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村文昌庙流年碎影

　　《西宁府新志》卷十二建置?堡寨中记载：“距县城5里有马家堡。马家堡是原马姓人家居住而得名，村内有马家庙。在清光绪初年（1875年）地方动乱中马家庙被焚，群众为祈求地方太平，改村名为‘太平堡’。”清宣统元年（1909年），贵德厅同知余承智编写的《甘肃西宁府贵德厅地理调查表》记载：“太平庄，东厅城正东，距城5里，56户、317口，庄内有文昌庙1宇。”——查遍史料，对于村庙“文昌庙”的记述不过如此寥寥数语。然而，它如村庄的密码，投射出儒家哲学和伦理、道家宇宙观在乡野世俗中的左突右奔。在漫漫时光里，才疏学浅的村民们一边死心塌地地景仰着它，一边从每块青砖石瓦的缝隙里抠取祖上传下来的一缕缕宿命。尽管他们知道，就在不远处的田野上，仍有阳光携带花蕾的蜜香匆匆穿过，黄河沿岸仍有成群鸟儿安详优雅地振翅……
　　现在，祖辈们一茬一茬地相继离去了，老宅也被村里整体规划夷为平地，我就成了无根的游子。某些时日，当我以一个还乡者或寻根者的身份出没于村庄的每个角落时，匍匐于村庄高处的村庙，通过风吹拂树梢的声音，低沉地向我传递着什么。这种传递，也许没有土地和庄稼间的传递那么自然和谐，也没有天空和河流间的传递那么隐秘繁杂，但它真实而深刻。我由此而庆幸，父辈不在了，老宅不在了，却总有一些朴素的物件依然与我发生着某种联系，比如屋檐下曾经悬挂的镰刀，昨日一场大雨后，我用它割了一背兜湿漉漉的冰草；比如铁丝上仍存温度的马灯，我重新点亮它，招呼上三五个童年伙伴，穿梭于村道巷陌间；比如诗意地堆积在村口的麦草垛。中午我路过一人家时，听见门前拴着的牛的饿叫声，我揽了一抱草，去给它添喂……我相信，凡在我心灵深处，淤积着疼痛的地方，抑或我记忆深处某种被唤醒的苦衷或哀怨，都与这座庙宇息息相关，与我对眼前世界的基本认识息息相关——它也许是对一段历史的忏悔和觉悟，也许是对一次事件的叹息和沉思，也许是对一种生活的态度和认知……

1

　　1960年，是全中国众多灾年中比较特殊的一年。
　　我注意到这三年的历史很少被写进各地方志等史料中。也许它更适合亲历者在茶余饭后口口相传。但这不妨碍这段历史在我们太平村里既成的事实，而且是村庙里发生的。
　　我至今无法想象，当时全村上百人结集在占地仅有1.1亩的村庙里，个个手捧粗碗，或蹲或立吸吮着清汤寡水的面食时的场面。无疑，那时全村男妇童叟都把庙认定为捂在心口的护身符，只要把轆轆饥肠带进庙里，就意味着生命又可以苟活一天。他们把泥土般的身体交付给庙宇，很有些悲怆色彩，就像把种籽交付给土地，长不长麦苗，抽不抽麦穗，全靠老天爷了。
　　好在父亲不必担忧。我们家与村庙仅一路之隔，从家门出来，打个哈欠就到了庙门。父亲是食堂管理员，每天一瘸一拐地来往于家和庙之间，偶尔腋下带些干粮之类的，供正在疯长身体的姐姐和哥哥，还是便利的。更为关键的是，掌勺的厨师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常小恩小惠地巴结父亲，因此，给父亲母亲和姐姐哥哥舀稠舀多，都在他把控勺子的轻重和角度上。我不知道父亲和厨师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心照不宣地用眼神达成彼此间的默契，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每次我们家四个人碗里的面叶总比其他人的多些，哥哥和姐姐的脸色总比其他孩子的红润些。当然，我们家谁也没有遭受生命之虞。
　　而那时，天天都有人在病死、饿死。
　　二郎保就是其中一人。
　　年仅三十的二郞保正是下苦力、长骨架的时候，却因为营养不良，人瘦如枯柴，弱不禁风，去庙里集体食堂吃不饱，他就去村外找榆树，一棵一棵地扒树皮，然后磨成面，喝稍有些甜味的榆树皮面糊糊。久而久之，村内村外仅有的树皮扒光了，他开始想另外的办法。直到现在，我仍惊诧于二郞保被生活所迫后，居然能想出来一个更实用的办法：在盛饭的碗底钻个烟头大的小孔，打饭时用中指尖垫块小橡皮之类的，堵住小孔。吃的时候移开中指，面汤就顺势流到地上，碗里剩的都是面叶。当然，这个方法要在人背后实施。可是，贫困激发了二郞保极富想象的灵感的同时，又以“饥不择食”的愚蠢毁灭了自己——有一天，他正在庙宇一处角落里尽情吞咽刚刚漏完面汤的面叶时，被上厕所的福生发现了。二郞保满脸通红地用企求的目光注视着福生，福生却用轻蔑而幸灾乐祸的目光予以回敬。两种完全不同的目光相视之后，必会碰撞出电闪雷鸣的恶象。果然，第二天二郞保换了另一只碗，照例来庙里盛饭。厨师等他把碗伸过来时，哼了一声，说你还想着来偷饭？然后，一把夺过二郎保手里的碗，摔在了地上。碗碎声瞬间尖锐地刺进了所有在场等待盛饭的村民心里。然后，又有一个声音高喊道：“赶走他，打死他，这个偷社会主义粮食的老鼠。”声音刚落，几个小伙子冲到二郞保跟前，拳头顿时雨点般落在他瘦薄的身上％……
　　当天夜里，二郎保吐过几口血后，挣扎着走到村庙“三门道”的最外道，上吊自尽了。后来，村民们把他与饿死的一位老人一同葬在了村外野地里。
　　多年后，我出生、长大，在村庙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捉迷藏、玩玻璃弹的童年时光，也在二郎保上吊过的“三门道”里躲雨，趴在宽大的门槛上写作业，我全然忘记了父亲讲的这个故事。此时的庙宇，遮蔽了乡村所有的秘密，就像尘土盖住了庙门前的石头，没有一个人想把尘土拂去。如果当时知道在我乐园里曾死过人，就在头顶，在目光所及的地方，我敢肯定，我的童年里不会有那么多欢乐。我的心进而会荒芜成一片废墟。我那与时光较劲的力量会削减许多。有时，我们知道得太多，不一定是好事，我们知道得很少我们愚笨不敏感，也并非一定是坏事。
