴藏着大智慧。
    关于智慧 “阿布邓巴”开启的智慧
    阿来说，在民间的思维中，认为掌握权力、财富和学问的人常常把事情搞得很复杂，然后他们自己就被绕在里面出不来了———而民间却有一种很直接的简单方法。藏族流传“阿布邓巴”的传说，那是一个在所有人都复杂的时候永远保持简单的文学形象，但在所有的故事中，这个民间的代表都是胜利者。阿来后来在和藏族人交谈时发现，“阿布”其实是他们对所有男性的称呼，“邓巴”则是指“导师、开启智慧的人”，“我想，这其中是否包含了一种民间的看法和态度，即：老百姓认为他们能够自己开启自己的智慧，而这与知识分子、上层的传统是对应的。过去《阿诗玛》等电影仅仅把民间文学当作一种题材的来源，而并不认为它们在知识论、方法论上会给我们什么指导，这样，一个巨大的智慧宝藏被浪费了。”阿来坦言自己后来在《尘埃落定》中塑造的“二少爷”形象其实就是受“阿布邓巴”的启发。
    关于风格 一种接着大地的“真气”
    每个作家都想要建立自己的风格，但是如果过于急切，可能就会适得其反。阿来向学员们介绍，自己前不久刚去了四川一个10万人的县城，那里有5000人练书法。“但我看着他们的字总觉得有问题，后来我总结出来是因为，当地练书法的人太多，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和别人不一样才能出头，就在书法修养的基本功还下得比较少、功力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过早地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这样有些原来可能成为大家的人成了小家，（原本有）前途的人最终变得默默无闻。”
    阿来还发现，民间文学在处理当前题材时，往往会把它推得很远，而在处理年代比较久远的题材时，却会把它拉得很近。“我琢磨了一下，其实自‘五四’以来，人们好像对‘新’一直有一种迷信，但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确实可以套用一句话：‘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就像赵本山说：‘难道你穿了件马夹，我就不认得你了吗？’所以民间文学就有这种大气度。我想，创作的风格其实也是这样。写书法，在一个地方笔明明只要转一个弯就可以了，为什么偏偏要转三个弯？现在的作家过多地从语言、形式等技术的角度来考虑风格的建立，最后文本就变得很奇怪。风格与作家在写作时对时间、空间尺度的把握有关。当我过于雕琢语言、追求风格变异的时候，发现自己本来是个比较宽广的人，这时却变成一个小里小气的石匠，而把写作本身对浩大的那种追求抛弃了。民间文学让我看到一种接着大地的‘真气’，这就是它的风格。”
    关于信仰 写作时我就是世界中心
    针对如今不少文学创作者没有信仰、不相信文学的使命感和神圣性的状况，阿来却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与我受民间文学的影响有关。民间文学的讲述者在讲述故事时，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价值是很坚信的，这也是民间文学在其本身之外力量的一种来源。民间文学的讲述者认为自己是神挑选来、有限地向普通人透露这个世界的巨大秘密的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他们分文不取，辛劳地讲故事，讲完之后，要杀马，因为他们认为这样透露世界的秘密已经太多了，会受到神的惩罚，就让马作为他们的替身，被献祭给神。”
    对于一些作家所说的文学边缘化，阿来反驳说：“对一个作家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不就是为了我的写作而准备的一堆材料吗？在写作时，我不就是上帝和世界的中心吗？”
    关于打算 以《格萨尔王传》“重铸神话”
    阿来其后向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透露，他上月刚辞去原来从事的出版工作，成为四川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今后将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创作。他的新作《空山》第二部将在下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第三部计划于明年七八月份完成。新的一年，他也打算以藏族人口耳相传的长篇叙事诗《格萨尔王传》为题材，参与“重铸神话”系列中国卷的创作。
    “藏族的书面文学不发达，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集体记忆的史诗传统。去年我去草原，有人告诉我，原来由七部故事组成的《格萨尔王》现在又有了一部故事，就像现在网络上的接龙文学一样，唱啊唱，已经唱到格萨尔王的大将下面的人了，这说明口传文学会渐渐地越变越丰富、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