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演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西藏，建立民主政权，人民当家作主，改变落后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推动科技化、现代化生产模式的转变，彻底瓦解了几百年来压在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封建农奴制，充分说明了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新发展。

       下面将以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建立、发展、瓦解过程和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推进，论述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演变。

一、公元七世纪初西藏从奴隶制社会变迁为封建农奴制。

       西藏的封建制与内地的封建制有所不同，西藏从奴隶制社会变迁为封建农奴制。从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执政起至八思巴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之前，西藏已经从奴隶制社会过渡为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一时期，在西藏历史上称之为西藏奴隶制过渡封建农奴制时期。因为新旧社会的变迁不能以昨天为旧社会今天为新社会的概念，一刀切，新旧制度的演变要经过新旧交替、或者过渡时期，才能建立新制度。在松赞干布时期，西藏建立了具有藏族特色的新政权、新法制和新的经济制度，达到了历史新支点。通过松赞干布等历代藏王的努力，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规，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奴隶制和封建制形式的很多问题，但是，奴隶和农民的经济悬殊，宰相、农田主和军官等杀害百姓、奴隶，甚至一名囚犯都要偿付杀人命价等现象，明显看出与奴隶制时期有所不同。同样，在经济方面，据敦煌文献记载，当时吐蕃王、宰相和军官等以家庭人数为佃农分田，丰收时以两头耕牛一日并耕的面积上交六驮税，干旱时只交五驮，若不按时上交，第二年加倍收取等详细记录，不难发现佃农们分耕的土地上交税收之外，其余的都可以自己享用。

       可是，奴隶没有自由权，也没有住房和经济收入，奴隶主拥有奴隶相买卖、占有、开除、入狱等权力，这些都是奴隶制社会遗留下来的残骸。

       在藏族历史中，历代藏王去世后，一些宰相、王妃和奴隶陪葬的记载，是指藏王去世后，有一些主要的王妃和宰相指定余生守墓，并不是说活活跟藏王一并入葬，在《国王箴》和《白史》等著作中有详细说明。

       以上举证完全说明了公元七世纪初，西藏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至公元九世纪中期，220年间，吐蕃王朝仍然有序地在空前发展，赞普赤松德赞去世后，佛教兴旺，僧侣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比如：酿鼎额增桑布、占噶白吉云丹等高僧担任司伦职位；赞普赤热巴坚时期，一位僧侣可以拥有七户人家、农田和牲畜，如果谁虐待僧侣按王命可以行使挖眼睛、剁指头等刑法，僧侣享有民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殊待遇。于是，佛教不屑一眼的很多臣民，挑拨赞普赤热巴坚、王妃鸠如萨和丞相占噶白云间的关系，便发生了杀丞相，逼迫王妃自缢，丞相贝和列德赞拧断皇帝头颅，刺杀王妃鸠如萨的弟弟鸠如拉鲁等一系列让人无法想象的事件。嗣后，赞普朗达玛又掀起灭佛运动，两年半时间内屠杀了很多地位显赫的佛教僧侣，其余大部分让他们还俗，不愿还俗的逼迫上山狩猎；有些雕像丢入河中、有些抛入洞穴、有些深埋沙滩；很多经书被烧，剩下的丢入河流；所有寺庙被封，经堂改为屠宰场等等，佛教几乎达到根本灭绝的地步。

       可是，个别僧儒趁动乱伪装百姓，远赴阿里，绕道逃亡青海等地，最终由拉隆白吉多杰杀死了赞普朗达玛。赞普被杀时，贵妃已身孕，皇后为了王位假装怀胎。贵妃生子后，皇后抱了一个长有乳牙的小孩（有的说是她自己的小孩），以假乱真。后来，皇后和贵妃为自己的小孩争夺王位，各执分歧，战乱二十年，最终以贵妃失败而告终。在内乱期间，民众最初在康区发动了起义，之后逐步在拉萨、山南、日喀则、加查和林芝一带相继发动了起义。“起义”一词藏语为康罗（ཁེང་ལོག）。在吐蕃时期，公民中从事军事工作者都称之为镐（རྒོད），公民为康（ཁེང），包括丞相、工商技术员、农牧民、商人和奴隶。当时不仅仅是奴隶，所有民众都参加了这次起义，揭竿四起非常壮大，延续了九年，最后朗达玛的侄子，维宋的儿子白廓赞被杀，其三个儿子逃亡阿里，从此藏王聂赤赞普的世袭政权崩溃覆灭了。即公元十三世纪初，元朝统一祖国为止，336年间，卫藏地区以11个集团、阿里地区以3个集团、多麦一带以1个集团割据。这一时期，在藏族历史上被称为“割据时代。”