　　而庙里每间密不透风、规划结实的房屋仍在乡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饥馑贫寒的三年自然灾害终于过去。集体食堂也悄然消失。十几年后，生产队派人把食堂的锅灶台拆了，在原地用土块砌了几格粮仓，用来分放青稞、小麦、大豆等。那时，我到了可以用力气挣工分的年龄。整个暑假，都跟随父母的影子挥汗如雨。其中的一项劳动就是从麦场把打碾的粮食运到庙里的粮仓。等天空放晴的日子，把存有大地潮气的粮食一袋一袋背出来，摊晒在庙院光洁的青砖地面上一遍一遍翻晒，太阳西沉后，又装进袋子背进粮仓。有一次，我身体疲乏，想尽快收拾完院里的粮食后去家里躺觉，由于心急而没扫净粮食，被生产队长看见了。不一会儿，他叫来父亲，当面责骂我“败家子，哪一天被饿死都不知道。”他气得喘着粗气，脖颈的青筋勃起。父亲通红着脸，一边向生产队长小声道歉认错，一边拿来扫帚箥箕，佝偻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把地上不多的几粒粮食扫进袋子。那样子，就像闯祸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 
　　晚上，父亲默默坐在房檐下抽了一会儿烟后，把我叫到跟前，没骂我，也没打我，他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你怎么斗胆在文昌爷眼皮子底下耍小聪明？粮食是土地里的金颗颗，是有命的，你不把它放在眼里，它会让文昌爷惩罚你的。”然后，他走进上房，从堂中墙壁的年画后抽出三炷香，到村庙门前跪下来，点着香，虔诚地插在一撮土上。就在那一瞬间，我蓦地明白，为什么父亲每到春节，在给庙里的每个房门写春联时，那么气定神聚，握笔的手格外有劲？为什么粮仓门上“五谷丰登”四个字那么匀称厚重？为什么不管多忙多累，父亲总会在天刚亮时去庙里，从大殿到厢房，从魁星阁到过道，仔细地清扫一遍？
　　也是从那时候，我知道了不论身处何方，都要敬畏自然，要敬畏从自然走来的五谷，即便是对最卑微的草木。

2

　　村庙大殿建在一个一米高、十几米宽的台子上。台子由方方正正的青砖铺就，中央几块砖面由于多次踩踏而轻微凹陷，有些砖还有了裂痕。有几次我去进香，经过这个台子时，脚底明显感觉到生疼。而台子边缘的，依旧保持着砖的硬度和本色，仿佛曾经发生的一切与它们无关，生活场景由此而隐退至墙影尘土里不再显现。
　　但这个台子上，的确演绎过那个时代最盛兴的悲剧。
　　似乎是一夜之间，村庙里变得异常热闹和神秘起来。村里稍有文化的几个人，常三更半夜手拿五颜六色的纸张出没于庙门，那神色和动作就像去田野收割即将被风雨倾覆的熟麦一样。第二天，在每个巷道口上贴了一幅幅标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先幽寂的巷道顿时不再冷清，它拖拽着懵懂的村庄，风一样从村东刮到村西，从村南吹到村北，最后在村庙里停歇了。
　　两天后，庙房顶上的高音嗽叭突然停播了原先一直循环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接着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吼叫：“打倒现行反革命牛延寿！”“现行反革命牛延寿批斗大会马上开始，请群众们在庙里集合。”不一会儿，大殿台子前挤满了人。我踮起脚尖，透过头顶无数只高扬的手臂和手里的红皮塑料小书，看见村民牛延寿被五花大绑，头上戴了一顶报纸卷成的高尖帽，由几个民兵押到台上。他的头低得几乎到地面了，只能看见蓝布裹着的弓背。他的身子不停地颤抖，我担心从台下刺来的目光随时会将他戳翻在地。
　　他身边的几个人显得义愤填膺，对眼前遭批的这个“现行反革命”似乎仇大恨深，大有不依不饶、置于死地的样子。我开始隐隐同情起他来，但也只是同情而已。我知道，我不是近乎疯狂的人们的对手，更不是那个时代的对手。我只在心底默念批斗会快点结束。然而，接下来的情况比我期望的更糟更久――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批斗者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居然是被批斗者的亲弟弟牛延康！他一会儿按压他哥哥已经很低的头，一会儿挥拳高呼口号，一刻也没有消停过。我吃惊地左右张望，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同我一样的惊讶和困惑。他们满面红光，表情亢奋，跟着台上的牛延康振臂高呼。那天，在振聋发聩的杂乱声里，我只听见和记住了一句，那是跟随牛延康呼叫的群众们发出的：“坚决划清界限！”
　　批斗会进行到很晚才结束。牛延寿被照例拖进庙的东南偏房里，继续接受几个干部的审讯。那夜，我借给庙里写大字报的父亲送饭的机会，特意跑到偏房前窥视。从门缝正好看见牛延寿头发散乱，胡子拉碴，六神无主，一副极度疲累的神态。就是这样一个萎靡不振的人，当回答干部的问话时，声音异常宏亮而有力：“我是无辜的，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普通农民！”他的声音从房里挤出来，在庙宇夜空久久回荡，这蕴藏了无穷力量的声音，完全不同于男人们在田野里劳动之余发出的渲泄，它更接近于生命的本真。习惯了夜色中庙的安谧与深邃，忽然听见这样执拗的声音，我心里有了一丝丝的惊悸和慌张。
