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之路羌中道:昆仑山下文明动脉
作者:易华
来源:青海日报
时间:2026-03-31 08: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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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笔者作为河源昆仑多学科综合科考活动的成员,自海东市进入,以西宁市为中心,覆盖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考察了祁连山脉与昆仑山脉青海核心区,对区域内河流与古道形成了立体认知。二十余年前,笔者提出“青铜之路”概念,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开辟了新视野,但既往研究多聚焦河西走廊或丝绸之路北道,对祁连山脉南麓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关注不足。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海西州热水墓地、诺木洪文化,以及海东、海南州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诸羌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一条深藏于昆仑与祁连山脉之间、活跃四千年的青铜之路文明交流大动脉逐渐清晰。昆仑河源既是三江源,亦是柴达木河源头。柴达木盆地不仅适宜游牧与狩猎,其都兰县还跻身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香日德镇曾创小麦亩产世界纪录。祁连与昆仑山脉并非地理障碍,羌中道亦不局限于青海。它西通西域并延伸至南亚、中亚、西亚,北连河西走廊以通南北,南达西藏、四川及云贵高原,东抵陕、甘、宁并延伸至中原。本文旨在阐述羌中道作为“青铜之路”关键南支,其东西交流与南北迁徙历史可远溯先秦,实为欧亚大陆早期文明互动不可或缺的十字枢纽。
祁连之南文明走廊
青海湖与柴达木盆地静卧于“万山之祖”昆仑山与祁连山脉之间,独特地理位置赋予其非凡历史角色。这里既是自然地理分界,更是古代人群迁徙、物质交换与文化传播的天然通道和交汇点。都兰热水墓群重大发现使其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比肩,共同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有力印证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流盛况。祁连山脉并非交通障碍,其间多条道路贯通南北。热水墓群繁荣并非无源之水,其人口与文化源自东西南北,根基深植于更为久远的青铜时代诸羌文化沃土。汉代以前,柴达木盆地及周边是诺木洪文化(约前1500-前1000年)、卡约文化(约前1500-前800年)及其更早源头齐家文化(约前2200-前1500年)等活动舞台。这些考古学文化共同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昆仑文化区”,其本质是青铜时代羌文化区。昆仑神话宏大叙事与神圣地理根基深扎于羌人世代生息的这片土地。该区域在东西与南北文明互动中,扮演着远超既往认知的枢纽角色。河源昆仑与柴达木盆地密不可分。《尚书・禹贡》载“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先秦时期青海为雍州羌人活动区。昆仑神话则是古代西北民族以想象力构建的地理文化符号。《禹贡》记“导河积石”“岷山导江”,《山海经》载“河出昆仑”,积石山与四川岷山作为江河发源两大地标,与昆仑地望联系紧密。考古已证实河源与江源间为古代民族迁移通道,马家窑文化及齐家、卡约文化沿岷山、岷江南下至成都平原,成为古蜀文明先声。三星堆出土神坛器物与《山海经》所载昆仑描述相关,恰是黄河与长江文化交融的见证。文献与考古共同证明,青铜之路羌中道亦是昆仑道。
先秦羌中道
