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转型语境下藏族文学中的城市空间与认同表达

现代转型语境下藏族文学中的

城市空间与认同表达

 —以21世纪藏语小说为中心— 

增宝当周

摘 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西部社会原有的乡土生活习性和表述方式被不断重构,社会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藏语文学中书写现代城市空间的作品正在日益增多,这既与现实社会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因素相关,也与藏语文学内在话语机制的当代嬗变紧密相连。本文以21世纪以来刊发的藏语小说为例,试图分析这一现代转型语境下藏语文学中的城市空间书写特征,并对文学文本所体现的认同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藏语文学;现代转型;城市空间;认同表达;

       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后果, 同质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当下时代的重要问题之一, 而这在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城市空间及其少数族裔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呈现出了一幅宏大叙事下地方性与多元性的小叙事形态。21世纪以来, 随着现代化社会进程的推进, 中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越演越烈, 改变了原有的传统社会秩序, 使西部地区急速地从传统转向现代。

       在此大背景下, 藏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藏族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藏区城乡互动关系日益密切、城市生活方式不断被藏人接纳等诸多现实原因不仅改变了藏族人的劳作方式和生活习性, 也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机制。无疑, 在激烈的现代社会变革中, 任何地区和民族的传统社会关系、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加之全球化时代差异性意识的觉醒, 使人们有意识地思考着自我的身份与认同归属。

       21世纪以来, 藏语小说中描写城市空间的作品越来越多, 其又处处彰显着认同危机与认同构建的诸多问题。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 小说所呈现的空间结构与认同表达话语不仅与现实社会密切有关, 同时也以一种表意实践影响着社会话语的构成。因此, 当代藏语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与关于认同的表述既是现代“时空分离”[1]所引起的文化身份焦虑, 也是一种对同质性生活的抵抗和地方性叙事的建构。

 

       城市化是“全社会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 是人口集中的过程, 也是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提高的过程”[2], 它聚集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此意义上, 城市化是人口集中向现代城市流动的过程, 也是现代城市文化向外扩散并对非城市文化产生挤压的现代性过程, 由此, 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经济关系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刺激, 中国西部广大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在此过程中大批少数民族涌向城市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别样景观, 而城市民族属性与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增加更是当下中国城市多元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如上所述,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流动的过程, 此不仅体现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移, 更与因地理文化空间之多重交错关系使流动人口的社会文化形态发生重要转变密切相连。

       我国西部藏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城市藏族人口的逐步增长, 在文学表达的话语实践中, 藏族作家关注城市、表达城市、想像城市的作品在日益增多, 呈现出了现代转型进程中印烙下的心理、文化和时代特征。因此, 现代转型语境中的城市空间不仅为藏语文学写作提供了与传统农牧区不同的题材与素材, 也彰显了创作主体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思想情感状态。

       全球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相互形塑, 构成了当代社会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主要动力, 其流动的、交互的、汇合的多维面相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 也改变了人们的生存体验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 转型期的现代性体验也自然改变着藏语文学的写作模式、文本形态及阅读期许, 以此构成文学应对现代社会变革的不同书写向度。就此而言, 比起20世纪末, 新世纪以来的藏语文学在续接传统的基础上, 以其不同的书写策略开启了一个新的审美维度。有研究者称:“少数民族迁移人口主要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干部、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构成, 他们在本民族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 具有较强的反映民族意愿的能力。”[3]虽说, 当下转型期人口迁移中的身份多重多样, 但在一定程度上, 这一现实因素还是决定了当代藏语文学中城市空间的想像与建构方式。

       21世纪初, 藏语小说集中体现城市空间场域的小说乃几篇名为《城市生活》的同题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小说都以藏族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展开叙述, 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社会与小说创作者以及小说风格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类小说中, 扎西东主的《城市生活》 (2004年《章恰尔》第1期) 通过主人公夏嘉次仁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展现了藏族知识人在城市中取得的成就。

       然而, 其他藏语小说更多呈现的却是藏族知识人在城市中的尴尬处境与认同困境。万玛才旦的《城市生活》 (2003年《章恰尔》第1期) 中主人公永忠离开乡土居住于城市, 但在放弃或更改自身经由乡土社会所培育出的行为习惯上他显示出了诸多困惑, 小说尤其以永忠父子归乡的情节展现了父与子之间对乡土的不同认知与情感, 显现了两代人的生活变化与代际冲突及认同困境。而扎巴、才加、德本加等的《城市生活》 (分别发表于2003年《章恰尔》第2、3、4期) 也以城市藏族知识人的生活为素材, 从不同角度对城市中的民族教育、人伦道德、文化身份等进行了叙写, 也凸出了城市生活中主人公的尴尬处境。

