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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仲巴县顶琼洞穴遗址考古简报

作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来源：《中国藏学》2026年第2期时间：2026-08-06 08:39:00 点击数：

摘要：2021年，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顶琼洞穴遗址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与局部试掘工作。顶琼洞穴遗址为一处自然形成的大型溶洞，其结构总体上可分为上下两层。洞内地表埋藏有大量人类骨骼和动物骨骼遗存，经统计分析，洞穴内人类个体至少有100个、动物个体数至少有350只。遗物较少，发现32件（组），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竹器、草编器和毛织物等。根据洞穴内出土的骨骼与遗物样本的碳十四数据分析结果，该遗址的年代显示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结合洞内埋葬习俗，作者认为这是一处公元前后人类持续利用的特殊洞穴丛葬遗存，为研究西藏早期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例。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其相邻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木斯塘以及西藏西部阿里等地基本相同，为构建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跨喜马拉雅山地文化交流研究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顶琼洞穴遗址；洞穴丛葬遗存；西藏考古；西藏丧葬习俗

　　顶琼洞穴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琼果乡热珠村以西约4公里处一座被称为顶琼的板岩山上，洞口地理坐标为东经84°23′02.11″、北纬29°45′11.12″，海拔4998米，是我国境内迄今海拔最高的考古遗址。地处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宽谷，北距冈底斯山脉最高峰冷布岗日峰（海拔7095米）约20公里，南距雅鲁藏布江的源头马泉河约30公里。其南侧再向南约30公里处为连接喜马拉雅山脉南北的里孜通道，可达尼泊尔木斯塘地区。顶琼洞穴遗址最早于2018年由仲巴县干部经过探险发现，考古工作人员于2020年首次到实地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共发现三口洞穴，山顶部的两个洞穴入口已完全坍塌，无法进入，半山腰处洞穴入口敞开，洞穴结构复杂，洞内堆积有大量的人类骨骼和动物骨骼。通过当年采集的少量标本得到的测年数据显示该洞穴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后，是一处罕见的前吐蕃时期遗存。为进一步探清该洞穴结构、堆积、年代、性质、文化内涵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开展了全面考古调查与局部试掘。现将本次考古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一、洞穴结构

　　顶琼洞穴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冈底斯—腾冲陆块与喜马拉雅（印度）陆块的衔接部位，区内断裂以北西西向—近东西向断裂为主。由于印度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碰撞，青藏高原在整体抬升过程中发生挤压变形及岩浆热液活动，导致该区域内主要发育一套浅变质的碎屑岩碳酸盐岩沉积地层，形成薄层大理岩夹片岩，呈北西西—南东东带状展布，地层分布受多穹隆复式背斜构造控制。顶琼洞穴主要发育于中生代泥盆纪马攸木群薄层大理岩夹片岩内，其原岩为浅海—滨海相砂泥质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岩层厚度多在几厘米至十几厘米之间，岩层较为破碎，地表岩石风化严重，周围仅在洞口附近发现有基岩出露，其他均被风化碎石及砂子所覆盖。（图1）

