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仁邓珠:“打箭炉”地名考释

作者:泽仁邓珠 来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时间:2024-12-17 15:08:29 点击数:
“打箭炉”地名考释
泽仁邓珠

【内容摘要】“打箭炉”是元明清三代因茶马古道经营而兴起的著名边城,木雅人自称为“打折多”(dar rtse mdo)(音译)的地理概念,在大约宋朝甚至可能更早时期已经形成。在12世纪初,“打折多”(dar rtse mdo)这一藏名在藏文史籍《娘氏宗教源流花蕊蜜蜂》中首次出现。13世纪,该藏名被汉文史籍音译为“打煎炉”,现身于《明实录》。汉文文献的记载比藏文文献晚一个世纪。17世纪,又被汉译为“打折卢”,见于康熙皇帝发出的《谕遣能员往打箭炉侦察防御》谕书。直到18世纪初,康熙47年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中首次记述了“打箭炉”,并附会诸葛亮派人在此地铸军器而得此地名等主观构建的传说。自明代中叶,《明外史·西番传》中记载汉藏往来的官方线路(青藏道)改为川藏道,处在川藏交通咽喉部位的“打箭炉”,逐渐彰显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打箭炉开始受到中央政府与国际社会的关注。打箭炉地名的文化内涵及其所表现的地理空间的最后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名称从能指到所指的涵化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重要性。
【关键词】打箭炉;茶马古道;康定;木雅地名;文化交融


【作者简介】泽仁邓珠,男,藏族,四川康定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藏学。

  “打箭炉”是康定的旧称,位于四川省大渡河西部,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著名边城,也是木雅文化的主体与腹心地带,甘孜州州府所在地。自唐朝以来便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藏彝民族走廊上汉藏等多民族交流往来的交通枢纽,俗称“川藏咽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更名“康定”,简称“炉城”。这里地势险要,周围有高山环绕,是连接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中心区域。石开忠先生说“地名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生和形成,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打箭炉”在当地木雅土著先民与周边民族长期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发生和形成,成为重镇。自18世纪清朝初期开始大量蜀人移居于此,汉藏民族混糅中蜀人主观建构或虚构了许多有趣的文化传说。其中,以诸葛亮派郭达将军造箭得名“打箭炉”的传说为典型,使得阐释更加逼真和鲜活。正是汉藏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彼此协调和蜀人能动的能力,并赋予其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形成了汉藏等多民族交流往来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既有人文因素,又有自然因素,积淀了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内容。
一、“打箭炉”的词源及其本义

  “打箭炉”由藏语dar rtse mdo的汉语发音演变而来。在汉文官方文书中“打煎炉”“打折卢”“打箭炉”等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翻译的记述。其藏名“打折多”(dar rtse mdo)是“集市打折多”(tshong'dus dar rtse mdo)(意为)的缩写。藏语“集市打折多”可以从两个部分解读。其中,“集市”(tshong 'dus)是“集市宝贝庄园”(tshong'dus nor bu gling)的简称,特指聚集贸易活动的市场。“宝贝”(nor bu)是敬语,象征为财宝,与前面的“集市”合成后被称为“集市宝贝庄园”,也是汉藏等多民族因贸易聚集的市场。而“打折多”的词源解析与当地的两条河流有关。从大炮山与木格措流经子耳波下的雅拉河,在藏语中称为“打曲”(dar chu),“曲”指河水之意,从折多山流经跑马山脚下的折多河,在藏语中被称作“折曲”(rtse chu),两河流经郭达山后交汇被称为“多”(mdo),合称为“打折多”。
