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中的藏族体育与唐蕃体育交往初探

    藏族体育文化是多种地方文化汇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文化在这汇融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近些年来，随着敦煌学的发展，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大量体育壁画的发现，对我们研究藏族体育开阔了新的视野。本文拟对敦煌壁画中的藏族体育、唐蕃体育活动的交往作一初步探讨。

一、敦煌壁画中的藏族体育
　　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留下了我国人民开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各民族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足迹，蕴藏着数不尽的文化瑰宝和人类智慧的奇观。特别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石窟遗址——敦煌莫高石窟，为研究我国中古时期、乃至西藏吐蕃时期的体育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敦煌壁画中不乏有丰富的反映藏族体育活动的内容。如北魏时期第285窟的一幅射猎图中，有穿黑衣的变形猎人(用硃砂绘的)开弓射牦牛。人物头部饰有鸟羽，估计是藏族部落的早期装饰。整个人和耗牛形象生动，形态逼真，猎人驻足用力射箭，耗牛受惊跃起，粗大的牛尾巴上举。五代时期61窟佛传故事画，屏风30扇、有竞技、射铁猪、射铜鼓、马术、投壶、相扑、掷象等。元代(密宗画)莫高窟北465窟西南北三面各画曼茶罗三铺，有小佛像、小图象、有手执法器的，也有手执弓箭的。在中国化的佛传事故、法化经变和金刚力士图中，有角抵(类似摔跤和相扑)，马球、投壶、奕棋、游泳、射箭、掷象、举石等6还有大力士的各种表演，如侧立、仰卧、摔跤、举重物等。马球、马术技艺精绝，如马上倒立、马上托木、马上拾物、马上开双弓等。
　　莫高窟249窟窟顶西魏时期的一幅壁画《山林狩猎图》，描写在山林中一骑马者反身拉开弓箭、射猛扑而来的野兽。莫高窟290窟窟顶北周壁画《射靶图》，描写了身着民族服装的射手立射比武的情景，此时已有箭棚、重叠吊挂的鼓形箭靶，这说明此时射箭比赛设备已较齐备，规则也颇完善，不但要求射得准，而且要有力量，以射穿几个鼓形箭靶来较技，在阿里古格王朝遗址体育壁画中也有类似的情景，“在宫城卓玛拉康寺中一幅狩猎图，画面上，四位艳装少女弯腰习箭，前面另有一少女半跪在地，手捧箭壶，这个场面非常类似现代的射箭比赛，在壁画的另一侧，则有一少女双膝跪地向上弯弓射一对栖息于树上的飞禽。”五代时期的61窟中有佛传故事画、屏风30扇、内有射铁猪、射铜鼓、马术等画面。346窟的<跪射图》中，身着西域少数民族服装的射手，左腿下跪，右腿半蹲，目视前方目标，紧拉弓弦，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生动有趣。莫高窟北465窟西南北三面各有曼茶罗三铺，周围的小佛像、小图画中有手执弓箭的形象。在金刚力士图中也有西域少数民族射击的画面。此时采用骑射、立射、坐射的姿势，射野兽、射靶、射铜鼓、射铁猪等，技艺无不精湛，反映了早期藏族体育活动的多样性。
　　敦煌莫高窟北周2990窟，窟顶人字披东西两面佛传图中，有幅描写悉达摩太子(释迎牟尼)和从弟难陀的摔跤场面。两人皆袒露上身，头扎两条冲天小辫，着短裤，赤脚赤腿，一人右手提起对方的一条腿，左手搬压其同侧臂(攻防结合)，在己占主动的情况下设法最后摔倒对方以结束战斗。而处于劣势的这方，右手用力撑地，左手死扣对方左腿，坚持不让其摔倒。旁边站着一黑衣人显然是在执行裁判工作。在西藏山南桑耶寺体育壁画也有类似摔跤画面。61窟佛传故事画，屏风30扇第21扇内有“相扑”画面。在连续性的故事画和巨型经变中，法华经变和金刚力士图中，均有角抵、角力、相扑和捧跤的画面，画面中反映的形式与拉萨大昭寺、山南桑耶寺壁画中的摔跤大致相同。从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体育壁画中不难发现，从内容和形式虽含有大量的佛教色彩，但客观上实践了体育的行为，同时实现了原始体育的功能。宗教活动在历史上对体育起到过派生和促进作用。特别是藏传佛教在藏区政教合一，藏族传统体育总与宗教活动紧密联在一起。如在江孜的“达玛节”上进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无论是拔河，还是武士习剑，跑马射箭，均伴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少运动员是寺庙僧人，且头戴各种宗教面具参加比赛。从古到今的“望果节”不但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还伴有大量的体育活动内容，如赛马、射箭等。再如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进一步加强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在进行宗教活动中，主要进行大规模的跑马射箭及摔跤等活动，比赛活动时间由一天变为三天。因而“萨噶达瓦节”即释迎牟尼成佛的日子，也要举行赛马和各种娱乐活动。这些均反映出宗教与体育的密切关系，也反映了古代西藏社会崇拜神灵尚武或健身抵御外辱的时代要求。另方面，鉴于统治者的需要，加上群众喜爱体育运动，在佛教信徒、藏族群众中大力提倡体育活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敦煌壁画出现许多反映藏族体育画面就不足为奇了。