　　顶琼洞穴为自然形成的溶洞，原为一无口洞腔，后因洞顶崩塌形成天窗，构成一竖井状洞口。洞腔发育受褶皱构造控制明显，主要沿一小型背斜轴面发育，洞顶岩层产状相对平缓，产状倾向202°，倾角∠6.7°，洞腔右壁顺层发育，与褶皱右翼产状一致，产状大致为210°，倾角∠21°。由于区域内降水稀少及植被状况较差，不利于碳酸盐岩溶蚀作用发生，洞腔地面以崩塌及流水侵蚀搬运为主，溶蚀作用为辅，强烈的构造变形及薄层地层为洞腔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顶琼洞穴现为一无水干洞，洞内次生碳酸钙沉积物较少，仅在部分洞壁上有少量沉积。
　　顶琼洞穴遗址总体上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洞穴基本为东西走向，以斜坡曲折延伸，总长67米、宽2—14米、高1.5—11米，其最深尽头处有一孔竖井连接下层洞穴，下层洞穴在竖洞末端两侧展布，总长约50米。根据洞腔的发育状况，可将顶琼洞穴形制具体分为“一洞口、二洞道、三洞厅、一竖井”。洞穴入口呈三角形，宽约0.5米、深约2.5米。进入洞口后为上层洞穴的第一洞道，洞道长约20米、宽约8米、高2—5米、坡度-15°左右，洞道底部主要由顶部岩石重力失稳崩塌石块堆积而成。穿过第一洞道后便是第一洞厅，该洞厅规模较小，总长约22米、宽约8米、高2—6米，地面整体向南侧倾斜，洞壁北侧高处见有支洞延伸。过第一洞厅见一狭小洞道与第二洞厅相连，该洞道长约6米、宽2—4米，高仅1米余，其地面主要为风化黏土、粉砂等。第二洞厅整体呈狭长型，长约40米、宽8—11米，洞顶高度约5米，洞厅地面有较多从顶部坍塌的大石，凹凸不平，洞厅西南又见两个支洞。该洞厅最东侧为连接下层洞穴的竖井，竖井基本垂直，深达14米，只有借助工具方可下探。通过该竖井到达下层洞穴后便是第三大厅，它在竖洞末端两侧东西向分布，该厅面积最大，总长约50米、最宽约20米，但洞顶整体低矮，高约0.5—2.5米，多须弯腰前行，该洞厅共有4个支洞向周边延伸，但支洞均过于狭小而无法通行。（图2）

　　二、洞内骨骼堆积
　　顶琼洞穴遗址洞内地表有大量人类骨骼和动物骨骼遗存，从进入洞穴开始直至下层洞穴和无法通行的支洞洞口均见数量不等的骨骼，所见骨骼绝大多数为白骨，而且皆脱节后混杂堆放。骨骼主要分布在洞穴内的洞道两侧，其中在3个洞厅、第一洞道侧面的陷坑以及部分支洞内堆放的骨骼最为密集，洞内能够到达和攀爬的区域均见骨骼散落，数量惊人。根据其分布状况，将上层洞穴分为SG1、NG1、SG2、NG2、SG3、NG3、SG4、NG4八个单元（图3），并对其进行了较为仔细的考古调查与试掘工作，除了较为破碎和危险区域的骨骼之外，地表暴露的骨骼均进行了采集。下层洞穴根据左右分区为LG1R、LG1L两个大的单元（图4），然而该层氧气稀薄，顶部岩石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造成骨骼遗存的采集数量相对有限。此外将两条洞道编号为P1和P2，并采集其地表散落的骨骼。总的来说，本次调查尽可能采集了洞内所有地表可见的人类骨骼，但由于工作条件的限制，采集的人骨遗存可能只占到实际骨骼埋藏的一半甚至更少，而动物骨骼的采集以头骨为主，在不同的洞厅内随机采集约1平方米范围内的肢骨，以此检验头骨反映的种属数量比例。

　　SG1位于近洞穴入口的第一洞道南侧，为一处延伸较深的自然陷坑，一侧为洞壁。坑内地面堆积一定数量的骨骼，其中多数见于坑顶掉落的石板之下，但较为破碎，少数见于石板之上，或为后期搬运所致（图5）。骨骼堆积以动物骨骼为主，所采集标本包括羊亚科动物头骨8件、马科4件、牛科2件，及若干颅后骨骼。另发现人类右侧盆骨和右侧股骨各1件，形态差异较大，可能分属于不同个体。
　　NG1位于第一洞道北侧与洞壁交接处，在一处洞壁自然折角的独立小坑内，坑内仅有少量有待鉴定的动物骨骼碎片。在NG1东侧有一处分布较为密集的灰堆，并布设1米×1米的小探方一个，经试掘确认为一次堆积的动物和人类骨骼烧堆（图6）。其表土下层是厚约20厘米的烧灰，底部为石板，其下是深度未知的洞穴空腔。灰堆中填充着大量焚烧过的动物骨骼（图7），包括羊亚科动物下颌骨7件、马科1件、牛科2件，以及若干动物颅后骨骼；人类骨骼共3例，包括1右侧桡骨、1右侧跟骨和1颅骨残片。另出土若干人工遗物。