二、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演变及政教合一制度建立。

       1、在藏学界，西藏封建农奴制演变政教合一制的时代有分歧，但是，我认为政教合一制度不是仅仅从僧侣本身是否参与政权来确定，而是最高领导者是否享有宗教和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是否有特权等基本概念来研究最合适。

       假如光从佛笨僧侣是否参与政治来确定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那么，藏王松赞干布执政前的历代藏王都有自己的侍从，都是僧人，在政府享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比如：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的巴塞囊，赤德颂赞时期的酿鼎额增桑布，赤热巴坚时期的占噶白吉云丹等等，甚至在政府担任宰相职务。如此推理，我们不得不承认西藏远古时代就有政教合一制度，但是，那时有些僧人在政府担任宰相职务，只能说兆示西藏将来走向政教合一制度的可能。据有关盟约和碑文记载，当时不要说宰相，连藏王自己都没有权利操作宗教事务，所有权利都在上师和堪布手里，不在一个人的膝下。

       但是，公元九世纪初，藏王赤热巴坚时期，即使每个僧侣可以拥有七户人家，政权还在藏王和宰相手中，一旦寺院和庙宇属下的民众或者奴隶触犯法律，由所属地的宰相和官员处理，寺院和庙宇没有处置权力。可是，堆龙降普寺等一些寺院分配土地、牛羊和草场的现象，看起来发生在寺院里，对政教合一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经济基础。

       在元朝，太宗额阔旦时期，西藏六大宗派，即萨迦派、帕竹、雅桑、直贡、达隆和蔡巴等归顺元朝皇帝和皇子后，各大宗派在西藏各地分配寺庙和庄园，颁布各自庄园归属和享有自行法律法规权力之日起，可以说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制度。

       2、西藏建立政教合一制度和西藏归属祖国版图有密切关系。元朝西藏为何划入祖国版图，这个问题不仅对西藏建立政教合一制度的内因有关系，还对宗教和政治势力相辅相成，相互依存有密切关系。西藏割据时期，卫藏、阿里和多麦等藏区15个集团统治整个藏区时，西藏内战不断，同时，自然灾害频繁，农牧业生产受害严重，随后卫藏地区的很多人开始向社会比较稳定、生产条件比较优越的多麦地区和康区逃难，导致社会局势混乱。其次，公元十世纪末，多麦地区掀起佛教后宏运动后，其继承者分为四大派系，其中每一派系又分十几种派别。另外，噶当派、萨迦派、蔡巴派、噶举派、帕竹噶举、噶玛噶举、直贡噶举、达隆噶举和雅桑噶举等噶举派分为四大八小，各自为阵，官方和百姓也在各自的信仰宗派中，维护、抚养自己的派系，不同地区都有各自的宗派和宗派势力，他们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抢夺土地、庄园和百姓，纷纷发起战争，社会动荡不安。这就是吐蕃王朝覆灭后的336年割据中，西藏内部的宗教势力和政治势力谁都未能统一西藏的根本原因，也是佛教各派别的经济来源和强夺庄园间的百姓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逐步建立政教合一的主要内因。

       另外，宗教和政治势力相辅相成，相互依存，谁都离不开谁。各教派都有各自的大小势力，但维持并发展其实力，只有两种办法：第一，亲自掌握政权；第二，依靠其他势力，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可是，当时西藏除了依靠元朝之外，没有一个势力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独断霸权，囊括四海。因为在东方，当时元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势力最强，不仅抗击了远征侵略亚洲中部和西部、欧洲东部的外来侵略者，在国内，除了西夏、南宋和晋王朝外，其余都席卷天下，包举宇内。所以，西藏各大宗派唯独归顺元朝，以乱求稳，以稳求真。于是，1239年，萨迦派、帕竹派、直贡派、蔡巴派、达隆派和雅桑派等六大教派分别派出自己的使者，先后萨迦派归顺于蒙古王额阔旦；直贡派、帕直派和雅桑派归顺于王子贺列贺；达隆派归顺于王子阿热噢噶；蔡巴派归顺于王子贺布勒。

