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涛: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作者:仝涛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时间:2020-03-03 09: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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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早在5—6世纪,统治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就开始接受佛教,青海道(即吐谷浑道)在这一时期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和交通枢纽。高僧昙无竭、慧览、法献、宋云、阇那崛多等都路经此道西行求法或云游东土,加之周边的凉州和陇西地区佛教相当兴盛,营造了浓厚的崇佛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在吐谷浑统治区的传播。到拾寅统治时期(452—481),吐谷浑已经“国中有佛法”了。6世纪初,吐谷浑王还诏许在益州兴建佛寺,并向南朝梁遣使求佛像及经论。当然,吐谷浑统治者虽有崇佛姿态,而民间的佛教信仰似乎并没有太多普及,吐谷浑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仍然是“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等原始巫术。
隋和初唐时期青海周边地区的佛教活动更加繁荣,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作为佛教输入中原的必经之路,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大规模开窟造像,从敦煌、凉州天梯山到天水麦积山都留下了丰富的佛教遗迹。在唐蕃边境的古道关隘处,唐王朝也凿山构室,修建寺院。临近凤林关的甘肃永靖炳灵寺,成为唐蕃使者往来途中必经的礼佛圣地。据史籍记载,唐前期青海河湟地区的佛教寺院至少也有五座之多。新发现的青海化隆旦斗寺的唐代题记也证实,至迟在673年,唐朝已在这一地区修建了寺院。7—8世纪唐蕃之间频繁的使团互访、边境互市和军事冲突,客观上为唐蕃之间的佛教交流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吐蕃也对佛教在新征服区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吐蕃在663年征服吐谷浑地区,遂将整个青海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进而乘安史之乱之机,尽取河西和陇右之地。这一时期正是笃信佛教的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及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期,从唐朝和印度同时输入的佛教,几经波折后在吐蕃社会得以确立。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吐蕃在河西地区开窟造像,建寺度僧,大力扶植寺院经济,佛教基本上延续了初唐时期的繁荣。在青海地区,佛教的弘扬得到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王的积极支持,779年吐蕃桑耶寺兴佛证盟诏书中,吐谷浑王之名居于众立誓人之首。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时的《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小邦发誓者之首也为吐谷浑可汗,因此吐谷浑地区不但是吐蕃佛教弘传的重地,很可能也是其向河西地区推进的前站,势必成为唐朝和吐蕃佛法的汇聚之地。敦煌文书中记载在9世纪早期河源地区(贵德)已经形成一个佛教中心——赤噶寺,融合了汉地的禅宗和吐蕃的密宗。吐蕃还在这一地区还举行印沙佛会,“脱宝相(像)于河源,印金容于沙界”,可见当时这一地区佛教发展的盛况。
早在5—6世纪,统治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就开始接受佛教,青海道(即吐谷浑道)在这一时期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和交通枢纽。高僧昙无竭、慧览、法献、宋云、阇那崛多等都路经此道西行求法或云游东土,加之周边的凉州和陇西地区佛教相当兴盛,营造了浓厚的崇佛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在吐谷浑统治区的传播。到拾寅统治时期(452—481),吐谷浑已经“国中有佛法”了。6世纪初,吐谷浑王还诏许在益州兴建佛寺,并向南朝梁遣使求佛像及经论。当然,吐谷浑统治者虽有崇佛姿态,而民间的佛教信仰似乎并没有太多普及,吐谷浑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仍然是“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等原始巫术。
隋和初唐时期青海周边地区的佛教活动更加繁荣,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作为佛教输入中原的必经之路,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大规模开窟造像,从敦煌、凉州天梯山到天水麦积山都留下了丰富的佛教遗迹。在唐蕃边境的古道关隘处,唐王朝也凿山构室,修建寺院。临近凤林关的甘肃永靖炳灵寺,成为唐蕃使者往来途中必经的礼佛圣地。据史籍记载,唐前期青海河湟地区的佛教寺院至少也有五座之多。新发现的青海化隆旦斗寺的唐代题记也证实,至迟在673年,唐朝已在这一地区修建了寺院。7—8世纪唐蕃之间频繁的使团互访、边境互市和军事冲突,客观上为唐蕃之间的佛教交流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吐蕃也对佛教在新征服区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吐蕃在663年征服吐谷浑地区,遂将整个青海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进而乘安史之乱之机,尽取河西和陇右之地。这一时期正是笃信佛教的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及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期,从唐朝和印度同时输入的佛教,几经波折后在吐蕃社会得以确立。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吐蕃在河西地区开窟造像,建寺度僧,大力扶植寺院经济,佛教基本上延续了初唐时期的繁荣。在青海地区,佛教的弘扬得到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王的积极支持,779年吐蕃桑耶寺兴佛证盟诏书中,吐谷浑王之名居于众立誓人之首。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时的《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小邦发誓者之首也为吐谷浑可汗,因此吐谷浑地区不但是吐蕃佛教弘传的重地,很可能也是其向河西地区推进的前站,势必成为唐朝和吐蕃佛法的汇聚之地。敦煌文书中记载在9世纪早期河源地区(贵德)已经形成一个佛教中心——赤噶寺,融合了汉地的禅宗和吐蕃的密宗。吐蕃还在这一地区还举行印沙佛会,“脱宝相(像)于河源,印金容于沙界”,可见当时这一地区佛教发展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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