　　若干年后，牛延寿生了一场大病，平静地去世了，留下了八十高龄的父亲。他弟弟牛延康责无旁贷地把老父亲从划清界限不再来往的哥哥家接到了自己家赡养。印象中，我见到过他在一个雨天用架子车拉父亲去县城看病。他沉默寡言，也不与村民打招呼，只管低头拉车，遇到坑洼不平的路，他也不绕弯不躲避，径直把车拉得吱吱作响快要散架，仿佛车上拉的不是人，而是一车洋芋或麦草。
    不久，他父亲去世了。下葬那天，唢呐早早就呜咽了，鞭炮声也彼此炸响，就是等不来送葬的人。这在村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成文的村规是，只要谁家人死了，不论其地位尊卑年岁大小、处世善恶，村里每家每户均要自觉出一人送葬。论辈份，亡人已算是村里最大的，给村里先人办过的丧事数也数不清，但出现这个尴尬局面，连牛延康自己都没想到。主持丧事的宁家阿爷这时急着发话了：事情一码是一码，庄稼都割过几茬了，何必让死人来遭罪，孽障啊！于是，他挨家挨户去叫唤。不一会，百十号动了恻隐之心的人手执铁锨，结集在牛家门前了。后来我听说，村民们不愿出工送丧，是针对牛延康的。我也明白，乡俗里是容不得亲情冷漠兄弟相残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在我的村庄里是经常发生的，或为一棵梨树的归属，或为一寸土地的划分……
　　村里人都晓得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到年头节下都有人来求写对联。他的字曲直适宜，纵横合度，极富美感。我推测没受过专业训练的父亲，之所以会写出如此漂亮的字，这只能归结于他的天赋和对人世风雨变幻、聚散离合的体察。而“文革”几年在庙里天天办宣传栏写标语，使得他的字日臻圆熟，至少，他对书法的喜爱就形成于此时，尽管那时写的都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词语。“文革”后的几年，我在庙的砖墙上还见到几张父亲写的标语，字迹虽然在时光的浸淫中变淡了，但仍可辨晰那时父亲的心力透过失色的纸张折射出来。
　　由此我想到，在村庙的每块砖雕每根檩子每片瓦块上，无不镌刻着一些人的面孔。只要细心窥视，他们会像夏夜飞虫，翅羽间捎带天空大地的气息和秘语，纷纷向你扑来，令你在暗哑的语境里，怀揣青春的躁动和恐惧，做一次精神的短暂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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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查阅贵德县志等史料时发现，爷爷的名字多次被提及，其中《贵德县志稿》“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贵德学人录”部分这样介绍：“朱文辉，贵德县河东乡太平村人，青海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曾在贵德县河阴中心国民小学等学校任教10余年，1942年任贵德县河东乡太平庄中心小学校长。”而据民国二十年十月创刊的第一期《新青海》统计记载：“……第二区第一初级小学，河东马家庙，教员二人，学生七十人……”。这里所说的马家庙，就如前文所言，乃太平村村庙。
　　爷爷曾在这所小学任教，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三十年后我在村庙就读一、二年级，并不知道庙的每块方砖上留有爷爷的足迹，我也没闻见他长青衫间散发的笔墨和汗渍混合的秀才味，在庙宇空气里弥漫。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由轻盈通透的镂窗、轮廓分明的瓦楞、简练生动的砖雕为基本元素的中国传统木构建筑里，开启了对周身世界最初的打量和感知——那时我七岁。
　　坐西朝东的大殿是不敢用来当教室的，老人们迷信的说法是，孩子们不明事理的嬉戏声会惊扰文昌爷的起居。于是相对低处的南北二厢房分别成了一、二年级的教室。起先引起我无限猜想和无尽好奇的是房内的板壁，它们被一格一格地镶砌在离地面近一米的墙上，每个格子里绘有花卉、飞禽等图案，画面细腻流畅，栩栩如生，从近景到远景，前后衬托，层次分明，极富立体美感。坐在教室里，木香浮动，恍惚觉得空气的味道本是如此，就连我们诵读的a,o,e声，也有了这木料的暗香。那个年代能伏身如此典雅雄伟神性缥缈的房屋内，认识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真是我们的福祉，我们简直就是在谋求幸福的天堂里。
　　可是，我们并不懂得珍惜。至少我天性里的执拗和狂躁，常使班主任对我无计可施，使当生产队干部的父亲颜面扫地。在经过无数次的罚站、抄课文、打扫教室等多种惩罚手段之后，终于有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再次犯事的我被班主任留在庙里。他说，看你到底有多大胆，让文昌爷今晚教育你。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庙门。然后我听见外面扣门环、上锁的声音以及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一股巨大的寂静和恐惧顿时从头顶罩住了我。