       因此, 与扎西东主《城市生活》中民族知识人的追求与成功相比, 其他人物的边缘特征和他们与故土之间血脉相连而形成的传统与现代或故土与异地之间的碰撞及其人物复杂丰富的心理特征才是众多小说的归旨所在。这些小说中人物在空间上的位移、对民族语言与教育的关注、对家园感的追寻都从一定层面表达了被现代性侵染的藏族知识人如何应对转型期的现代城市空间, 又同时维持自我文化的身份认同感。如果说, 世纪之初的这些同题小说开启了当代藏语小说中城市书写的写作风气, 那么, 此后多部藏语小说同样以知识分子展开城市叙事并再度强化了主人公与乡土之间的血脉关系以及现代性语境下藏族知识分子内心的漂泊感。

       拉先加的《影子中的人生》 (2006年《章恰尔》第1期) 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扎西为主要人物刻画了离开故土之后进入城市的藏族知识人对自我身份的迷茫情状。他的长篇《等待下雪的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则更为集中地展现了这一情状, 虽说这部小说在很大篇幅上写了主人公成长的乡村空间, 但当主人公进入到都市后, 其身上体现出的对于故土的留恋与迷思却十分突出。果美·才让扎西在《希望是一只鸟儿》 (2008年《章恰尔》第1期) 、《半睡半醒》 (2009年《章恰尔》第3期) 和《2010年的一则新闻》 (2010年《章恰尔》第4期) 等小说中根据作者的自我经验描述了一群藏族知识人在城市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心理。在长篇《残月》 (青海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 中, 通过主人达瓦的城市生活经历和返乡历程又一次集中凸出了主人公对自我的身份体认。

       次仁央吉的《秋叶》 (2006年《章恰尔》第1期) 以女性视角进入城市空间, 书写了由家庭伦理引出的城市女性的命运悲剧。小说以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为主线讲述了现代青年知识女性的自我追求与遭遇。在此意义上, 该小说尝试了对城市藏族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描绘, 但在传统伦理视域中主人公决然放弃自我追求的举措又使小说呈现出了当代藏族女性自我认同的困境与焦虑。总之, 以上当代藏语小说中城市人物虽身份多样、性格不同、遭遇迥异, 但都突出了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 由此刻画了他们自我确认的复杂过程和情感诉求。

       现代转型背景下城市化的激烈推进使藏区原有的农牧乡土文明发生了重大变革, 在城市文化向外扩散与城乡互动日益频繁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乡土人离开故土进入了城市, 希望在城市寻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在城市多重复杂的空间场域中和在与他者的对话交流中他们又不得不再度重新思考和认知自我, 因此, 想像性文本中的身份问题也就变得极为显见。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 空间不仅作为一种外在的物理环境存在, 也是人物的生活空间和意义场所。因此, “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并非是一种死的存在物, 它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制约着存在于其中的人们的一切”[4]。现代城市文明以工业化和商业化为基本特征, 有其遵循的一套价值体系和运行规则, 此与传统农牧乡土文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尤其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此特征又具备了巨大的强力。

       因此, 乡土人进入现代城市势必会在两种文明形态的碰撞中承受来自身份认同的压力。在这一方面, 才加的《岩穴喇嘛与他周围的商人们》 (2006年《章恰尔》第4期) 表现较为突出, 小说以一位在岩穴修行的禅师喇嘛的和蔼品格与商人们的觉醒悔悟构成主要内容, 以此叙说了一则城市乡土藏族人的身份追寻与文化认知的历程。故事中三位藏族商人来到城市经商, 在此他们的传统道德情操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们变的越来越狡诈、奸猾、贪婪, 这与代表着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岩穴喇嘛的从容、淡薄、友爱构成了鲜明对照。在小说结尾, 三位商人认识到了古唐卡文化价值并携文物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而商人们也由此获得了救赎, 找到了自我, 得到了归属感。换句话说, 这篇小说以一种“返乡”的结构构建了离开乡土到城市的藏族人对自我民族文化价值的发现与认同叙事。

       理性意识、个人观念、多元文化等现代性因素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社会进程不仅改变着人们对自我与世界的理解与认知, 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 因此, 对城市女性的关注在当代藏语小说中也就越发突出了。换句话说, 社会性别视野下女性进入城市所呈现的与男性不同的生存体验与审美感受成为了许多当代藏语小说叙事的选择焦点。次仁央吉的《花与梦》 (西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以来自不同地区的四位打工女性的城市遭遇勾画了一幅城市底层女性的生存图景。小说中四位女主人公离开乡土进入城市的缘由虽各不相同, 但她们都有相同的目标, 希望在城市得到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所以, 四位女主人公走出乡村, 渴望被城市接纳, 在城市中, 她们以身体为资本, 在社会底层艰难生存着。如, 主人公卓嘎即使在城市百般不堪也无法回到故乡, 因为乡土对她的期待迫使她只能逗留在城市。

