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命运的当代思考

藏族史诗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以活形态口头流传的史诗之一、并且在规模上和传承形态上均独树一帜，堪称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作为一个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文化遗产，2006年《格萨尔》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并且正在积极准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其特殊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以及作为一种民族口头传统的集大成和历经千年而成为族群身份的象征的史诗，《格萨尔》这一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世人的关注。但在全球化的文化浪潮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的时代语境中，其传承和发展愈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格萨尔》文化品牌与“空心文化”
    当下一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风靡藏区。各地区纷纷打着某种文化品牌的旗号，寻求对本地经济的刺激。“香格里拉”这一曾经被外国人讹传的名词现如今堂而皇之地加入了文化品牌的行列，成为几个地区竞相争取的品牌。作为有千年传统的“格萨尔”史诗，在这场运动中也显然没被闲置了：政府、商家、学术界、文化艺术界都纷纷从《格萨尔》这一本属于民间口头传统的大餐中试图分得一杯羹，一时间以《格萨尔》命名的各种文化活动、学术活动、商业品牌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企业人士绞尽脑汁编出各种各样的以《格萨尔》命名的企业品牌，如：“格萨尔餐吧”、“格萨尔酒业”、“格萨尔医药”“格萨尔出租行”“格萨尔科技发展公司”等等。政府也不甘示弱，纷纷推出“《格萨尔》旅游文化节”、“《格萨尔》文化风情节”、“《格萨尔》千人弹唱”、“《格萨尔》文化长廊”，甘孜州政府投入经费请专家召开论坛为本地区的格萨尔文化品牌设计蓝图，德格县也要把该县的名称改为“格萨尔县”等等。
    但在这些花色各异、此起彼伏的以《格萨尔》作为面具扮演不同角色的戏台背后，一个令许多人束手无策又极为现实的问题在日益彰显着它的张力，甚至正在演绎着一场无声的“品牌竞争的冲突”。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不同地域或不同的文化区域之间，正是由于这一目的，有些地区在关于格萨尔出生地的民间性争论尚未尘埃落定之际，首先将格萨尔的出生地王牌抓在了自己手中，并把它镌刻在石牌上立于主要的广场上，大有“史垂千古”的用意。曾经有青海的一家歌舞团试图将团名更改为“格萨尔藏戏团”，但上级领导以“格萨尔”的文化品牌已成为果洛州所有为由拒绝了更名请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说到底，这一现象的最终指向则是“欲得其掌控权、占领其制高点。” 。一方面，这一现象无疑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这又是文化地方保护主义意识在作祟，有害于这一传统的健康发展。这样做的结果两败俱伤，一损俱损，谁都做不好。《格萨尔》是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的象征，任何一个史诗流传的地区、民族，包括藏族、蒙古、土族都有权从这部伟大的史诗中受益。那么，在不同领域不同民族间如何才能合理分享这一文化资源，而又不至导致这种地区间抢占同一种文化品牌的现象呢？笔者通过对甘南玛曲县、青海果洛州和四川德格县的考察对以上问题有这样一种思考：
    作家阿来提出来一个“空心文化”的概念。不管是《格萨尔》的商业性品牌也好，《格萨尔》旅游文化也罢，假如对史诗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本真没有清晰的认识和解读，都会走向误区、产生偏差。甚至这一传统最终走向消亡。因此，我们的旅游产业的设计者们稍稍能从利益至上的困境中走出来，并在从事这一学科的专家学者那里取点经，对《格萨尔》史诗进行客观、全面、整体地理解和把握，遵从这一文化的基本规律，在充分认识这一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基础上，再进行《格萨尔》旅游文化的战略布局，这一文化就会如虎添翼一般更加能够为当下的现实生活服务，这一弥足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也不会变的一种流于形式的“空心文化”。从这个角度再去推演、关照《格萨尔》史诗，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史诗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给人类所提供的那种公平、正义、有序的思想内核。在史诗文本中，史诗主人公并没有驻足于某一个地方，而是在藏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英雄不朽的业绩。从其诞生地德格到9岁被流放到玛曲、12岁在果洛赛马称王， 开始其戎马生涯、踏上英雄的征程，最后，在成就大业之后，和领国将士们一同在玉树返回天国。每一个地区都有英雄的足迹，成为整个英雄业绩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同样，每个部分都不是英雄业绩的全部。不同地区的这种不同的特点共同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藏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中华格萨尔文化长廊”。同样，根据史诗文本中所描述的情节，各地都有相应的丰富的、各具特色的有关格萨尔德风物遗迹传说。这些传说和遗迹分散在各地，它们是独立而零散的，但也许是偶然的巧合，抑或是一种历史面貌的真实反映，令人惊奇的是，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而又有逻辑规律可循的。根据考察了解，玛曲、果洛、德格和青海玉树四地的传说遗迹串在一起，组成了这位英雄一生的一个完整故事。这些地区的传说遗迹都代表着史诗故事中不同的情节，但每个地区的传说遗迹都同英雄成长过程中的几个大的阶段和主题有关。譬如：德格的阿须和桑周达孜宗与格萨尔是传说中格萨尔的出生地，玛曲是传说中格萨尔九岁时被流放的地方、果洛是格萨尔发迹的地方，玉树是格萨尔安定三届后返回天国的地方。
