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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格萨尔》的搜集与研究
作者:李连荣 编辑:多旦多杰 时间:2017-3-13 14:55:00 来源:中国藏族网通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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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世纪起,史诗《格萨尔》开始在欧洲文化中引起注意,到今天,它已经形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二百多年来,国外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部史诗的积极开掘。纵观二百多年国外学者研究这部史诗所取得的成绩和呈现的特点,不仅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研究史诗的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有益于今后加强我国《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并从中或多或少地还可以找到,我国《格萨尔》早期史诗学建设和国外《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某些渊源关系。

  特别是1959年以前,国外对这部史诗的调查搜集和理论探讨,在我国《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着重介绍1959年以前国外研究概况,特别是那些对我国早期《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有过积极影响的成绩。当然1959年以后国外的研究,也在一定意义上开阔了我国《格萨尔》史诗学建设的视野,但比起这之前他们的研究,对我国《格萨尔》史诗学建设所具有的渊源意义来说,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国外学术研究发展的传统,以及出于我国《格萨尔》史诗学发展的需要,对1959年以后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关注。

  另外,还有一些具体情况,在此有必要加以说明。首先,本文的介绍以问题为出发点,没有特别强调学者的国别和文章篇名。其次,鉴于前面提出的目标,本文没有全部收录同时期对同一问题展开讨论的所有学者。再者,由于早期研究者探讨的基本上是蒙文本史诗,因此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一般指的是对蒙文本《格萨尔》史诗研究。最后,本文参考了我国学者总结国外研究的成绩,以及最近出版的国外研究者著作的学术概况部分。①

  一、史诗资料的发掘和最初提出的问题

  (一)史诗在欧洲文化中引起注意

  1772年,西伯利亚的旅行家和研究者帕拉斯(P·S·allas)最早在麦马钦城见到了一座格萨尔庙。他在介绍这个情况的游记中,还提及蒙古地区有一部关于格萨尔的巨著,但没有引用原文资料。1802年,别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在卡尔梅克旅行时抄录下了《格萨尔》的两个片断。1820年,季姆克夫斯基(E·Timkovski)经由蒙古到中国旅行,也抄录了卡尔梅克《格萨尔》,完成了一本笔记。1825年,克拉普劳特(J·Klaproth)提供了某些有关蒙古《格萨尔》的资料,他根据蒙文资料,误认为格萨尔就是关云长,生在西藏和中国陕西省之间的青海一带。1839年,施密特(I·J·Schmidt)院士首次用德文发表了蒙古文版本《格萨尔》,由此,欧洲东方学者才更多地了解了这部史诗。同时,施密特也首次关注了研究该文献在方法论上的两点问题:他认为该作品对于研究民族志学很重要,并认为该作品的产生地域与西藏有关。

  (二)最早提出的问题:归属问题

  19世纪下半期,关注《格萨尔》问题的方向有了某些改变,在提出其归属问题的同时,还指出它的性质为民间文献。当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两种观点上:有人说这部史诗是蒙古的,有人说是西藏的。1851年,绍特(W.Schott)根据施密特译本进行与《卡勒瓦拉》的比较研究工作。经过词源分析,他不同意来源于西藏说法。1890年,波塔宁(G·N·Potanin)在翻译的帮助下将蒙文《格萨尔》转译成了俄文,并对西亚和欧洲史诗的相类似情节作了比较研究,找到了全世界性的共同情节。他在《格萨尔》与俄国的壮士歌比较研究中指出,东方学家们认为“格萨尔”是藏文的Gesar(花蕊),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一称呼来自突厥语系某部落的名字。

  实际上在20世纪初期以前,国外学者们所见到的只是一些蒙古文和藏文《格萨尔》的部分章节。此外,用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汉嘎诺夫(M·H·Xangalov)《民间戏剧集》里发表的资料和1893年波塔宁的《中国唐古特——西藏地区和中部蒙古》一书中的材料,以及上面提到的施密特的德译本。因此,这些研究还只是初步的介绍性质的。

