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以求终不舍 笃志传承藏文化:记高瑞教授
作者:马都尕吉 姚进红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校友网
时间:2021-10-25 13: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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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至1974年在夏河县委组织部工作,1967年1月至1974年8月在夏河县广播站工作,1982年8月至2004年12月在西北民院从事教学、科研和党务工作。先后发表论文18篇,出版专著、教材和工具书5部,古籍整理两部。曾获五省藏族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西北民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育英”奖;1988年获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
高瑞,又名聂贡关却才旦,出生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一个牧民家庭。他从小就十发渴望读书。解放前他的家乡教育十分落后,除寺院外几乎没有其他教育。于是,年幼的他只好跟随叔父到甘坪寺学习藏文。在此期间,他苦学、勤问,深得师傅的喜爱。正是这段学习生活,为他以后深厚的藏语文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他的家乡——甘加乡八角城建起了全乡第一所小学。开明的父母同意了他读书的请求。从此,他开始接受正规而又系统的教育。在这所小学里,小高瑞遇到了他的第一位汉族启蒙老师——徐秉孝先生,正是这位老师对他以后的影响至深。在学校,徐老师除耐心地教他们习汉语外,还经常讲一些同学们闻所未闻、稀奇新鲜的故事。从此,开启了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心灵之窗。也就是从那时起,年幼的高瑞立志将来要做一名像徐老师那样的人民教师,把知识传授给也像他一样生长在草原上的藏族孩子们。这也正是他在后来从事繁忙的党政工作的同时,一直未舍得离开教学第一线的主要原因。
13岁那年,高瑞作别故乡,只身来到西北民院求学,专业尚未完成,却赶上了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他响应国家号召回家乡参加劳动。同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他一面强忍着饥饿的煎熬,一面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坚持学习。后来,作为村里的“文化人”,他被吸收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分子,主要担任藏汉双语的翻译工作,不久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
参加工作后,他深感自已学识的浅薄,坚持自学藏汉双语,出色地完成了许多翻译工作,先后在夏河县委组织部、县广播站等单位担任翻译和藏语播音工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冲击,受到毁灭性破坏的西北民院在中央的关怀下得以恢复,并于1973年开始招生,学员多由单位推荐入学。按当时的标准,作为“走资派”的后代,高瑞根本没有资格去学习。但县委组织部一位姓贾的老同志特别欣赏他好学上进的精神,冒着极大的风险,以个人名义担保,极力举荐,使高瑞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并于1974年9月再次来到西北民院学习。
1976年,在那个令他今生最激动、难忘的时刻,高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醉心于民族教育事业。站在讲台上,面对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明眸,他深感自己所学有限,于是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教师脱产进修班”,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识,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但此时的高瑞仍抑制不住那份对知识的挚爱与渴求。1979年9月,他又考取了西北民院第一届古藏文硕士研究生,并在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先生的门下专心攻读古藏文硕士学位。先生潜心笃志、刻苦研究的精神感染着他,他立志要像先生那样在藏学研究方面做出点成绩。“名师出高徒”,他在圆满完成专业学习的同时,撰写并发表了一些价值较高的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
回首曲折漫长的求学道路,高瑞教授感慨颇多,他说:“这期间有师长的培育、自己的努力,更有党对少数民族青年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
二
70年代到80年代,高瑞创作热情高涨。1980年12月1日,他的处女作《选水》发表在《甘南藏文报》上。从此,他在学业之余,不时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婚礼之歌》、《颂茶》等相继见诸于省内外藏文刊物。其中,发表在《甘南报》上,反映“文革”后家乡人民物质生活、精神面貌巨大变化的散文诗《回家路上》获得了1976——1987年度五省区藏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此外,他还经常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将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介绍给藏民族读者。
高瑞一直把专业知识的学习、研究放在首位。从读研究生起,他就刻苦钻研古藏文,阅读了大量古藏文典籍,深入藏区开展了许多调查,掌握了不少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1984年,他被任命为西北民院两办主任,虽然公务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撰写出一批反响很大的论文,如《桑叶寺碑文考释》、《敦煌古藏文吐蕃法制初探》、《莫高窟古藏文〈罗摩衍那〉藏译本简介》、《甥舅和盟碑新探》、《浅论吐蕃时阶级地位的分类》、《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浅析古代藏族历史研究中的几类个问题》等。其中发表在《中国藏学》上的《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一文,研究价值较高,影响最为深远。为了撰写好这篇论文,1988年,他亲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实地考证当地民间所称之“公主庙”。他在那里喝冷水、啃干馍,住了两天两夜,从历史的角度作了认真细致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公主庙”石刻佛像与文字和文成公主庙的关系,从而推翻了长期存在于民间的一些误传。该论文获得了《中国藏学》首届优秀论文三等奖。同年,高瑞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地进步先进个人”称号。此外,他还撰写了专著三部,其中《长庆会盟碑与蕃唐关系的演变》获甘肃省高校1979——198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987年下半年,他辞去行政职务,主动要求到教学第一线工作,在少语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说:“我总是把为党、为国家多培养合格建设和接班人作为最大心愿。”
