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冰岭之上的“轮马飞宇”

草原冰岭之上的“轮马飞宇”
                ——格桑多杰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
    格桑多杰先生是我曾经熟悉并一直怀有敬意的一位诗人。在这次集中阅读他作品的几天时间里，我再次进入到他的诗歌世界，并引发了对相关往事的回想。1987年，我曾与一位诗人朋友前往果洛，在玛沁、玛多、以及黄河源头的鄂陵湖、阿尼玛卿雪山之下，有过一次浩瀚的草原漫游。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入青海南部高原腹地，它对我当时的诗歌写作和多少年后关于青海高原历史地理的文化描述，产生过重要影响。而那片地域，正是格桑多杰先生长期工作、主政的地方，也是他诗歌主体部分赖以产生的地理源地。其次，这次阅读相关资料我才知道，格桑多杰先生1936年出生在贵德县黄河沿岸的一个村庄。这个在别人眼中不是信息的信息，在我的心中同样有着一种亲切感。因为贵德县曾是我作为知青下乡插队的地方，我对它至今仍有着不可解的情结。另外，我还由此想到了另外一位我所敬重的诗人，这就是同样出生于1936年的昌耀，而贵德黄河岸边的乡村，曾是他1957年中期之前主要的下乡生活基地，他早期与黄河有关的所有诗作，都来自这一地区的生活。其三，我手中至今还保存着一份由我编辑的、1988年2月16日西宁晚报的《湟水》文学副刊，在这个关于“西部文学笔谈”的专版中，我所约请的包括了昌耀等7位诗人作家里面，格桑多杰先生就位居前列。作为当时的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不但以诗人的身份郑重地完成了这篇约稿，并且在这篇题名为《天高地旷，考纹理以察之》的文章中，他所体现的关于天地造化的宏观思维和遣词造句上的别出心裁，曾让我深为惊讶。
    以上的这一切，就是我参加这次研讨会感到亲切和愉快的主要原因。他甚至还让我从中隐约感觉到了一种缘分，作为一个出生在青海，并曾长期生活在青海的诗歌与地理文化的研究者，我对作为草原文化主体的藏族文化体系，一直有着近乎本能的热情。而参加这个研讨会，对我来说既是一次不无暖意的文化场态的重返，也是对我眼下诗歌研究类型的扩展。
    二
    格桑多杰是一位用汉语从事现代诗歌写作的藏族诗人。我想这句话里包含了这样几个概念：他是一位藏族诗人；一位用汉语从事诗歌写作的藏族诗人；一位用汉语从事现代诗歌写作的藏族诗人。对于现今的青年藏族诗人，我自然无须做出这样的概念分解，因为这其中的许多人，自小就生活在汉语语文环境中，他们由彼到此的发展，基本上是顺理成章。但格桑多杰的诗歌生成环境却迥然不同，他当初是在没有藏族诗人的汉语现代诗歌作品可资借鉴的情境中，而成为最初的“拓荒”者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他不但是青海省内藏族诗人汉语现代诗歌写作的主要奠基人，还应该是中国第一代用汉语从事现代诗歌写作的藏族诗人。
    格桑多杰的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而他的文学创作还可上溯到50年代中后期——以他1957年的散文《塔尔寺灯节》为代表。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概念，因为直到这一时期为至，青海省内藏族诗人用汉语进行的现代诗歌写作，大致上还是一片空白区。我曾在《青海当代文学50年》中，读到过上一代藏族学者喜饶嘉措（1884—1968）大师1951年在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后，所写的这样的诗篇：“千光之主太空显笑容/扭转乾坤创造新世界/为瞻山王金色妙高峰/日月奔波何辞辛劳哉……”我不清楚这是一首用汉语翻译过来的藏语诗歌，还是喜饶嘉措大师的汉语原创，即便是汉语原创，但从文体风格和字词色彩上看，它大致上还属于格律诗的变体。其与此后那种现代修辞风格的自由体诗作，还是截然有别的两种文体。而对于此时用汉语从事文学写作的藏族诗人来说，这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现代汉语的奥妙，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一种富有时代感的语言魅力。