　　我蜷缩在大殿的砖墙角落里，天真地幻想着班主任只是吓唬而已，他很快就会来放我回家。我边自我安慰边开始寻找转移恐惧感的目标。我首先看见右手边墙上一组砖雕图案：一只小狮子呲牙裂嘴，双目灼灼，神态顽皮；一只喜鹊头缩在脖颈丰厚的羽毛间，在一枝梅树上做梦；一只老鼠正贼头贼脑地在一株葡萄架下觅食……后来看见左边墙上的砖雕是些几何图案，有菱形、圆形、六边形……这些花卉、动物和几何图案，一律在见方尺余、厚不及寸的砖上凸现出简洁逼真的艺术效果。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看过每天面对的这些图案，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将会在那原本坚硬的青砖中留下些什么印痕。直到起初的新鲜感消失殆尽，双腿犯困双目干涩，意念中有了一丝沮丧无趣甚至绝望后，我突然感觉到黑暗轻轻叹了口气，然后从眼前的这些图案之中，把整座庙拉了下去。
　　若干年后我惊讶地发现，我至今仍心存对黑暗的恐惧和排斥，就是从那一夜的庙里开始的。
　　那一夜，我确定班主任不会来放我出去了，也许他早忘记了我被他锁在庙里，由此我确定更深的黑暗会来吞噬我，我感到眼前的墙壁、木格子窗户、院中央的香炉以及熟悉的一切，刹那间都变成了青面燎牙的奇兽怪物。绝望和恐惧终于耗尽了我的耐心。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仿佛只有哭声才可阻止黑夜的侵袭。哭声在空洞的庙宇里被无限放大，从而使身边的幼狮老鼠喜鹊们产生了不易察觉的轻颤。不知哭了多长时间，正当黑暗严实地包裹住周围的物象，一束手电光柱忽然从庙门一端刺过来，仿佛魔术师一抖手就把一块原先的黑布料变成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剑，悬在眼前一样。我睁大浸着泪花的双目，判断出是父亲和班主任的身影。我的世界顿时复活了。没等他们走近，我便飞也似地扑进父亲怀里。
　　毫无疑问，班主任这次惩罚是提前与父亲商量好了的。很长时间里，我埋怨和记恨着父亲。只要我重新坐回到南房教室的课桌前，耳畔就会充斥着父亲不连贯的、呆板的或者毫无意义的唠叨。在我对现实生活既不敏感也不怀疑的那个岁月里，我只能刻意地用另一种自以为正确的方式回应父亲的唠叨――用小锤把大殿墙上的精美砖雕一一敲烂，狮子的耳朵、老鼠的尾巴、喜鹊气息的梅枝。再看上去，缺头断尾的它们各个显得丑陋而滑稽；背着书包一出家门就径直往村外野地里跑，到大河里浮水捉鱼玩上一天；明明知道昨夜几个伙伴掏了大殿屋檐下的鸽子窝，第二天清晨我把地上许多散落的、末端有白色羽管的灰色羽毛拾掇干净，以袒护他们的行径不被老师发觉；把父亲压在毡底下的钱搜出来，藏在庙里某块用电池芯墨捧做了记号的方砖下……这些不诚实的要命的陋习，有一小部分至今还在我身上潜伏着。它体现的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我与黑夜略感倦意的妥协，而是从相关的事物中，反映出自己对痛苦和幸福的切肤体验。
　　的确，一切像从未发生过似的。这间屋子里曾发生的事情，在历史深处早已破败无着。父亲唯一的愿望，大抵也就是让我用知书达礼填补这破败无着的空白。
　　我实现了父亲或爷爷的夙愿了吗？
　　——我不知道。

4

　　我一生中做过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小时候陪父亲在村庙的医疗室给村民们看病。
　　我记事起，父亲生活中扮演过很多角色：民办老师、大队会计、农科所技术员、大队赤脚医生、广播员等，其中大队赤脚医生和会计当的时间最长。父亲1997年去世时，腰间还挂着医疗室房门的钥匙呢！人们津津乐道交口称赞的也多是父亲做会计的细致认真和做医生的热心敬业。而正是大队赤脚医生这一行当，使父亲感到很体面和光彩，因此，他把所有家务活都推给了母亲，除回家吃三顿饭，三更半夜回家睡觉外，他所有时间几乎都待在庙里的医疗室。即使没有病人，他也枯坐到很晚很晚。为此，母亲没少跟父亲吵架，但父亲依然我行我素。直到现在，我体会不出当时在那样一间毫无趣味可言的房间里，父亲是如何打发漫漫时光的？有病人时，我就异常兴奋，好奇地观察父亲把听诊器放在手心捂捂，然后塞进病人衣服里，左右上下移动着，仿佛在掏什么东西。听毕，从几种大小各异的玻璃瓶里倒出药片，熟练地在报纸裁成的小方块纸里包成五边形药包，收钱，叮嘱药的服法。当病人虔诚地收好药，脚步消失在庙院里时，一切又重归单调寂寞。我于是开始打盹，开始催父亲回家，但他似乎没听见，或者偶尔嗔怒地回一句：明晚在家乖乖给我待着。我不敢顶嘴，就在只铺了一条牛毛沙毡的硬床上睡着了……这几乎成了我和父亲每夜的固定流程。
　　然而，父亲每天每夜依然到医疗室里，我依然每夜去陪父亲。
