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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国中的藏族和藏族文化

作者：（苏）E.J.克恰诺夫著小卫译来源：吐蕃史话微信公众号时间：2021-12-13 15:29:09 点击数：

在西夏文文献中，党项王国被称为“大夏”、“白上大夏”和“民国”，按现代的观念，它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它的主要民族成分包括弥或弥药（即党项）、汉、畏兀儿和藏族。据汉文文献的记载，时党项人称藏族人为“蕃”。M·V·索弗罗诺夫认为蕃乃是党项人读藏文བོད一字的汉文记音，藏人自称为“བོད”。我们也作如是观。

西夏陵

由于古代吐蕃人，特别是在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帝国垮台以后，曾居住在后来成了西夏国版图一部分的那些地区。居住在西宁城和凉州（武威）以南地区的西夏百姓组成了联盟集团，每个地区只要那儿的藏族居民不占多数，那么他们就会有大约半数的本地居民作补充。例如，有一件西夏文文献，它是一个付之实施的帝室诏诰的抄本，其中提到了一次发生在天盛（ 1149一1169年）年间的藏民暴动，暴动者在一树林中躲避官军的进攻，这个暴动集团拥有145户，共2790人。在同一文献中，还提到了党项和藏族“所有者”。在西夏不管他是否享有官衔，只要其是个人自由耕作者和牧民都被称为“所有者”。

我们知道，在十一世纪，西夏曾与东部藏民几开战火。东部藏民对西夏政权的这种敌对行为后来转而逐渐趋向于恪守中立，有时甚至在藏人和西夏人之间还建立盟誓，采取联合行动以反对宋朝，这主要是因为受当时在此地区的汉族政策的影响，当时宋朝企图吞并阔阔诺尔（青海）地区。而整个十二世纪，藏人和党项人睦邻修好，双方没有发生任何战事。

藏族人在党项政权中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党项人的法规没有规定任何有关党项人享有其它外族人所没有的特权的条文；不同的人犯有同一种罪行则按照那人的社会地位（身份自由与否？是贵族还是附属民？有无品衔等等）和他在血亲体系中的地位（是亲还是疏）分别量刑处置，而并不取决于犯人是属于哪个部族。而且，在一些按律令判决的特殊案例中，外族人也享有减刑、或完全免于刑戮的权利。战争中只要敌方君主能率其下属军队自愿向党项人称臣款服，即被党项人称之为“客人”，这与汉文史料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其它政权的权贵和诸王的儿孙和那些自己的邦土已被消灭或者已称臣款服了君王的后裔都被视为‘客人’”。

在西夏政权中，任何外族人都可能取得任何高位，尽管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设想党项人并没有注意到要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利。这种权利实际上早已被在嵬名统治家族其他成员以前的优先权所巩固了。在官场中，汉人自然要比藏族人或党项人更其得手，但在藏族人的仕途中也并没有什么障碍。在党项政权中，外族官员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职务而不是他们所属的部族。就象我们在其法典中所见到的一样，“假如属于党项、汉、藏、畏兀儿等不同部族的官员在一起供职时，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职务。行使不同的职事，因此他们不得不遵循按照他们各自的职位的高低排列的既定次序就坐”。为法典所规定的统治家族党项贵族的唯一的特权只是体现在许多官员官职相同的时候。假如从属于不同部族的官员、党项族和非党项族的，掌握“同样的职事”，那么，“不问那些官员品位的高低，最尊者理应是党项人”。假如违背了这个法律，则对富裕者的惩罚是出一匹马，而对常人的处罚则是杖十三下，假如一个党项人故意违背这种既定的秩序，那么将支付五千罚金。

我们尚未发现有关在传教和平民日常交流范围内可能平等地使用藏语的材料。很明显这儿尤其需要党项语言和文书的资料。但毫无疑问藏语在佛学领域中是享有平等权利的。而且这是西夏政权中的佛教徒所使用的唯一的语言。按照西夏周围人们带有学究气的功利主义观念，藏族人在十一世纪乃是最忠诚、最热情的仆人。在西夏文文献的第一文本中就有这样一个按照汉文《千字文》格式所作的诗文：

党项人活蹦乱跳，

契丹人踽踽而行。

大多数藏民敬仰天国的佛陀和上师，

而全体汉人却更喜欢俗世的文学，

只有畏吾儿人自得其乐地吸着酸奶。

在西夏藏族人与党项人是紧挨着居住的邻邦，后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前者的影响，但是我们对这种影晌以及这种影响在党项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都毫无办法说出任何事实根据。党项与藏族族属相同，在他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些语言学上的类似，尽管党项人严格地使自己和藏族人分离。这就启发我们：除了佛教以外，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很可能还根源于他们共同的祖先一“羌”。这个共同的祖先同时植根于党项文化和藏族文化之中。这些共同的因素可以从他们对天国和天国的居住者的狂热的崇拜和由此而来的各种信仰和其对周围世界的普遍意识上来追寻。我们试图从一个与一个很特殊但却非常重要的西夏学问题相关的例证上来证明这一点。