二、唐蕃体育活动的交往
　　公元7世纪初期，雄才大略的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整个西藏地区，在西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这一时期，西藏社会处于相对的和平、稳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联姻，开始了与内地各民族在各个方面的频繁交往，互相学习，交流。促进了政治上的团结；同时，绚丽多采的“大唐文明”，先进的农业、艺术、丝绸、瓷器、医药以及部分汉地体育等等也相继传入了藏区，这对藏区的社会发展和体育运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体育，作为藏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呈现出灿烂风光。藏民族在发展本民族体育基础上，大量地吸收其他民族的体育内容，使藏民族体育更趋多样化。历史上曾有学者写下专门论述，如：成书于14世纪的藏文史籍(丹珠尔》虽然大都是印度和西藏的一些佛教徒对于佛教理论和哲学的论述作品，其中也有对藏族体育的论述，做了较为详细的分类，在大五明中包括：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尤其是工巧明中又包括殊工巧，一般工巧；一般工巧中分为八相术和64种技艺；64种技艺有身技30种，即1.文字(学)；2.会手算；3.数学；4.星算；5.束顶髻；6.布阵；7.用铁钩；8.使用剑；9.绳缚；10.射技；11.前推；12.后拉；13.确术；14.割术；15.使矛术；(刺、凿孔)；16.远距离击中术；17.重砍术；18击中要害术；19.有发必中术；20重击术；21.跳跃术；22.搏斗术；23.足力(快步、飞步疾行)；24.泅渡(游泳)；25.涉水；26骑象术；27.骑马；28.驾御术(驾车)；29.弓箭术；30.赛力；普力。这30种身技中体育就占了25种。由于西藏民族体育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在这一形成过程中，它不断吸收了藏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还吸收了来自汉地的舞蹈、杂技、百戏、武术、戏曲、导引、军事训练等等同宗而不同源的养料，融汇成具有浓郁西藏民族传统形式的体育。
　　汉藏两族历史上有过战争，也有和平友好时期公元641年、710年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次进藏联姻；公元705年一882年汉藏八次和盟，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等，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宋神宗时有“茶马市场”、“市交易”、“货田交换”。到了元朝、明朝两族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在西宁、洮州、雅州和碉门等地开设市场。在历史上各民族杂居的记载不少，这样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各种形式，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各种武器也相继传入了藏区。《封氏闻见记》中记载“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球队与唐代宫廷球队举行的一次马球对抗赛。即：第三十七代藏王赤德祖赞时(公元710年)，派大臣香多热拉新前往长安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特地邀请藏王使臣往梨园观看马球比赛(当时唐朝马球运动开展很普遍、朝廷文武官员、宫廷皇亲国戚、社会上层人士都打：中下层人骑驴打；各地均设有马球场)。应藏王传臣的要求，由藏王使臣组成的马球队和皇宫队进行了比赛，皇宫队输了。唐中宗为了挽回面子，下令热衷马球、球技高超的皇子李隆基重新组织并参加皇宫马球队再比赛一次，双方赛到天黑没有胜负，晚上继续比赛。四面放灯火，场内灯光灿烂(赛场周围插有一人多高的蜡烛)，双方代表队员尽情显示各自的球艺，毫无倦意。观众的身体随队员骑马跑动而晃动，加油声喝采声响成一片，经过一夜的比赛仍未定胜负，在友好的气氛中握手言和。后来画家阎立本把这场比赛真实地画了下来，即《唐明皇夜打马球图》，这幅名画作为珍贵文物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从上述这个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使臣马球队竟有如此高的球技和球艺，一是与他们是马背上民族分不开的；二是在藏话里早己“polon”(球)一说，韩国磐在(唐明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吐蕃人喜欢打球……当时汉人球艺系从吐蕃学来，至少也是汉人学打球的对象之一。……所以，不仅仅汉人文化大量输入吐蕃，吐蕃的文化艺术对汉人也很有帮助。”(见《隋唐王代史论集》)通过这一体育活动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汉藏两族人民的团结。尤其是唐人开拓进取的精神，对古代藏族体育的发展影响很大。马球、赛马乃至拔河、角抵无不充满对抗色彩。勇于进取、开拓的精神，也带来了藏民族审美观念的转变；崇尚习武、也成为吐蕃的一时风尚。这都有利于藏族体育的普及与发展。