　　SG2位于第一洞厅南侧，为一处自然形成的倾斜区域，该区域除顶部掉落的石板之外皆为骨骼，一直延伸到洞壁深处。石板周围所见的骨骼较为破碎，或为进入洞穴过程中踩踏所致，其南侧的倾斜区域混杂堆积大量骨骼，分布密集（图8）。可见的动物头骨包括羊亚科头骨45件、马科头骨82件、牛科动物头骨7件、猫科动物头骨1件，此外还有若干动物颅后骨骼。该区域另发现3具较为完整的马科动物遗骸，骨骼上尚残留有未腐朽的软组织。该单位采集人类骨骼可鉴定标本数（NISP，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s）为52，包括肢骨、髋骨、椎骨等部位，所代表最小个体数（MNI，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s）为7。该堆积最深处见有一定数量的人类遗物。

　　NG2、NG3位于第一洞厅北侧的高处，为两个较为独立的空间，其中NG3为支洞（图9）。由于两个区域均处在洞壁之上，攀爬较为困难。两个单位内骨骼遗存较少，其中NG2采集人骨标本NISP为9，MNI为2，动物骨骼包括马科动物和牛科动物的头骨各1件；NG3中仅有少量骨骼碎片，未见人骨遗存。
　　SG3位于第二洞道与第二洞厅交接处的南侧，该区域洞壁较为倾斜，骨骼混杂堆积在洞壁与地面的夹缝内（图10）。此处人类骨骼分布较密集，其NISP为163，其中以椎骨、肢骨和盆骨为最，所代表MNI为12。动物骨骼包括羊亚科动物头骨17件、马科动物头骨2件，以及若干动物颅后骨骼。
　　SG4位于第二洞厅近竖井的南侧，此处采集人类骨骼NISP为11，MNI为4。该单位内未见明显的动物骨骼。
　　NG4位于第二洞厅的北侧，该区域地面有较多从顶部坍塌的大石，凹凸不平，骨骼在大石间隙带状混杂分布（图11）。该堆积内人类骨骼NISP为250，主要包括椎骨和上、下肢长骨，所代表MNI为16。动物骨骼较人骨少，所见动物头骨种属均为羊亚科，共35件，此外还有少量颅后骨骼。

　　在P1洞道地表也散落有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和人类骨骼。所采集动物头骨标本包括羊亚科27件、马科头骨1件、牛科2件，以及少量颅后骨骼。人类骨骼NISP为17，多数为肢骨（图12）。P2洞道遗存较少（图13），仅采集到人类胫骨1例。

　　LG1R和LG1L分布在第三洞厅，通过竖井下达后即见大量骨骼，堆积十分密集，基本无从下脚，左右两区皆是密密麻麻的骨骼，均混杂堆积，且覆盖一层尘土，有的骨骼上落有顶部坍塌的石块（图14）。总体来讲，第三洞厅以人骨为主，其中人类骨骼NISP为245，其MNI为26；动物骨骼以头骨为主，包括羊亚科55件、马科5件以及犬科1件，颅后骨骼罕见。此外，靠近洞壁位置可见一颅骨堆，包括部分残损颅骨及碎片共计30件，所代表MNI为12。颅骨堆中有2例属未成年个体，6例存在损伤，不排除是受后期埋藏影响的结果。下层洞穴分布有大量的人类骨骼遗存，但该层从入口到两边地势均为斜坡（图15），且受顶部岩石阻挡而高度低矮，深处难以通行，故而我们并未在此作系统的采集工作。

