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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前高原到汉唐西域：西藏与新疆考古揭示古代文明谱系

作者：沈琛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时间：2025-11-25 09:27:08 点击数：

　　近年来，边疆考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西北边疆考古极为突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与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的并列入选，为了解中国古代的族群起源与文明交流提供了珍贵物证。
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位于日喀则市康马县嘎拉乡政府驻地东北部的玛不错湖岸，分布面积约22.4万平方米，自2020年正式发掘以来，已发掘1650平方米。虽然仅发掘了不足遗址总面积的1%，但已经清理60余座墓葬、40余座灰坑及柱洞、灶、石构等遗迹。该遗址是迄今所见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4400米以上）、年代最早（距今4800—2000年）、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西藏地区族群演进进入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年代较晚。至汉武帝时，经略西南夷，凿空西域，设河西四郡，今新疆、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或为汉朝直接管辖，或受中原王朝册封，逐步被纳入华夏化的历史进程。然直至唐朝，崛起于山南河谷的吐蕃才首次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唐朝建立联系，并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青藏高原，与唐朝分庭抗礼。而对于吐蕃的族源，以及青藏高原腹地的早期族群活动，唐以前汉文史书一无记载，其后的汉文史书仅模糊处理，或云其出自“发羌”，或云其出自鲜卑拓跋氏。而藏文史料对吐蕃族源多涉神话，或云为猕猴与岩魔女之后，或云以天神化现为人主，或云是印度王子之后，这些传说只能作为知识史的材料，而无助于族群起源的学术研究，后者的推进仍然只能依赖考古学的进展。
　　在西藏传统的历史地理中，青藏高原被划分为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以拉萨、日喀则为核心的卫藏地区，雅鲁藏布江流域为其主要聚集地，也是吐蕃的核心四茹地域；西边是阿里三围，有印度河河谷可通西域、印度，前有象雄王国，后有古格王国，其历史更为悠久；东部是多康（Mdokhams）地区，为高山河谷区，即今天习称的康区和安多，与羌族、汉族、吐谷浑诸族交界。康马县玛不错遗址坐落于喜马拉雅中部山脉以北的西藏中南部高原，北接江孜县，后者在吐蕃时期为重臣家族娘氏（Myang）采邑所在，属于吐蕃中央四茹之一的支茹（Rulag）管辖范围。该地不仅是青藏高原腹地，也位于吐蕃王朝的核心区域。玛不错东北即羊卓雍湖，沿西畔道路过雅鲁藏布江西北即至逻娑，此一线亦为吐蕃牙帐常驻之地。玛不错向南即亚东河谷，可直达今印度、不丹。因此，玛不错不仅是青藏高原腹地，也是交通四达之要地，适合大型聚落的产生与发展。
　　玛不错遗址呈现出的一种新的文化面貌—“玛不错文化”，是继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之后，西藏新石器考古的又一里程碑。玛不错出土的海贝、象牙、玛瑙、红玉髓等舶来品，证实了当地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物质交流。
　　从西藏的新石器考古来看，1977—1979年发掘的昌都卡若遗址年代更早，是一处距今5500—4000年之间的史前聚落遗址，其位于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是苏毗的活动领域，卡若文化反映了西藏原始土著民族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民族的交汇。稍晚发现的拉萨曲贡遗址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考古学家推测其性质为墓地和祭祀场所，曲贡文化更多地反映了西藏原始土著居民的文化面貌，遗址中发现的带柄铜镜等文物也反映了拉萨河流域原始居民与中亚或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虽然玛不错遗址与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并不相同，但未来将西藏地区的新石器考古遗存进行细致地类型学分析，或许可以对史前时代西藏各地的文化交流有更深刻的认识。