　　在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院大经堂内有一组古代体育壁画，不但有赛马、射箭、骑射、摔跤等画面，而其中壁画也描绘了运动员在比赛“朵加”(安多藏语叫“多交”，意为举起重石以较臂力)，周围是围观的群众，和桑耶寺雷同。天水麦积山133石窟(佛教)北魏时期(公元412年)的浮雕中，有举石到肩、举石山到顶雕刻。虽有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就已有举重活动，而且和现在藏族“朵加”相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有“手抓铁石练臂力，把大力野牛做对手”之句。在桑耶寺、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处壁画中均描绘有抱石头，说明藏族体育不仅在藏族地区发展起来，而且超出了藏区范围，和当时汉民族也有了体育交往。另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中原地区与吐蕃已有相扑比赛。隋场帝杨广非常喜爱角抵戏，大业三年，帝幸东都有在洛邑角抵一月而罢。大业六年正月十五，角抵大战于端门街，天下奇技异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观之。当时每逢正月十五日，各州、地和京城长安一样盛行角低戏，非但普及而且形成传统，唐人释道寒著《续高僧传》上说：“有西番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外试相扑，无敌者。(隋文)帝颇恧之，云：‘大隋国无有健者？’召(法)能亲，令相扑。这里所讲西番是藏族，由藏族区选拔贡给朝廷大壮这个人，在京城北门外进行相扑比赛，没有胜过他人的。在布达拉宫的清代壁画《牧民之家》中，也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藏人“相扑之戏”的情景。
　　西藏百戏始于唐代，公元709年(唐中宗景龙三年)，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帝念主劫，赐锡僧别数面万，杂技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唐《新唐书·吐蕃传》宫中杂技百戏从此带入藏中。但藏地杂技百戏除与汉人相同的部分外，也有自己独特的项目。
　　 一是翻杵之戏。刘赞庭云：“二月二十七日为歌舞节，于布达拉宫前架示为台，先以……女子歌舞继则舞旗，以数十人为旗手，旗形三角，皆黄缎上绣龙凤，舞时齐习招展，掩映蔽天，术亦良佳。次有翻杵之戏，就台前立柱，高有三丈余，一人自鸣小锣驰驱上下，形如称猴，一绝技也。”这里所谈到的数十人舞旗，实为“团体操”之一种。如前所述，唐代吐蕃赞普于牙帐中演“秦王破阵兵”以迎唐使，其舞旨在颂扬唐太宗的武功。这或许就是藏人“团体操”之先祖。至于翻杵之戏，有其他大型寺院的完备教大会之期，也有类似表演。民间年节中，亦往往于寨前立竿，竿顶悬肉，翻柞者上下盘旋，技优者酬以竿上之肉。
　　二是球戏。史称“景龙中(九世记初)，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黎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吐蕃人既精于此道，定非一时之功，此技最迟在唐初已传入藏地了。《神秘的雪域达摩》载：藏历年期间，僧人们的娱乐活动为踢球游戏。根据宗教要求，球是用十二块牛皮做成，代表十二因缘，内装牛膀胱作为球胆，踢球无规则，准踢得高，即认为谁今年运气好。踢球无固定地点，较多的在寺院内空地上踢球。看来西藏在很早以前就有“蹴鞠”活动开展，已具有了一定的特点。又另在拉卜楞等寺，在节日间有小喇嘛表演拍球——，“雕李”者，但不用足踢球。民间也偶有以拍球、抛球为戏的。其球制法以羊毛实皮中，当为古代球之遗制。
　　自古以来，藏人即以能骑善射、民风强悍著称。藏文(五部遗教》载唐时吐蕃兵制，谓其所部骑兵，均以马之毛色编队，可知其骑兵之盛。当时，不仅将士重骑射、贵族乃至藏王本人于驰射击刺亦甚精到。史称：松赞干布“其为人慷慨有雄才，常驱野马耗牛弛刺之以为乐。”又“其宴大宾客，必驱耗牛、使客自射，乃取馈。”藏地骑术曾与唐宫廷有过交流。如景龙四年，唐中宗因“会吐蕃骑马之戏”，特与臣下等赋诗联句，以忠其盛。元时、藏人仍“以骑马较射为乐”，表明骑射活动进一步竞技化、体育化。
　　总之，在很早以前，特别是在松赞干布时期，藏民族体育随着其政治、军事的扩大而超出了西藏的范围，开始了汉藏问运动员相互往来和比赛发展和丰富了藏族体育活动内容。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藏传统体育和中国古代体育一样是数千年体育文化几经跌宕后凝聚下的结晶，西藏体育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华民族精神，尤其是儒、道、佛三家的影响，它们氏期浸沉着西藏古代体育，铸造着西藏占代体育文化。不难看出丝路体育与藏族体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向藏地传播体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丝路体育文化与藏族体育活动的进行研究，是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研究藏族古代体育文化和体育历史的需要。能更好地拓宽我们的思想，使我从实际出发来总结和认识问题，更新已经陈旧的结论，弥补研究藏族体育史料的不足，使藏族体育史的学术研究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