  事实上,“打箭炉”地名源自藏语这一观点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如,任乃强先生说“打箭炉是按藏语‘打折多’的发音翻译,明朝初期就有此译法,清乾隆时期开始有人附会诸葛亮的神话传说”。石硕先生说“事实上明清时期的相关文献中呈现的‘打煎炉’与‘打折卢’两种别样写法,正是当地藏语打折多的音译”。在明朝时期和清朝初期的官方文献中,有“打煎炉”与“打折卢”两种不同的写法。在早期民间文献中也出现不同称呼,如“达折朵、打折多、达渚多、达折多、打折渚、汉哨打折、拉姆则、宫乌玛日”等多种称呼。依照《辞海》中的记录,藏语达折多音译为打折渚,后来逐渐音讹附会后称打箭炉。《炉城风物》中记述“元朝开始很多蜀人迁居于此,然后转音后称为打箭炉”。因此,正是因为系藏语“打折多”逐渐演变为“打箭炉”的这一历史过程。如今的康定市简称为“炉城”,它是“打箭炉”地名的缩写。在清代民国时期,大量蜀人移居此地后,主观建构了与“打箭炉”地名有关的“郭达将军造箭”“诸葛孔明借一箭之地”等传说,这些传说具有真实感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汉藏木雅语中“打箭炉”的含义及演变

  (一)汉文文献中的“打箭炉”
  在明朝洪武十五年七月(1382年8月),《明实录》中记载:“四川分省的瓦剌蒙左丞相派遣理问高惟善等人,自从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的,上故元所授银印”。明朝洪武十六年三月(1383年4月),《明实录》记述:“西番打煎炉长河西土官故元石丞剌瓦蒙,复遣理问高惟善及其侄万户若剌来朝,文物及贡马,钞锭诏赐,衣服有差”。明朝洪武十六年三月(1383年4月),《明实录》记述:“西番打煎炉长河西,僧答儿八坚千来朝,赐于僧衣一袭”。在明代历朝官修史书《明实录》中多次提及“打煎炉”,它也是目前打煎炉最早出现于汉文史书中的文献,该地所指的地方为现在的康定一带,史书中的“长河西”指的是甘孜州大渡河以西东部地区。西番(西藩、西蕃)特指吐蕃,是西部边境地区与西域一带的泛称。然而,史书中出现的“打煎炉”与明末清初后出现的“打箭炉”之间存在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揭示了明末清初有关资料中记载的“郭达将军造箭”“诸葛孔明借一箭之地”“箭炉灶台”等记录的真实性。这些记录均为主观建构,并没有历史事实发生,也与打箭炉地名没有任何历史溯源关系。宋濂、王祎编修《元史》中记载:“鱼通嵓州等处达鲁花赤李福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阿奴版的哥等到为喝吾等到处总管,并授玺书及金银符”。在该史书中,长河西土官瓦剌蒙早在元朝时就已担任四川分省的右丞,并且在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元朝廷授予其银印与玺书。由此可见,既然打箭炉地方土官瓦剌蒙是元朝官员,那么“打箭炉”地名的出现可能不晚于元朝。龚伯勋先生在《康定的记忆 图说炉城》中,将“阿奴版的哥”解读为木雅西吴甲布,当地民间称为色巫王(mi nyag se'u rgyal po),“喝吾”便是今天木雅贡嘎雪山下的色巫绒。
  1467年(成化三年),在《明外史·西番传》中记载:“陕西郑安副使说,进贡的借番,皆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1470年(成化六年),《明宪宗实录》第688页中记载朝廷再次重申“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三年一贡,由四川路入”的规定。明朝朝廷严格规定,进贡的西藏(乌思藏)地方官员与僧众来者皆由川藏道进入,不得径洮、岷的青藏道。这一规定主要是由于唐朝开始经营的唐蕃古道(青藏道)自明朝初中叶开始屡遭土匪劫掠,致使道路受阻。明朝实施了“隔离蒙番”政策,川藏道成为明朝中后期汉藏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官方通道,而打箭炉是川藏道的必经之路,当时途经打箭炉的路线有两种(见图1)。打箭炉因此进入官方视野,成为汉藏民族交往的交通要道和商旅往来的汇集中心,凸显其川藏交通咽喉要道地位。
图1 川藏道必经打箭炉