　　近年来青藏高原考古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各地的考古发现有如泉涌，如西藏阿里地区汉晋时期的故如甲墓地、曲踏墓地、皮央东嘎墓地、桑达隆果墓地，古格王国时期的曲龙遗址等，西藏腹地的桑耶寺遗址、温江多宫遗址，青海都兰热水墓群、郭里木乡墓葬、乌兰泉沟墓葬等。青藏高原东麓各地的摩崖造像则可揭示吐蕃佛教的东传，四川、云南、甘肃等地也偶见吐蕃墓葬或遗址，例如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四川甘孜炉霍县呷拉宗吐蕃炼铁遗址，等等。上述遗址为我们了解青藏高原的族群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一手材料，全面揭示了高原丝绸之路的交流网络。
　　青藏高原考古的难点主要在于西藏考古，考古与文献之间断层明显。未来还需要对吐蕃时期的历史地理进行深入研究，绘制详细的吐蕃交通和民族分布图，为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地理依据，以弥合吐蕃史与吐蕃前史之间的知识鸿沟。
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约33千米，是喀什地区重要的古代佛寺遗址。19世纪末以来，该遗址迭经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发掘。2019年以来，经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发掘，清理出佛塔、佛殿、僧房等10余处大型建筑基址组成的佛寺建筑群，复原了佛寺的整体布局及各类建筑形制，出土佛像、剪轮五铢和开元通宝铜钱等多种珍贵文物。根据测定，该遗址的年代应是在3—9世纪。
　　喀什地区为古代疏勒所在，又称作佉沙、沙勒。疏勒在张骞通西域时即为西域大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作为新疆地区最早伊斯兰化的绿洲，较之于高昌、楼兰、焉耆、龟兹、于阗、精绝等地，疏勒的佛教遗迹保存情况并不理想，几乎没有任何文书出土，导致学界对疏勒的研究也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
　　关于疏勒的交通。《汉书·西域传上》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疏勒虽在天山与昆仑山交界处，但在交通上却属于北道，自车师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至疏勒，经今之阿赖山谷西出，西北越阿赖岭自今奥什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即大宛。而南道则自莎车经今塔什库尔干、瓦罕走廊至巴克特里亚，南道虽不经过疏勒国都，但东汉以后疏勒国境扩张，南道由此途经疏勒之南界。相较于南道，北道绿洲地理条件更佳，沿路诸国更大，因此更便于往来。张骞凿空西域即由此道入大宛，李广利二伐大宛，其主力亦由北道。汉晋时期西域都护、长史或戊己校尉多驻兵于东天山的轮台、楼兰与高昌等地，未在疏勒驻兵。疏勒先后役属于匈奴、汉、魏、晋、嚈哒、突厥。尼雅遗址发现的西晋时期精绝木简N.XV.93+N.V.73记载“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可见疏勒与其他西域诸国王拥有西晋赐予的“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官号，并接受中央政令。
　　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载丝路三道，增加自伊吾过天山以北之路为北道，疏勒西出之路遂为中道，“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锁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隋书·裴矩传》）。唐代经略西域，设安西四镇，疏勒即为四镇之一。高宗、武后时期吐蕃经营西域，即由勃律，经南道进入疏勒之南，进而袭扰四镇。7世纪下半叶吐蕃三次占领四镇，直至长寿二年唐朝在四镇驻兵三万戍守。唐玄宗时期唐朝安西都护张孝嵩、高仙芝、封常清讨勃律，皆是从龟兹、疏勒经葱岭守捉（今塔什库尔干）、护密（今瓦罕），越雪山（兴都库什山）至小勃律。8世纪末吐蕃与回鹘争夺四镇，吐蕃曾短暂地占领疏勒，至802年回鹘占领疏勒，疏勒裴氏王统自此断绝，疏勒进入回鹘时代。回鹘汗国破灭后，以葛逻禄为主体的喀剌汗王朝占领喀什，893年以喀什噶尔为东都。进入10世纪后喀什噶尔逐渐伊斯兰化。莫尔寺遗址年代下限在9世纪末，各建筑面皆有烧灰层和未烧完的建筑构件，考古学家推测寺院为大火焚毁，正是喀剌汗王朝统治疏勒之时。
　　关于佛教传入疏勒的时间，一般认为在东汉时期。《后汉书·西域传》载汉安帝元初中疏勒王舅臣磐曾入大月氏为质，疏勒王死后，大月氏以兵送臣磐还疏勒为王，汉顺帝永建二年臣磐曾遣使奉献。《大唐西域记》卷一二载迦毕试（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一带）有小乘质子伽蓝，传闻是迦腻色伽王为葱岭以东某国质子所建。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认为此“质子”即臣磐，臣磐归国后当将佛法引入疏勒，疏勒主要也是流行小乘佛法。莫尔佛塔年代主体在3世纪后半期，考古学家认为莫尔佛寺是疏勒最早的佛寺之一，当无疑问。新疆地区存在大量的“回字形”佛寺，其形制与健驮罗、大夏等地佛寺存在渊源关系，年代多在3—8世纪。莫尔佛寺中亦存在回字形佛殿，约修建于4—6世纪，结合疏勒与贵霜佛教的关系，可以为回字形佛寺的源流提供有力的注解。