不言而喻，“西夏” 这一汉文名称与那些直接见于西夏文文献中的名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形式上的差别。这个称号的核心部分毫无疑问是“夏”，这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党项人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他们是从公元前3000年直到10一13世纪由党项人占领的土地上所建立的带有半传奇色彩的夏朝一脉相承下来的，因而同样是华夏正统。与此类似，他们还企求以此使他们自己与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大夏政权相沟通，后者是匈奴王室的后裔，他们于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在同一地区建立了政权，而匈奴则自视为上面所提到的夏后氏之后裔也。但若要从汉文和西夏文资料中去解释我们所知道的“夏”这个称号则似乎更其复杂。汉文资料把它称为“西夏”，很明显是因为它位于宋朝的西方，这是一个十分现实合理的说明。

党项国王元昊将自己的政权公开声称为“大夏”，而汉人当然不愿意称其为“大夏”，因此他们更乐意将此政权称为西夏而不是大夏，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在西夏文文献中西夏政权的名称是“白上大夏”或者其变形“白上夏”。所有这二种名称都可以经常在好多种资料中找到。四十年前，王静如和N·A·聂历山教授就“白”“上”二字的译写展开了争论，他们二人都很正确地确认这二个字都是象征词，但它们究属象征什么，则依然暧昧不明。王静如认为对“上”一词的翻译不应从语义学这个角度出发，而应从语音学的角度出发来释读，将其读作“民”，连结起来则为“白民大夏”。涅夫斯基则在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这一名称的另一个变体，即将西夏政权称为“民国”，自然他不能同意将“上”这一象征词仅从语音学的角度进行释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关于党项人的自称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形式，即“民”。这早已为A·I·伊风阁所指出。因此，聂历山主张将“白上”这个组合词作为党项人发源地的一个代号来释读，译作“白上”（河），这儿“河”一词省略掉了，他还具体地确定所谓“白河”就是今四川省境内的“巴水”。必须指出的是，这个解释也并非尽善尽美。当我在汉文文献中发现了西夏政权的另一个称谓，即简单地将其称为“白国”时，我开始怀疑聂历山和王静如所作的释读的正确性。与R·A·石泰安教授的见解相同，我也认为这二个象征词可以更正确地逐字理解为“白”和 “上”。我所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古藏文中，“白” （?ཕྲོམ་ཁྲོམ ）是一个与弥药相联系的古代部族组织的名称-“白洞”（ལྡོན）。而“上”则亦可简单地理解为“上国”。（占据高的位置）。

不过，近来我觉得似应另有一种可能性可以修正这个问题。假如我们稍稍检讨一下对于藏学家和汉学家们都很清楚的“白”“上”二字的象征性意义，则我们可望得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结论。“白上国” 似乎就是党项政权的全称和西夏的对应词， “白上大夏”就是汉文中的西夏，当然汉文中是没有“大”字的。

诚然，在从汉地古代开始白颜色就是与西方的象征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个汉人在1068年所写的“白国”一词，在这里完全可以释读为“西国”。另一方面，在古代藏族人中间，其空间方位的表示是这样的：“上”（སྟོད）表示西，“下” （སྨད）表示东，而党项人的方位概念则与此完全一致。我们可以从一个著名的赞扬西夏文字的创造者的颂词中来证明这一点：

在（地球的）东方升起的是吐蕃人的邦土，

而在（地球的）那个边上落下的是汉人的国家。

聂历山对此作了文学性的翻译：

遙远的西陲屹立着高吐蕃的土地，

极东处汉人的国家则躺在洼地之中。

因此“高”一词完全可以释读为“西方”，党项人这种融汇一体的文化特征促使他们利用汉语和藏语（抑或古时候他们自己的）的象征意义而将其政权命名为西夏，但是所采用的是既不直接出现“西”这个字眼，又完全可以使汉藏双方都是以明白的方式。“白上大夏”是“西大夏”的一个代名词，而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汉文记载略去了“大”字，它变成了西夏的一个简单的同义词。我们不知道汉文“西夏”一词是从西夏文“白上大夏”译写过来的，还是党项人根据“西夏”一词将自己的政权译成了“白上大夏”。总之这二个词是汉文化和藏族文化相结合的一个象征，而这二种文化对于党项文化则有着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