　　对洞穴内采集的骨骼进行粗略鉴定后发现，采集的人类骨骼中数量最多的为肢骨，包括肱骨、尺骨、桡骨、股骨、胫骨、腓骨以及肩胛骨、锁骨、手骨、髌骨、足骨等共422件，椎骨次之，有113件，髋骨再次，有87件，此外还有颅骨62件、下颌骨35件、肋骨25件。整体而言，目前统计的所有人类骨骼的NISP为753，但由于各单位人骨遗存MNI的判断依据不同，且尚不清楚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因此依据在洞穴中采集的所有人骨来估计洞穴中人类的整体MNI；此处以右侧股骨最多，为54。考虑到此次采集人骨的数量为洞内堆积的一半左右，且有一些骨骼可能被岩石和灰尘覆盖，以及第三洞厅以及部分支洞太过危险而没有充分调查，遂推测洞穴内实际堆积的人类个体数至少为100。
　　洞内采集动物头骨总计315件，其中羊亚科数量最多，共200件；马科次之，共97件，还有16件牛亚科动物头骨，另见猫科动物、犬科动物头骨各1件。与上文同理，推测洞内的动物个体数至少为350。目前，人骨和动物骨骼的性别、年龄以及痕迹方面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仍在进行中。
　　三、遗物
　　洞穴内人类遗物较少，仅发现32件（组），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竹器、草编器和毛织物。其中在灰堆T1内试掘出土的为正式发掘所获，其余皆为调查过程中从洞内地表采集。多数遗物采集于SG2堆积处，该堆积最深处有较多人类遗物与骨骼混杂堆放在一起。此外在SG1、SG3、NG1、NG3、P1、LG1R等区域内也有采集。
　　陶器2件。
　　2021ZDP1：采1，陶片。残长3厘米、残宽2厘米、厚0.4厘米。夹细砂灰陶，表面上刻划有网格状凹弦纹。
　　2021ZDT1：2，陶片。残长3厘米、残宽2.7厘米、厚0.3厘米。夹细砂黄褐色陶，素面。

　　铜器5件。
　　2021ZDT1：1，铃状铜器。高5.5厘米、口径6.5厘米。柱形小杵、钟口两侧斜张、腔内有舌痕，斜腹、直口，腹部饰三道凹弦纹，杵部中央堆塑菱形。
　　2021ZDNG3：采1，鎏金银铜饰件。通高4.7厘米、最宽3.1厘米。上部圆形，内见三重同心圆，外圈上镀银，中圈及内圈上刻划放射状，其外侧鎏金，中心部位镶嵌宝石。下部梯形，两缘凹槽内镶嵌绿松石。
　　2021ZDT1：3，贝状铜饰件。长1.7厘米、宽0.8厘米。
　　2021ZDT1：4，铜片残件。残长6厘米、残宽4厘米。
　　2021ZDSG1：采1，铜片残渣若干。

　　铁器3件。
　　2021ZDT1：5，铁环，外径2.9厘米、内径1.2厘米。
　　2021ZDT1：6，带尖铁环，外径3.2厘米，尖部残长3厘米。
　　2021ZDT1：7，铁器残件若干。

　　木器7件。
　　2021ZDP1：采2。发现时相互靠近，应为一组木器，由一根木棍和一块穿孔木器组成。木棍长14厘米、厚3厘米，两端较圆钝，表面上见削痕。穿孔木器呈方形，长13.8厘米、宽6.5厘米、厚2.3厘米，一面为劈，另一面为削，穿有两孔，每孔约1厘米，中间凿成椭圆形，似用为把手。
　　2021ZDSG2：采9，带孔木筒。筒高7厘米、筒径6.7厘米、壁厚0.6厘米，口稍残，筒底中心穿孔，孔径1.5厘米，底部做有小圈足。
　　2021ZDSG3：采1，木簪。条状，长22厘米。一面为劈，上有纵向刻痕数道，另一面未加工，自然木纹明显，一端较圆，其侧见半圆孔，另一端较尖。
　　2021ZDP1：采3，木棒。长27厘米、厚3厘米，两端较圆钝，一端稍残，表面上见削痕。
　　2021ZDSG2：采6，疑似火把。弯状，长18厘米、厚3.7厘米。两端较圆钝，表面被削，其上见有碳痕。
　　2021ZDLG1R：采1，木碗。仅剩碗底，足径16厘米、残高10厘米。喇叭状圈足，表面上见削痕，上部基本残。
　　2021ZDLG1R：采2，木器若干（无图）。有片状、圆柱状、方形等，有的较长，约50厘米。

　　竹器3件。
　　2021ZDNG1：采1，竹片。采集时已经裂开，共6块，但无法拼合，似为竹筒残件，高12—13厘米、厚1厘米。
　　2021ZDSG1：采2，穿孔竹片。采集时已经裂成2块，可拼合，裂隙间见有穿孔，高12厘米、厚0.8厘米。
　　2021ZDSG2：采7，竹编绳。竹条外缠绕芦苇草成编绳，长25厘米。

