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与言说的梅卓方式——《走马安多》小评

梅卓，女，藏族，1966年夏天出生于青藏高原。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著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诗集《梅卓散文诗选》等文学作品。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奖、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奖、青海省政府第四届和第五届优秀文学作品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等荣誉以及“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称号。
    对于民族题材的选择，梅卓从来就是自觉的。这种自觉反映在她至今的创作中。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是对藏族部落史的艺术重构；《人在高处》以文体实验作为切入点，建构了藏民族日常生活的状态：虚幻与现实之间；《麝香之爱》反映藏族人民生活在都市、当下的种种变化；即使是早些时候的散文诗，也依然从中汩汩流淌着对本民族生活状态的关注。而面前这部散文集——《走马安多》，则是这种自觉选择的又一次集成。对于梅卓而言，这种自觉言说姿态的塑成很难仅仅用热爱故土、心系民族等词汇来归结，它似乎更像是一种宿命般的选择。梅卓从小濡染着来自藏族农业区、牧区不同生活方式的影响：“记得儿时常有乡亲来，他们从褡裢中取出新鲜的糌粑和嫩绿的豌豆，同父母聊得不亦乐乎，我便依稀觉得，他们来自故乡，来自那个名叫伊扎的地方。”(《伊扎三题》)伴随着她的成长，这种故土情结已结结实实地延展为一个大的故土情结——整个雪域，藏民族世居之地。之所以说“结结实实”，是因为梅卓从文以来一直关注着这片雪域，这目光还将持续。这是一种来自骨血的选择，而塑成这种自觉的外在力量可能是藏民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
    这种自觉言说，在梅卓的创作中呈现不同的面貌。
    经过足够精神准备的梅卓进入《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时是带着求索和发掘的目光的。藏文化独有的文化系统对作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她借此构筑了自己的小说世界：部落、游牧……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形象描述，使《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赢得了属于它的阅读期待。但小说这一文体使梅卓将目光更多地停留在了故事中的人性层面，试图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某种诉求。
    诗歌中的梅卓则以至情至性的表现打动着读者。她对于民族文化中的经典意象充满着灵性的思考：“海中刚刚升起的高大陆，还没有年轻，便已走向衰老。烈火焚烧着了你的心吗？偶然中父辈里有人醒来，像你一样醒来，又像你一样倒下，那时候你不会说话，更不会说痛，而我痛。我将无数次地表白：我痛。”(《松赞干布：吐蕃王塑像》)这些诗句是作家的叩问和思考，带有强烈的理性思辨精神。
    《走马安多》则与《人在高处》《藏地芬芳》等散文集共同构成梅卓的“行走与言说”系列。在这个系列中，作家的自觉言说则呈现为一种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作家强烈的族群认同。在经历了地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行走之后，在经历了必要的时光淘洗和积淀之后，梅卓开始了一种沉潜状态的写作。这种沉潜使作家发生位移，成为她笔下人群中的一员，她平视着身边熟稔的人、物、事，他们有趋同的心理、文化的认同。梅卓用她特有的赤诚抒写着这一切。在《走马安多》中，我们得到的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民俗等记忆的文化体验。这种原生的族群认同是一种天赋的情感联系。梅卓作为藏民族中的一员，细腻地表现了这种情感联系和价值认同。这种表现有别于他者视域，就像马丽华所说的：“对于此在者，西藏是一种生活方式”(《走过西藏》)，对于梅卓，她就是雪域的“此在者”，藏族文化就是她的生活方式本身。
    梅卓在行文的技巧上有意识地将诸多地名、人名等名词作了特殊的艺术处理，即地名、人名的藏语音译或藏语命名。如文中随处可见的“青唐”(西宁)、“宗曲”(湟水河)、“达洪”(箭官)、“阿咪东索”(祁连牛心山)等等。这种处理往往能将读者带到遥远的过去，在历史的故地中徜徉，任由历史的风烟迎面扑来，这种时空穿梭的感受极富艺术享受性。而由于“万物有灵”观的影响，藏民族将许多高山、湖泊都拟人化了，像给格拉姆本松山神(白衣仙女三姐妹)、阿咪东索(千兵哨卡)、玛旁雍措(不败之湖)，此时，将冰冷的地名恢复到过去拟人化的称呼中，无疑更具生命感和活力感。这种叙述策略的运用显然是对本民族文化充分理解的结果，是作家自信言说的一种表现。
    这种自信言说有其特殊意义。藏族民众重视精神生活，重视以佛教教义规范自身言行。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藏民族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大大超越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藏民族生活在世界第三极，自然条件极其恶劣，高寒草原脆弱的生态环境造就了这一民族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供农耕的土地仅集中在少数区域，生产力水平并不高，但藏民族仍然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文明，这与这个民族重精神、轻物质的文化心理有密切关系。利他精神是藏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内涵，也是其重要特征。