诺木洪文化核心遗址夏尔雅玛可布系统发掘,揭开了羌中道青铜时代交流网络惊人图景。该遗址宛如微缩青铜时代世界,墓葬遗存汇聚了八方文化因子:西来元素包括西亚两河流域麦类(大麦、小麦),及欧亚草原风格铜竿头饰、菌首状铜饰;东方印记涵盖中国北方黍、粟、彩陶残片、精美漆器及中原特色双重木椁葬具;南方瑰宝则有南亚次大陆红玉髓珠与印度洋海域海贝。这些遗存绝非孤立舶来品,共同构成连续复杂的交流网络,清晰指向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所在柴达木盆地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版图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农牧互动前沿、东西文明碰撞熔炉。该遗址发现的青铜之路四要素:青铜技术与青铜器、羊与羊毛、牛与牛奶、马与马车,为羌中道存在与传播提供了坚实完整的考古实证。
羊、牛、马逐水草而居会自动翻山越岭,是羌中道开拓者。齐家、卡约、诺木洪文化遗址中羊(尤以绵羊为主)、牛(含黄牛与牦牛)骨骼数量远超狩猎野生动物,表明畜牧业已成为经济支柱。这不仅是生计方式变革,更意味着与动物驯养、管理及次级产品(羊毛、牛奶)开发相关整套技术知识与观念已在此生根。羊、牛驯化与传播恰是青铜之路核心内容之一,其在羌中道繁盛标志着这条通道在欧亚大陆早期畜牧业革命及伴随的文化、技术传播中占据关键节点。昆仑山麓草原与高山草甸为羊、牛、马提供了生存资源,交通古道由此形成。粟与麦交汇表明羌中道是农业传播双向通道。诸羌文化遗址(如齐家、卡约文化)中,源自中国北方的粟、黍(小米)是主要本土农作物;而夏尔雅玛可布等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发现源自西亚大麦与小麦遗存。这种“东粟西麦”在同一区域乃至同一遗址共存是农业传播史上东西方交流直接物证。羌中道不仅是西方麦类东传重要通道,亦是东方粟作西渐影响区域,彰显了其在早期农业技术传播中双向桥梁作用。
双耳罐与单把罐是跨地域羌式陶器,亦是羌中道存在主要标识。齐家、卡约、诺木洪文化最具代表性陶器即双耳罐与单把罐(又称“羌罐”)。这类器型并非孤立,相似陶器组合风格(如双大耳罐、折肩罐等)在四川、云南、西藏,河西走廊四坝文化,新疆塔里木盆地、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和内蒙古朱开沟文化、陕北石峁文化和山西陶寺文化均有发现。双耳罐由此成为辨识青铜时代羌中道东西文化互动与人群迁徙重要物质标识,亦是“诸羌”文化因素广泛传播象征。
青铜器技术传播与融合创新在羌中道亦有充分体现。诸羌文化中发现青铜器数量可观,包括戈、矛、刀、镞、锥、泡饰、镜、铃等,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其技术来源具有混合性:部分器物(如部分刀、矛、饰件)带有明显北方草原青铜器风格;亦有中原商周青铜器风格器物(如部分戈造型)。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诺木洪文化出土铜镜是东亚早期铜镜体系的重要组成,与新疆天山北路、青海尕马台、甘肃齐家坪、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镜一脉相承,其传播与接受恰是东西技术文化交流重要体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出土欧亚草原风格铜竿头饰、菌首状铜饰,更是西方青铜文化经羌中道输入直观证据。这些发现表明羌中道是青铜冶炼技术及制品传播并在本地被吸收、模仿与再创造重要舞台。
白石与转山是昆仑信仰的精神符号。齐家、卡约、诺木洪文化乃至现代羌藏文化中,白石崇拜是显著文化现象。考古遗址中常发现作为祭祀或建筑构件的白石,这种崇拜与青藏高原及边缘地带广泛的转山习俗紧密关联。神山(尤以昆仑山及其余脉为核心)被视为神圣之地,绕行(转山)是重要宗教实践;白石则被视为神山象征或神性载体。这种根植于高山地域的原始信仰构成昆仑文化精神内核。其起源古老,在青铜时代诸羌文化中已清晰呈现,并通过文化交流对周边产生深远影响,是理解羌中道作为精神观念传播通道的关键。
万里羌中道
青铜之路羌中道促成亚洲三大文化圈在青藏高原交汇。东亚互动圈以定居农业文化为基础,陶器与玉器发达;北亚与中亚互动圈交接地带的亚欧草原形成兼具二者特征安德罗诺沃文化,金属冶炼出现于阿尔泰北麓,并发展出较成熟合范青铜铸造技术,其代表为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分布范围东达中国南阳,西至芬兰。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发现一件铜矛长61.5厘米,柄部为銎,刃下有钩,梁下部有三条突带,具有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特征。