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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于地下的宗日文明

宗日人消失了
    事实证明，游牧部落的出现，标志着高原从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为了掠夺财富，不同部落有必要通过血缘连在一起，建立起了强大的氏族部落组织。宗日人形成了叱咤风云的苏毗、多弥、党项、白兰等西羌部落集团。可以肯定是氏族部落制度在牧区甚至比农区保留的时间更长久，保留的内容更多。
    恩格斯曾说：“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可以看出，一个原本统一的部落怎样渐渐地撒落与广漠的大陆，各部落怎样分离而转化为民族，转化为完整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到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其差不多消失了原来同一项的任何痕迹。”
     这些从野蛮时代中级阶级开始分离出来的游牧部落，带有很多母体的印记，以至可以寻踪辨认他们之间的关系。
    《隋书•西域传》中言：“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未羯，在位二十年。女王支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国，共知国政。”
     这说明苏毗曾是一个较大地部落联盟，在漫长地历史发展中，由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后来分裂为东西女国。女国以女为王，于西王母国吻合。可以想见，在两千年的时间里，苏毗活跃在高原历史的舞台，它陈兵青海湖到河曲的广大地区。与中原交往，不仅参与周文王伐商战争，表示臣服，多次向中央王朝敬献玉璧。
     而穆天子即周穆王西巡，更是到青海湖畔与西女王结盟，巩固四荒。青海湖因此也就有了“赤雪甲姆”，即古藏语“万帐王母”的意喻。过去史学界对吐蕃的勃兴不解，对吐蕃这一于西羌诸部在语言风俗、生产等许多方面相类似，提出，“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以及“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些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夜之间就统一了青藏高原，并与唐朝争夺和细之地，借助的就是古老苏毗的铁器、黄金和铁骑（著名的河曲马）。依次苏毗、多弥、白兰等部落的先进技术，使吐蕃最终得以崛起。也是说，宗日人在与吐蕃结合中，渐渐地消失后最终形成了现代的藏族。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但不能因此顾此失彼，排除宗日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类型的特征，宗日遗址的发现，成为与卡若遗址、曲贡遗址并存的藏族最早的三大文明源之一。他所创造的游牧文化至今影响着藏族勇敢、耐严寒的民族个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宗日人与其他高原民族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同化，共同发展，创造了辉煌的游牧文明，成为藏族的先民。正是通过研究宗日文化，不断揭开藏族起源的悬疑。将藏族后人们重新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