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海西都兰等处吐蕃墓与吐蕃文化之关系再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青海都兰等地陆续发现了不少吐蕃时代的墓葬，但因盗墓猖獗，损毁严重，只有部分墓葬在盗墓贼破坏之余得到了专业考古发掘。墓葬出土的文物亦流散、分藏各地，甚至被海外博物馆收藏。虽然难以知道都兰吐蕃墓出土文物之全貌，但已知的文物也提供了众多的历史信息。国内学界曾掀起研究都兰墓的热潮，发表了系列研究文章，解释出土文物，探究吐蕃墓中 的文化渊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经过学界的研究证明，目前已发掘的海西都兰等处吐蕃墓的时代 均属吐蕃王朝时期，这些墓葬中的发现，对研究吐蕃王朝时代高原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可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一 ，吐蕃时代的文化整合与文化交流
      自吐蕃赞普南日伦赞、松赞干布父子逐步统一高原各部起，吐蕃王朝不断崛起，它在政治、军 事、经济、交通驿站等方面的各项制度建设也日臻完善。吐蕃的对外军事扩张使其势力走出了青藏高原，与多个国家或地区直接相邻。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的势力就进入了中亚、南亚地区，吐蕃中后期甚至统治了陇右、河西及唐属西域部分地区。版图的不断扩大，为吐蕃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高原地理环境的封闭被彻底打破。当然，吐蕃之前高原上的诸部或政权（包括汉代的西羌时期）与外界一直有交往，丝绸之路的支路“青海道”的存在就是明证。但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吸收及文化交流面之宽广超过了高原上以往的任何一个政权时期，吐蕃时期可谓青藏高原地区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吐蕃统治者一方面主动学习近邻的文化，向唐朝、印度派遣留学生，对此汉藏史书多有记载。《贤者喜宴》中有吐蕃从四邻学习各类制度和文化典籍的记载[1]，唐朝人于休烈曾言：“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2]另一方面，吐蕃也重视文化的整合，在帝国境内广泛推行藏文，将外来文化与吐蕃文化相结合。在其本土呈现出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并广为吸纳外来文化的发展模式；在本土以外新的统治地区，吐蕃强力推行吐蕃化政策，要求穿蕃装、说蕃语、用蕃文，从而使吐蕃占领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吐蕃化倾向，这些在汉文史书所记吐蕃对河陇一带的统治政策中得到证明。而且河西地区的吐蕃统治结束后，各部之间往来还使用藏文。河陇一 带源远流长的汉文化虽然得到了保存，唐蕃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但总体看吐蕃文化占有 主导地位。文化的整合对吐蕃是至关重要的事，不从文化层面进行整合，而一味地依靠武力的统治 是难以长久的。吐蕃文化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各部之间实现了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交融。
       青海吐谷浑故地于公元663年后彻底纳入了吐蕃的版图，吐蕃对吐谷浑部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制 度。吐谷浑王室中归降吐蕃的一支，其王统仍得以保留，甚至有可汗的名号，并同吐蕃王室间有婚 姻关系。但是吐谷浑王只是受到吐蕃的优待，实际上名存实亡，更无独立之地位可言。《贤者喜宴》 所载赤松德赞第二道盟誓诏书中云：“成为属民的小邦吐谷浑王等。”[3]显然将小邦王视为赞普之下 属。用“rje”来称呼小邦王。藏文史书中多有吐谷浑参与政事之记载，有些吐谷浑王受到吐蕃王朝 之重视。而对吐谷浑的属部吐蕃同样推行了千户制[4]，使其承担戍边、征调、料集等职责，实行了 编户齐民式的管理。青海湖地区是吐蕃的战略要地，吐蕃以此作为向东扩张的跳板，威胁唐朝的河 西、陇右之地。一直到“安史之乱”前，河湟、青海一道也是唐朝攻击吐蕃的重要通道，唐朝也在 此重点设防（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防御的重点是吐蕃），以遏制吐蕃势力东扩。唐蕃双方在这一 地区曾有过无数次的交战，互有胜负。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地区，吐蕃不仅不能实行松散的管理， 而且必须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噶氏父子、兄弟故常年率重兵驻守于此。由此有大量的吐蕃移民、 军队和官员入驻青海地区，随之当地的居民构成和格局，乃至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吐蕃文化渐 成主流，与其本土并无二致。总之，笔者以为在吐蕃版图中，绝大多数地区很难分清吐蕃本土文化 和吐蕃属部文化之区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吐蕃的文化整合政策。
      在吐蕃时代对外文化交流及其文化发展历程的背景下，看都兰墓葬出土遗物，更易理解多种文 化元素存在之现象。都兰等处吐蕃墓中的遗物之文化源头，除本土外，最为明显的是来自内地的唐 朝文化和来自中亚的文化，吐蕃与唐、中亚（唐版图以外之地）之间有多种关系存在，如商贸、使 节往来、战争等等，而这些关系均可成为文化传播之桥梁。外来物品之广泛存在，正是吐蕃社会开 放发展之特性。
