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典写本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

19世纪以前，佛教研究在西方鲜有问津。随着和亚洲的往来增加，基于浪漫主义观念对神秘主义的好奇以及对基督教、新教、印欧语系溯源等原因，西方逐渐开始关注佛教研究。 　　“欧仁·布尔诺夫(Eugène Burnouf）可以说是西方的佛教研究之父，在他研究之前，西方对佛教和印度教仍然混淆不清，他的研究勾勒出了佛教的历史和哲学脉络，经典和教规得以分清。”在7月15日于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云上边会’：藏文化传承与宗教信仰”国际研讨会上，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梵文语言与文学系教授弗朗西斯科·斯费拉谈到了西方佛教研究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研究，佛教的宗教活动轮廓逐渐清晰，与其他宗教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得到明确。佛教研究的各派分歧也逐渐显现。随着佛教研究的不断细化，研究内容变得相对狭窄，同时跨国际、跨学科的合作逐渐密切。研究涉及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史、考古学、翻译学等，在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的同时，每个研究方向各有侧重，各自保持学术独立。弗朗西斯科·斯费拉介绍，近年来，奥地利科学院积极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展开合作。在研究新的写本后，双方合作完成的有关时轮金刚的梵文文本系列丛书即将出版。
　　佛教发展的过程通过象形文字、考古遗存、口耳相传等方式得以再现，但书面记录的佛教典籍仍然是研究的关键。弗朗西斯科·斯费拉认为，如今佛教研究已经来到了新的起点，主要依赖于对新发现的写本进行研究，各方面学者都需要来源可靠且经过注释的版本和译本。新发现的写本可以补充现有研究的空白，有助于深入理解佛教教义和宗教仪轨，更好地探究佛教经典和高僧大德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20年间，西方开展了对佛教经典及其各个版本的研究，涉及梵文、藏文及汉文译本的比较研究。其中，以梵文等古印度语言书写在棕榈叶、桦树皮等脆弱、易损材料上的写本尤为重要。然而，印度次大陆的气候条件不利于写本的保藏，收藏在尼泊尔、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复写本保存得更加良好。
　　弗朗西斯科·斯费拉认为，每部写本的物理属性都是独特、不可复制的，必须妥善保存并继续泽被后世。比如，可以通过高清拍摄甚至红外摄像机来复制保存，并通过互联网使其内容在世界各地随处可得，从而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让有能力的学者和机构得以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