　　我不知道大队医疗室为什么会设在庙里，就像我没细探听过60年生活紧张时把集体食堂，以后又把小学校设在庙里一样。如果非要有一个说法，那只能归咎于庙宇得天独厚的建筑空着也是空着，不用怪可惜的。——在我小的时候，庙宇其实就是另一个田垄，村民们在这里播撒下含着生和死的种籽，在这里获取或悲或喜的五谷，同时在青砖铺就的台阶上静观天象悉知时令。而对于我，庙再次成为考验我胆量和能耐的场所。每天夜里，我吃过饭，给黑驴添过夜草，写完作业，然后穿过比平时还黑还长的庙院，去西北角被一个小拱门隔开的医疗室。每次我得踮着脚尖，大声唱歌，头从不回地匆匆穿过，直到看见昏黄的灯光和灯光下的父亲。如果我和父亲一块去，我也会紧紧拽着他的手或衣角，不敢丝毫放松，仿佛一松手，就会被黑夜巨大的口吞没。好在，夜里只要有出诊，父亲就会提上马灯，从不含糊。漆黑的夜里，一盏马灯在我和父亲手里传递，重重灯影里父亲急行的身影那么具体而高大，以致完全盖住了我身影。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对于视力极好的父亲，他是借助马灯的光亮能够迅速抵达患者跟前，另一个原因是让打开大门、在家门口焦急翘望的家属远远从灯光里踏实下来……
　　父亲就象马灯的光束，照耀和安抚着贫困孱弱的村庄。人们深知这一点，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谢意。在他们看来，不管大病小病，只要身子哪儿不舒坦，去庙里找父亲，就是对父亲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就像他们一辈子精心伺候土地，其实是信任和爱戴土地、感恩土地一样。
　　有一天，巷道里流传着一件事：公社卫生院的田大夫把一个病人给一针打死了；又有一天，庄子里传出另一件事：县城一家医院的大夫给病人开了三副中药，回家熬服后，口吐白沫一命呜呼了。一时间，患了病的大人娃娃们诚惶诚恐。父亲也担心会流失好多病人，但令父亲惊喜的是，仍然有病人来庙里看病。他们说：“朱医生，没事，我们的命就像猫一样，大着哩。文昌爷的眼皮底下能出啥事？”他们说得很轻松，就像在说来年自家地里还种萝卜白菜一样。父亲也就笑笑，然后一如从前地给他们把脉、量体温、开药、扎针、叮嘱药的服法……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在他收割麦子时的挥镰、打麦捆腰巴、垛捆子、翻晒麦捆时见到过。
　　医疗室前不大的空地上，长着一棵两人合抱粗壮的沙枣树。这是庙里唯一的植物。它跟庙宇相比显得轻浮而另类，以至于我多次幻想有一天一阵雷电将它劈倒，不复存在。然而，沙枣树不但没被击倒，反而日复一日蓬勃生长着，巨大的树冠直抵庙大殿马脊梁屋顶。有风刮来时，枝梢不停地扫着屋脊的青瓦块，发出零乱的、类似一个人学拉没调准音的二胡一样的吱吱声，听上去使人烦躁和阴冷。只有到了端午前后，树上开满细碎黄花，并向庙宇释放某种执著于幸福的不屈不挠的活气和馨香来，才觉得沙枣树只配在这里扎根坚守，生生不息。
　　童年时候我们并不害怕冒险，怕的是没有可冒险的地方。这时候，上房揭瓦就成了我们最简单而着迷的游戏。我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游戏——趁父亲不注意，我溜出医疗室，绕过庙院，登上庙门道里用砖砌成的天梯，再从房顶绕到高出半米的大殿房顶前，迟疑估摸一会儿，然后鼓劲一步窜上大殿房顶，弓着腰踩着一排排钢琴健盘般的凹糟，直达屋脊折沙枣花。起先爬上这高高的屋脊，的确是心惊胆战的，稍有不慎，就没有抓手的地方，只任身子在马脊梁瓦块上往下滑跌。但后面爬了三、四次，已是轻车熟路，胆子也大起来，到屋脊不再是弓腰，而是直起身段疾行了。正在得意时，父亲看见了高高在上的我，顿时勃然大怒，边在庙院里团团转，边破口大骂：“屁胆子还大着不成，敢骑在文昌爷头顶上了……”看见他手持一根不知从哪里捡到的木棍，直愣愣站在院里盯着我。我不敢下去，互相僵持了半天，最终还是下去了——弱小的力量在这里暴露无迹，它最直白地显示出在一切强于自身的对象跟前，和解的唯一方法就是两个字：妥协。妥协的结果当然是遭受了父亲棍棒的教训。那是父亲有生以来对我发的最大一次火，也是打得手最重的一次。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爬上过大殿屋脊，沙枣树的花香也再没有在我手心留下过余香。直到现在，我常常只能仰望它们，而不能从高处的穹顶俯视周围的一切，包括我自己。
　　二十多年后，父亲永远地陷入了巨大的黑暗中。在他去世后不几天，村干部叫我们四兄妹去处理医疗室内父亲的物品。当我弯腰通过通往医疗室必经路上的那道拱门时，首先看到了那棵粗壮的沙枣树。虽然岁月磨砺，风雨侵袭，它依然挺拔有力，浑身散发着不朽的力量。只是再沿着它身躯往上看，曾经的巨大树冠变得稀疏无序，此时的它更像一位头发稀少、目光无神、心事重重的老人一样，保持着惯常的镇定和沉默。端详着它，我的心情变得格外复杂起来。
　　正当我们拾掇完父亲遗物：消毒盒、针管、血压测量仪、药箱、算盘、钢笔、茶杯……走出房门时，看见一堆废弃的空玻璃药瓶，被尘土半隐半现覆盖着，在庙大殿和沙枣树共同构成的阴暗角落里堆放着。我走过去，用脚尖轻轻一踢,那些空药瓶发出一声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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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起先听见锣鼓镲钹激越的“咚嚓”声，紧接着是三三两两手执道具的男人沉闷杂乱的脚步声，再是一帮孩子嬉闹奔跑的声音，最后是几个老人说话的嗡嗡声，偶尔夹杂着几声咳嗽――八十年代初的腊月里，每天都会听见这些声音――男人们是去村庙里排练社火的，老人和孩子们是去看热闹消磨时间的。