  二、藏文本史诗的发现与认识意义

  1900年,传教士弗兰克(A·H·Francke)首次在拉达克抄录了比较完整的藏文本《格萨尔》,他把这部著作叫作冬季神话或民间故事。同时,他还得到了一份藏文《格萨尔》的手抄本。其抄录稿内容包括:(1)格萨尔同巨人——霍尔王的战斗;(2)到中国旅行并向汉王公主求婚;(3)《格萨尔》传说的序幕;(4)歌颂格萨尔战胜敌人;(5)宗教上的结婚仪式。他指出,“这份记录稿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在中国的旅行。这里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地理上的中国,而是想象中的地区,这个‘黑暗的远方’与其名称完全相符”。同时还认为,这部作品反映的是西藏历史中佛教传入以前的时期。1901年,劳费尔(Berthold Laufer)评论弗兰克的记录时认为,(1)弗兰克得出的论断是正确的——蒙古版本的内容来自西藏,但根据并不充分;(2)在西伯利亚和中亚整个地区流传的英雄故事,其起源史料也应该来自西藏。

  1931年,列维(Sylvain Levy)给达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和庸登喇嘛(Lama Yongdon)《岭格萨尔的超人生活》所作的序言中说,(1)《格萨尔》最早是西藏版本;(2)格萨尔是个历史人物,7~8世纪生活在岭国附近,离岭国不远是康木;(3)这个版本里有许多佛教的东西;(4)同时他指出,虽然“有充分的理由证实,属于《格萨尔》时代的许多古代传统出现在苯布(萨满)——宗教信徒当中,这种宗教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就已存在,后来用佛教来解释这个传统。”但不要把这部史诗看作是萨满(苯布)创作的形成;(5)它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艺人中传播;(6)格萨尔中的组成部分在《格萨尔》之前即已流传。这些论断基本上固定了史诗的西藏起源说,藏文本《格萨尔》史诗的发现和收集对此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有关史诗基本问题的提出

  1935年,科津(S·A·Kozin)院士论述了《格萨尔》的来源,在注释蒙文北京版7章本《格萨尔》的俄译文时(附:北京版蒙文7章本《格萨尔传》的相关情况——①1716年在北京出版;②1839年施密特在彼得堡出版蒙文和德文对照版;③1936年出版科津院士俄文译本;④954年蒙古族学者墨尔根·巴特尔在北京隆福大街发现后6章;⑤1955年在呼和浩特出版13章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1)格萨尔这一名字是什么意思?(2)是否和‘kecapb’、‘цeзpb’非常相近?(3)帕拉斯看过并记载了格萨尔的庙宇,那么《格萨尔》究竟和对格萨尔的崇拜有什么关系?(4)在文献中反映了哪些历史传统?文献的出版史如何?编者是何人?何时写成的?康熙皇帝出于什么动机允许出版的?根据哪些资料出版的?为何出版的正是蒙古文本,而不是西藏文本呢?(5)这两种版本究竟有什么相互关系?究竟算不算是一种版本?作品的主题和形式是否有特别相近之处?(6)何谓《格萨尔》?这是宗教书籍,是英雄史诗?还是属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关羽传奇故事的《三国志》的两种文学版本,或是关于帝王亚历山大、马其顿传说的版本?(7)这部文献为什么用南部蒙古方言出版,而不用全蒙古古典文学语言出版呢?(8)此外,科津还指出“确实,这里把普通故事,壮士歌、寓言、笑话的语调都提高到史诗的高度,而且巧妙地循环使用各种有趣的因素,很难确定这部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类民间创作。”但肯定的是,民间口头传说仍然是蒙古《格萨尔》的基础。另外,他还认为北京7章本最早编写于17世纪,因为其中没有早于此前的古语词,并根据语言特点认为,它产生于卫拉特部。

  1948年他又提出了新的见解,(1)认为它产生于西藏的蒙古人中,尤其与蒙古宗教界的广大僧侣有关。经过这些人的传播,这样才受到了西藏的影响;(2)格萨尔与成吉思汗有关系;(3)《格萨尔》有两个版本存在:经过了佛教徒加工的和一般民间口头的。

  1938年,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V·Alexeev)在《对科津<格萨尔>一书的评论》中指出:“至于格萨尔同中国的关帝相似的问题,这种相似是纯表面的,我不主张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问题上,因为这里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无知把他们相混,另一方面是钝性,即属于当时服从中国当局的消极性。”1941年,米特里亚索娃(H·A·Mittreyasova)在《格萨尔研究史》中,批评了格萨尔是布利亚特蒙古人独立创作的观点,得出了蒙古人从西藏人那里借用了《格萨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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