  1680年(康熙十九年),康熙皇帝发出《谕遣能员往打箭炉侦察防御》的谕书,谕书中写道:“刑部侍郎遣能员冯甦赴打折卢侦察贼人情形······打折卢应移文四川总督,选贤能人员,侦探防御······打折卢等处地方应选堪用人员……”清朝初期,和硕特部和吴三桂(三藩之乱头目)势力的扩张,引起清王朝的不安。为此,康熙皇帝发出谕书,要求刑部侍郎派遣冯甦前往打箭炉侦察和防御。谕旨中三次提及“打折卢”即是“打箭炉”的另一种写法,从中能看出清朝中叶时期的官方文书中使用“打折卢”的写法,而“打折卢”其实更贴近藏文dar rtse mdo的发音。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泸定县泸定桥路边《泸定桥碑记》中记载:“自成都行七百余里,皆泸河渡口,而入打箭炉。”此石碑中将“打折卢”改写为“打箭炉”。由此可见,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开始,官方文书中开始使用“打箭炉”。1680年(康熙十九年)西炉之役的突破,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泸定桥的落成,使得邻近地区大量蜀人移居至此。因此,蜀人移居此地后将地名雅化为“打箭炉”,这是汉藏文化逐渐交流交融的一个象征。石硕先生说道:“汉人移民把藏语地名演变为打箭炉,并字面意义构建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传说的社会历史背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打煎炉”至“打折卢”再到“打箭炉”的演变,是藏名“打折多”(dar rtse mdo)的谐音与雅化的历史过程。当地的移民蜀人围绕“箭”这一元素,主观建构了内涵生动丰富且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与故事。如碑文中所谈及的,传说诸葛亮派人在此地铸军器而得名“打箭炉”。这是典型的借用地名进行主观建构的文化符号整合,也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共享同一个文化符号的事例。
  1732年(雍正十年),奉檄入藏的王世睿在《进藏纪程》中提到“诸葛亮武侯征蛮人,在此造箭,派了一名军人监官,而后成了战神,立了庙祭祀,打箭炉地名由此而来”。这是打箭炉“造箭说”的肇始。到了1739年(乾隆四年),《雅州府志》中记载:“郭达山往东1公里,因武候七次擒拿孟获,诸葛命令郭达此地造箭,故而有了打箭炉这一地名。”1804年(嘉庆六年),周霭联在《西藏纪游》中进一步塑造,声称武侯征战孟获时,武侯麾下的郭达将军于沙哇纳安灶炉造箭,还称郭达将军山上有安炉遗址,城中有将军庙,被命名为郭达将军庙。《清一统志·雅安府一》中也记述相同的内容,郭达山俗称为将军山,使其成为该县的神山。在《西康图经》中写道“民国时期,每年新正有人来此祈年,市民祷山神者,祷于城内将军庙,庙里神相狰狞极丑,骑一只独角羊,木牌中写道署救封某爵汉朝将军郭达神位”。乾隆年间的学人李元写道“山有神灵因而敬畏,武侯征孟获命将军郭达造箭之说”。格勒博士则说“将军像狞严,骑一只独角山羊,身着长衣袍,神像用木料雕塑,木牌上写道敕封口口大帝汉朝将军郭达之位”。吴崇光在《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中写道:“据传武侯于此地造箭,其人姓郭,所乘独角羊,炉有庙,形容怪异,夷人敬而畏之。”综上文献资料中清晰地展现了主观建构与文化塑造的过程,并将“打箭炉”地名的由来追溯至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南征孟获时为筹集箭器,派遣郭达将军到此地设炉造箭。于是将此地定名为“打箭炉”,将城东山崖定名为“郭达山”。
  蒲华军先生写道:“打箭炉吸收汉藏文化要素,并对本地区的文化进行更新与再造,在流动与再生产中造成文化的创造,因此,将现在与过去以及未来与历史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石硕先生谈到:“关于打箭炉地名的起源与郭达将军的神话以及城中将军庙会,这些虽然都出自蜀人的主观塑造。但却充分体现了汉藏民族在相互交流背景下进行文化整合的智慧与策略,内涵丰富。”原本只是抽象符号的文化能指,逐渐发展成为生动形象且具有深层意义的文化所指。
  1888年和1903年,英帝国主义连续向西藏发动武装入侵。当时,中央政府从治藏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治藏方略,强调“固川以安藏”“治藏必先安康”等历史经验。而处于“川藏交通咽喉”部位的打箭炉,凸显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它既是“安藏”的后援,也是“川省门户”,战略地位愈发重要。
  (二)藏文文献中的“打箭炉”