　　我那时十六、七岁的样子，身上存留着农村娃固有的质朴、怯懦和好奇。在村干部父亲的“关照”下，我成了近五十人的社火队中年龄最小的演员，这使许多伙伴羡慕不已。要知道，在业余生活和物质同样贫乏的时代，再次盛行起来的社火就成了人们生活里唯一鲜亮光彩的精神归属和情感依托，即便在整个社火身子里充当一个鼓手、扛旗者、背道具的，或者如我一般在贤孝《杀狗劝妻》中现二十秒“狗身”，只要脸上涂了油彩，内心就会蹁跹着与生俱来的自恋与抒情，这无关乎传承的需求特质，或许使一个人的祖辈脸上都有了难以掩饰的自豪和神圣。
　　我注意到村里的小青，正是在那年腊月庙里排练社火的时候。
　　小青比我大三岁，初中没上完就辍学跟父母下地劳动了。拿她父亲的话说：一个丫头家念书不会有啥出息。于是，抵不过父亲的执拗，小青便每天跟随母亲叹息的背影出没于厨房、菜畦和田间地头。
　　那天黄昏，我正与大人们在庙南房排练节目，无意瞥见小青的头影在虚掩的门前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我疑心她是来找人的，并没在意。直到排练结束准备回家时，看见小青站在庙院来来往往的人缝隙间，低垂着头，双手抚弄着搭在右肩的大辫子，神色看上去很凝重。她身边站着村支部书记和负责社火的“乡老”宁家阿爷，他们似乎在说着什么，很局促的样子。第二天清晨，我们照例在一阵锣鼓声的叫唤中去庙里排练。走进庙门，又看见小青站在一片阳光下，不时东张西望着，好象在等人，而神色依然沉重，又多了几份倦意。不一会儿，她父亲带着村支书和宁家阿爷，走近跟前，开始交谈着、比划着，仿佛在定夺一件棘手而重大的事情。这时候，我看见一直默默站立的小青，迅速地抹了一把泪。
　　原来，小青是想加入到社火队里，随便担个角色。可社火是有讲究的，不允许女人担任角色，如果剧情需要也是男扮女装的。比如眉户戏《张连卖布》、《小姑贤》、《花亭相会》的女性，就是挑选出的秀眉点的男人去扮演的。可小青执意说服村支书和宁家阿爷给自己一个角色。小青的父亲也来求情，他的理由更现实：现在的年轻人迷恋跳迪斯科，社火后继乏人，他指望他们满足一下丫头的愿望。他相信，聪明又爱好文艺的女儿不会给任何人丢脸。
　　可争执的结果是，小青最终没能如愿。
　　接下来的几天，我看见小青的身影在庙里彼此起伏的歌声琴声吆喝声中徘徊着，就像海浪中时隐时现的小舟，一会儿漂到南房前伫足，一会儿漂到北房窗前侧耳。直到正月初三我们的社火正式出庙，走村串户到别处去演出时，她的影子才被高大的庙门关闭了。
　　四、五年后，村里不再耍社火了，腊月正月的庙又回到寂静中。每当踏进庙门，我总能听见社火里的锣鼓声、吹拉弹唱声、嬉笑怒骂声余音了绕梁，不绝于耳，也在眼前会浮现甩袖一暼、桃花带泪的“桂英”，手执扇子、低眉浅唱的“登云”，涂脂抹粉、诙谐疾走的“胖婆娘”们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心中只有乡村，只有社火的小青，想起有着如莺初啼般的纯粹音色、轻风拂柳般的袅娜身段和怀揣梦想、敏感而自尊的小青。也许，她是遗落民间土壤里的一朵明艳夺目的鲜花，只是，独自过早地黯然枯萎了。这对今天的小青而言，是一生当中最大的心头病。人能有几个两腮嫣红、口吐莺声、百般妩媚地登上舞台的机会？何况，她现在已在“红斑狼疮”的侵袭下，在病榻上躺了整整三年。她已彻底退缩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再也不曾向谁打开过心扉，她拒绝住院治疗，拒见亲朋好友，她整天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静候日子一天一天地在窗外流逝。那咯血般的痛楚，那不甘命运的嗟叹，只交付和安顿在了无尽的回忆中……
　　然而，生活仍在继续。粗糙或纤细的生活，总有人把它过得丰盈饱满。
　　演社火的那年头，能拉一手好二胡的石承瑛无疑是社火队里最风光的。每天在庙里排练节目前，人们央求他拉几曲，他也不推辞，随便找个凳子坐下来，从皮盒款款取出二胡，调试一下音质，然后就拉起来，都是些《满天星》、《赛马》、《花儿与少年》等时下流行的曲子。拉到动情处，他就微眯眼睛，头也像风吹瓜架下的葫芦一样左右摇晃，，仿佛思绪完全被音乐画面带了进去。那些他指间流出的乐曲不仅使我们拍案叫绝赞叹不已，也使庙宇亮堂生动起来。如果某一天他不来了，庙里就显得格外沉闷死寂，即使社火里十八通鼓声和乐队集体合奏的音乐，再怎么宏大响亮、波澜壮阔，也抵不过石承瑛一人抚弄的紧张热闹或深情哀伤。正式演出时，他的二胡引领七八个人的乐队，拉什么曲子，定什么调子，什么时点起乐歇音，都由他掌控。只要他一点头一开弓，整个乡村就在他摁弦的指缝间飞扬灵动起来，他也如帝王一样，挺直腰杆，一派肃穆而神圣！然而，时光总不肯把好的精彩的一面更多地留给人们，它总适时地收敛起飞翔的翅膀，叫人意犹未尽怅然若失。现在，社火道具都封存在庙宇仓库里了，“帝王”的生活场景由庙台转换到村外的山梁梁上。这令我惊奇万分——我好多次见石承瑛在村外马家沟顶头的山梁梁上拉二胡，他的神态依然忘我陶醉，二胡的音质依然隽永婉转，丝毫不减当年社火队时的豪迈霸气。我不忍心上前惊扰他的那片世界，只是远远驻足聆听他把日子拉得悠长妩媚，澄明如水。那时，他的四周是一畦畦蓬勃疯长的庄稼，我恍惚觉得那些庄稼不是靠阳光雨水生长拔节，而是靠这音乐滋养着，由淡绿变成墨绿，由墨绿变成金黄的，以至于秋收后，我咀嚼第一口新麦面做的馍馍时，竟尝出了甜美、平和、明朗，且充满了气韵和心力……