       第二年，蒙古阔旦王派遣多达那布将军率领几千名蒙古兵，远征西藏，在途中反抗蒙古，捍卫家园的所有藏族地方，以抢、烧、杀等暴力胁迫归顺元朝。国王和各王子对归顺蒙古王朝的各大宗派分配了与自己领土约等面积的庄园和部落庶民。

       元朝对西藏各宗派分配庄园和庶民情况来看，阔端王对萨迦派除了阿里领地三环外，还分封了南北拉堆、固莫、曲米、香、夏鲁和羊卓等七万户的土地和10800户人家；贺里赫王子对帕莫竹巴分封了庄园和2438户人家；蒙阔汗王子对直贡巴分封了庄园和3630户人家；忽必烈王子对蔡巴分封了庄园和3700户人家；贺里赫王子对雅桑巴分封了庄园和3000户人家；阿热吾噶王子对达隆巴分封了庄园和500户人家等，以上分封各自都可以独断拥有。

       从政治方面讲，无论是掌控政权的君臣，还是政府，都牢牢掌握经济、法律和军事方面等大权。若要继承、发扬、传承，那么要审时度势，与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扬光大的宗教势力和著名宗教人士紧密联系，巩固政权。相反，一个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有多大势力，离开人名群众，这个国家将要面临灭亡的危险。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元朝通过萨迦巴、噶玛巴、直贡巴和蔡巴等宗教势力逐步统治了西藏。同样，明朝借助萨迦巴、噶玛巴、帕竹和格鲁巴等教派；清朝主要依靠格鲁派势力，实施行政权力。

       通过以上外因和内因，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八思巴为西藏政教合一领袖。在西藏设立了西藏宣慰司都元帅府，从此西藏正式建立了政教合一制度。

       简单讲，1260年，忽必烈王子首次在蒙古登基王位时，元朝尚未正式成立。后来统治天下，迁都燕京，国名为大元王朝。并应邀八思巴为上师，接受了第一次灌顶，供奉卫藏十三万户；第二次灌顶时，供奉了阿里至汉地白塔以上的三大藏区。据史料记载分析，忽必烈在八思巴前接受了两次灌顶，第一次灌顶时供奉了卫藏十三万户，第二次灌顶时供奉了包括藏区的蒙古族及三大藏区。这并不是说从此元朝不干涉西藏地方政权，也从未失去统治西藏的权利。1262年，在西藏设立了省级行政单位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八思巴为该府元帅，府下设有大臣、万户、千户和百户等很多行政官职，废除了西藏旧法制，实施元朝新法制，设置税收点、军事管理站，每年在西藏征收一定的税费。

       嗣后，在明朝时期，第司帕莫竹巴统治西藏地方政权时，各地区设置了宗本、领主代理，每三年换届一次，补充和完善了很多行政制度。历届帕竹第司传记中，每届第司中大部分第司亲自前往京都或者派遣使者，在历届皇帝前央求诏书和讨封等情况记载的很详细、明了。

