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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新藏人电影中的佛教景观
作者:郁丹 编辑:多旦多杰 时间:2017-5-8 15:57:00 来源:《中国藏学》 点击数:

 
郁丹摄

  摘 要:尽管中国藏人自创电影在21世纪初才开始起步,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在国际电影节中频频获奖。在他们的影片里,有关藏人文化的电影景观与非藏人同行的作品有许多迥然不同的地方。这标志着中国藏人自创电影语言表述的兴起。在这些不断涌现的藏人电影作品中,场景和人物的逼真感和可信度常常在藏人文化认同与藏人佛教习俗的难解难分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本文以当代中国藏人电影导演万玛才旦的作品为案例讨论了当代藏人影片如何对全球化和现代化与佛教价值观之间的张力进行表述,同时也探讨了当代藏人电影的跨族制作过程。

  关键词:新藏人电影 佛教景观 跨族电影 传统 现代

  中国藏人藏语电影作品在21世纪初才方兴未艾。然而,这些电影作品已经在国际电影节中屡次公映并频频获奖。并且,这些作品展现的藏族文化景观与国内及欧美既有的涉藏电影中的景观存在显著差异。当代中国藏人电影景观和人物刻画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体现出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本文以著名藏族电影人万玛才旦的电影为案例,对其电影的国际化创作过程进行阐释。同时,还将论述万玛才旦如何运用电影语言来描述当代中国语境之下全球化与现代化对藏族佛教价值观的冲击。钦则诺布仁波切的《高山上的世界杯》(1999)和艾里克?瓦利的《喜马拉雅》(1999) 在20世纪末推动了藏语电影在全球范围的普及。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藏人自创电影人及其优秀作品的出现反映出这两部藏语影片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国际电影数据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简称IMD)目录中列出的15部最著名的藏语电影中,万玛才旦的《寻找智美更登》(2009) 、《老狗》(2011)、《静静的玛尼石》(2005) 被列为世界藏语电影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曾在东京银座影展(Tokyo Filme 最佳作品奖)、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The Locarno Film Festival金豹奖)、曼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上获奖(以上仅列出了小部分获奖名称)。

  ………………

  本文以笔者与万玛才旦在北京的教学合作和参与其部分影片摄制作过程之经历作为基础进行民族志叙述和影片阐释,以期能为当代藏人电影研究的多元化贡献一已之力。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将本文置于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并非是要将万玛才旦的电影生涯地方化,而是希望强调其电影创作的跨族、跨国属性。“跨族”和“跨国”这两个词是来源于英文的transnational, 这个词通常的中文翻译是“跨国”,但是从英文词根上看,还有“跨民族”的含义。因为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在本文中暂且翻译为“跨族”但包含跨国的意思。因而,在文中,跨族(transnational)意指地理方位、个人和专业流动性以及来自不同地区资源的同步链接。在此,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万玛才旦电影的跨族性,笔者罗列一下“跨族”在文中的几层意思。首先,跨族指的是万玛才旦工作和生活的双重焦点(bifocal) 或两地 (bi-local) 栖居模式。比如,北京通常是其影片前期资源筹备、后期制作和进入电影市场的地点,而青海(安多藏区)是其家乡和电影拍摄基地。在此情况下,跨族与全球链接性 (global connectivity) 是同义词。因而,跨族也就意味着万玛才旦的电影制作过程是一个跨族与跨国的多重性流动过程,诸如拍摄所需的物力和人力资源的集聚以及影片完成后的国际影展活动等。在这个意义上,跨族意味着一系列的大都市和网络链接点,作为赢得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电影制作资源的口岸。自从万玛才旦在亚洲、欧洲和北美逐渐赢得了观众后,跨族还意指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社会状态和政治环境中、在藏人和非藏人当中佛教是如何被解读为藏族文化传统的核心的。最后,从影评的角度看,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跨族还与导演本人如何通过电影语言来表述藏人文化能动性及其公共话语相关。