沈那遗址属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已渗透至东亚文化圈。除沈那遗址外,下王岗遗址发现4件,西安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各藏1件,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出土1件,黑海地区发现5件,年代均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这类铜矛起源于黑海地区,传播至阿尔泰地区,进而影响中国西北乃至中原腹地。这些地区的分布连线,恰表明青铜之路北线与南线密不可分。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呈现的“世界性”图景,及前述五大类物质与精神遗存构成的完整证据链,无可辩驳地证实:距今约3500-3000年,以羌中道为核心的青海道已是成熟活跃的青铜之路南翼主干线,沟通东西、连接南北。其历史远早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通道繁荣植根于独特自然地理与人文基础:柴达木盆地夹于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之间,是连接黄土高原(齐家文化)、河西走廊(四坝文化)、新疆(诸多青铜文化)、西藏(早期文化)及河湟谷地天然十字路口;高山、草原、荒漠、绿洲、河谷相间生态多样性适宜农牧兼营,为长途跋涉的人群与商队提供了补给与休整之地。诸羌文化主人群展现出强大包容性与创新性,善于吸收不同方向物质技术(青铜、麦作、畜牧)与精神观念(如白石崇拜)并加以本土化,使这一区域成为东西南北文明交流熔炉与再传播中心。因此,青铜之路并非仅有河西走廊北道单线。羌中道作为至关重要的南翼支线,与北道共同构成欧亚大陆东部早期文明交流网络的双翼。它不仅在青铜技术、牲畜(羊、牛、马)、农作物(粟、麦)及重要器物(双耳罐、铜镜、权杖头)的传播中扮演关键角色,亦是早期精神信仰(如昆仑白石崇拜)形成与扩散的重要区域。忽视羌中道,便无法完整理解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与欧亚大陆的互动全貌,亦难以真正把握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重要源流的深厚根基。
昆仑见证文明交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祁连之南文明走廊
青海湖与柴达木盆地静卧于“万山之祖”昆仑山与祁连山脉之间,独特地理位置赋予其非凡历史角色。这里既是自然地理分界,更是古代人群迁徙、物质交换与文化传播的天然通道和交汇点。都兰热水墓群重大发现使其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比肩,共同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有力印证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流盛况。祁连山脉并非交通障碍,其间多条道路贯通南北。热水墓群繁荣并非无源之水,其人口与文化源自东西南北,根基深植于更为久远的青铜时代诸羌文化沃土。汉代以前,柴达木盆地及周边是诺木洪文化(约前1500-前1000年)、卡约文化(约前1500-前800年)及其更早源头齐家文化(约前2200-前1500年)等活动舞台。这些考古学文化共同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昆仑文化区”,其本质是青铜时代羌文化区。昆仑神话宏大叙事与神圣地理根基深扎于羌人世代生息的这片土地。该区域在东西与南北文明互动中,扮演着远超既往认知的枢纽角色。河源昆仑与柴达木盆地密不可分。《尚书・禹贡》载“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先秦时期青海为雍州羌人活动区。昆仑神话则是古代西北民族以想象力构建的地理文化符号。《禹贡》记“导河积石”“岷山导江”,《山海经》载“河出昆仑”,积石山与四川岷山作为江河发源两大地标,与昆仑地望联系紧密。考古已证实河源与江源间为古代民族迁移通道,马家窑文化及齐家、卡约文化沿岷山、岷江南下至成都平原,成为古蜀文明先声。三星堆出土神坛器物与《山海经》所载昆仑描述相关,恰是黄河与长江文化交融的见证。文献与考古共同证明,青铜之路羌中道亦是昆仑道。
先秦羌中道