    在这个问题上，诗歌的写作如此，作为语言艺术的散文创作同样如此。
    而格桑多杰写于1957年的散文《塔尔寺灯节》，已经显示出了他对现代汉语语言意蕴的熟稔感知，以及富有魅力的语词呈现。比如这篇散文开头部分这样的文字：“塔尔寺的傍晚孔雀羽毛般的晚霞，好像少女的表情在千变万化。铁水色的夕阳，映照在寺院的金瓦和琉璃瓦上。庙殿四角的金笼头，在那诱人光芒的照耀下，似乎马上就要腾空飞翔……”这段文字有两个特征需要特别注意，其一，它浓郁的诗意色彩和语词物象构成的现代感；其二，它现代汉语语境中内核式的藏文化意象特征。比如这其中的“孔雀羽毛般的晚霞”“铁水色的夕阳”，尤其是对庙殿四角翘起的飞檐之于“金笼头”的比喻。这就是说，它不只是一种具有现代汉语诗意意蕴的文字，并且更在其中强化出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元素。而这一点，正是具有母语和汉语双重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诗人的一大创作优势。格桑多杰的诗歌表明，这一优势在他此后的写作中得到了持续性的发挥。
    由此，我们便很难不产生这样的疑惑和好奇：在当时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尚还极为稀缺，基本上没有范例可资参照的时代，他的这种文化能力又来自何处？
    三
    格桑多杰先生的个人履历大致上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相关资料中获知，格桑多杰5岁时进入寺院，开始学习藏语文，诵读藏传佛教经典，听老师讲授佛教文史和神话传说故事，由此而受到藏族文化、诗歌和传统文学的启蒙。然而，这大致上却是一个藏族少年通向未来的僧人学者的路径。
    事情的转折始于1951年，15岁的格桑多杰进入青海省民族公学学习，第二年的1952年，又跳跃性地进入北京的中央团校民族部，由此而在原先的藏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步入当代汉语文化文学现场。他在这期间不但阅读了大量的当代读物，诸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吴运铎》等等，并且还读到了众多的苏联红色读物，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之类。这样的阅读，为他此后在两个系统中的纵深进入提供了路径，其一是通向汉语传统文学经典的路径，诸如唐宋古典诗词等等；其二是通向世界经典文学的路径，诸如古希腊神话、荷马诗史等。而这样的阅读，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经典，诸如《格萨尔王》之类，在中西文化大视野中的综合观照和感受。
    甘肃的著名藏族诗人伊丹才让2005年在回答一位青年诗人这样的提问——“您对您同龄人写作的一些人，比如丹真贡布、格桑多杰、绕阶巴桑以及其他一些诗人，作家的看法”时，曾这样说到：“丹真贡布是一个很深沉的人……绕阶巴桑的诗我觉得不是特别精巧。格桑多杰我觉得是用汉文写诗的我们这一代中有现代意识的诗人”（才旺瑙乳《著名诗人伊丹才让访谈》。载《藏人文化网》2005年3月9日）。伊丹才让在此特别强调了格桑多杰诗歌中的“现代意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句话的潜在之意是，并不是很多诗人都有这种现代意识。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现代意识呢？我想它是与传统思维和文化守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在时代前沿视野的敞开中，吸纳现代世界新的文化成果并锐意变革、与时俱进的一种意识观念。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格桑多杰的诗歌称作“现代诗歌”的。大量的事实表明，一位诗人有无现代意识，直接决定了其诗作面目的陈旧与新鲜。