　　我始终不明白，村民们对村庙的依赖和热衷为什么经久不衰？他们在家里受了多大的气，一到庙里，脸上就会流露出枯木逢春般的欣喜，他们在田地里累得直不起腰迈不开腿，而走进庙里，浑身就活乏起来，仿佛有使不完的劲道。他们谁也不愿缺席庙里的任何活动，就连年近80岁的安家阿奶，踮着不灵便的脚，抿着小嘴，天天跟在一帮村老年曲艺队的后面，学扇子舞，走十字步。更多的时候，她安静地坐在庙北房屋檐下，像一尊雕塑，观看其他人在眼前跳锅庄或演节目。这时我就明显地感觉到，何止是安家阿奶，还有诸多几个曾在社火里扮演过主角、深得观众喜爱的老人，如解玉新、罗刚、张启兴、马生林等，他们也时常来庙里坐上一整天。在他们身上，对社火抱有的激情和预想，随着体质的衰竭而逐渐消散着，从而对流逝的往昔和正在走向没落的社火欲言又止。他们对村里年轻人编排的曲目嗤之以鼻，但只要在庙里排练或演出，他们必然每天带着复杂的别人很难捕捉到的表情来观看，从不耽搁。这种内心的纠结一定不比劳动轻松，但他们愿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做内心的远游――他们更愿意相信，在通往庙宇的路途上，心胸才会开朗通透起来，也会从庙大殿佛祖慈悲的脸庞上，映照出自己的脸庞。
　　事实上，一切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变化。看到渐渐黯淡的世俗色彩和渐渐老去的村民时，我才明白：我身后的村庙变得更加隐秘和幽深，无非是盈满了大大小小生命的真实寓意。而曾经夺人心魄的社火，便是村庙最尊贵最华丽最生动的一笔，尽管它存续了短短五年时间，却在道尽人世悲欢离合的同时，也侍奉了一个村庄的全部信仰……

6

　　大雨过后，雨水渗过房顶的青瓦和椽子漏进屋内，地面上积聚起许多小水洼，而墙上一道道水痕，像女子涂满脂粉的脸上留下的泪痕。这是村民们不愿看到的。庙房漏雨，自己心头就流血。于是，村委会开会商量后，一致同意倡仪捐款修缮村庙。
　　我是在这个决定做出后的第七天收到倡仪信的。打印出来的倡仪信上方用钢笔填写了我的名字――这可是从故乡田野吹来的久违的惠风啊！那三个不太工整的字上还弥漫着温凉和炙热的乡野气息。倡仪信言辞诚恳，直抒胸臆，罗列村庙历经战乱、“文革”动乱的历史，也例举了生活拮据、年久失修的因素。看着倡仪信，仿佛阅读着村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容貌。我想此刻的村庙，它的每一块砖上一定长着一些人的名字，它的每一片瓦，也一定碰疼父老乡亲的胸口。我立即给故乡的哥哥打电话替我捐款。哥哥说，你还是来一趟吧，外面工作的收到倡仪后，都赶来捐款，顺便去庙里添个香。我想也是，如果要大动干戈修缮，一些旧物旧景可能会从此消失，永不复原，我今后看到的也许是少了慈悲和和善，而多了轻浮和媚俗的一座庙。
　　我的心里有一点点惊悸。
　　一个燠热的盛夏午后，我去庙里捐款。只见村会计和几个“村老”坐在屋檐阴凉处，前面放了桌子、贴有“功德箱”字样的大纸箱和一本日记本。等几个村民捐完后，我走近箱子，把钱塞进像某个动物张口等食一般的箱子口里，然后登记、打招呼、寒暄。记得那天的气氛有些肃穆，谁也没有多说话，我只听见会计登记完捐款金额，说了句：“新儿捐得囊实。在‘功德碑’上可占头名位置。”我笑笑，感觉原本熟悉亲切的他，在那一刻变得陌生起来。
　　不几日，捐款数目公示出来了，“功德碑”也果真在庙门前显眼的位置立起来了。石料面上黑面白字，十分刺眼。我的名字跃然其上。只不过我的名字并不在首位，而居第三，前面多了两个人名，他们是村长的两个儿子，捐的金额比我捐出的仅仅多出十元钱。――排名是按捐款数目自多而少排列刻上去的。说实在的，刻不刻名字，列不列头名我是不在意的。对于已走出乡村身居都市的我而言，它的意义远没有闻不到泥土味青草味更深远、更重要，我只是在尽力找到使自己的心灵安放的一个居所而已。我必须放下许多身外之物，才能长久地吸吮来自自然的琼浆乳汁，这比什么都重要。
　　那天，我在庙门前碰见了年仅七旬的宁发荣老人。他明显地苍老了许多，双眸浑沌，眼袋横生，说话时走风漏气，但他抓住我的手，还是说了很多话。他说老阿奶家里躺了整整八年，他这把老骨头伺候了八年，也不知道这是啥命？他说八年里除给老阿奶打针吃药外，还一天不落地来庙里烧香磕头，以求文昌爷保佑她好转起来，但根本没有作用；他还说这次要修庙捐款，把家里仅有的八百元拿出来捐了。好在，给阿奶参加了农村医疗保险，还可以报销一大部分药费……我这才回想起他曾风雨无阻天天虔诚地进庙烧香祭物，以及父亲在世时，每隔几天就去他家就诊的情形。此刻，我的身体被什么触动着。至少，我的手心隐隐生疼起来――信仰让这个老人增添了更多的慈悲、宽厚和安静，一些看似无法驱使的无奈和失意，忽然间烟消云散了。
　　就是现在，我也清楚地记得捐款那些时日里，人人奔走相告，一派忙碌的景象，也记得人人脸上流露的或兴奋、或惊恐、或凝重、或平静的神色，就像麦收后人们各种各样的神色上可以判断出，谁家的麦子收成好，谁家的麦子荒了一样。那是乡村最真实最丰富的表情，只会在这特殊的盛大农事（如果说捐款修庙也是一种农事的话）上，表露无遗。