诺木洪文化核心遗址夏尔雅玛可布系统发掘,揭开了羌中道青铜时代交流网络惊人图景。该遗址宛如微缩青铜时代世界,墓葬遗存汇聚了八方文化因子:西来元素包括西亚两河流域麦类(大麦、小麦),及欧亚草原风格铜竿头饰、菌首状铜饰;东方印记涵盖中国北方黍、粟、彩陶残片、精美漆器及中原特色双重木椁葬具;南方瑰宝则有南亚次大陆红玉髓珠与印度洋海域海贝。这些遗存绝非孤立舶来品,共同构成连续复杂的交流网络,清晰指向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所在柴达木盆地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版图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农牧互动前沿、东西文明碰撞熔炉。该遗址发现的青铜之路四要素:青铜技术与青铜器、羊与羊毛、牛与牛奶、马与马车,为羌中道存在与传播提供了坚实完整的考古实证。
羊、牛、马逐水草而居会自动翻山越岭,是羌中道开拓者。齐家、卡约、诺木洪文化遗址中羊(尤以绵羊为主)、牛(含黄牛与牦牛)骨骼数量远超狩猎野生动物,表明畜牧业已成为经济支柱。这不仅是生计方式变革,更意味着与动物驯养、管理及次级产品(羊毛、牛奶)开发相关整套技术知识与观念已在此生根。羊、牛驯化与传播恰是青铜之路核心内容之一,其在羌中道繁盛标志着这条通道在欧亚大陆早期畜牧业革命及伴随的文化、技术传播中占据关键节点。昆仑山麓草原与高山草甸为羊、牛、马提供了生存资源,交通古道由此形成。粟与麦交汇表明羌中道是农业传播双向通道。诸羌文化遗址(如齐家、卡约文化)中,源自中国北方的粟、黍(小米)是主要本土农作物;而夏尔雅玛可布等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发现源自西亚大麦与小麦遗存。这种“东粟西麦”在同一区域乃至同一遗址共存是农业传播史上东西方交流直接物证。羌中道不仅是西方麦类东传重要通道,亦是东方粟作西渐影响区域,彰显了其在早期农业技术传播中双向桥梁作用。
双耳罐与单把罐是跨地域羌式陶器,亦是羌中道存在主要标识。齐家、卡约、诺木洪文化最具代表性陶器即双耳罐与单把罐(又称“羌罐”)。这类器型并非孤立,相似陶器组合风格(如双大耳罐、折肩罐等)在四川、云南、西藏,河西走廊四坝文化,新疆塔里木盆地、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和内蒙古朱开沟文化、陕北石峁文化和山西陶寺文化均有发现。双耳罐由此成为辨识青铜时代羌中道东西文化互动与人群迁徙重要物质标识,亦是“诸羌”文化因素广泛传播象征。
青铜器技术传播与融合创新在羌中道亦有充分体现。诸羌文化中发现青铜器数量可观,包括戈、矛、刀、镞、锥、泡饰、镜、铃等,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其技术来源具有混合性:部分器物(如部分刀、矛、饰件)带有明显北方草原青铜器风格;亦有中原商周青铜器风格器物(如部分戈造型)。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诺木洪文化出土铜镜是东亚早期铜镜体系的重要组成,与新疆天山北路、青海尕马台、甘肃齐家坪、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镜一脉相承,其传播与接受恰是东西技术文化交流重要体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出土欧亚草原风格铜竿头饰、菌首状铜饰,更是西方青铜文化经羌中道输入直观证据。这些发现表明羌中道是青铜冶炼技术及制品传播并在本地被吸收、模仿与再创造重要舞台。
白石与转山是昆仑信仰的精神符号。齐家、卡约、诺木洪文化乃至现代羌藏文化中,白石崇拜是显著文化现象。考古遗址中常发现作为祭祀或建筑构件的白石,这种崇拜与青藏高原及边缘地带广泛的转山习俗紧密关联。神山(尤以昆仑山及其余脉为核心)被视为神圣之地,绕行(转山)是重要宗教实践;白石则被视为神山象征或神性载体。这种根植于高山地域的原始信仰构成昆仑文化精神内核。其起源古老,在青铜时代诸羌文化中已清晰呈现,并通过文化交流对周边产生深远影响,是理解羌中道作为精神观念传播通道的关键。
万里羌中道