  十七世纪,《宇妥·元丹贡布传》中记载:“宇妥·宁玛云丹贡布为吐蕃赞布赤松德赞的御医,赞布派云丹贡布前往五台山传医与救死扶伤,途径打折多”。赤松德赞和云丹贡布是公元8世纪的历史人物,前者为吐蕃王朝第37任赞普,也是吐蕃三法王之一,后者则是藏医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撰写了闻名遐迩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根据此记载推理,“打折多”这一藏名8世纪就已出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娘·尼玛俄色(1124—?)在《娘氏宗教源流花蕊蜜蜂》中提到"rgya dar rtse'i tshong 'dus na lha lung dpal gyi rdo rje las kyi kha skong zhungs pas"。这是学界普遍认可的最早出现“打箭炉”地名的藏文文献。文中写作“汉打折集市”,“打折”应是“打折多”的缩写,“集市”表明早在12世纪或更早时期已经形成商贸汇集点。对于此文中“打折”前加上“汉”字,这有两种解读。第一种:当时有大量蜀人渡大渡河,来到打箭炉设市贸易,打箭炉因此发展成了汉藏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汇集重镇。“汉地打折”的说法也随之出现。第二种:由于藏语中“汉”(rgya)与“茶”(ja)字发音相似,写法上容易将“茶打折”混淆为“汉打折”。众所周知,打箭炉主要因茶马古道的兴盛而成为著名边城。所以与茶有关的藏语称谓较多,符合当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如“茶打折多(ja dar rtse mdo)、茶城(ja grong)、茶乡(ja yul)”等。
  苯教本塞琼古扎(dpon gsas khyung rgod rtsal)(1175—?)的伏藏书《本塞仁真祈愿文》、洛德尼布(blo ldan snying po)(1360—?)的《大圆满喇嘛仁真祈愿文》、贡桑洛珠(kun gsal blo gros)的《象蕃历史金言》 中有关于“打折多”地名的记述,分别为“汉哨打折”“拉姆打折”“宫乌玛日”。而在《古代象蕃大辞典》中“汉哨打折、拉姆打折、宫乌玛日”被解读为四川省甘孜州东面和大渡河西面处。从中不难发现在早期苯教文献中对“打折多”地名称呼有所不同,而且《古代象蕃大辞典》中还指出“汉哨打折”是苯教师迦布僧巴图庆(rgya bon zing pa mthu chen)的修行地,也是三十六个苯教密宗修行地之一。迦布僧巴图庆是吐蕃王朝第一任聂赤赞普时期的苯教大师(九大苯教咒师之一,也是象蕃八十位大成就者之一),其降生时间与降生地在《大圆满喇嘛仁真祈愿文》中被指出是公元前二世纪,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康定一带。“拉姆打折”则是嘉王良美大师(rgyal ba mnyam med pa)的修行地,在《古代象蕃大辞典》中也指今天的四川省康定一带。“宫乌玛日”在《迦布僧巴图庆研究》中被解读为迦布僧巴图庆的修行地,也是苯教三十六个修行地之一,同样指今天的四川省康定一带。此外,在《苯教大藏经》中苯教三十六个修行地在吐蕃王朝穆赤赞普时期就已经形成。
  十三世纪末,《木雅五学者之一噶喜瓦·仁白桑格传记》中记载:“在打折多(dar rtse mdo)举行鱼通与木雅头日选举,并向八度母顶礼膜拜。”鱼通指的是现在大渡河中上游沿岸的康定市东北区域,木雅则是指现在康定西南和西北区域的木雅。而“打折多”处于这两个区域的中心带,也是当时的贸易集市。因此,头目选举地址自然而然选在此地。“打折多”在文中是以“打折集市”的雅化形式出现的,“集市”被替换为“多”字,在藏文中“多”字有汇集之意。《贤者喜宴》中“打折多”地名出现4次。此书以忠实于史实而著称,打折多作为一个小城镇被写入此史籍,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在《释迦嘎让多多自传》中谈到“打箭炉(dar rtse mdo)是商贸集市,也称集市宝贝庄园(集市罗布林)。‘打折’两字指汉藏宗教、政治发达之地和汉藏首次交往之地;多为两河汇集处;汉藏蒙等商贸集市而得此名”,这是首次以藏文文献解读打箭炉地名由来的记载。在《康定明正土司简史》中写道:“打折多是藏语,市镇坐落于两条河和三座山之间,所以取名为多,这点无可争议,打折的字面意义为发达和山顶。”在《藏族通史吉祥宝瓶》中记述“打字指经杵(印有经文经幡),折字指山顶,多字为两河交汇处,合意为山顶竖立经杵下的两河交汇之谷地”。从上述记述中可以看出,对于“打折多”的解读存在差异。主要体现于藏文字面的理解不同,“打”可以解读为发达、经杵、绸缎等,“折”可以解读为巅峰、首次、山顶等,“多”可以解读为两河汇集点、三座山汇集点、商贸汇集点等。