古藏文本是国内民族高校藏文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但讲义零散,没有规范正式的教材,有些小册子中对具体字、词的诠释没能反映出其本意。于是高瑞用了近12年的时间编著出版了作为国家民委八五教材建设项目的《吐蕃文献选读》;还主编了藏文教材《公文与公文写作》一书。
1991年,高瑞被国家民委党组任命为院党委副书记,1996年兼纪委书记,从1991年起,他开始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主编。为使这一代表学院科研水平的刊物更上一层楼,高瑞严把质量关,经过一番不懈努力,《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已成为藏学界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并于1999年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社会哲学期刊”奖。
多年来,在公务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他始终未脱离过自己深爱的教学、科研工作。担任硕士生导师以来,培养出的数名研究生在国内有关科研院所、教学、出版、翻译等单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年来,高瑞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他都能把工作安排好、处理好,做到工作、教学、科研均不误。他的教学工作量与专职教师相等甚至超过一般的专职教师。
三
藏族文学、艺术的灿烂辉煌与科技、经济等的异常落后的强烈反差,使高瑞深感不安。1983年,他与曹纯、达那天等人致力于《计算机藏文文字处理系统》的科研项目研究,承担了藏文部分的任务。使古老的藏文字与先进的计算机结合到了一起。该项目获得了甘肃省1984——1985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了加快藏区经济建设步伐,促进藏区尽快适应现代经济体制,他承担了国家民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藏双解经济辞典》编写任务,并担任主编。
他还校勘了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约40万字的古籍《印汉藏宗教史·如意宝树》(藏文版)和约45万字的《土官·洛桑却吉尼玛传》(藏文版)。
1998年7月,高瑞参加了在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卡加六部落藏族妇女头饰文化研究》。为了在这个国际性的研讨会上拿出高质量的论文,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精心准备了文字、录相、照片、实物等资料。按规定,每位发言者的时间为30分钟,但在他宣读论文时,会议执行主席破例取消了对他的时间限制,任其尽兴地讲下去。这在类似的研讨会上是前所未有的。后来,这篇在藏学界影响颇深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藏学》1999年第二期上。谈到这些情况,他一再谦虚地说:“这与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帮助和支持分不开。学校为此还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
他的辛勤努力和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88年,他荣获了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7年获学院研究生导师“育英奖”;同年12月又当选为兰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8年2月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除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主编、西北民院高教研究室特邀研究员及《教学与研究》编委外,他还担任过国家民委民族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及民族语言学科组组长、甘肃省藏文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等重要职务。因在学术、科研等方面和突出成就,高瑞教授被编入《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
高瑞教育一贯重视政治理论的学习,为了进一步提高理论学习水平。1998年10月,他参加了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第十三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的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努力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几年来,他主管的纪委、学生处、团委等部门工作均成绩斐然。
在日常工作中,他任劳任怨,不徇私情,真抓实干,为学校的多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处处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表率作用。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高瑞教授谈及自己所得的这些成就时,对相濡以沫的妻子的感激之情不禁溢于言表。他说:如果没有妻子的大力支持,他在跋涉的道路上也许会走得更苦、更累,甚至毫无结果。
采访到最后,高瑞教授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香烟,认真地说:“对同学们,我向来都是给好心,不给好脸。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他们都能茁壮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时,秘书送来厚厚的一沓文件,看来他今晚又要工作到深夜了。
我们赶紧起身告辞,走出办公楼,才发觉整个校园正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心想,正因为有许许多多象高瑞教授这样的“忙人”,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才会象阳光一般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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