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多杰先生的诗歌地图

格桑多杰先生的诗歌地图
                   ——格桑多杰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著名藏族女作家、青海省作协主席梅卓女士。

格桑多杰先生的诗歌与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地理所处的山川河流对诗人来说，不仅仅是物质的、自然的存在，而是可以与之交流、与之呼应、与之相伴的生命存在，在这个开阔、辽远的地理坐标上，诗人自由自在地渲泻着感情，深情率真地表达着思想。
    纵观早期诗人作品，我们发现青藏高原上几个重要的山河名称尽列诗歌之中，如喜马拉雅、唐古拉、阿尼玛卿、巴颜喀拉、昆仑山、日月山以及玛曲（黄河）、青海湖、扎陵湖、鄂陵湖等。这些名称的出现一方面定格了作者的写作空间，另一方面也包含了诗人的思维空间，更容纳了诗人的感情空间。
    藏族传统的地理概念中，常以山河为标尺划分区域或标志胜迹，尢以神山、圣湖为重，这是藏族人将原始景观改变为文化景观的特有现象，赋予山川以人格化的形象，从而满足人类与自然的交流需要。这种交流建立在自然为上的基础上，藏族人敬畏自然的观念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从诗人的作品中看到，围绕这些山水的人们对自然怀着一份圣洁的感情：“据说太阳才知道您的诞辰和名姓，银河的波浪才理解您的奔放热情。”（《玛积雪山的名字》）
    诗人以众多的传统意象强化了对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赞美与热爱，比如日、月、光、露、虹等自然现象，白唇鹿、石羊、雄鹰、天鹅、探亲鸟等动物飞禽，其中家乡、母亲等词汇中饱含着诗人对故土的热爱，饱含着民族自豪感。
    当一个时代宏大的集体意识覆盖了青藏高原时，作者的诗性思维自然而然地溶入到集体意识当中，这期间出现喳曲、吉迈等地名，也出现了北海、南疆、西双版纳等内地地名。诗人在歌颂《黎明分娩的新城》的同时，也在游历中感受到中国地理的辽阔，中国文化的博大。以黎明、亲人、明珠、幸福、晨曦、甘霖等意象，真诚地咏唱着新时代，反映出当时集体意识中的普适理想：即战胜自然、驱除贫穷、人人平等享有权利。
    其中也有个性与集体意识的冲突。当诗人认同和归属的这种集体意识受到挑战时，诗人也会挺身而出，《醒来吧，萨尔洛》中，诗人真诚的劝说令人动容：“我热爱你纯金美玉般的品格，毫不虚假地赞颂你奔放的个性”，“我发自肺腑的声音已经哽咽，我金铸成的喉咙也早已为你喊哑”。诗人在大家都为新生活齐心协力时，却发现一个“淡漠的微笑”，责任感促使诗人与之探讨生命的积极意义，“莫再将昼夜颠倒、日月错位”，珍惜时光彰显出诗人的价值观，“醒来”一词颇具用意。
    诗人经过生活的历练、修养的积淀，对国家、民族、人性更有着哲学的思考。《我要问遥远的过去》是诗人拷问历史的一篇力作，在大武永葆山下，“在日光里沐浴、在皎月下思索”的诗人通过四段式提问，层层剥离辉煌的历史，感叹时光流逝，呼唤永恒的真理，诗人的追寻何其感人。
    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时期，表现在文学上的痕迹非常明显。随着文艺复兴的声音，诗性的苏醒也使诗人回归到诗歌创作的最初状态：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这期间的作品以《黄河湾的故乡》、《垛妮达山的清露》、《清丽的夏米茨湖》为代表。黄河之畔作为诗人的故乡，不仅有着本能的热爱之情，更成为有着文化含义的重要地理概念。诗人诞生并长期生活工作在黄河上游，这条被称作母亲河的河流，承载着诗人向往的所有品格：“她珍珠般的胸襟明亮闪光，她雷电般的性格刚毅坚强。”垛妮达山美丽壮观的云霭雪影、恰卜恰仙卉葳蕤的春天、宗喀山区生机繁盛的生命之花，一个个生硬的地名在诗人笔下生发出别样生机，展现出生动、活泛、立体的面貌。诗人以清香、沉醉、画卷等意境，将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创造出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夏米茨湖是诗人写作地理中的一个特例，这座远在德国的湖泊触动了诗人的心弦，一组六月的歌唱一气呵成，笔者由此得知这个陌生的地名，同时由于诗人美丽的诗句而充满想象。这个特例突破了诗人一贯用典、隐喻、比兴的创作手法，而以朴素的天然之声描绘了异域文明的诗情画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已经突破了地理区域空间，目光已经放远。当地理区域不再受到限制，我们有理由期待诗人拓展更深广的思维空间。
    诗人的作品深受藏族民间文学的影响，民间歌谣中的成功经验常常成为诗人写作技巧的推手，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也成为诗人借以抒发感情并且赋予时代意义的象征。他的作品中，语言排比大气、酣畅淋漓，用词奇巧特别。其中，“阳光”一词反复出现，阳光是青藏高原这片高天厚土上最直观的感受，也是青藏高原人民接受最多的自然恩赐，阳光的含义蕴含丰富，赋予诗人阳刚、乐观、进取向上的积极精神，这个词汇实际上代表着诗人的气质和作品的热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称他为“阳光诗人”。
    新时期文学以来，格桑多杰与饶阶巴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同列藏区四大诗人之中，共同将藏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展示于世人面前。他们迥异于藏族传统诗歌的创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用汉语写作，第二是用自由体写作。毫无疑问，他们提供了少数民族诗人的思维形式和特有的价值观，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为汉语诗歌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藏族文学展现了另一种可能：他们是用汉语表达本民族诗意的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