       是以, 《花与梦》中的四位女性不仅难以获得城市身份, 也不能退回到她们的乡土社会, 由此展现了她们身上两难的认同困惑。拉先加的《一路阳光》 (2010年《章恰尔》第1期) 中兰泽从乡村来到拉萨, 她的眼中充满着对城市繁华景象的迷恋, 但兰泽在歌厅里受老板欺凌后只能放弃与彭朗的爱情, 消失在城市的边缘。他的另一篇小说《我是羊卓雍措里的一条鱼》 (2016年《章恰尔》1期) 中白拉带着母亲给予的天珠从羊卓雍措湖畔来到北京打工, 在历经了种种失败后, 白拉丢失了母亲赠予的天珠, 也失去了可贵的生命。从某种程度而言, 《我是羊卓雍措里的一条鱼》中的白拉与《花与梦》里的四位女主人公有着某种共性, 她来到城市开始出卖劳力, 之后出卖肉体, 最后出卖灵魂, 渴望被城市接纳, 但事与愿违, 这才构成了白拉屡次梦境中水与鱼之间的特别意蕴。如此, 《花与梦》与《我是羊卓雍措里的一条鱼》都在结尾以失去生命为代价呈现了文本的悲剧意蕴, 展现了现代转型期城市中外来藏族女性劳工的认同危机及她们用各种社会因素打造自我身份的构建策略。

       “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错综复杂的产物。正如有研究者称:“乡下人进城的生命叙述, 正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喻象。我们的社会、时代、经济、文明都正在经历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 数千年历史的农业中国正在崛起、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 现代化的历史方向逻辑正在证明‘农民终结’公式的合法性, 但是乡下人很少能够直接转变成为在工业社会、经济、文明中占据地位的人。都市现代化的迅即‘变脸’与从农业社会中蜕变的人群缓慢适应之间的矛盾, 常常演化为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种种艰难的现实处境。”[5]当代藏语小说中的“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也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产物, 其顺应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有不可逆转的前进性。当然, 当代藏语小说因其特殊的地域特征、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价值观念又呈现了不同的审美景观。因此, 在全球化时代, 它不仅突出了同质化和普遍化, 同时也激发了强有力的本土化冲动[6]22。所以, 我们才会看到, 《岩穴喇嘛与他周围的商人们》中的最后结局和其中的佛家思想以及《花与梦》中主人公观望拉萨朝拜者的举动所暗示的认同宗教传统的书写模式。换句话说, 在现代转型期, 当稳定的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中发生突变时, 许多藏语作家都以其民族身份在一种回望传统与乡土的叙事中建构了文学话语中的认同表达。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所造成的对传统社会稳固性的消解和差异性的凸显是加剧乡土人自我身份危机和深化认同意识的主导因素之一。如上所述, 现代城市建立在以工业化和商业化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形态之上, 其与传统刀耕火种的农耕文化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不同, 当乡土人步入城市, 其道德价值观念与城市空间势必会产生冲突, 以此加剧他们的认同危机。“文化冲突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们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 决定了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不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冲突。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 即人们对自我身份、角色的不同认知, 也就是人们在身份上的冲突;而文化认同往往是文化冲突后的结果。同样, 文化冲突固然会引起文化认同的危机, 而文化冲突的最终结果又总是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更明确了, ‘我’与‘我们’的范围更重合了。”[7]从以上可以看出, 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21世纪以来的藏语小说中城市务工人员的形象越来越多, 主人公们进入城市但最后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故土, 此叙述结构产生于对乡土的留恋与回望, 也关涉到了藏语文学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回应, 是一种文学想像中的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追认。

       当代藏语小说中, 无论主人公从事着何种职业, 他们都是乡土人, 他们为追求更好的生存资本来到现代城市, 但由于历史性的乡土记忆与共时性的城市特征, 他们身上既有藏族乡土社会的前现代的文化痕迹, 也有当下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与后现代文明的特征, 由此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多重文明的身份形态, 而其中的弥合与断裂所形成的认同张力自然就成为了当代藏语小说的一项重要审美趋向。其实, 认同是个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 也是自我归属感和意义感的追寻与确认。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 认同产生于“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与“断裂和非连续性”的经验的双向关系的结构之中[8]。因此, 当代藏语小说中主人公生长的地理环境、历史记忆、文化习性等复杂的情感结构的指涉意义与他们步入现代城市生活并与故土之间的断裂凸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认同困境。