    由此可见，在对上述地区的考察中发现，各地的《格萨尔》传说遗迹是各有特色的。几乎找不到带有同一情节的遗址在两个地方同时出现的情况。各地的《格萨尔》传说遗迹都是整个《格萨尔》遗迹传说中的一个部分，没有此故事也许就会有导致被故事无从找到根脉活枝叶，使整个传说故事不完整。因此，传说遗迹是史诗的另一种文本形式、它可能是艺人说唱和表演、创作史诗的灵感源泉。俄国历史比较文学创始人维谢洛夫斯基在其《历史诗学》中说：“诗歌的才能并非来自诗人，而是外来的赏赐，再饮了‘玉液琼浆’之后，他才四方横溢……”，英雄的灵魂就与这一方酿造“玉液琼浆”的土地的命运息息相关，人们置身这里身不由己用心灵来感受申明的每一刻，这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也是一个信仰的世界，更是一个英雄崇拜的世界。这里的每一个传说遗迹都诉说着一段感人而生动的英雄史，每一曲质朴的民歌都是一首英雄的命运交响曲。相信，史诗作为千年不衰的英雄颂歌，传说遗迹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它为艺人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他们超越时空的锁链把远古的神话思维、时代语境，包括天空、月亮、黑夜、大地、草原、河流、湖泊、城堡、战争的硝烟与和平女神的颜容都带到了现实生活中，它是神授艺人口头叙事和诗性智慧圭臬，也是激活掘藏艺人潜意识灵感的催化剂。
    一言以蔽之，传说遗迹之于这一口传史诗，与文本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就像每个艺人说唱不同的史诗文本一样，每个地区也都会有不同的传说遗迹，但他们共同构成了格萨尔传说遗迹群的一个部分。一个完整的传说遗迹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整的史诗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遗迹传说的调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史诗的文化内涵，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史诗这一伟大作品的大众性和民族性。同时，各地用充分挖掘《格萨尔》传说遗迹的地方性特色做出自己的品牌，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目前品牌冲突的问题，而且还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格萨尔文化长廊”，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连动作用。
    因此，当我们打造以《格萨尔》命名的文化品牌时，未必去抢占别人的牌子， 或笼统将《格萨尔》作为一种品牌，而是应当挖掘和强化《格萨尔》在本地区的文化因子，正如德格被誉为“格萨尔故里”一样，如果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抓住了《格萨尔》在本地方的特点，这就是一个名符其实、被别人抢不走的品牌，并且这一品牌永远为自己所有。
[FS:PAGE]二、保护《格萨尔》文化生存的语境问题
    保护史诗赖以产生的社会和自然语境是这一人类文化遗产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口头传统的集大成，它在藏族社会中，发挥着书面文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从世界史诗传统来看，从口头到书面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在藏族历史上，在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格萨尔》是一种民间智慧和民间的集体记忆，几乎所有的普通百姓都能演唱，正如有句谚语：“领国的每一个成员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譬如，前几天我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考察了史诗村“德尔文部落”。该部落至今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史诗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民间传统，我所访问过的家庭中，无人不能说唱格萨尔。说明史诗时代在《格萨尔》在民间的普遍性，后来逐渐出现了职业化的艺人，当下，在藏区出现了上百位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职业艺人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史诗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是件好事，但同时也标志着这种民间智慧开始职业化，失去民间集体智慧的光芒，这种传统在部落内部逐渐失去了普遍性，开始成为少量说唱艺人的专利。职业艺人的出现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人亡歌息；二是史诗开始走向个性化，从而不自觉地带上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渐远离民间集体智慧的轨迹。因此，史诗开始遭遇到三种困境：一：个性化;二：边缘化；三：书面化。《格萨尔》史诗的书面化的历程要比荷马史诗要迅速的多。为什么《格萨尔》同样作为史诗，但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成为至今影响全民族哲学、心理文化的重要因素，没有成为藏族文化的活水源头呢？早在吐蕃时期，记载：“由仲德本辅佐国政”。显然，在藏族文明的早期阶段，其影响似乎与荷马史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后来为什么却又无声无息，且一瞬间出现了书面化的文本呢？这与藏族特定的文化发展轨迹有关。在西方，荷马史诗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就被作为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描述。相应的文化和社会语境铸造了荷马史诗的伟大。在那个时代，包括苏格拉底河柏拉图在内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是荷马史诗的追逐和颂扬者。公元前6世纪，柏拉图在他的一个对话录中叙述了老师苏格拉底的（于公元前339年被判处死刑）对一位吟游诗人以弗所得伊恩所说的话：“说真的，伊恩，我不止一次地羡慕你们那些史诗吟游者的才艺！你们必须凭借着你们的才艺时时打扮自己，尽可能地展示你们的俊美，同时你们还要生活在一大群优秀的诗人中间，特别是最优秀、最神圣的荷马生活在一起”。一般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或8世纪最末期。《伊利亚特》的问世比《奥德赛》要早数十年。公元前8世纪时希腊和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在地处欧亚大陆，地处各个岛屿以及亚洲的希腊，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城邦正在得到巩固。一群自由人用“我们”这个词代表所有人来讲话，君主不复存在，要么它们起象征性的作用，城市不由人民统治，这些人拥有土地并从中获得收入，他们这时还投入到庞大的海上贸易中去。