青铜之路羌中道促成亚洲三大文化圈在青藏高原交汇。东亚互动圈以定居农业文化为基础,陶器与玉器发达;北亚与中亚互动圈交接地带的亚欧草原形成兼具二者特征安德罗诺沃文化,金属冶炼出现于阿尔泰北麓,并发展出较成熟合范青铜铸造技术,其代表为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分布范围东达中国南阳,西至芬兰。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发现一件铜矛长61.5厘米,柄部为銎,刃下有钩,梁下部有三条突带,具有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特征。沈那遗址属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已渗透至东亚文化圈。除沈那遗址外,下王岗遗址发现4件,西安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各藏1件,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出土1件,黑海地区发现5件,年代均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这类铜矛起源于黑海地区,传播至阿尔泰地区,进而影响中国西北乃至中原腹地。这些地区的分布连线,恰表明青铜之路北线与南线密不可分。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呈现的“世界性”图景,及前述五大类物质与精神遗存构成的完整证据链,无可辩驳地证实:距今约3500-3000年,以羌中道为核心的青海道已是成熟活跃的青铜之路南翼主干线,沟通东西、连接南北。其历史远早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通道繁荣植根于独特自然地理与人文基础:柴达木盆地夹于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之间,是连接黄土高原(齐家文化)、河西走廊(四坝文化)、新疆(诸多青铜文化)、西藏(早期文化)及河湟谷地天然十字路口;高山、草原、荒漠、绿洲、河谷相间生态多样性适宜农牧兼营,为长途跋涉的人群与商队提供了补给与休整之地。诸羌文化主人群展现出强大包容性与创新性,善于吸收不同方向物质技术(青铜、麦作、畜牧)与精神观念(如白石崇拜)并加以本土化,使这一区域成为东西南北文明交流熔炉与再传播中心。因此,青铜之路并非仅有河西走廊北道单线。羌中道作为至关重要的南翼支线,与北道共同构成欧亚大陆东部早期文明交流网络的双翼。它不仅在青铜技术、牲畜(羊、牛、马)、农作物(粟、麦)及重要器物(双耳罐、铜镜、权杖头)的传播中扮演关键角色,亦是早期精神信仰(如昆仑白石崇拜)形成与扩散的重要区域。忽视羌中道,便无法完整理解青铜时代中国西北与欧亚大陆的互动全貌,亦难以真正把握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重要源流的深厚根基。
昆仑见证文明交响
祁连巍峨,昆仑苍茫。当我们将目光从传统河西走廊北道转向祁连山脉南麓这片曾被长期低估的土地,一条被风沙掩埋部分记忆却从未真正断绝的青铜之路羌中道在考古学烛照下重新焕发光彩。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惊世发现,与卡约、诺木洪、齐家等诸羌文化深厚积淀共同构建起纵贯四千年、横跨万里的文明交流长廊。这条通道不仅见证了西亚麦粒在东方沃土萌发、草原青铜技艺在昆仑山下淬炼升华、双耳陶罐承载羌式审美跨越千山万水,更孕育了白石圣洁、神山环绕精神信仰,成为昆仑神话最古老的血脉根基。羌中道以无可辩驳的考古实证宣告了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在青铜时代深度互动,其广度与深度远超既往想象。青铜之路理论因羌中道这一关键南翼补充而更臻完善。它提醒我们,中华早期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海纳百川,通过羌中道这类隐秘而坚韧的动脉积极参与青铜时代欧亚大陆的宏大文明交响。重估羌中道不仅是填补学术空白,更是对中华文明源流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深刻再认识。在昆仑山无言见证下,这条千年古道以出土的瑰宝向今天诉说着古代中国与世界恢弘的交融故事。

柴达木盆地的现代公路很多路段延续了古代羌中道的路线。 杨晓波 摄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尕马台遗址出土的七星纹铜镜。

卡约文化鹿纹双耳彩陶罐。

西宁市沈那遗址出土的圆銎宽叶倒钩铜矛。 本文文物照片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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