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雪山草原走向大千世界

从雪山草原走向大千世界
                                ——格桑多杰诗歌创作研讨会的发言

各位文友！首先请原谅和允许我在发言前讲几句自我感言：我退休后离别青海定居内地已近十年不短的时间。承蒙青海新闻出版局、省人民出版社、青海作协之邀，让我重返第二故乡、与我生命与青春作伴的青海高原。我曾经在这片热土上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里是我成长的故土，也是我成长为作家的安身立命之地。我记得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好！》中有这样的诗行：“同它/一道受过冻的土地，/我是永远/不能不爱它。”这种与自己的土地同甘共苦的爱，在我的青海高原情结，其感受是一样的。故乡情，高原情，文友情，至今仍难以释怀。
    再次感谢省新闻出版局、省人民出版社和省作协的邀请。
    言归正传。现在，我就诗人格桑多杰的创作之路和作品，谈一点不成熟的认识。
    还记得，格桑多杰同志在他的诗集《牧笛悠悠》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六十年代初，到果洛牧区体验生活的汉族作家，在为草原人民留下锦绣文章的同时，也把一颗神秘的文艺籽粒埋进我年轻的心田。”
    格桑多杰在这里说到的汉族作家就是我。我那时在《青海湖》杂志任诗歌编辑，有过一次创作假期，也肩负有发现作者的任务。我选择去了大渡河上游有“雪域江南”之称的我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班玛县。时间是1960年的初冬。不久，当时通往班玛县的极其简易的公路，被高寒地区狂暴的风雪所封闭，交通断绝。整个冬天，我被困在大渡河上游小小的县城。好在那时班玛县府经常派干部下帐（内地叫下乡），这给我提供了深入生活的极好机会。那时格桑多杰任班玛县委宣传部长。命运之缘让我结识了格桑多杰同志。可以说我跟格部长下帐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马背上的日子成了我们无所不谈的话题。我发现格桑对文学有着极浓厚的兴趣。特别让我惊异的是，格桑有着熟记藏族民间歌谣、俚语、格言以及草原上流传的故事、传说等的惊人的天赋。我可以武断地说，格桑在这方面具有的知识和特长，在我所接触过的藏族人中未有可比的。这些，无疑成为他日后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能够吸取到的养料。顺便说一句，那时我对藏民族文学特别是它的丰富多采的民间文学，知之极少。因此，我从格桑的介绍和解读中，获益匪浅。
    在班玛的那段日子，我也常去格桑简陋的小屋作客。我慢慢发现在格桑家的书桌上，有了虽说有限但不少是属于文学一类的书籍。在下帐时他也不忘带上一册。这应该得益于他的夫人之助。那会儿他的夫人在县新华书店任职，不断向他提供文学类新书的信息，让他随时购买到这些的精神食粮。所有这一切，我想这是格桑步入文学殿堂、为后来进行诗歌创作和小说创作所作的准备。
    常言道：“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源泉，对格桑来说是不欠缺的。缺少的应该是创作的实践。于是我建议他不妨拿起笔来写作。他当时告诉我：他已经有了一些诗歌习作，早就想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看到了他写成记在笔记本上那许多触物生思，情有所感的抒情短诗。我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反复阅读着他的诗歌，其中有不少让我喜欢的作品；为此，我在离开班玛时，从他讲的“习作”中选了一些带回了编辑部。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在《青海湖》上的他的诗作：《嚓曲卡的传说》、《不是因为我有赛过布谷鸟的本领》、《唱一首怀念的歌》，以及采用藏族民歌主题而创作的《歌唱领袖毛泽东》、《三唱党的民族政策》等。
    格桑多杰出生在我省黄河边上一个藏族贫苦的农牧民家庭，15岁参加革命工作。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自然也没有进行过专门的文学知识方面的训练。他是一面工作一边自学而成长起来的一位少数民族诗人。他之所以有了写诗的欲望，除了个人的兴趣和对文学的爱好之外，主要还是他目睹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雪域高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原人民当家作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希望。他感同身受高唱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歌。
    诗是心声。他的朴素的诗章是从肺腑中吐露出来的。有人说格桑多杰的许多颂歌，是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唱赞歌的时代。窃以为这种的说法对格桑多杰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格桑多杰在诗歌创作起步之初，他的诗歌创作的特点，与我国许多优秀的藏族诗人走着相似的道路。我记得诗人高平先生在评论甘肃著名藏族诗人伊丹才让的诗歌时也曾写到：“他和当时千千万万人一样，和全国各民族文学艺术家一样，高唱出自己的颂歌，而且十分忠诚，就连那些现在看来过于直白、甚至象标语口号的诗句，也都是由衷地写出的。”出生在旧社会贫苦的农牧民家庭的格桑或者伊丹，以其赤子赤诚之心，热情地讴歌和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既顺理成章，又不言而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有限的几年里，格桑发表的诗作虽说为数还不太多，但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读者和省文艺部门领导的注意。格桑在诗集《牧笛悠悠》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从我咿呀学步，发表第一首小诗，省文艺界党组织和老同志便给予关注。确切地说，我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对我倾注这么大的热情，给我这么多的帮助？因为文艺事业从来就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