三、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的鼎盛时期。

       清朝初期，即使建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还是面临着敌方反败为胜的可能。在这关键时刻，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参抓住契机，通过色秦曲杰恭贺了满清新政府的成立。满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统治蒙古等其它少数民族，也不得不借助当时声誉四方、实力雄厚的宗派。在这种情况下，满清政府也感觉到了达赖喇嘛和班禅仁波且的重要性，并回访达赖喇嘛和班禅仁波且，随即顺治皇帝隆重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并赏赐了四种文字对照的大金印。从此历代达赖喇嘛都在重要圣旨上盖此章。此后，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改善萨迦和帕竹等历届朝代延续的一些制度，取长补短，成立了噶伦厦等十个行政单位，新任命噶伦和达本等十五个官衔，重新清查、登记户口，编辑各县和庄园地名，考察资源质量，整理相关税费等收入薄56本。另外，制定了有些寺庙增加庄园庶民并授自治权，有些寺庙取消庄园庶民，政府每年按僧侣多少救济定粮，有些寺庙定岗定编，历届第司在职时一律秉公廉洁，退位后仍然按规定财产、祖业、庶民和牲畜等政府按职别统一安排的制度后，因为有些大寺庙拥有很多庄园庶民，并能自治自理；在经济上，对管辖的所有农奴可以征收苛捐杂税；在政治上，对僧侣不以佛法，而以法律手段和程序依法拘留、责打、带手铐、带脚链和颈圈等方式惩罚犯罪嫌疑人等事项，说明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已达到鼎盛时期。

       四、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开始走向衰落。

       七世达赖喇嘛年幼时，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结帮拉派，争夺权力，卫藏两地发生了矛盾。勃拉特吉和吉美南嘉父子执政时，对达赖喇嘛粗暴无礼等寻衅无赖，撤走驻藏清军，杀死驻藏两位大臣等事件，清政府撤销了西藏地方第司制度，并设置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噶厦和档案馆等单位组成的新机构，强化了政教合一制度。至十三世达赖喇嘛登基之前，西藏地方政权不要说发展，就像风中的酥油灯奄奄一息，国库几乎为零，苛捐杂税繁类众多，群众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种种迹象标志着一个政权的衰落。

       十三世达赖喇嘛登基摄政时，清政府正走向灭亡的时期。在外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内清政府时常破坏藏汉民族团结，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拯救西藏的经济，制定了个人和寺庙的所有庄园归属政府、减轻农牧民税收、建立政府粮仓、派遣年轻人出国留学等一系列措施，却遭到了一些高层人士和寺庙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热振王摄政时期，西藏的经济有了一点好转，但和达扎王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西藏人民爱戴的摄政王热振最后死于监禁。至于热振的死，主要还是摄政王达扎时期的个别官僚和有些狗腿子所致。在摄政王达扎时期，色拉寺采取派军镇压等举措，没几年又掀起动乱，粮食和食品价格翻倍上涨，西藏地方经济极尽萧条，越走越远。

       五、彻底瓦解西藏封建农奴制，走向光明之道。

       1949年，中国共产党除了台湾和西藏外，解放了全中国。同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号召和平解放西藏，却遭到美英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和阻挠，经过几番内外周折，最终还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放了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式就位亲政。1951年，以阿沛阿旺久美为首的五位西藏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拉萨，达赖喇嘛从亚东返回西藏。从此，不仅促进了汉藏民族团结，加深了藏族内部团结，翻开了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新纪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西藏后，中共西藏事务委员会、进藏汉族干部、人民解放军官兵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由衷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拥护人民解放军，有些中高层人士纷纷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广大藏族人民一同参与民主改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极个别高层人士虽表面上认同旧制度的改变，但却在暗地捣乱、阻扰实施，1959年全面发动了起义。可是，最终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彻底瓦解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结束了人民群众世世代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从此，获得新生，当家作主。西藏的生产、经济、文化和人口等日新月异，特别是落后的旧西藏开始走向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定的路线和西藏工作的方针都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无论是哪个国家或者那个政党，自己制定的方针是否正确、或者最终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还要看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是否牢固，并不是靠哪个集团或者哪个帮派的支持率来决定。假如实力比较雄厚的那个帮派暂时取得胜利，但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很快便会走向衰落。比如：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一段时间欺骗民众，篡党夺权，因为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最终还是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从另一个角度讲，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至反叛期间，中共西藏事务委员会和进藏部队始终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汉藏民族、藏族内部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推动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农牧生产等发展，在很短时间内推翻并制止了少数革命反动派煽动的反叛事件，充分说明了广大工农群众、各阶层和爱国高层人士对党的忠诚和信任；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充分说明了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没有群众基础，就不可能和平解放。同样，如果民主改革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未能满足广大藏族人民群众的需求，西藏的改革、建设事业也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