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热散文集》之后记

　　这本书之前，我和作者年乃亥?哇热只有一面之缘，许多年前的一次文学聚会，地点在其故土——海西州天峻草原。那个季节我也有幸目睹草原上的一次盛会，牧民们驾车，牵引自己的骏马四下聚拢来赛马，只有在这样的场景牧民们才会找到自信心与尊严似的。
　　“其实马背上有什么落下
　　又有什么在成长
　　其实他们的奔跑催生了新的广大草原
　　其实他们的奔跑拓宽了大地的范围
　　死的边缘”
　　(班果《雪域·赛马印象》)
　　每当我在草原，置身马嘶人欢的欢乐场景，总会想起这些诗句。同样，如今我家乡的人们在经历了“哧达”（摩托）和“朗阔”（汽车）的速度与激情之后又开始亲近骏马，这或许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吧！
　　除去直觉把握的诗，散文化的生活主体深入与立马盘桓的沉吟就在于且行且思的散文形式：“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普遍的事物”——据说是普希金的名言。世界名著《猎人笔记》的作者、俄罗斯小说家、散文大家屠格涅夫解释说“普遍事物”即“热情与平静的特殊混合”。如果说诗歌创作的灵性是自然或是寻求自然的喷泉——扬，那么散文就是岁月酿造的陈酒——抑，却令参加这场盛宴的饮用者沉酣弥久。年乃亥?哇热先天具备了这个条件，他是从黑帐篷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内心也同样交织着“怎么办”的矛盾情结。只不过，作为有知识、有文化，审美价值观又不同于周围一般人，观点、意识又与同族牧民兄弟有相对出入的“新人”——作家而言，他只是一位优越的“文化持有者”。哇热散文并没有渲染过多的意志冲突与彷徨，有的只是在祖辈长眠的故土找寻原初“自性”的感触碎片或者徜徉在花海小径通往故乡的路上若有所失的冥想以及遥望星际感受生的苦闷、以口耳相传的“故事”延续想像中的一个整体——“祖父”、“族群”、“黑帐篷”、“转经路”，一座“古刹”、一尊“佛塔”、一串“佛珠”等等不共殊相，从中作者分明感到一切都在隐秘的“无常”中流逝：文学的原创时代似乎早已终结，“后现代”支离破碎的叙述从幕布后喁喁登场。小说的技巧如果是暗讽，那么散文就是向隅而泣的自嘲：“非常遗憾在于，先辈的文化谱系中所谓散文的承载往往失之片面或单一，它刺痛我的心，我是相对于佛学讲的。有人会说文化环境和历史积淀使然，而我认为这只是借口罢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我的散文不敢承受其重”（《哇热散文?我的散文观》）。因之，哇热散文也相应变化为随笔、小品、美文，从而作者委身散文“自述”的界面反对精神桎梏与人格束缚。如此，人文——去宗教化的世俗欲求和婉拒工具理性的矛盾纠葛贯穿哇热散文经纬，文学和散文负载个体苦痛，作者以文学作为观照世界的轴心，伤感又卑微地喘息，在灰烬的灶火边重温、回味。因此，作者写村史的故事其文化象征大于一册文字的意义。套用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的话说，哇热的“草原”也并不“直接在场（presence），只存在于语言的、文学的家中。作家也不是借写作营生的差役，而是具有人文素养的Amateur（文学爱好者）。惟其如此，由真实的话语滋养呵护的陈述与感动才愈显其朴实无蔽的生命底色。在这一点上，哇热与屠格涅夫语境相似：一个始终奔波在回乡的路上，另一个在遥远的国度思念着养育自己的俄罗斯草原。无论在哪里，都有自己文化脐带相连的根系土壤，这是民族与族群的幸事，更是文学之幸、作家之幸！
　　鲁迅先生说过：“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这应该是野牦牛文学丛书出版的本意。在另外一个层面，作为传播的实际功能，译介工作同样能够促进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达成意会、互动、交融、和解、和谐。因此，文学领域的“民译汉”工作者身兼二任，肩负文化交流的光荣使命。
　　另外，笔者理解的“翻译”（特指文学翻译）概念与技巧止在字面：盖“翻”者逾越之谓——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年－1700年）所谓“paraphrase（超字译）”。“译”乃“易”也——语言单位的对应切换。语言现象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以及在翻译向度的诸如“直译”、“硬译”、“套译”喋喋不休的争辩不应是原则分裂的阵地战，而更应该是“文”、“质”共时，“信”、“达”同趋之“雅”事！

作者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