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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国民政府支持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的历史内涵

的内涵，认识到宗教的社会作用在满蒙民众中的唯一性，部分地弥合了在军事失利后日军统治下的民众心理上的空白，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对地方势力和民众力量的争取。

三、顺应历史的选择——多方斡旋力推班禅大师返藏

　　1933年12月20日，西藏驻京代表转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电蒙藏委员会“达赖佛座于藏历亥月三十日（即国历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时圆寂，藏中事务由司伦及噶伦负责处理，……并呈报中央。” 西藏各僧俗首领纷纷致电请求班禅大师回藏。西藏民众代表程文元、李春光等倾向中央各当局呈报西藏之现状、详述藏中情形，表达对于国民政府政策的拥护和支持，“西藏仍为中国统治、颁赐封典、政府自有权衡，况班禅佛爷为吾全藏教主，中国赐以封号，实为尊重吾藏宗教。” 班禅大师回藏是国民政府在西藏特殊历史时期改善双方关系、实现对西藏有效治理的机遇。同时，国民政府也看到了班禅在内地期间各种活动所产生的效应，认识到班禅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的发言权以及班禅在内地影响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对西藏地方上层少数人施加压力，以更加从容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西藏局势的恶化和英国趁机控制西藏，加快了护送班禅返藏的步伐。“班禅回藏后，以安定前藏当局之心为首务。”

　　噶厦政府对班禅大师欲在护卫队的保护下由陆路回藏之事，迅速做出反映，曾希望班禅由海道入藏。当时，班禅大师已经到达青海，在返藏路线问题上，藏方未做进一步的坚持，并且由海路返回也不符合历史旧例，答应由青海返回西藏。但在护卫队问题的交涉上陷入停顿，并将藏军集结到昌都一带，造成川藏边界的局势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质变。1936年2月1日，西藏民众会议及噶厦均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由西藏自行迎接班禅回藏，并分别向行政院、蒙藏委员会致电陈述护卫队入藏的种种不当。2月4日，英国大使又提出阻止护卫队进藏。由于多方力量的牵制和抗日战争的爆发，班禅大师暂缓返藏，驻锡青海玉树。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大师在青海玉树行辕甲拉普章内圆寂，返藏计划最终流产。

　　班禅大师返藏是国民政府在内地活动政策的继续和延伸，是在历史选择中和形势节拍相吻合的有计划的返藏。其返藏过程中的曲折过程，是在枝节处难以逆转的既定的可能性因素，在返藏途中所进行的争取也是阐明国民政府立场的过程，政府所进行的任何一次行动在短时间内都难以预知，但是在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史上却记录了这一历史的客观存在。

四、在历史的跌宕中反思——阶段性政策的点线模式

　　从班禅大师在内地十三年活动的历史曲线中，可以看到突显历史关界点的政策勾勒模式：班禅大师来内地的缘起、国民政府对班禅大师的政治优抚、拓展政治活动的空间、实现在返藏以后由班禅大师进行西藏的建设计划，表达了回藏以后进一步加强彼此的联络以精诚救国的政治思路，“首先进行与内地的交通联贯，……并派中央派员考察，沟通文化，如是感情当益加深厚矣。” 这是政策制定和实践的主线；班禅驻京办事处、国民政府会议上的陈词、召见内蒙古王公、返藏留驻青海……则是施政过程中的历史着重号。
班禅大师回应国民政府的态度以及在内地宣化抗日救亡及其推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均与国民政府五族共和的方针相契合。班禅大师的政治表达是国民政府支持他在内地活动的政治前提，在满蒙边疆地区班禅大师的影响是班禅大师进行活动的最直接的政治效用的体现。在历史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和多方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班禅大师支持的政治内涵表明了其力求在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沟通的基础上，在行使主权基础上，消除外部势力的干预和谋求康藏纠纷的解决。国民政府在支持班禅大师的过程中不放弃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交流和接