    在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这些诗是念给有钱有势，能打仗的听众们听的，它们在从脚武装到牙齿，头戴盔、穿护胸甲、套腿套、就像人们在伯罗奔尼撒北部阿尔戈斯的一个坟墓中发现的、几乎仍是完好的公元前8世纪的盾牌上看到的情形。确切地说，1955年，人们是在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岛上（Ischia）的一座坟墓里， 找到了一个大约是公元前720 年的大杯子，刻有最早关于荷马史诗的文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会说话的东西”。人们认为这个杯子上的话语是针对饮用者所说的：“我是你斯托尔的那个好喝的杯子，用我来喝水的人，将会受到头戴美丽花冠的阿夫罗狄忒的引诱”。阿夫罗狄忒是爱情女神，而你斯托尔是一位老翁，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重要人物。他有一个杯子，《伊利亚特》史诗中的第11章对此有所描述，这段提示是用诗句写出的。因此肯定， 公元前8世纪时，希腊史诗的那些题材甚至它们的形式就已经有了文字版本。可是公元前8世纪既没有书商也没有印刷商，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国，然后于15世纪通过古登堡在西方产生，荷马史诗是1488年首次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印刷的。
    可见， 荷马史诗从口传到书面大约经过了1500年的时间，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史诗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存在使之在一千多年中经久不衰。而 就《格萨尔》而言，它的产生以公元11世纪计，16世纪就出现在了北京版的格萨尔，仅仅用了500年时间就开始出现了书面化的文本。历史告诉我们：书面化的产生标志着口头传统开始走向消亡，书面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格萨尔》也和世界其它史诗一样最终将成为一种“死的文本”。
    另外， 职业艺人的出现，使史诗这种本属民间智慧的文化开始走向个性化。最具体的表现是：《格萨尔》在它的雏形时期还是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系统受到上层统治者和精英知识阶层的重视，但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完全改变了这一发展轨道。艺人中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徒，因此，相应的与佛教价值观和佛教传统相适应的说唱传承方式也开始应用而生，譬如：掘藏史诗和智态化史诗均从佛教宁玛派所标榜的掘藏传统中衍变而来，因此， 史诗主人公格萨尔也自然带上了佛教大师莲花生的事业化身的神圣光环。整个史诗的旨趣被纳入佛教的道德说教范畴，背离了民间文化的轨迹。在古代，西方诗歌有神祉管理和保护神灵，譬如，缪斯女神是荷马史诗的保护神，也是西方社会的智慧女神。这标志着诗歌受到极大的重视，是作为一种正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藏族史诗却不同，作为从民间滋生、繁衍成长的草根知识的“化合物”，《格萨尔》史诗当初并无专司保护的神灵，整个部落的成员都是它的保护神。但随着佛教意识形态的介入，这一状况也在开始发生变异：以本人正在进行追踪研究的青海久治县籍艺人丹增扎巴的史诗文本为例，它一反千年史诗传统的常态，将印度诗歌女神——妙音仙女从佛教的诗歌神搬将进来成为启迪创编史诗故事的女神。这看似具有《格萨尔》史诗这一边缘文化开始进宫加爵的意味。其动机固然是好的， 但事实上，史诗这一民间智慧因此可能会愈加佛教化， 愈加边缘化，使史诗的本来面目得不到传扬，成为佛教的傀儡。
    如果说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史诗从一种民间智慧逐渐过渡到演述传承的职业化的话，佛教文明的传入使史诗这种民间智慧排斥在正统文化之外，加之现代工业文明的引进和传统社会的巨大变革，尤其是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涌入和各种现代娱乐业的快速发展，则使《格萨尔》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走向消亡，它从传统的主流文化逐渐向非主流文化转移，从强势文化走向弱势文化，从正统走向边缘，又从民间走向少数的职业艺人，从口头转向书面，从繁荣走向濒危。
    纵观历史，与荷马史诗所不同的是，上千年来，《格萨尔》史诗自始至终没有与“民间”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土壤相脱离，普通百姓一直是《格萨尔》文化的传承人。现在的艺人也基本上是普通牧民出生，这对《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延续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使之至今传唱不息。 有人说“活鱼是要在水里看的”，因此，保护史诗、保护史诗的传承人，必须要先保护史诗赖以存在的原生态文化语境。
    三、《格萨尔》文化的当代学术任务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老一辈学者的不懈努力，《格萨尔》研究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全球化的浪潮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格萨尔》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多学科理论综合性研究；专题性和个案性研究；《格萨尔》和旅游文化以及与经济建设的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等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