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藏文《中华大藏经》

 历经20年对勘，全套232部藏文《中华大藏经》日前面世。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对勘藏文《中华大藏经》。据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大藏经》对勘局常务副局长周华介绍，此次出版的藏文《中华大藏经》包括124部(含4部目录)的《丹珠尔》、108部(含一部目录)的《甘珠尔》。值得一提的还有300多幅彩色插图和600多幅小型黑白图。全套经书的电子版也在计划之中。
    《大藏经》是重要的佛教典籍，是一切佛经的总称。由经（经藏）、律（律藏）和论（论藏）等3部分组成，所以，也称“三藏经”或“经藏”。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bkav-vgyur）和《丹珠尔》（bstan-vgyur）两个部分，共有经典4570部。其中《甘珠尔》是佛的教诲和言论，《丹珠尔》是弟子对佛的教义进行的论述和诠释。
    藏文《大藏经》除了佛教典籍外，也包括一些哲学、文学、艺术、语言、逻辑、天文、历算、医学、工艺、建筑等非宗教方面的典籍。它不仅是重要的佛教典籍，也是研究藏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之一，是研究古代东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甘珠尔》刻版有10多个版本，即永乐版、万历版、理塘版（也称丽江版）、北京版（也称康熙版）、卓尼版、德格版、那塘版、拉加版、库仑版、拉萨版、瓦拉版和昌都版等。而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对勘本藏文《中华大藏经》一面世就获得比以上所有版本更高的评价。
    对于藏学研究来说，《大藏经》作为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总汇，具有不可超越的地位和意义。但一方面因为《大藏经》本身内容庞大，使得出版发行工作很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很少有个人或集体能够并愿意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搜集和编纂工作，所以之前国外大多用的都是影印本。而我国政府从自身民族和宗教政策出发，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建设不遗余力，把对勘藏文《中华大藏经》列为国家“七五”、“八五”课题规划。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自1986年成立之后就承担了这项课题，并于1987年在成都专门成立了工作机构——《大藏经》对勘局。整个工程，国家投入了4000多万元，参与工作的学者200多人，用时20年。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投入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幕后工作，现在出版的对勘本藏文《中华大藏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研究性质的、运用现代技术出版发行的藏文《大藏经》。它的对勘工作，从最初的对勘到最后的出胶片，一共经历了12项42道工序。首先，对勘小组经过严密的讨论和反复修改，制定了《大藏经对勘原则》，并且搜索所有版本的《大藏经》，国内没有就去国外找，力求达到文献来源的权威和准确。之后，根据对勘原则对文献进行逐字逐句的跟踪校对，反复审核，撰写注文，断定句读，补充脚注，为整个对勘工作的全面完成奠定了基础。然后，对勘小组的领导针对校勘过程中出现的校注取舍核定，反复审查，对第一、第二校版的版页顺序编排、附注与原文进行再次复核，对附注部分轮流进行清缮。最后由验收小组审核，完成衍文纠错、句末连接、分句断点、章节复查、校注审核等工序。对校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疑难，对勘局采取了科学严谨的态度，遍访专家进行比较、求证，并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比，还以附注形式在题解中予以注明。这样既保持了原本整体风貌，又通过校勘增强了学术性。
    因为对勘过程中运用和借鉴了多种刻本，形成了一编在手、众版皆备、存真取精、相得益彰的特点。
    针对个别章节不一致、文字有脱落、顺序有倒置的问题，对勘工作严格遵循古籍文献整理方法，在不影响正版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以题解注明、提取衍文、附录表格等方式保留于每篇之后，做到经纬分明、主次有别。对勘本藏文《中华大藏经》采用的是最先进的排印手段，与之前刻在布帛、长卷、泥石、木头上的版本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印制精良、字体优美、编目清晰，便于查阅。
    据了解，因为该版本《大藏经》在对勘过程中进行的校对和补充工作都被记录在了书后，所以对于藏学研究人员来说，对勘本藏文《中华大藏经》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可以说为整个藏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稳固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