　　修缮动工的那一天，庙里来了许多人。有村里的男女老少，也有从庄子出去在外工作和打工的年轻人，人们把不大的村庙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带来了整只羊和鸡、被面、红绸、馒头、水果，酒等，在阵阵鞭炮声中一一敬献在大殿台子上。这注定是与每个村民的命运紧密相关的游离于劳动之外的又一场盛会，每件不同的贡品映照着每个人同一种的心思和敬畏。《说文》曰：“庙，尊先祖貌也。”即供奉祭祠祖先的地方。村民们也许不清楚这最初的释义，但他们知道祖祖辈辈传下来、并始终恪守的信条是：尊重先祖以及身边每个人和物，并敬畏一切从大自然来的事物。于是他们不忘端午节上折几枝艾叶或柳枝插在门顶；中秋之时，用新面蒸好馒头月饼，献在庭院月下；用过的镰刀擦拭干净后，挂在屋檐下；小孩生病久治不愈，或整夜哭闹时，请来法师给他叫魂；修房立梁时，用一块红布包住大梁；清明时节家族妇孺一定到家族坟茔剖土扫墓……此番种种，使他们将庙宇祭祠延伸至日常生活，成为农事祈福、消灾许愿、驱瘟除恶的古老习俗。他们必须懂得一个村庄和一个家族的立身安命的基本条件，就是要学会对先人生活的模仿和对传统观念的反复实践。
　　翻修工程繁复浩大，历时近三年。除画匠、雕木花槽的个别匠人从外面请来外，其余干活的都是村民。这种大规模自发捐款、自觉参与集体劳动的现象当属首次。若干年后，我在村庙里看见一块大匾，上面用蓝漆写了很长的《前言》和捐款数目、维修开支等账务记载。《前言》结尾有“前言书写、财务决算：朱昌隆”字样。这是父亲留在庙里的唯一可看见的“遗物”。《前言》摘录如下：“太平村庙宇始建于清代，毁于战乱，重建于中华民国六年菊月二十九日……58年宗教改革与十年“文革”期间，本庙不同程度受损。九十年代后期，由于本村村民心齐力足，要求维修，经过二年多筹备，村民自愿捐款捐物后，于公元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度维修完工……此次维修基本上恢复了庙宇原貌，是村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愿本庙民间古文化艺术永照华夏大地，炎黄子孙永保平安。”这可算是比较完整的庙史资料。我仰头细读父亲手迹时，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无可言状的情愫在起起伏伏。匾牌上记载的维修工程主要匠人、维修工程管理小组成员等，其中一半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一半人也是老态龙钟，风蚀残年了，而庙在着，仿佛一块与时间对峙的坚硬化石，我似乎明白：很多苦难和毁灭，并非来自时光本身，而是来自天灾人祸――政治痕迹和时代烙印，都能让一座庙遍体鳞伤。时间强大得无以复加，它让人和庙变老，让欲望和生存原则变形，我们再也无法拽回庙宇曾经的繁华了。
　　我的心不时被河岸吹来的风撩拨着，潮湿而酸楚。
　　我想起在村里流传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故事：维修庙过程中，对于魁星阁内魁星爷究竟面朝哪面，村里两个社的人员发生了很大争执。相传魁星乃主管人间功名利禄之神，他立于鳌头之上，一手捧斗，一手执笔，意思是用笔点定科举中考试人的名字。此即所谓“魁星点头，独占鳌头”。被视为应试者中举之象征。所以不同方位的两个社都想把魁星爷的坐姿定在朝自己社的方向，以祈求本社更多的娃娃被魁星爷点到，考取好大学。当然，最后经村老和村干部协调，魁星爷还是按旧时样子被雕塑坐西朝东，居于庙房顶的阁楼里。
　　就是现在，凡是村里有考大学的，都会在父母陪伴下来庙里进香，也会进魁星阁磕头供物。
　　然而每年有人来，每年也有人落榜。
　　近几年，每到春节，我都去村里走亲访友。大年初一天麻麻亮时，也必到村庙里烧一炷香点一张纸。可每次去，村民们已经把庙庭院挤得严严实实了，大殿前磕头进香的已经在互相问候祝福。庙里烟雾袅袅，人声鼎沸，一派新年的喜庆忙碌气氛。后来我才知道，为上头香，村民们在年三十晚上就做好了准备，一到半夜十二点就争先恐后往庙里跑。年年如此――这是另一番盛世繁景啊！农业中最温暖的一幕，被无形的大手推搡着，集中在这里展览。  

7

　　许多时候，我在别无选择地面对一切可以面对或必须面对的事物：痛苦，欢乐，喧哗，寂静，过去，将来，甚至死亡。我天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戴着眼镜，道貌岸然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而故乡的风远远地吹着，我曾经熟悉的人们按不同时序，还在各自的老屋、温棚间来回奔波，他们在生长五谷的山梁梁坡沟沟里披星戴月挥汗如雨，如果生气了，疲劳了，痛苦了，也会去村庙里坐坐――庙里总会有他们可以倾诉的对象――和别人家长里短地说说话，他们懂得如何放下，如何调整，如何从阳光中重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多么幸福！此刻的庙，宽阔而具体，永远是那么旗帜鲜明地在我的出生地高高在上，永远是那么一言不发地承载着村庄的大喜大悲。它把生活中光鲜的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热泪涟涟，也把灰暗的部分展示给我们，使我们提心吊胆，但从没有一样东西，使我们不觉得与命运有关。
　　命运不可触摸，飘忽不定，然而我们必须时刻沐浴精神之光，才能找到热爱生命的种种理由。
　　最近一次我去庙里，那天天气一直阴沉着。就在我要走出庙门时，一片金色的光芒冷不丁从一朵云缝里打下来。我抬头看天，眼前一阵眩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