      2002年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发掘的两座吐蕃墓中，三具木棺上均有彩绘，其中棺材当头绘有“四 灵”。研究者明确指出“四灵”属于中原文化，自然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产物[5]。那么除了棺板画上 的“四灵”图像之外，“四灵”在吐蕃的传播有无其他证明呢？实际上从文献记载看，“四灵”之说 是与内地的堪舆之术一道传入吐蕃的。《柱间史》载文成公主曾堪舆卧塘(vothang)湖一带的 风水，说：“此卧塘湖的东面为白虎，南面有青龙，西面有朱雀，北面黑龟。”[6]此处所言白虎、青 龙、朱雀、黑龟等代表方位虽不同于“四灵”原本代表的方位，但显然提到的四种动物即为来自中 原堪舆术中的“四灵”。文成公主擅长堪舆之术的说法，可能是附会之词，后世史书中往往把文成公 主视为中原文化之代表，而在西藏学者看来堪舆之术在中原文化中尤为发达。藏文史书《汉藏史 籍》、《莲花遗教》等载，吐蕃曾派数人前往唐朝学习八卦、五行占算、堪舆术等知识，并有相关的 藏文著作问世[7]。《柱间史》之说亦有所本，决非空穴来风。
      吐蕃时代翻译的汉文佛典中亦有四灵之名，如中土伪经《天地八阳神咒经》杂有众多中国 本土神灵，而该经在吐蕃时代也翻译成了藏文。其中“四灵”，在P. T106V中译为：“འབྲུག་སྔོན་པོ་དང་། སྟག་དཀར་པོ་དང་། བྱ་དམར་པོ། ཧེན་འབུ་དང་། vbrug snon po dang/stag dkar po dang/bya  dmar po dang/hwen vbu dang "(汉文原文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词汇对照：青龙-འབྲུག་སྔོན་པོ་དང་།vbrug snon po; 白虎-སྟག་དཀར་པོ་དང་། stag dkar po ；朱雀-བྱ་དམར་པོ། bya dmar po ；玄武-ཧེན་འབུ hwen vbu ( P.T744号作“ཧེན་བུ hen bu”）。藏译文除“玄武”是音译外，其余皆采用了意译。“四灵”中唯玄武是龟蛇合体，形象最为复杂，而“玄武”二字从字面看又很难与其所指联系起来。如何将“玄武”翻译成藏文，无疑是个难题。对难以用翻译完整表达其内涵的梵文词，汉译佛典中 多采用音译，而藏文佛典中除人名、地名外，一般都用意译。P.T106V译本中对“玄武”采用音译， 实在也是不得已为之。而在P.T746号中玄武被译成了 “黑色念”（གཉན་ནག་པོ gnyan  nag  po,玄有黑色之义），也算是对玄武的一种理解以及与本土神灵之间企图实现对接的努力。《柱间史》中玄武被译为“黑乌龟”，有可能这是较为后期的译法，后期有关传自内地而编译成藏文的地理风水类文献内 玄武直接译为“龟”。以上的材料证明，“四灵”不仅传入吐蕃，并对其内涵有了吐蕃式的解读。从 吐蕃时代传入“四灵”及有关之堪舆术后，相关文化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而“四灵”亦常常用于 圣地风水的解说中。如《夏琼寺志》中解说该寺的地理特征时，运用了“四灵”之说[8]。
      都兰热水南岸三号墓即吐蕃大臣“བློན། ཤེའུ།  ཁྲི  ཀ1 blon shevi khri ka”之墓，出土了道教的符篆，这也 是一次重要的发现[9]。过去论述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重在文献所载儒家、佛家经典之藏译，而对道 教及民间方术等未予重视。如前文所言，从藏文历史记载看，吐蕃对唐朝文化的吸收不遗余力，广 泛学习“四灵”堪舆术及八卦、五行占卜等术，而方术之类也可以纳入道教文化范畴。在此背景下， 再看道教符的发现，也就不应视为孤立的现象。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除了正统的上层或精英文 化（或称之为“大传统”）外，包括服饰着装、占卜、巫术在内的民间文化（“小传统”）同样是民 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献记载往往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实际上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文化 传播之广度和影响的深度，是不容小视的。
      都兰吐蕃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中亚风格的锦缎和金属制品，对此渊源学界已有探讨。吐蕃与中 亚的交往关系方面，成果亦多，不必赘言。这些物品首先是作为商品流入吐蕃的，受到吐蕃各阶层 之喜爱，甚至可能属于奢侈品之类。当然这些锦缎也好，金属制品也好，它们在具有商品功能的同 时，也负载着文化的信息，由此审美观念、美术图案等亦得以流传。但是这种传播往往并不代表某 一民族文化之完整传入，而是某一文化系统之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金属制品不见得全是作 为商品输入的，也有可能制造于本土。吐蕃的金属制造业亦很发达，甚至吐蕃工匠的高超技艺被研 究者称为中世纪的奇迹。吐蕃送与唐朝的礼品多有制作精巧的工艺品，连唐朝帝王都曾叹为观止。吐蕃占领一些重要城市时，习惯将工匠掳掠回吐蕃。如《旧唐书•崔宁传》载，吐蕃攻剑南时，“戎酋 诫其众曰：‘吾要蜀川为东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逻莎（即拉萨一引者），平岁赋一缣而已。’”[10]。吐蕃必聚居有一大批来自唐朝、中亚、南亚等地的工匠，造出异域风格的金属制品何足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