而放眼世界，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领域内，工业文明创造了无数奇迹，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带来物质的丰裕，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得到提高，但人类也同时出现异化：物欲无限膨胀，人与自然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至人的意识深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漠，社会变成一种异己力量，作为个体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人类生存的诗性丧失。而作为一种古老文化，藏族文化具有很强的内驱力，藏民族具有恒定的藏传佛教宗教传统，这一点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在今天这个存在危机的社会中具有潜在价值。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如何在一体化面前保持一种文化多元、保持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就成为摆在每个民族面前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卓和其他作家一样，为民族文化、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做着微弱却富有意义的坚守。
    这种坚守反映出作家知性的言说立场，即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知识分子是在我们人类的文明世界里，关注我们的社会文化精神、关注人自身的价值、权利和尊严的群体。他们除了本职工作，还广泛关注社会问题、关注文化创造，具有承担、担当的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从梅卓的创作轨迹来看，《走马安多》时期的梅卓正处于知识分子写作的立场。作为专业作家，除了建构她的文学世界，她还作为藏族知识分子，有意识地选择言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民族文化，传播藏族人文精神。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出于这种写作立场，梅卓有意识地在《走马安多》中对藏族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及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等作了全景与特写相结合的描述。这是一种学理化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在这种表述中传达出的文化相对观。梅卓游历藏族聚居区，对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了一番探究，她按照藏民族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评判，肯定其价值，但没有表现出民族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观念在今天还存在沟通和理解障碍的民族间是富有价值的。加之梅卓的汉语写作方式，笔者认为这已形成一种切实的理性沟通方式——针对在藏汉不同语境中生活的人们。
    梅卓在她的写作生涯中为我们划出一个清晰的创作轨迹。《走马安多》中，梅卓以她惯有的庄重、从容和亲切为我们娓娓道来这块高大陆的风景。其自觉言说姿态中包蕴自信，自信又反映出作家知性的言说立场。这是一个作家试图超越自我的表现，是作家担当意识成熟的反映。(来源：西海都市报 作者:卓玛)
    游走在青藏高原
    我至今不明晰游走的意义在于什么。但我喜欢这样的游走。多年前我开始文学创作，也开始了这种漫无目的的游走。无疑，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内心世界不可分割，我却更久、更深地沉溺于外部。游走的积累和经验在我是不可多得的财富，我使它们纯粹，成为一篇篇文章。
    我出生并生长在高原。群山之中，最美的莫过于万里长云蓝天，青翠苍茫草原，红墙金顶的寺院群落，曲径通幽的静修之地，这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平和，时时刻刻警示并安慰着我，这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土地。
    美在高处。美在生活于高处的人们。美在对此可亲可敬的感受。美在坚持。高原的广袤无垠是永不枯竭的起源，我的文学创作源于游走并感动于游走的地方。
    游走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感动。
    我曾在一帧古旧的照片前流连。那是在玛曲河北岸一所深宅大院，方圆百里再也没有比它更辉煌的历史，正屋里的像框中镶嵌着五十年前的主人：他穿着高领藏装，头发一丝不乱，两撇小胡子神气地翘着，那犀利的眼神，紧绷的面部表情，让我突然明确：他一定有过非凡的经历，与众不同的爱情，艰难多舛的命运。探求的欲望使我拿起笔来，在纸上建立他的家园，为他命名，感受他的梦想和失败，同他一起重新与命运抗争。
    这样的文学形式便是我游走的收获。
    有时的游走近乎于失语状态。面对沉默大地，面对拥有数千年文字历史的吐蕃高原，言语的力量是那么贫弱和语无伦次。当那年初次到达藏民族发源地雅砻谷地时，历史的记忆瞬间散发出无量的光芒，不由得伏在垩白的纸张上呼唤——“别垂下眼睑/别为雅砻哭泣。”
    但感觉上仍然长留着温暖。多年来，常常在创作之外与诗歌、小说相逢。每当一段游走过后，静下心来，那种温暖的感觉便隐隐袭上心头，游走本身并没有意味着结果，结果是紧紧掩藏在心底的、经过时间淘洗、接受历史考验，并在思维的沉淀之中渐渐升起的激情的迸发。
    无论诗歌与小说，拥有激情就拥有着可贵。
    因为游走，我逐渐摆脱文风中的个人感伤和自艾自怜。好在数年后的今天，游走对我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使我懂得温暖不仅来自于内心，更多地来自于乡亲故土兆示着的智慧、良知与尊严。
    今年春天，我背起行囊又一次出发，翻越拉脊峻岭，穿过高原清澈的大河玛曲，来到古城溪哥。溪哥城正是梨花开遍时刻。“装上一袋瓣叶出发/走在安多走在安多/命中的果实会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