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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的目的和契机
    宗日遗址是1982年全省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三年后高东陆先生在《青海省考古学会会刊》第七期上发表了《同德县巴沟乡兔儿滩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遗址发现记》一文，对宗日遗址的发现情况做了简报。进入90年代，鉴于以往史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一直在东部农业区的现实，为了将青海省考古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文物主管部门明确提出了将重点转移到日月山以西和黄河上游地区的工作方向。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二十几年的专业人员，同时又是主管文物工作领导，我理所当然地承担此项工作中的一个课题，因此1994年以我为领队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文物处组织人员，开始了宗日遗址的发掘。

    之所以选择宗日遗址，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遗址发现者根据调查材料将之定性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那么该遗址便是马家窑文化发布上最靠西部的一处。通常的认识，马家窑文化是受东部的仰韶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发布于甘肃及青海的广大地区，其发布区内文化面貌是否完全一致呢？进一步，如果马家窑文化中在仰韶文化因素之外尚含有诸多地方土著文化因素的话，则越是在其边缘区域土著特征会越强烈。由此，宗日遗址的发掘也许会使我们对马家窑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入。其次，《发现记》中所附的器物线图，除有较为典型的半山类型彩陶外，还有更大比例的夹砂粗陶器，我们发现其与典型的马家窑文化粗陶有些不同，其一是陶色，虽然调查者描述为红陶，实物观察却是乳白色，颜色较深者也仅呈乳黄色，灰陶及红陶反而少见；其二，这类粗陶上施有彩绘，并且纹样与传统的马家窑文化陶器迥然相异。这种夹砂陶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充分了解该遗址进而把握该地域的远古文化面貌，填补该地区史前考古的空白，便成了宗日遗址发掘的首要目的。
遗址的环境及名称
   宗日遗址位于海南州同德县巴沟乡。黄河蜿蜒蛇行冲出两 岸陡峭的峡谷之后折向西行，流速也减缓下来，在此留下了一片较大的冲积台地。一级台地高出现河面约10米，河南岸较宽，属于兴海县曲什安乡；河北岸较窄，属同德县巴沟乡。北岸的二级台地又高出约15米，更为广阔，但常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将台地前沿分割成长短、宽窄各不相同的一个个凸台。再北边则逐渐升高为塔拉隆山。在黄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自东向西依次有班多、团结、卡力岗三个自然村，相距2公里左右。村民们以种植农业为主，兼营少量畜牧业，由此一级和二级台地的稍为平坦之处已全部开垦为农田，冲沟两岸多栽植树木。自班多村西南部开始到卡力岗村东南部结束，包括团结村南部的所有面向黄河的凸出台地上几乎都有遗迹或墓葬分布，总长度达5千米以上，是目前黄河上游发现的时代较早、面积最大、内涵极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团结村西有一条巨大的冲刷沟（季节性河流），沟西各台地属卡力岗村地界，沟东的一至四台地属团结村，第五台地及以东为班多村地界。文物普查时调查队发现及试掘过的地点在团结村东边，当时野草丛生，野兔及野鸡等动物栖息出没，向村民询问此处地名时，得到了一个信口而出的答复：“兔儿滩”，这便是《发现记》与《全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中“兔儿滩遗址”的来历。1987年重点遗址复查时，因人员变动而不知1982年的调查地点，遍询当地村民竟无人明确指出“兔儿滩”之所在。邻村的藏族村民倒记得附近有一地名为“托儿滩”，因此复查记录上便留下了“1982年普查为兔儿滩，1987年复查改为托儿滩”的备注，并且复查遗址登记中也使用了“托儿滩遗址”名称。其实，“托儿滩”藏语“托勒塘”之音转，意为“小马驹滩”，地点在初次调查地点北4千米处，并不属于该遗址范围。1994年正式发掘时，关于地名问题又作了一番调查：班多于卡力岗两藏民村庄系由化隆县迁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而团结村则始建于70年代，由来自四面八方的汉、回、藏各族组成，故名为“团结”，仅由二十余年历史。所以对各处地名团结村民并不太知晓。没某一村民随口而说的兔儿滩一地，当地村民包括一部分团结村民也不清楚，况且所谓的“兔儿滩”，经调查仅是遗址范围中有一小块，所以这一地名显然不包括。至于当地人们知道的“托儿滩”（托勒塘），因地点不同，更不能使用。我们认为只有广为当地人们知晓并使用、区域范围又符合的地名，才可作为合适的遗址名称，因此选择了“宗日”，藏语意思为“人群聚集的地方”。另外，改“兔儿滩遗址”为“宗日遗址”的可行性在于，此前“兔儿滩遗址”仅在内部刊物《青海省考古学会刊物》及《全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上使用过两次，当时还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被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