    格桑所说的这段话，无疑是有根有据的。我从班玛回来后，就我所了解到有关格桑的情况，认为他是大有希望成为新时期我省藏族第一位诗人。我如实向党组领导作了禀报。
    1962年，我从《青海湖》编辑部调省文联搞专业创作。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戴锐军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求我继续去班玛深入生活，同时交给我一个任务，想把格桑调来文联工作，让我代表文联向格桑多杰征求意见，并向县委领导提出我们的想法和要求。这件事格桑同志当然不会忘记。我能理解文联领导当时的想法，作为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省份，象省文联这样的文艺界首脑机关，在人员的构成上，竟然没有一位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爱好文艺又懂文艺的少数民族干部。格桑无疑是首选的对象。
    至于格桑当时为什么没能上调，直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才调来省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和主席，这个过程和原因是我这一级干部所不可知的。我只知道这不久格桑就调往果洛州委担任宣传部部长、州文化局长，接下来担任州委书记、州长等重要职务。
    我重返“雪域江南”的班玛，格桑无疑是欣喜的。这一年我在班玛整整待了一个夏季。我们又有了许多次下帐的机会。我们在沿着大渡河并马前行的路上，在藏家人居住的雕房里，和在草原牧民的牛毛帐房里，我们探讨的内容依然是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只是涉猎的范围更为广泛。在我们分别不到两年的时间，格桑的写作并未间断，我又从他的本子上读到不少新作。令我惊喜的是，他在诗创作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大步的前进。如果说他在诗创作的起步之初，说过：诗是什么？诗在那里？我不懂诗。现在，我从他的新产品中，分明感觉到他在实践和探索中的收获。首先，他的诗的题材面较为广泛，除了书写自己的童年、故乡、草原，歌颂党、祖国和金珠玛米外，他还用诗体写了不少流传在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喳曲的传说》就是其中的一首，写得情趣盎然，写得凄婉动人。50年代末，青海草原实行民主改革之前，曾有过少数藏人因受西藏叛国集团的欺骗和疑惑，出逃国外。到了60年代初，由于我们党的政策的影响，流落国外的藏胞开始有人返回。诗人格桑多杰抓住这一题材，用他的芦笛之声，唤醒旅居海外的藏胞。《回来吧，这边是你的家乡》、《家乡的水真甜——一个归国旅印藏胞的话》，就是这些诗作中的佳作，写得情真意切，写得语重心长。
    题材的拓展，路数的多样，是格桑在上世纪60年代诗歌创作的特点。
    格桑在诗集的“后记”中写到：“我不懂诗，但我觉得生活的主流总是美好的，美的生活就是诗。”这个自视不懂诗的诗人，实际上道出了他对诗美的追求。有位诗评家说过：“真正的诗，都应当是美的。”我从格桑在上世纪60年代写的诗中（有些诗见诸报刊，大多数诗未及发表），看出他也开始在追求诗美，探索诗美，创造诗美。应该说这也是他的诗风在起着变化。他从牧羊姑娘挤奶的咝咝声中找到了诗；他从雪山融化的溪流中找到了诗；他从千倾绿波的草原找到了诗。蜜也似的诗句，清新而优美。
    他写雪山：“用冬雪擦洗身姿，用朝霞沐浴面容。”他写土地：“每一条小溪是母亲牵肠挂肚的情思，每一寸土地是母亲分娩的抚慰。”他写云彩：“挨着帐篷飞去，洒一层吉祥的银粉。”情景交融，形似神似。特别是他运用写实的手法，艺术地解读着青藏高原高海拔的地理特征和风貌，譬如他写海拔七千米高度：“是石羊每晨第一个迎接地球的万道金光/在峭壁和雪海之间/大头盘羊在繁衍后代。”在牧区生活过或是去过牧区的人，才会知道在海拔七千米的雪山地方，是石羊和大头盘羊栖息之处。是动物们长期在自然条件环境下的习性。这就会勾起读者的想像力。用诗来抒写真物真景的表现手法，其构思之巧妙是新颖而独特的。由此可见，格桑在诗歌创作（包括艺术修养）的整体水平上有着非常显著的提高。他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
    格桑多杰同志长期担任着从县到州到省的许多领导工作，时间对他来说是宝贵的。但他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仍在继续进行业余写作，作品也时有发表。10年浩劫过去，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初，我建议他从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大量诗作中，不妨整理出一个集子联系出版，也算是为他漫长的创作历程作一个小小的总结，他欣然接受了。不多久，格桑就把原稿寄给了我，之后，我以作协的名义与省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就此进行了联系和商讨。我们两家单位都认为：青海文学事业的复苏与繁荣，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是欠缺的，不完美的。出版格桑多杰诗集，应是春风化雨之举。我又带着格桑多杰的诗稿，借参加中国作协工作会议之机，找到了我国当代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请他写序。邵先生热情地为格桑多杰的诗集感同身受般的写下了动情而又十分中肯的序文。
    诗集《牧笛悠悠》是新时期以来我省最早出版的第一本藏族诗人的诗集。诗集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虽说这部处女诗集，尚谈不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却不失为是诗人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份彩礼。
    继《牧笛悠悠》出版之后，作者又集成了《云界的雨滴》一书，并由藏汉两种文字出版。诗集的份量更厚重了。成绩可谓斐然。
    格桑多杰是我的老上级，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共同为文学事业而结伴同行的路上，结下了可贵的友谊。我是他的第一部诗集的第一个读者和鉴赏者，他也是我了解和熟悉藏族文学的良师和益友。岁月的确过得太快。如今我们都已年届古稀。我衷心祝愿格桑诗心常青，健康长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