郁丹摄

  构建跨族藏人电影

  2002年,万玛才旦来到北京追求他的藏语电影事业。他当时才三十出头,却早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了。在好友们的支持下,他开始在中国唯一的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好莱坞”的腹心地带,是培养和聚集众多知名电影导演、编剧、摄影师的圣殿,诸如张艺谋、田壮壮、谢飞、张献民、黄丹等。他们之中大部分都在圈内享有盛誉或身居要职。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被视为是“中国的好莱坞”,那么现在北京则是中国电影制作的中心。这座城市聚集了大量人才、资金以及国有的和私有的影视制作公司。中国电影工业20%的年增长率通常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各种会议室、工作室、咖啡馆、私人会所里被营造出来。如果说孟买被称作是印度的宝莱坞,那么笔者当然也可以称北京为“北莱坞”(Beillywood)。通俗地讲,北京是一个强力磁场,吸引着年轻的男男女女,进入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影工业。不过他们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更多人则在“北莱坞”的外围等候时机的到来,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国家体制或大型电影企业之外制作他们影片。这种趋向日益被学者们记录和研讨,诸如裴开瑞、毕克伟和张英进。万玛才旦便是属于那些选择独创制作电影的群体中的一员。

  目前,国际学界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文集和专著。裴开瑞的多卷本《中国电影》文集证明了中国电影日趋多元和扩展的规模对学者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在这些数量不断增长的自创电影作品中,诸如万玛才旦那样的非汉族电影人的经历常常被笼统地概括为“少数民族经验”或是“少数民族电影”。相关的学术讨论仍然停留在中国的“族群”和“民族”等宏观政治学方面,从而忽视了非汉族电影人多样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无庸置疑,“族群”政治在北京是至关紧要的,然而,把蒙古族、藏族或其他民族的电影人合并在一起,把他们统称为“少数民族”,却有意无意地就把多数民族以外的人群单一地族群化和种族化了。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是一种以汉族为重心的科研视角,通常忽略了来自其他族群的电影人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各自作品的复杂性。在此,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里,“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都属于一类国家或政治建构概念,而不是个体内在的文化意识。但是,一旦此类概念体化为社会现实时,它有其社会生命,因而,如同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少数”和“多数”的社会构建被体化到个人意识里便不足为奇了。

  万玛才旦常常谈及他电影制作的理想是要建立藏语电影——不是要在21世纪主张藏人的自我封闭,而是要叙述藏人在这个巨变的世界、在中国现代化、藏人文化国际化中的经历。在万玛才旦创作剧本、塑造人物、执导拍摄过程、用藏语将活力注入故事中的同时,他也鼓励自己的同辈和未来的藏族电影人这样做。他的电影导演方式已被身居中国城镇中同样全球化的藏族艺术家们广泛接受。在这个背景下,万玛才旦的电影创作既是藏族式但同时又处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跨族、跨国扩展的趋势里。在当代中国电影研究里,“跨族电影”或“国际化电影”(transnationalcinema)涵指日益增长的地方多元性和全球连通性。

  ……………..

  在田野民族志工作中,笔者发现藏族学生与艺术家常常将万玛才旦尊敬地称为“新藏人电影”的奠基人,意指此类藏语电影由藏人来编剧和导演,而不是由国家或非藏人电影人来制作。对藏族观众来说,新藏人电影与他们常常提及的“本土藏人电影”是同义词。在其中,藏人期望建立对自己文化传统、习俗和社会问题的公共表征,原因是在过去还没有过藏人自创电影。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藏族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注意到重构藏文化传统的正面形象成为了一个“藏族化”的过程。其中万玛才旦的电影制作是当代藏族艺术家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汉族电影人和影评人都对万玛才旦在“中国电影新势力”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无可否认的是,万玛才旦的电影魅力,特别是其早期作品,是建立在他对藏人世界以佛教为主的正面描述上的。对于境外的藏族电影人来说,这已不是新手法,而是一种被批评为用佛教语汇来刻版化藏族文化的形式。但是对于国内缺乏对藏族文化史了解的观众而言,万玛才旦的电影为之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内的主流人群已经习惯性地将藏文化与“落后”等社会发展概念等同起来。相比之下,万玛才旦的影片给观众们带来对藏文化新的描绘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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