    而格桑多杰诗歌中的“现代意识”，应该正是来自以上所说的对中外文学经典的大量阅读，以及他自己的善于吸纳。这种阅读和吸纳，刷新了他的文化视野，扩充了他多种类型的文化内存。当他带着这一切又于此后长期置身于苍茫雄浑、积蓄着大自然无穷诗意的草原腹地时，其超忽寻常的诗歌气象是可想而知的。
    四
    格桑多杰诗歌的主体脉络，是在对于藏地社会历史变迁和现实生活深切关注中的深沉意绪呈现。这无疑与他长期主政一方的政务身份密切相关。诗人的社会现实关注在当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这是因为从上世纪的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中国诗坛一统天下式的这类写作中，大量与艺术无关的空泛浮夸的诗歌，已严重败坏了人们的胃口。而从1990年代以来，对此矫枉过正的诗坛又在与消费主义的纠缠中，失去了庄重的社会关注能力。毫无疑问，诗人有按照自己内心写作的天然权利，那种以文本实验为目标的写作，当然是现代诗歌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社会学向度上的写作也肯定不是稍逊风骚，并且，那种牵系着一个时代的神经、又蕴含着独特文本价值的写作，更是对一个诗人社会良知和综合艺术能力的考验。
    作为一个出身于底层，此后又从乡县到省级党政部门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行列的政务工作者，格桑多杰实际上是一个在时代政治文化情境中成长起来的藏民族的骄子和代表性人物。所以，他在诗歌中对于本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具有内在的血亲性和天然的使命感。比如他写给“旅印藏胞”的《这边是你的故乡》，他劝诫沉湎于酒中醉乡的青年同胞的《醒来吧，萨尔洛》，他写给另一位藏族骄子、草原卫士索南达杰的长诗《大千何处存浩气  欲觅赤诚问昆仑》等等，这种多维度的关注，既体现了他大局视野中的广阔胸襟，又映现了他与自己的父老兄弟忧乐与共、悲喜同怀的真挚与诚恳。而与此同样重要的，则是他来自冰山草原上博大瑰丽的艺术境界，以及玛瑙藏银式的藏民族语词物象特征。以下是他悼念索南达杰一诗中的诗句：
可可西里湖的天鹅为英雄唱出一曲悠长的悲歌，
太阳湖的波涛为英雄缓奏哀乐
…………
白云长游化做长长的哈达，
唐古拉的花草为英雄铺开金黄的道路，
…………
你的英灵竖在太阳的轮廓周边，
你的形象雕刻在月光晶莹的峭壁，
你的骏骑驰骋于昆仑脊梁，
你的眼眸透过乌云追逐着北极星斗，
    这种圣咏式的情感旋律和基调、以及取譬于高天大地的阔大瑰美物象，让人很难不联想到藏族英雄史诗中关于格萨尔王的辉煌吟唱。这是中国众多的民族中，惟生息在离太阳最近的青藏高原上、并领有辽阔的草原冰山的藏民族，独有的诗歌意象世界。它犹如一颗凌空悬垂的大钻石，闪射着这个民族生命深处古老而强盛的精神光焰。
    格桑多杰诗歌中的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比如他诸多诗作中包含的叙事性元素。这在《喳曲的传说》《这边是你的故乡》，尤其是《醒来吧，萨尔洛》等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与他前边这种高蹈性的主观抒情截然相异，这种叙事性，映现了他对凡俗人情世事的幽微体察，并以一种通俗性和日常感，形成了情感传输上的亲和力。
    格桑多杰的作品汇编中，有一组记写汶川地震的《汶川松叶》，其后的时间标注为“2008年6月12日于病榻”，这个信息使我在阅读时心中忽地一怔，这才突然意识到，此时的他已经72岁了。这组诗作虽然写于病榻，但他的诗思却依然博大强盛，在那些情感激越的诗句中，竟然出现了“轮马飞宇”这样一个奇异的语词。与之相关的两行诗句是这样的：
黑夜之后脱身的朝晖喷薄
轮马飞宇的阳光灿烂
    这显然是一个来自藏民族特殊的形象思维中，自造的语词，但却是在激情燃烧的绚烂幻象中，与远古神话交织、旋转出来的一个语词。它源自这位72岁的诗人此在的心灵意态——一匹蹬踩飞轮纵驰于天宇的太阳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