  德格丹珠尔大藏经目录(213—210b)和昂旺袁定菘博大师教言集第八函(JNYZ3)以及大宝伏藏第六十四函(TD2530、TD2799)中,“打折多”出现5次。第五世、第六世、第七世、第十一世喇嘛教言集(DL153、160、239、244、249、401、506、480、462)中,“打折多”出现33次。这些文献资料中的记录,充分凸显了“打折多”这一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事实上,打箭炉这一名称及其地缘概念,经历了从当地人自称到藏语文的记录,再到汉文记述以及附会神话传说等漫长的演变和发展历程,最终成为一个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地域名称。因此,对“打箭炉”地名的解读,其实都是地名雅化的过程。而这一雅化结果是客观事实,也是主观建构的结果。
  (三)木雅语中的“打箭炉”
  木雅语属于汉藏语系羌语支的一种濒危语言,其使用者数量不超过两万人,主要分布于康巴地区的康定市贡嘎山镇、宜代乡、沙德镇、甲根坝镇的部分区域和九龙县的唐古乡。
  二十世纪末,木雅贡布先生(1923—2008)在《博贡嘎曲觉桑格的传记》中写道:“打箭炉地名源于本地木雅语,在木雅语中打指绸缎、折指药物、多指交汇处,合意为丝绸与药物交易汇集处。”木雅语中“打”的发音为“绸缎”,“折”的发音为“药”,与上述汉藏语的解读有所区别。《木雅藏语方言词汇》中“打折多”也被解读为绸缎和药物交易点,这一点在访陕西外国语学院的老师扎西郎甲博士时得到证实,他表示“木雅语中打(dar)指绸帛和丝绸,表示丝织品和丝织物,折(rtsi)指药物或药品,比如吃药说rtsi'a phyi”。事实上,木雅语的阐释更具权威性,直抵本来面貌。木雅人为了记住地理空间和地缘结构,常以木雅语命名山川河流、森林草原以及动植物等。例如,木雅贡布先生说青海省玉树的地名以木雅语命名为cu sngon'dus,意为河流交汇之处。在《康定明正土司简史》中也有木雅语命名的地名,如a la'bo sgang、'bo rtse、'bo gangs dkar等。但是,在对木雅地区进行走访时了解到还有另外一种解读。四川省康定市沙德镇生古村的曲邓先生中表示,“打折多”在木雅语中被称为(ta tsi mdo),意思是温泉之地,这是因为当地温泉较多而得名。实际上,木雅语中温泉的发音确实与“打折”发音十分相似。无论如何,这些历史遗留的命名符号,都是木雅人从蒙昧到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
  现在的木雅人对打箭炉有“多(mdo)、打多(dar mdo)、打折(ta tsi)、茶乡打折多(ja yul dar rtsi mdo)”等不同的称呼,这些称呼都以“多”字为核心,而“茶乡打折多”以茶马古道兴盛而得名,意指以茶为代表的贸易集市。“多”是最为简化的表达。地名的简化和缩写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它不仅体现了语言随时间演变的特点,还为使用和交流带来了便利,并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传播效率。同时,这也是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促进了地名在语言使用上的标准化和统一。
三、“打箭炉”地名文化意蕴与文化整合

  地名不仅仅是用于表达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它还是文化符号,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特别像“打箭炉”这样背景文化丰富且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地名,其阐释意义更为重要,解读方法也更具挑战性。
  (一)文化寻根溯源
  打箭炉这一地名源自藏语,这是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历史事实。对打箭炉地名文化进行追根溯源,不仅能够增强当地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文化演变的规律。而且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多元文化,丰富地方文化内涵,进面推动当地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使其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
  (二)文化内化整合