       在另一个层面上, 当代藏语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现代转型所形成的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也激发了藏语文学书写中的认同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语文学中突出的世俗生活、启蒙意识、现实关怀、批判姿态、文学自律话语的尝试性建构等诸多方面显示了其与传统藏语文学存在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语文学的审美与表述话语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对地方性的诉求更是激发了当代藏语文学中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程度, 再加上“现代社会, 特别是都市化进程使原来稳固的社会系统转变成为流动性社会, 规则和习俗的继承性减弱。同质化的社会更多的是无意识地被动接受既有文化, 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迫使人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宿和价值观选择”[9]。因此, 传统社会中的风俗习惯、道德准则、价值构成、生活方式等不断被现代性解构与重组并在相伴而生的差异性的刺激下, 21世纪以来的藏语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书写通过母语着实强化了文学中的认同话语。

       如上所述, 在那些表现藏族知识分子城市生活的藏语小说中, 主人公们都以各自的“知识”为资本进入城市并希望得到城市的认可, 但城市没有给予他们想要的承认感反而激发了主人公们的乡土意识和由此而来的身份认同意识。因此, 这些藏语小说中乡土人的城市发展与其文化身份间的张力以及城市文化冲击中如何面对、如何坚守自身身份也就自然成了大部分小说的主要叙述内容, 而主人公们在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流动中表现出的融合、排斥、冲突的心理感受也恰恰表现着现代城市藏族人的身份意识之紧张关系。文化是“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10], 因而来自不同生活方式的压力实际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冲突。可以说, 当代藏语小说所叙述出的有关习俗与生活方式的嬗变昭示着作者的一种文化立场与写作视角。无论是万玛才旦等人的《城市生活》系列, 还是拉先加的《影子中的人生》与《等待下雪的人》, 亦或果美·才让扎西的《半睡半醒》与《残月》等, 这些小说中主人公们完成了地理空间的移位和社会角色的转变, 但实际并没有完全适应新的城市环境, 特别是在这些小说中对于后代教育与民族习俗失落等问题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就是全球现代性的扩张中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规范以及民族身份的忧虑。由此而言, 当代藏语小说中对城市难以产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所表达的就是藏族知识分子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反思与理解, 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创作主体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认识和再度强调。

       启蒙视野下“乡土人进城”曾是20世纪末藏语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然而, 21世纪以来,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急速扩张, 更多乡土人来到了城市并滞留于此, 构成了比以往更强烈的城市书写维度, 而那些“涌入城市者由于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而必须想尽办法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 使得这种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这些人群的最大特征”[11]。因此, 当代藏语小说中频频出现的“返乡”结构不仅仅是对城市的无奈、隔阂与抵抗, 也是对城市的补充和对乡土文明的遐想与留恋。当然, 比起劳苦农作及其所得的单薄收入, 主人公们更希望留在城市并努力认同城市, 也希望得到城市的认同, 但文明之间的隔阂却凸出了他们的身份意识。所以, 我们才会看到才加、次仁央吉、拉先加、果美·才让扎西等作者的小说中主人公离开乡土步入城市, 但最后只能回归乡土的无奈, 而这又体现了现代转型进程中他 (她) 们重构自我家园的冲动[6]28。因此, 当代藏语小说中的此种叙事彰显了当代少数民族对自我认同的焦虑及其处理方式, 其与现实社会有着复杂的结构性关联。但必须明确的是, 认同源于对差异性的建构, 而理解差异并提供多元包容的叙事对转型期的当代藏语文学也甚为重要。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对藏区社会的影响, 21世纪以来藏语小说中的城市想像和书写越发突出, 这不仅是藏族作家以亲身体验融入到城市空间并建构其形象的重要方式, 也是他们应对现代化趋同性生活方式的一种话语策略, 而从藏语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把握和叙述维度我们也可看出, 他们以母语之优势表达着现代性扩张中对民族文化的担忧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藏语作家在处理城乡关系、表述认同情感时过多地留恋乡土文明并以单向叙事的抵触性来建构城市空间, 导致现代社会变革的复杂面相及多重世界未能得到更好的展现, 以致城市文化中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及由此而来的人性之维也缺乏很好的呈现。因此, 处理好转型时期城市空间书写与认同表述、现代社会变迁与传统文化资源彰显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微观变化与宏观格局之间的细节关系等, 以此提供更为鲜活细腻的文学文本也是当下藏语作家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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