　　草编器3件。
　　2021ZDSG2：采5。用苇草编织而成，圆形，口大底小。口径约22厘米、底径10厘米、高12厘米。其余两件已残朽不堪。

　　毛织物9件。
　　口袋5件，以毛线编织而成，先编织成长方形，再从两端和底部缝制成袋子。2021ZDSG2：采4，长20厘米、宽10厘米，用黄线、黑线、红线搭配编织，条纹清晰，做工讲究。其余做工基本一样，均为小型袋子。

　　长织物1件，2021ZDSG2：采3，残长20厘米、残宽13厘米。用褐色毛线编织成方形，底部再坠线绳，可能为衣物的组成部分。
　　捻绳3件，均为用手搓揉而成的条状线绳。2021ZDSG2：采14，用米色毛线手捻而成，残长60厘米。2021ZDSG2：采8，用黑色绒线手捻而成，残长32厘米。

　　四、结语
　　本次考古调查共获得12个碳14数据，其中包括7个人骨与动物骨骼以及5个草编器、织物等遗物的有机物年代，经校正后其年代集中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大致相当于中原的秦汉时期。
　　顶琼洞穴遗址内混杂堆积大量的人类骨骼和动物骨骼遗存，经粗略的统计和分析，至少有100具人类个体和350具动物个体。这些骨骼绝大多数为白骨，未见明显的软组织等附着在上，而且皆脱节后集中堆放，说明是人为有意埋藏的。其中人类骨骼以肢骨居多，椎骨、髋骨、颅骨等数量亦不在少数，但整个洞穴内未见完整的躯体，皆是脱节后混杂堆积，其葬俗应是二次捡骨后埋藏在洞穴内。在NG1处发现的灰堆应是骨骼烧堆，其堆积较少，但指示洞穴内部曾经有过焚烧骨骼的人类行为，同样可以解释为二次捡骨后再埋藏。动物骨骼以头骨居多，而且数量惊人，应是洞内有意殉葬而堆积。根据碳14年代综合分析，我们认为顶琼洞穴遗址为一处公元前后人类持续利用的洞穴丛葬遗存。此类丧葬习俗在西藏罕见，是目前为止西藏首次正式考古发掘的洞穴丛葬遗存，为研究西藏早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实例。
　　与此类似的利用天然洞穴的丛葬遗存，在距离顶琼洞穴遗址不远的尼泊尔北部木斯塘地区也有发现，据外国学者报道，距今约2400—2000年的米拜克墓地的63号墓葬为洞穴多人合葬。该地区的楚克潘尼遗址（Chokhopani，3000 B.C.E.-2400 B.C.E）、3—7世纪的桑宗遗址亦为人工凿山形成的洞穴，其内也有丛葬的习俗。此类洞穴墓葬实际与近年在西藏阿里境内发掘的皮央东嘎墓地、曲踏墓地、格布赛鲁晚期墓葬、桑达隆果墓地等地洞室墓葬之间也有相似点，它们不仅在年代上多有重合，即大部分均在距今2000年左右，而且从顶琼洞穴遗址内出土的遗物来看，其中不乏草编器、竹筒、纺织物等基本相同的遗物，在上述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的墓葬内也见到类似物品。因此初步判断，顶琼洞穴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其相邻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木斯塘以及西藏西部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基本相同，可能与“象雄”这一政治实体有关，据《唐会要》记载，象雄“其酋豪死……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牸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 。可以看出，顶琼洞穴遗址的发现为构建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跨喜马拉雅山地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顶琼洞穴遗址地处5000米的极高海拔地区，它应是我国目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海拔最高遗址。此处是人迹罕至的半荒漠区域，时常有野牦牛、雪豹、秃鹫等大型动物出没。该遗址的发现将为研究人类适应在极端海拔环境和生业策略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从遗址内采集的人类骨骼和动物骨骼目前正在进行多学科分析，其详细结果将另文发布。

项目负责人：李林辉
发掘：赤列次仁、吕红亮、杨峰、李梓嫣、曹豆豆、高璇、李旻、白帆
测绘：王德远、李志琴、张开琪
摄影：李梓嫣、赤列次仁
制图：李志琴、李梓嫣、赤列次仁
执笔：赤列次仁、吕红亮、李梓嫣、李林辉

作者简介：
　　赤列次仁，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李林辉，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吕红亮，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梓嫣，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