  上文中所提到的“郭达将军、郭达山”,实际上是当地取名为当坚嘎瓦、宗扎拉的译名。早期,在打箭炉的西北处有一座名为噶达拉康(mgar ba lha khang)的庙,庙内供奉的神像称为“黑铁匠神”。这位神是铁匠骑羊者,其面呈黑色怒相,头戴圆盘帽,身着花袍,左手持虎皮风箱,右手高举铁锤,骑于一头曲角长鬃的红山羊身上。清末,随着打箭炉茶马古道的繁荣兴盛,外来的商旅以及驻扎在此的蜀人,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并融入当地社会,构建了诸葛亮派人在此地铸造军器等传说,于是将本地的寺庙噶达拉康命名为“郭达将军庙”,而庙中供奉的护法当坚嘎瓦则被译为“郭达神”。《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有记载:“郭达山庙建于1726年雍正四年,坐落于城中折多河西,咸丰年间,以原庙为基础建祠(官员候选李文阩),名为郭达将军庙。1901年,经李天祺重修(李文阩之孙),此后每年举行将军节。”这成为同城所有民族共同祭祀的盛大庆典。郭达山在藏语中名为“宗扎啦”(rdza brag la),意为悬崖石壁的山,因其山势险峻陡峭而得名。然面,这些并不妨碍蜀人围绕打箭炉地名主观建构“诸葛亮派人此地铸军器、郭达将军”等一系列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与故事,并以巧妙的方式借用地名和信仰,消除与当地人之间的隔阂。最终,实现蜀人融入当地社会以及汉藏等民族共享一种文化现象的情况。一个藏语地名被其他文种记述和建构的历史,充分反映出中华各民族友好交往的深层次程度以及各民族和谐共享文化的重要性。
  (三)文化共祀共享
  在《论拉萨古地名中的美化历史地名现象》中写道:“地名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打箭炉地名文化既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展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内容。从明朝时的“打煎炉”到清代初期发展的“打折卢”,再到清朝中叶的“打箭炉”,地名的变化也是汉藏民族友好往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藏民族共同拥有一座实体庙噶达拉康或将军庙,共享一尊神像当坚嘎瓦或郭达将军,以及同祀一座神山宗扎拉或郭达山。同时,当地移居的蜀人主观建构郭达将军与郭达山以及诸葛亮派人造箭等故事传说,使得阐释更加逼真和鲜活。这是多元文化背景下,汉藏民族在漫长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相互协调差异,并在蜀人接触当地文化的过程中能动地进行再造的体现。这种地名文化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打箭炉地名案例有力地印证了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双向性,遵循双方需求及本土文化包容的原则,借助共享共融的路径来实现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相融、共铸一体的美好境界。
四、结语

  历史上的打箭炉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相互交汇融合的地方。在这个区域,涉及到众多的地名、山名、河流名、事变名和人物名。而这些名称的根源与当地古代居民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对西藏历史的研究中,对打箭炉和木雅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领域。打箭炉地名的形成和演化,充分展现了多民族聚居地区在文化、语言、民族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和发展,真实地呈现了我国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打箭炉地名所体现出的多元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更为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共享文化符号以及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提供了一个多学科相互交织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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