　　疏勒南接印度，北通龟兹，东至于阗，为中外僧人汇集之地，虽行罽宾（健驮罗地区）之一切有部，亦时有大乘名僧到访。十六国时期，罽宾名僧佛陀耶舍曾住疏勒，其后鸠摩罗什至其地受业于佛陀耶舍，并于此地问学于莎车大乘僧人须利耶苏摩，因改宗大乘。其后鸠摩罗什入姑臧、长安，佛陀耶舍亦入京相随译经，成为译经史上佳话。其后续有求法僧昙无竭，宋永初元年经高昌、龟兹、沙勒，登葱岭，度雪山，至罽宾国求法。隋开皇五年印度僧人达摩笈多亦从迦臂施国北越雪山，经渴罗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而至沙勒，驻二载后，经龟兹、高昌入隋（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唐初玄奘自葱岭返国，亦驻于佉沙国，云“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大唐西域记》卷一二）。可见唐初疏勒佛教之盛况。新罗僧人慧超于开元十五年路经疏勒：“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此亦汉军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从西域地区来看，唐朝镇军所驻之处，必建有汉化佛寺，疏勒之汉化佛寺为武则天时期修建的大云寺。莫尔佛寺中带主殿的多间式大佛殿具有鲜明的汉化特征，考古学家认为可能就是唐代大云寺遗址。开元二十九年东天竺译经僧法月返国，“路取西凉、沙碛、伊、西、焉耆、疏勒望于天竺”，至式匿（今塔吉克斯坦舒格南一带）遇贼，退还疏勒城中，之后卒于于阗金轮寺（《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四）。唐朝最后一位有记载的疏勒求法僧是悟空，他于贞元三年自识匿至疏勒、据史德、安西，但除去国王与镇守使外，别无所记。宋初又有继业等人自此道经疏勒、勃律而至印度求法，此时疏勒已是喀剌汗王朝的国都，且与佛国于阗争战不断。唐代明确出身于疏勒的僧人是释慧琳，“俗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师从不空，住长安西明寺，精于印度声明之学与汉地音韵之学，自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撰有《一切经音义》一百卷，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莫尔佛寺自3世纪创建，绵延至于9世纪末，见证了佛陀耶舍、鸠摩罗什、达摩笈多等中外名僧的驻锡论辩，也迎送了昙无竭、慧超、悟空等匆匆巡礼的求法僧。莫尔佛寺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
　　喀什尚有三仙洞遗址、汉诺依古城等汉唐时期遗址，这些遗址性质如何，在汉文史料中又对应何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撰写一部《疏勒史丛考》或《疏勒佛教史》，或许为期不远。
三、余论
　　青藏高原和新疆虽然地理环境迥异，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是两地自古以来皆属少数民族活动区域，本地居民的族源并不清楚，使用文字较晚。吐蕃使用的藏文创制于7世纪，而疏勒的文字并无留存，因此考古与文献的结合难度较高。二是两地皆处于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新疆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而青藏高原本身所构成的高原丝路则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补充。青藏高原与新疆地理相接，交通顺畅，文化交流密切，也沟通欧亚大陆东部的其他各文明单元，因此对其考古遗存必须以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角度进行审视。三是两地考古皆发轫于西方探险家的入华考察，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得以突飞猛进。这就要求考古工作者要参考国外探险家的调查报告与研究成果，与国际学界进行直接对话。
　　对青藏高原和新疆进行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丝绸之路、欧亚大陆多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5年第4期，作者沈琛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转载本文仅供读者交流使用，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